(3 )用武目的不在于统一而在于反分裂 。把 2001 年 1 月发表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同《反分裂国家法》相对照， 可发现对用武底线的规定有下列变化： (A) 前者“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后者变为“非和平方式及其他一切必要措施”，后者的提法至少在语感上比前者温和； (B) 前者把“外国侵占台湾”列为用武的第二种条件，后者未提这条，说明后者更注意避免同外国发生冲突； (C) “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谈判”改为“如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此项修改显然是要提高主动用武的门槛，即笔者所谓祗对“被动用武”授权而不对“主动用武”授权； (D) 前者把用武目的归结到“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后者未出现这句话。这表明即使采取“非和平方式”，也不是要一举完成统一，祗要台湾当局同意“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大陆就会停止武力行动，届时台湾还将自己选本地区的领导人，两岸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这部法中并没有许多人猜测的“追究条款”或“处罚条款”，为什么？因为立法者瞭解反独成功并不等于促统成功，既然这时大陆并没有管治台湾，即使制订了“追究条款”或“处罚条款”也不能落实，反而为谈判制造障碍，所以没有定此类条款。
在改善两岸关系方面的政策新意
( 1)过去较多是讲原则，喊口号，这两年更注重照顾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做务实的、台湾民众欢迎的、基础性的工作。在胡锦涛主席２００３年３月提出的 " 三个有利于 " 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四个有利”，即祗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对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对两岸关系发展与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祖国大陆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
国务院台办先后提出“共同参与、多点开放、直接对飞、双向载客”的“十六字目标”与“大陆积极推动两岸三通”“政策不变”等五点意见，积极与岛内各界联系，主动邀约台湾航空业者与大陆相关人员进行沟通，最终使春节包机得以实现。台湾海基会原董事长辜振甫去世后，海协会汪道涵会长派副会长孙亚夫、秘书长李亚飞等，以其私人代表身份赴台吊唁，以显示对辜先生的敬意与对台湾同胞的尊重。随后又在台湾农产品销售大陆、货运包机，两岸直接 “ 三通 ” 等议题上主动释出善意，这都是 “ 四个有利于 ” 的具体表现。为了做到这些， 两岸在谈判模式上发展出“民间谈判˙官方背书”的新形式，在接触模式上则发展出“以官扮民˙官代表民”（孙亚夫、李亚飞等以汪道涵私人代表身份赴台)的新方法。
(2)在谈判问题上，大陆也展现了若干灵活性。在最困难的“一个中国”问题上，北京为台湾方面设置了四个“台阶”： 最低的要求是守承诺。 “ 胡四点 ” 对 “ 扁宋会 ” 达成的 “ 十点结论 ” 及时回应，要求陈水扁切实履行“四不一没有”和“不以宪改推动法理独立”的承诺。在笔者记忆中，北京的最高领导人迅速对台湾最高领导人的某种表态做出直接回应，而其中又暗含了对“中华民国法理”的某种肯定，这还是第一次。 第二层台阶：“对于台湾任何人、任何政党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所作的努力，我们都欢迎。”这里的“任何人、任何政党”显然是指民进党，因为国民党和亲民党原本就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对民进党而言，即使暂时做不到“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但祗要朝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方向进行努力，大陆注意到了，都会表示欢迎。 第三层台阶：胡锦涛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不仅是大陆的立场， “ 也见之于台湾现有的规定和文件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台湾当局可以按照它现在的规定和文件作表述，回到一个中国原则。 最后：祗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九二共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政党，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我们都愿意同他们谈发展两岸关系、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其他问题也都可以谈，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也包括两岸关于和平稳定发展框架和实现和平统一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这“四个台阶”的设计，反映了大陆对尽早恢复谈判的诚意，而且充分考量到了对方的立场和方便。
从强调“内政问题”到更注重争取国际支持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任何外国插手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坚守了半个多世纪的原则立场，今后也不会改变。 但在具体诠释和具体落实这一原则的方式上，近两年的做法同以往的做法似有所不同，下列几点可略见端倪：
(1 )以往为了避免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北京不愿意外国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但是在 2003 年底台湾当局推动“公投绑大选”时，北京并没有做任何台面上的反制动作，代之以发函给各国驻京大使馆，主动解释中方反对台湾搞公投的立场，并通过外交管道请各国对台湾方面发出警告。台湾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共首度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加强‘经外（利用外力)制台’的策略”。
(2 )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矛盾最尖锐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在过去很多年中，北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发挥的负面作用，在那样的背景下，根本不可能想像北京会在采取重大行动前，先派主管台湾事务的部长级官员到美国去通报和解释；要知道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几年以前，在中国轻则被批评为“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重则可能被扣上“媚美卖国”的帽子。而在这两年， 从智库、主管部门到决策高层，渐渐形成了一项共识：即至少在反对台独的问题上，中美两国是有共同利益的，存在合作的可能。 因此，中国高级官员开始频频在美国磋商台湾问题，两国智库也开始讨论“共同管理台海危机”的课题。而这样的新进展，也促使北京的学者要重新考虑台湾问题的“内政框架”。
(3 )中国信任美国在反台独问题上的诚意，同时也深知美国是很认真地反对大陆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反分裂国家法》中没有再提“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也没有涉及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等内容。当制订这部法的消息公布后，有些不大瞭解内情的学者撰文，称这法是“针对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马上被有关部门劝阻。这些学者被告知：中国当然不同意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但它已经存在 26 年了，中美关系还是向前发展，中国相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会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得到解决。而此次制订《反分裂国家法》，完全是因为近两年来台独步骤加快导致，祗针对台独分裂势力而不针对任何外国。这个例子给我们的信息是：虽然中国认为美国无权干涉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选择，但事实上中国是很认真地顾及美国的感受，中国不愿意为台湾而同美国发生对抗，至少要尽最大努力避免走到这一步。
以上四个方面的政策调整，被台湾媒体形容为“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笔者基本同意这样的归纳，但想做一点补充， 即“更硬”的部分，仅仅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而且主要是针对急进台独；而“更软”的部分，则主要是对台湾人民而言。 “更软”还体现为对和平统一抱有更大的耐心和信心，对中国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中将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情乃至支持，抱有更大的耐心和信心！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5年5月号，总第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