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原乡人》是李行改编祖籍广东梅县出生于台湾屏东的客籍作家钟理和的原作《原乡人》与《笠山农场》，故事从钟理和违背父命带着同姓的钟平妹离开家乡前往奉天开始，直至钟理和写作病死的一生为结局。《童年往事》是出生于广东梅县，未满四个月就被家人带来台湾的导演侯孝贤，依据个人与综合家人记忆而拍摄的一部半自传的电影，故事叙述阿孝一家人从广东搬至台湾后，阿孝从一个懵懂孩童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经历了父母、祖母的离世，以及阿孝的蜕变和成长。《一八九五·乙未》则是导演洪智育改编自客家作家李乔的作品《情归大地》，片中超过60%的对白是客家话，其他是闽南话、原住民语及日语等，是台湾电影界第一部以客家话为主的电影，这部电影描述了当年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等众多客家人抛头颅，洒热血，领导浴血抗日，誓死保乡卫土的英勇历史事件。

　　三位导演看似没有太多的关联，却又在各自的电影道路上产生了巧合的联结，侯孝贤曾经当过李行导演电影《心有千千结》剧组的场记，以及《早安台北》的编剧，而洪智育则跟随过侯孝贤拍摄《戏梦人生》等片。故本文试图透过《原乡人》《童年往事》与《一八九五·乙未》这三部电影的内涵，来厘清客家文化自清朝以来至1960年左右，是否因为政治形态的改变，影响了其在台湾的发展，同时也将透过剧中人物钟理和、钟平妹、阿孝的祖母与父母亲、吴汤兴、黄贤妹以及姜绍祖等人对于“情感与命运”“理想与现实”，以及“战争与信仰”等三个议题的表现，来检视台湾客家族群的文化、印象与表征。

　　二、情感与命运

　　关于“情感与命运”这个议题，我们看到了《原乡人》中两个不同世代的客家人，做了自己的选择，钟父遵循客家礼俗命运的安排，坚持维护家族的荣耀，不允许儿子娶同姓女子，以免触犯了“同姓不婚”的禁忌，因此选择放弃了亲情放弃了儿子，钟理和则具体实践冲破既定命运，坚持守护自己被礼俗不允许与诅咒的爱情，带着钟平妹远离台湾去了满洲，一个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点）的不同，转换了钟理和夫妻的命运，而这也是我们在《原乡人》电影一开始看到钟理和与钟平妹坐在火车上的剧情。而这个亲情与爱情的矛盾，也在历经多年时间之后，因父亲过世返回家乡终得化解。但或许一切正如钟理和自己在原着中写的“当我们赢得了所谓胜利携手远扬时，我们还剩下什么呢？没有，除开爱以外，我们的肉体是已经疲惫不堪，灵魂则是在汩汩滴血。如果这也算得是胜利，则这胜利是凄惨的，代价是昂贵的。”另外，钟理和对孩子的情感是深沉的，正是因为他一直有中国传统的“子不教父之过”的思想，因此面对调皮的二儿子，他坚持了严父原则。而那段钟理和在自责心情下，独自在亡墓前，写了一篇感人的哭亡儿祭文的剧情，似乎也呼应了钟理和身为人父后，才知晓当初他的父亲在面对“情感与命运”抉择时，失去儿子的那股刺骨却无奈的痛心。

　　在《童年往事》中，侯孝贤则是具体运用了时间（历史）与空间（地点）的概念，来论述阿婆、父母、阿孝这不同的三代人的“情感与命运”。从电影的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侯孝贤以旁白倒诉自己一家人如何从大陆迁移到台湾，一方面又先以空镜头呈现空无一人的房间内部，再聚焦一只空无一人的藤椅，接着才出现坐在藤椅上写字的父亲，在屋里玩耍追逐的小孩，在院中削萝卜的姐姐与在厨房做饭的母亲。其实已经隐含着这些一一出现在空间的角色，未来将会逐渐从这个空间走向各种既定命运，而电影的英文片名“ATimetoLive,ATimetoDie”似乎在隐含上一代凋零、下一代成长的相关意涵外，也点出了整部电影是以生死循环来描述情感，尤其是父亲、母亲与阿婆三段一次比一次缓慢，一次比一次更融入生者生命的死亡纪事。“父亲遗下自传上干掉的血迹、母亲写给女儿告知得病的信上残留的泪渍、阿婆死后因身体溃烂而留在榻榻米上的血迹”，都隐含了一种感知死亡与生命彼此关系，但却又充满着无奈的情感。看似严肃与难以亲近的父亲，则是到了影片快要结束的时候，由大姊念出父亲死后留下的自传：“因为有肺病，所以碗筷要大家分开，不跟我们接近，咳嗽都避着我们，是因为他怕把病传染给我们”，更显露出中国固有父亲对家人最深切情感的表现方式。至于喜悦的情感，只出现在阿孝的童年、姐姐的出嫁、阿孝的追求表白、阿婆的抛耍番石榴等几段短暂的剧情。而侯孝贤在香港《电影》杂志受访的导演阐述：“阳光底下再悲伤、再恐怖的事情，都能够以人的胸襟和对生命的热爱而把它包容。世间并没有那么多阴闇跟颓废，在整个变动的大时代里，生离死别变得那么天经地义不可选择，像河水涓涓而流”，也或许已经明确揭示了他所要表达的情感意涵。

　　《一八九五·乙未》，在一开始就发生了黄贤妹等人运送货物被土匪抓走的事情，当全村人都不相信贤妹仍是清白之身，唯独苗栗铜锣秀才吴汤兴深信不疑，即便黄家主动退婚，但他最终还是迎娶贤妹为妻。而那幕两人对看，他与含泪贤妹间的对话：“不管怎样，我相信你，如果有人说闲话呢？嘴是别人的，我要娶的人是你，不是街头巷尾间的传说。”更某些层面验证了客家人忠于自我真实情感的原则，也坚信贤妹在土匪窟未受辱的个人见地。但是命运总是弄人，当他发现贤妹因为运送粮草补给来到义军基地，看见加入义军行列的土匪头林天霸后那种不知所措的表情，以及林天霸对他的尴尬表现，一时之间他似乎认为自己当初那份对贤妹的真情是错的，那股冲击心头的矛盾感受，甚至让他冲去跟林天霸发生冲突，但英妹说出事实阻止了他，警觉到自己的表现是多么的无知与幼稚，便向林天霸用敬酒的方式，化解了两人的误会。因为当初自己与贤妹可以继续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就是因为放不下国家危难，才在丘逢甲的信函请托下，放弃一切扛下推迟日军接收台湾三个月时间的责任吗？而看似粗俗的土匪头林天霸，在土匪窟面对黄贤妹时的表现，也充分地展现了对于执着感情的尊重，只是命运无奈弄人，他所倾心与坚持不侵犯的女人成为义军领导人物吴汤兴的妻子，而这一切也可以从林天霸那句“如果可以做英雄，又有谁愿意当土匪”的话显现出其豪气，而那句对着吴汤兴说的话：“跟着你，让我第一次觉得做人有点意思”，也证明瞭在国家大义下，他也会努力抓住机会，去反抗继续当土匪的命运，试图扭转自己被人唾弃的土匪人生。另外，新竹北埔金广福天水堂少东姜绍祖留下怀孕待产的妻子，成立了“敢”字营与吴汤兴一起抗日，最终拒絶日本能久亲王的劝降，在狱中服用鸦片膏自尽而亡，留下那首“遑戌孤军自一支，九逥肠断事可知。男儿应为国家计，岂可偷生降敌夷”的自挽诗，又何尝不是在面对大时代的命运与自我情感下，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三、理想与现实

　　“理想与现实”就像是一个始终无法相互隔絶的整体，总是在梦里梦外一样拒絶着彼此，大概永无相互结合的一天，人们也永远在这两者之间不停地徘徊、犹豫与选择，这正也呼应了客家族群怀抱理想与认清事实的特殊性格，而转化到了电影《原乡人》中，就看到钟理和这位本来充满理想、热爱创作的读书人，但却为了守护自己的爱情而远离台湾。然而，在面对现实的生活压力下，他不得不暂时放弃写作理想，以受雇出租车行、开煤炭行等维持生计，但终在妻子平妹的劳苦工作、勤俭持家与鼓励支持下，让他得以重拾笔耕，即使后来他因肺病回到高雄美浓故乡养鸡过活，仍然坚持理想抱病笔耕不辍。这种坚持更早就披露在钟理和与妻子讨论其第一本书《夹竹桃》的一段电影对白：“不管有没有人买，我都要写下去，这是一种理想，一种追求，永远不会停止，除非我死”充分展现出来。学者黄式宪也曾为文指出钟理和“以感同身受的纸背文字揭示了平民百姓现实的生存焦虑及其理想的向往，在展现自己作家人生的哀情和苍凉之余，也呼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以“写作”作为生命的“存在”形态。最后以钟理和在乡居陋室轻咳，润笔尚未完稿的中篇小说《雨》，不幸气息衰竭、血溅稿签为高潮结束电影，更呈现出其笔耕尽瘁，坚持理想独立不倚人格力量和精神风采”。

　　在《童年往事》中，我们看到较多的是生活现实面，大量的家庭日常劳动作息：妈妈和姐姐永远在烧饭做菜，或是打扫内外，阿婆老是在剪纸做银圆，父亲则是恒常坐在书桌前，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被简约成一种“求生存”的基本活动，好像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活着”的现实，根本谈不上什么理想。但是，永远在找返乡路的阿婆，却也同时是全片最具有理想的人物，对政治情势演变和地理空间转换完全不为所动的她，坚决认为只要找到了通往梅县的那座桥，过了那个水，就能够回到家乡。虽然，最终阿婆始终没有实现返乡的理想，但是在象征意义上，这一次小店吃冰、路边采果却是一次快乐与深具启发性的返乡历程，因为整个过程丝毫没有带给阿婆任何挫折或是沮丧的感觉，走出屋外的阿婆展现宛如实现理想的重生喜悦。另一段关于理想的描述，则是阿孝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爱慕的吴淑梅递出交往情书，却被一句“等你考上大学再说”以及慢慢离去的背影而暂时喊停地拉回到现实，但也因为那句话让阿孝放弃军校保送参加大专联考，接着看到那努力骑着脚踏车往前冲以及俯首苦读的阿孝镜头，就知道他将奋力往前实现自己考取大学与获得爱情的理想。

　　面对着“理想与现实”这个议题，对《一八九五·乙未》中的吴汤兴、姜绍祖、徐骧等义勇军来说，“理想”就是只要能够依照丘逢甲的请托信函，坚持拖延日军三个月，待清朝外援前来就可以赶走日本军，就可以“不要改东洋名，不要做东洋人”，因此这群结合了苗栗铜锣、头份与新竹北埔的客家义勇军不分贵贱，放弃过往稳定的生活，与不怕牺牲生命的状况下，写下了台湾近代史上以客家族群为主的抗日战争，而这一批当初坚持“理想”愿意苦撑三个月的客家义勇军，也确实在一开始打了一场胜仗；但“现实”是1895年5月23日由苗栗进士丘逢甲发起，推举唐景崧担任第一任总统的民主国，唐景崧却因为台北城混乱产生纷争，在6月4日化装成老妇携款内渡厦门，以及丘逢甲闻讯后仓亡逃往广东嘉应，而导致民主国开始瓦解。同年6月下旬，刘永福在台南受“民主国”余众支持继任第二任“总统”，而这批以吴汤兴为首的客家义勇军就在这完全没有外援的状态下，凭着对这片土地的爱死守了将近三个月后，在8月28日彰化八卦山的战役中，数百义勇军终至不敌日军的快枪快炮而壮烈成仁、功败垂成。“台湾民主国”也在同年的10月19日，因为刘永福又内渡大陆，以及两日后台南的沦陷，因而灭亡，仅仅存在150天的时间。

　　四、战争与信仰

　　“战争与信仰”这个议题，在《一八九五·乙未》中最为明显，直接讨论的是日本1895年接收台湾之际，客家族群如何扺抗日本的史迹，在《原乡人》《童年往事》中也被深切讨论。事实上，战争对于客家族群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事情，自五胡乱华起已历经五次颠沛流离，让客家族群拥有坚强与坚持的性格与美德。

　　《一八九五·乙未》中的客家族群，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角，以秀才吴汤兴、徐骧，以及姜绍祖这些读书人为首的客家人，在出钱、出粮、出人的状况下，亲身参与了这场战争，也为这场战争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与家产，他们的信仰可以反映在吴汤兴对母亲说的那句话：“阿母，你教导我们，这片土地是祖先辛苦开垦来的，有人来抢就是土匪。”，还有他在卧室对妻子说的那段话：“姜绍祖才19岁，老婆秋分就会生，徐大哥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就为了这一战，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会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当然，从一开始让吴汤兴发下的豪语：“有金广福的姜绍祖、徐大哥，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赶走东洋番”，以及姜绍祖成立“敢”字营的宣言：“敢人所不敢，为人所不为，……敢就会赢。”等，都多次的宣扬与表达了他们面对这场战争的意志与信仰，也让亲往牢狱劝降姜绍祖未成的日本能久亲王深切感受与佩服。

　　《原乡人》中的主人翁们，身处中国自1895年以来最重要的三场历史战争中，战争为他们所带来的只是身份的改变，却从来没有动摇他们在艰难困境下继续勇敢生存下去的信仰。因此，钟理和即使在生活困顿时受雇于“奉天交通株式会社”，也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不给侮辱中国妇女的日本人坐他开的出租车，在不开出租车失业后，也不愿意答应保安队长去当日语翻译而赚钱。战争会给一个民族和地区带来灾难，也会给千千万万家庭带来伤痛，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一些和钟理和同时期来到东北的台湾人，本抱着勇闯天涯的精神远赴东北开展个人奋斗，但遭遇战乱，让他们不同的个人选择与际遇，化作一段段离别分散的家族哀歌”。

　　在《童年往事》中，因为政治原因让阿孝一家三代从大陆来到了台湾，年迈的阿婆总认为家乡梅州就在不远的大路尽头，因此多次带着阿孝想要返乡，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对她并没有产生多大信仰的改变，因为她认为总有一天她会走过梅江桥，回到广东的老家；而父母亲虽然知道此生可能再也无法返回家乡，但仍然努力在台湾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尽着孝顺母亲、教养子女的本分，勇敢生存下去，直到走到人生的尽头。至于，阿孝这一代则是无从感受战争对他们的影响，信仰对他们来说就是如何在台湾这块上承受着上一代与下一代的悲欢离合，如果幸运的话可以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姻缘，安分守己地过着自己平凡的日子。在电影中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父亲在房间里咳嗽，信纸上留下几粒血滴，母亲终日忙碌，劳累不堪，阿婆沉醉于返乡和死后幸福生活的幻想，哥哥姐姐为了自己梦想破灭流泪感伤，阿孝则是青涩的暗恋以及伴随着少年不服输情况的各种莫名感伤。”

　　作者林保成系台湾台北人，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林怡蓉系台湾台北人，台北大学民俗艺术与文化资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