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5000年文明史表明，国家和地区兴衰有其历史规律。根据世界历史的兴衰规律可知：一个大国的鼎盛一般不超过100年；一个大国的续存一般不超过300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其将人类工商文明带到了顶峰；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各个角落；18世纪是荷兰的世纪，资本主义贸易模式开始兴盛幷传播，成为工商时代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17世纪是西班牙的世纪，无敌舰队横行海洋，四处掠夺财富为所欲为；16世纪是葡萄牙海权开启和西方文明兴起的时代；15世纪是突厥人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崛起，称霸西亚；14世纪是明朝兴盛及随后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将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方。从明朝往前推700年，是公元7世纪唐朝把中华文明带向鼎盛的时代，让中华文明远播海外；从唐朝再往前推700年，是公元前后汉朝创造中华文明繁荣的时代，奠定了汉文化的基础；从汉朝再往前推700年，是2800年前西周时期中华文明一度兴盛的时代，众多思想家由此诞生；从周朝再往前推700年，是3500前殷商时期中华文明形成的时代，甲骨文就是最好的印证；从商朝再往前推700年，是4200年前夏禹时期中华文明启蒙的时代，诸侯分封制开始推行；从夏禹再往前推700年，是5000年前炎黄时期中华文明发端的时代，华夏民族开始融合发展。中华文明曾经历过七个轮回的大繁荣，能否在21世纪中叶迎来第八次大繁荣，顺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达成和平崛起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还要看中国人的智慧。
为什么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为什么5000年来中华文明非但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处于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这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繁衍、发展和繁荣的地带，也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集中地。从6000年前到1500年前（公元5世纪）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主要生活在这一纬度的地区，因为古代技术的限制，越往北走，越属于苦寒地带，就越不适合人类从事全天候的劳动，生产效率就越低；往南走则属于炎热地带，也不适合人类从事复杂的劳动，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生产效率也不高。纬度决定了温度，温度决定了环境的舒适度，环境的舒适度又决定了人的勤劳程度，人的勤劳程度最终决定了人的才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和“基建狂魔”，不仅因为具有庞大的劳动力供应量和相对廉价的劳动成本，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个纬度的中国人勤劳勇敢、刻苦耐劳、聪明能干，从而产生极高的生产效率。纵观历史，四大文明古国也是出现在这个纬度。然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都出现了文明中断，只有中华文明得以一脉相承，其中缘由需要从多维的视角来认识。
四、以多维的视角认识世界之变：文明碰撞危机四伏，利益冲突矛盾加剧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涌现出不同类型的文明。从现存文明的人口规模及其传播影响的地域广度来看，大致可分为四大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是现存文明中历史最悠久的文明，由于其处于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中，5000年来一脉相传，演化进路从未中断，成为东亚大陆板块文明的主导者，形成了汉文化圈，包括日本群岛、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等；印度文明是现存文明中历史第二悠久的文明，3500年来断断续续，演化进路时有中断，不时有新的主人入主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但其凭藉人口优势，最终成为南亚次大陆板块文明的主导者；基督教文明自公元元年诞生以来，经历过1500年的中世纪黑暗期，最终通过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技术发明等一系列运动，逐步演化成世界文明的主流，同时也是欧洲、美洲大陆板块文明的主导者；伊斯兰文明作为现存四大文明中最年轻和深具活力的文明，经过1400年的演化进路，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不断洗礼，逐渐成为西亚、中亚和北非板块文明的主导者。上述四大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既有矛盾和冲突，又有合作和融合，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篇章。中国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996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出版《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系统提出“文明冲突论”，其“九分法”就是将世界文明分为九大文明，除了将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单列外，又将中华文明派生出佛教文明、儒家文明和日本文明等三大文明，将基督教文明派生出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四大文明，其主要代表观点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这种观点与中国主张的文明多样、文明共存、文明互鉴、文明交流是相左的，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相违背，中国当然无法苟同。
当今世界这么多问题、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争的是什么？难道是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民主价值和自由精神”吗？那只是一个“神主牌”和工具而已，究其根源还是利益的争夺。人、企业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但须按照规则进行。古人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因此，公权力部门的责任是制定、维护规则和秩序，谋求社会公共福祉，守住“洛克文明”的三大底线：生命、财产、自由。当各种恐怖主义肆意剥夺人的生命时，当人的财富被他人随意剥夺时，当自由受到限制幷成为一种奢望时，当讲信用、守合同的契约精神不再时，这个世界的规则和秩序就需要重新建构。
纵观历史，人类对利益争夺已从过去的地域控制权转向现在的货币控制权，未来将转向数据的控制权。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时期，人们对利益的争夺主要表现在对土地的争夺，谁控制土地越多，谁就控制人口、资源、财富越多；到了海洋文明时代，利益的争夺从陆地延伸到海洋，谁控制了海上运输，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从而控制了资源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述三个时期都是传统经济时代对自然空间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益争夺的型态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反抗和独立解放运动的开展，主要霸权国家不得不逐步放弃对殖民地的争夺，从自然空间转向货币主导权，运用货币政策的调整收割全世界的劳动成果，通过金融霸权来掠夺全球财富。随着美元从普通支付、结算、储备、投资工具变成恶劣的政治讹诈手段，美元霸权正反噬美国，越来越多国家试图摆脱美元的统治地位，构建一个多种国际货币共存的世界，加上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未来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空间的争夺将成为利益争夺的主战场。谁控制了关键技术，谁就控制了数据后台，从而控制了金融财富。谁的科学技术领先世界，谁就能傲视独步全球。
五、用客观的态度解读秩序之变：国际秩序重新构建，大国博弈陷阱重重
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升级，各种战略陷阱机关重重，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正是强敌环伺的复杂局面，因而决定了中国温和、谨慎而坚定的外交政策，这是中国应对百年变局的基本方针。但无论如何韬光养晦，中国的崛起，必然引起现有世界霸主的忌惮。根据萨缪尔森陷阱理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虽然会把技术进步变为双方收益，但一国生产率提高不仅带来自身收益，而且通过减少两国间本来可能共同赚取的收益而伤害到另一国家，因而中美经济往来收益不断递减。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使陆权重新崛起，海权走向式微，促进世界经济发展重心重回“世界岛”上。现有的海洋霸主美国不在“世界岛”上，自然要千方百计地搅乱“世界岛”，延缓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趋势。于是，“垫背陷阱”理论出笼，即依据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动态失衡理论，以美国在地缘、军事、美元、科技、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制造各种机会，通过国际危机乃至局部战争，转移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破坏性溢出的“垫背效应”，让美国“再次伟大”。
在全球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的大变局中，大国博弈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根据这一理论，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既有的统治霸主，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来告终，以中文解释为“一山不容二虎”。由于人类制造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全球，大国的核冲突和大规模的军事战争或许可以避免，但是，以经济战为主的、包括地区局部军事冲突的混合型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中美争端的本质是大国存量的博弈，也是生存权的争夺，美国要保障其超级福利与中国争取美好生活的矛盾一时难以调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扬言，如果让中国人都能过上美国人这样生活的话，那美国人只能去吃草。所以，美国最大的共识就是把中国当作头号对手，“遏制中国”政策是美国朝野的共识，中国成了美国所有问题的替罪羊，是其管控分歧、凝聚民心的唯一对象。
美国“围堵中国”的“超限战”有十大招数：表现在贸易战方面，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增加中国的出口成本，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迫使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如越南、印度等，从而打击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表现在技术战方面，就是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断网、断供、断货、断芯，技术封锁，另立全球技术贸易体系，将中国排除在外，把中国推入“中等收入陷阱”；表现在金融战方面，就是阻止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通过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冷热循环机制或潮汐政策引导全球资本流动，以货币战来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表现在石油战方面，就是控制能源的来源和海上运输通路，尤其是马六甲海峡，危害中国的能源安全；表现在粮食战方面，就是以有争议的转基因作物控制重要粮种，如大豆、玉米等；表现在健康战方面，就是通过对疫苗、药物的控制，阻碍全人类战胜疫情，然后在所谓“病毒溯源”问题上“甩锅”给中国；表现在环境战方面，就是通过有害的生物制剂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使用国的地力下降，产粮能力减弱，然后不得不依赖其粮食供应，将口粮权渡让给他国；表现在媒体战方面，就是通过电影、文化、互联网等话语权的控制，掌握舆论权和道德制高点，以此随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抹黑中国；表现在网络战方面，就是通过黑客攻击网络，瘫痪和控制系统。如果前九招不能奏效的话，最后一招就是进行局部的军事战，即引发地区军事冲突。从大国博弈的战略层面来看，俄乌冲突其实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而巴以冲突其实是大国的战略突围，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则是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或最后一场决定性较量。
美国作家罗伯特·阿特在其所着的《美国大战略》中，提出八大战略来维护美国的霸权。③首先是确保全球霸权。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独霸全球，为所欲为，对于违逆美国的政权动辄推翻，让全世界对其俯首称臣。这一独霸局面维持了近20年，但自21世纪以来却日益难以为继。尽管美国依然还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和文化实力，但是其财政能力逐渐力不从心，年财政赤字突破3万亿美元，国债累计超过35万亿美元，所以其战略不得不转向全球集体安全，由美国出力、盟国出钱，共同分担责任。但美国作为“盟主”也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全面安全的保障，所以又不得不转向地区集体安全战略，重点控制地区包括北美洲、欧洲、日本、朝鲜半岛、马六甲海峡、波斯湾产油区等势力范围。对于追随美国、甘当棋子的国家采取合作安全战略；对于不愿追随美国、不太听话的国家采取遏制政策；对于特别不听话的国家，将其定为“流氓国家”，在抹黑的同时，对其进行极限制裁；对于热点问题、关键问题采取选择性干预，以孤立主义或单边主义我行我素。
对于中国这个超体量的大国，美国既然没有绝对胜算的把握，就不得不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即鼓励其它国家带头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如中国东边的日、韩，西边的印度，南边的菲律宾、越南，北边的蒙古等国家就甘为美国所用。美国则在后面煽风点火，制造矛盾的焦点和冲突的筹码，在必要时才间接介入，主导乱局。美国对华战略要点幷不是要放弃世界超级霸主的地位，而是要节制美国的力量来应对其长远的威胁，解决其重要的现实问题，即美国利益优先，维持西半球的统治地位。
美国这一帝国的“木桶”，其短板（主要指财力）越来越弱。根据新木桶原理，一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三方面因素：（1）每一块木板的长度，最短的木板决定盛水量；（2）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结合紧密度；（3）桶底的好坏程度。而“帝国木桶”一般有工业、科技、金融、军事、文化五大板块。当年荷兰抽走了西班牙的金融板块，导致西班牙霸权的失落；美国抽走了英国的工业板块，取代“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后又抽走了苏联的文化板块，导致苏联解体。如今美国自己又短缺了工业板块，导致财政赤字，入不敷出，盲目扩张反噬美元霸权地位。
在全球权力转移的过程中，世界会否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④金德尔伯格认为，如果新兴的大国崛起后，不能承担起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如一战后、二战前的世界正是如此。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具有很强国际性、外部性的资源、服务、政策体制等，像是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如WTO）、稳定高效的金融市场、防止冲突与战争的安全机制等。大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负有更大的责任，而全球化曾是美国主导的最主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但是，如今美国因财政能力下降，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力和意愿随之下降，不得不强调美国优先，由自由主义、多边主义走回国家干预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国家大多走向逆全球化，不断破坏和摧毁原有的国际贸易秩序，甚至动摇了西方500年文明赖以存在的两大主要根基，即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讲信用、守合同的契约精神，从而使其规则和价值观日渐凋敝，凸显其信心的衰落。
中国目前有能力输出一定的利益，但无足够的能力输出安全、秩序和规则，还没有主导世界走势的能力，只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将自身的发展利益变成与世界各国，尤其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进步的机遇，以此尽显大国的责任担当。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提供中国版的国际公共产品，作为继WTO之后升级版或2.0版的全球化战略，以开创中国新陆权，建立由中国主导的、涵盖“世界岛”甚至东半球的经贸合作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激发市场潜力，发挥市场机制，以新“三驾马车”，即科技、金融、文化，与老“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贸易，共同拉动以内需大循环为主的高效的“双循环”。中国还要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倡导世界各国共同建设五个世界：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22年10月16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②[美]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广东外国语学院美英问题研究室翻译组译，海南出版社2004年。
③[美]罗伯特·阿特(Robert J.Art)：《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美]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与崩溃：金融危机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1月号，总第323期，P81-8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