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了“反独”与“促统”的区别，战略思路也就明确了：即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台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反对台独。去年发表的《五一七声明》 开宗明义即指出“坚决制止旨在分裂中国的‘台湾独立’活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在大陆历年来发表的重要对台文献文告中，这是第一次把“反独” 列为“最紧迫的任务”。 年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江八点”发表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在各种不断升级的台独分裂活动中，最具危险性和危害的是，台湾当局图谋通过所谓‘宪政改造’实现‘台湾法理独立’，也就是妄图以所谓‘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的现状，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最能体现“反独优先”思路的当然还是刚刚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尽管有很多人呼吁要制订《统一法》甚至提出各种版本，但中央在一年多前就决定祗搞《反分裂国家法》而不就统一问题专门立法。当然，这部法律也强调国家最终实现统一的方向和目标，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和遏制台独，其目的就是要把矛头对准最现实、最紧迫、最危险的台独分裂势力，力求尽量缩小打击面，扩大支持面。
至于大家曾热烈讨论过的“统一时间表”，这两年讲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提法。去年１１月１４日，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巴西华人华侨时表示： “中国要强盛，中华民族要振兴，第一要发展，第二要统一。”这同以往大陆对于促统持求急求快的心态已有所不同，说明中央最重视的还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台湾问题最终要靠“发展”来解决。在胡主席如此表态后，“时间表”的问题就没人再讲了。在《反分裂国家法》公布前，很多人猜测将有“时间表”，现在大家知道并没有这方面的条文； 其实在立法之初，此类问题就未纳入考量范围。
当然，“反独优先”决不是放弃统一，而是对统一有更长远、更具包容性的规划，在当前的对台工作中更强调尽量照顾台湾人民的现实利益，对谈判也有更细密的设想。
“反独”的最后手段——“非和平方式”的选择
众所周知，胡锦涛主政后曾面临两场危机，一是 SARS ，二是台独。在 2004 年台湾“总统大选”的竞选期间，陈水扁不断恶意挑衅大陆，极力强化台独诉求，这种台独挑战的 “紧迫性”和“危险性”是胡的前任不曾面临过的，而应对台独挑战的所有“和平方式”几乎都已经被使用过了。严峻的形势迫使胡必须考虑“最后手段”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从 2003 年秋后，大陆媒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底线”一词。到 2003 年底，鉴于陈水扁已经提出“台独时间表”，而且不顾美国的明确反对，强行“公投绑大选”，北京强烈感受到局势有失控的危险，从而作出了制订《反分裂国家法》的决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被台独逼出来的法。
到 2005 年 3 月，当这部法通过的时候，台湾海峡的局势出现了某些缓和迹象，大陆也侧重于强调这部法中关于和平统一的内容。但无庸讳言，如果说北京的对台政策一直有软硬两手的话， 那么《反分裂国家法》首要的宗旨是向台独传达“硬”的信息， 其实各界最关心的也是这部法中关于“非和平方式”的条文。笔者仔细分析这部分内容，再结合 3 月 4 日 胡锦涛的谈话（四个决不)，发现在“非和平方式”的问题上，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
(1 )用武不再仅止于威慑 。关于授权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组织实施”的条文和保护台湾平民、外国人权益等条文，这些是以前从未讲过的，说明《反分裂国家法》不同于以往的宣传威慑或军事演习，它本身就是大陆在台独可能突破底线的现实威胁下“准备打”的一个环节；如果陈水扁在“法理台独”的问题上一意孤行，极可能迫使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任何人也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如果为此必须付出代价，中国准备付出这个代价！
(2 )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用武 。《反分裂国家法》中关于“底线”的三种情况，都是大陆方面不可能主动去做的。换言之， 必须有台独的“分裂事实”或“重大事件”在先，才有“非和平方式”的问题。 这部法祗是对“被动用武”授权，但并没有对“主动用武”授权。有人批评这部法中关于何谓“造成事实”、何谓“重大事变”、何谓“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都有很大的弹性解释的空间，是“为解放军发了一张随时可以用武的空白支票”。然而，换个角度看， 多保持一点弹性，其实正是为了尽量留出争取和平的空间、尽量留出谈判妥协的空间、尽量留出包容对方的空间 。胡锦涛在 3 月 4 日 的“胡四点”中指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这是我们始终坚持为实现和平统一而不懈努力的根本原因”。“ 祗要和平统一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进行百倍努力 ” ，这番话的确反映出北京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诚意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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