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时候，香港激进分子的人数很少，梁国雄第一次出选立法会议员时，是单打独斗，没有政党支持，败选了。后来，有了社民连，社民连初次以政党名义出战立法会议席，强攻公民党，黄毓民踢走毛孟静。从此，公民党走的路线也激进化了，搞了所谓的五区补选，反对派中人觉得，不激进化就得不到选票，于是争相激进化。
过去，有些香港人很自豪地说，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没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上街游行像是参加嘉年华会，还引来一些奇装异服、诉求古怪的人出来抢镜头。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一批人觉得反对派如此经年累月地例行公事，每年上街进行开嘉年华会式的游行，游行完毕作鸟兽散，没有意义，什么也争取不到。于是，他们开始尝试以更激进的手法抗争，在游行结束后不愿散去，而是前往包围中联办、礼宾府，反政府的示威集会也由维多利亚公园转移到政府总部。愈来愈多示威游行并没有按规定申请警方的不反对通知书，但是警方也少有采取执法的行动，长期的姑息，助长了激进分子的士气。
两地差距变化难接受
“占中”的构思，本来只是一名学者在报章提出的一个理论上的建议，但是激进分子决定把这名学者推上虎背，成了“占中三子”之一。“占中三子”谈“占中”，谈了一年多，只谈不做，终于比“占中三子”更激进的学生决定自己发难，骑劫了“占中”的计划，把构思变成真实，并抢夺“占中”的领导权。到后来，旺角出现了比学生更激进、背景复杂的“占中”者，“占中”就全面失控了。
当然，如果今日的中国仍然是中英谈判初期的中国，中国人依然是月入数十元，万元户被称为富豪的年代，香港也不会发生“占中”事件。当香港人眼中的内地居民全是“阿灿”，香港人只知道深圳是他们前往吃喝玩乐的地方，当香港人仍然陶醉于一个香港的GDP已经是中国好几个省的总和时，香港人对内地没有恐惧感，香港人认为只要保住香港的自由经济体系，香港就永远富强。但是，回归17年，残酷的现实告诉香港人，中国内地逐渐强大，中国内地居民愈来愈有钱，香港经济则愈走愈慢，GDP被上海、北京超越，很快地也会被广州深圳追上。以前远远落后于香港的新加坡，今日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香港的两倍，平均人均居住面积更不止两倍，香港人的自尊心被破坏了。自尊心的破坏带来愤怒，带来反击、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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