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其生曾经是十里八乡的土明星，每次去放电影被人认出来，总是能得到最热情的款待。“村支书知道是我给配的音，站起来就要敬我三碗酒。”宋其生说。
随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制度改革，公司逐渐风光不再。先是1994年公司完全转为企业自负盈亏，取消了财政补贴；2000年，原本多层级的电影发行放映模式变成了发行公司和制片单位直接向院线公司供片的模式，中间的各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业务也被架空。
发行和放映业务取消，除了一些农村院线，整个公司还有业务的部门仅剩译制中心。然而由于都是公益放映，这项业务也不是个挣钱的活儿。可在当时，大家都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这项工作祗有我们能做，也祗有我们还愿意做，业务不停，证明公司还活着。”杨艺林说。
公司还活着，但越来越艰难。2002年，原来的大楼在政府拆迁范围内，很快就变成了一处崭新的广场，新楼还没开始修建，业务砍了，补贴没了，最后连办公场所也没了。公司50多人集体待岗，每月只能领到198元钱的补贴。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数量减少，译制中心每年仍有电影产出。“我们租了一个十平方米的小房子，用地毯贴到墙上自制隔音墙。平时做自己的事，一有配音工作就到小房子里开工。”汪兰说。
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记者询问了当年的老员工，有说是靠外出打工兼职补贴撑下来的；有说是在主管部门一年几千块钱的微薄补贴里发着牢骚把活儿干完的；也有说是2005年新楼修好之后靠收租过下去的：六层楼全部出租，译制中心蜷缩在顶楼搭建的小房里。
但宋其生明白，心里没点牵挂，是撑不下来的。“我回家遇到老人，会问我最近怎么没电影了，我说不出话。”宋其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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