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家中老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开始替母亲分担一些家务活。小弟锦峰出生后，外婆老了，无法再帮忙带小孩。那时的我才九岁，大弟锦文五岁，妹妹素云三岁，小弟锦峰刚出生，母亲一个人拖着四个孩子，又要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家里的日子越发地艰难。

　　我除了照看弟妹，每天要早早起床到大水圳或小河边清洗一家人的衣物，吃过早餐背着小弟弟去上学，中午放学回来要蒸饭，切猪草煮猪食喂猪，但不必煮菜。因为以前那种土制灶台又高又大，土铁锅也很大，我个头瘦小，用竹凳子垫着炒菜，母亲担心我会掉到锅里去，所以菜是一定要等母亲放工后回家煮。

　　下午放学回家，要去田里打猪草拔兔草，摘菜洗菜，喂猪，赶鸭子回家，帮弟妹洗澡……家里除了自留地种菜，我稍大点，母亲还带我一起开垦房前屋后的边坡地，种植南瓜、胡芦瓜、冬瓜及白扁豆之类的藤蔓作物，母亲说家里这些作物都归我管理，要负责浇水，母亲会适时帮忙施肥。

　　记得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有一次公社来人要拔我家的瓜苗，母亲站出来与他们理论。母亲说：“什么叫资本主义？如果种一株南瓜算资本主义，那你们家种菜也是资本主义，也一样要拔掉，这样的话大家都没有日子可过了。孩子这么多，吃什么？你们别作恶了。”来人被母亲斥驳得张口结舌，路过的生产队社员见了也声援母亲，最终保住了我那刚刚爬上架子、长得茂盛粗壮的瓜苗。

　　那时候物资匮缺，生活艰苦，日常餐桌上很简单，一般只有白米饭和蔬菜。我们家炒青菜还有煎好的猪油，菜香软绵。当时有些比较困难的家庭买一块肥肉，用盐腌渍后挂在通风阴凉处，炒菜时用肥肉在锅里擦一下就算有油了，这样一块肥肉可以用很久。

　　餐桌上能见到荤腥子（客家话指荤菜）一般要过年过节，或者家里宰猪之时。市场上的猪肉是肥肉更贵，大家不是不爱吃瘦肉，是没钱买，而肥肉可解决食用油问题，是每个家庭的必需品。记得母亲大夏天干活回来又渴又饿，时常用白开水兑一点酱油味精，加两滴猪油，浅棕色的开水上面浮着几朵油花，若再加上几片从菜园子拔回来的翠緑葱花，那就是上好美味的汤了。

　　白糖当时是奢侈品，母亲为防孩子们偷吃，便用吊蓝挂在房间里，并将房门上锁。我家张先生说，他小时候为了拿家里吊蓝里的白糖吃，用二张椅子垫脚，结果椅子打翻，摔断了手，糖没吃到，却换来伤痛。在当年的农村，诸如此类件事，见怪不怪，时有发生。

　　由于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力挣工分，生产队年终分红结算总是严重“超支”。所谓“超支”就是家里的劳力在生产队出工一年，积累的工分按工分值折算成钱，不够扺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价值。若是家里劳力多，赚的工分多，积累的工分值高，生产队年终结算就有盈余可领钱。生产队的粮食按队里各家的人头分配，称之为“口粮”。我家母亲一人拖着四个孩子，在生产队领五个人的口粮，年年超支，虽然父亲有点微薄的工资，但日子过得很紧巴。

　　以前我们永定客家农村生产队种植水稻和烤烟作物都是施农家肥，每家每户都会通过养猪养鸡鸭兔子来积农家肥，按担或者重量卖给生产队换工分。为了给家里多积工分，有一年母亲与我商量，问我能否帮家里多积肥，也就是去捡拾猪牛粪卖给生产队换工分。我二话不说，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早早起床，挑着土箕去拾牛粪。生产队的牛都放得很早，所以捡牛粪一定要早，否则就别人抢先了。一段时间后，这事在邻村传开了，有人说：“不知谁家那么舍得，把一个那么可爱的小姑娘，每天一大早弄去捡牛粪……”这话传到母亲耳朵，母亲大为自责，马上叫停，坚决不让我再干了。那时候的农村孩子捡牛粪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一般是男孩子干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