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佛教衰退，「佛国之伟」也在中国统治精英中淡漠。印度沦为英殖民地，变作中国爱国志士眼中的「亡国奴」。虽然毛泽东主席曾经在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印度大使馆庆祝印度国庆）与一九七零年（在「五一」节天安门城楼上和印度临时代办密施拉Brajesh Mishra握手时）两次强调了印度是「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伟大的人民」，却没有把这种观点变成中印关系的指南。
毛泽东是从文明对话的高度来赞扬印度的。如果当今中国统治精英都能像他那样从文明对话的高度来看待中印关系发展前途，那就不会有「宗旨缺乏」的问题了。
印度友人任嘉德特别为本期《中国评论》撰文，我经常开玩笑，称他是永不退休的中印之间的大使。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就看到一种脱离了地缘政治、达到了文明对话高度的气质。这样的高度很难从当代中国的印度专家的写作中看到。更重要的，任嘉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他代表了一部分印度统治精英的世界观。
中国知识精英缺乏对印度的深层认知
前面提到的中国缺乏「印度热」，祗是一种单方面的现象。在印度，却是中国研究不断兴旺发达，许多根本没学过中文、根本不懂中国文化的经济学者与科技人员，祗要到过中国一两次，都以「中国通」自封。「中国通」在印度吃香，因为在印度全球战略的天平上，中国是重中之重。反过来看，在中国「向钱看」、赶时髦的学术风气中，「印度通」不吃香，印度的重要性甚至比韩国还低了一大截。这种中印之间失衡的现象对进一步发展中印关系不利。
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两位国际知名的印度经济学家到印度各地讲演。一位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沈Amartya Sen，他说，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特别要学中国赢得世界市场的本领。另一位是获得英国爵士荣誉的伦敦大学德赛Meghnad Desai教授，他说在一九七零年代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在同一水平上，后来中国大大超前，因为中国消减了文盲，减少了人民之间的贫富悬殊，印度却没有做到。德赛还进一步预言说，到了二零五零年，中印两国总产量会达到全球的一半！
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印度总理曼摩亨．辛格在新德里的「印度总经理－－为成功愉快胜任」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说：“尽管过去十五年来我们在改善经济增长上取得成绩，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在全世界生产总值、出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和我国的潜力太不相称。再看看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的成就，我认为它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发展模式。”印度为什么出现「中国热」，就是因为印度知识精英对中国佩服。如果中国知识精英没有佩服印度的感情，中国是永远不会有「印度热」的。
印度文明仍值得学习
印度有没有值得中国佩服的地方？我觉得很多。第一，印度民主制度虽然有缺点，但是人民能畅所欲言。这是因为印度文化传统从古以来就让个人发挥自由思想，正是实现孔子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中国的社会政治传统却总是在思想领域中「求同」而不希望「存异」。第二，从古到今，印度都高度注重精神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提倡「生活简朴，精神高尚」。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一直不如印度，当前更是需要以这种印度精神来挽救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的下滑。第三，印度对教育的提倡，明确教育要提高人的素质的目的都值得中国学习。第四，印度家庭制度保持完整、没有危机。印度文化传统把母亲与媳妇比作「女神」devi， 使家庭制度的生命力永远旺盛。德里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大多数是大学毕业，却安心地当贤妻良母。这样的家庭产生的下一代都变成社会精英。这也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沈教授新书《喜欢争辩的印度人》Argumentative Indian（二零零五年，伦敦：企鹅出版社）写道：印度喀拉拉邦婴儿死亡率在一九七零年代和中国一样，同为百分之三点八；现在中国降到百分之三，喀拉拉邦则降到百分之一。喀拉拉邦完全没有文盲，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低于中国。他说，虽然中国平均寿命高于印度，可是印度平均寿命的增长比中国快。他在新德里讲演中，强调要学习中国的长处，不要学习中国的短处。比方说，中国近二十年来把社会主义的医疗保险废除，没钱就无法看病，甚至连免疫疫苗都得花钱买（这样的「向钱看」现象国际上几乎役有），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就是说，当今时代比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个「轴心时代」有更多的思想家、更丰富多彩的理论与智慧。我们正在经历过去任何历史时期从来没有过的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双重革命。当今世界面临「文明冲突」危机，并不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然趋势，而是反映了在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范式」（paradigmics）有着割断与排斥的先天缺陷。从历史来看，「文明冲突」的确在西半球发生，在东半球却从没见过。这主要因为，东半球的两大文明－－印度与中国－－都是提倡「天下一家」的，它们两千多年来相互交往与振荡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共存的杰出榜样。今天从文明对话的高度来加强中印友好团结，不但符合两国自身的利益，更能扭转当前世界「文明冲突」的危机。祝愿温家宝访印成功，也希望中印关系能向这一理想发展。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5年4月号，总第8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