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媒体垄断运动，发生于2012年，学生参与者数百人，最大规模时群众近9000人，本次运动以维护台湾新闻自由、反对媒体垄断、防止中资与台湾财团控制台湾媒体为主要诉求，首次将中国元素纳入运动主轴，充斥着各种对中国大陆的疑虑、恐惧和不信任，在捍卫“台湾主体性”的言论中夹着大量支持“台独”的声音，对台湾社会及两岸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节　反媒体垄断运动爆发的背景

　　一、社会经济持续低迷

　　在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后，台湾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增长、物价变动及劳动市场等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均不尽如人意，总体经济十分沉闷。台湾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现罕见的负增长状态，在2010-2011年短暂恢复增长后，2012年经济形势又再度恶化。在持续低迷不振的“闷经济”中，台湾民众承受着薪资倒退、失业增加、房价高涨等各种痛苦，而年轻一代更是对前途与出路充满焦虑。1990至2000年，台湾年平均失业率只有1%—3%，但2000-2010年升高到4%以上，甚至一度逼近5%。大学生失业人数比例从1999年占全体失业人口的10.4%，升至2009年的27.8%；与此同时，青年毕业后的失业期不断拉长，失业周数已从过去的20余周上升到30余周，毕业后找到工作的时间平均需要8-9个月。青年人成为岛内社会遭受经济衰退冲击最严重的群体，在强烈的被剥夺感笼罩下，青年一代看不到未来。这是岛内青年频繁参与社会运动发泄不满，且影响力越来越大的重要内在因素。

　　二、社会治理能力衰退

　　1990年代台湾政治民主化进程启动以来，在形式上逐步实现了西方政治理论所设定的民主制度，但受困于诸多因素，在实质内涵和效果影响上，却逐渐出现社会治理能力的衰退与政治发展困境，表现在：

　　第一，岛内民粹主义泛滥，政党治理无力问题日益凸显。2000年以来，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后，在现有的选举制度下，以国民党龢民进党为两大主要政党的政党政治模式基本确立。但是，在利益至上的选举原则影响下，在“统独”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况下，两党恶性对峙，双方在“立法院”中的对决成为常态，导致议事进展缓慢。与此同时，行政官员在问责制度和选举政治制度的框架内，为了降低政治风险而大多选择不作为。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很多不良后果，岛内不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无法顺利处理重大问题，行政和政治运作效率低下，最终导致当局对社会的整体治理能力逐渐下降。

　　第二，政党和制度的权威性下降，民众尤其是青年人挑战当局的能量不断提升。近二十年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台湾政治体系呈现一种低效能运作，民众对代议政治和政党政治失灵感到失望、愤怒与无奈，导致岛内政党和现行制度的权威性均急剧下降。岛内多个民调显示，近年来，民众对国、民两大党和主要政治人物均感到不满，以至于两党的政党支持度均不断下滑，态度中立者大幅度上升。同时，随着民主化的发展，深入社区的民间力量、非政府组织快速兴起，在政党频繁的“民粹主义”动员下，也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化，青年人从被动的配合参与者逐渐成长为主动的组织参与者，挑战当局的能量不断加大，以至于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三、“台湾主体意识”增强

　　近年来，参与岛内社会运动的青年人主要是出生于1980年后的新一代，成长于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台湾民主化过程、“台湾主体意识”形塑过程基本重合，是导致其出现“反叛”行为和“反中”思维的思想根源。

　　第一，大多数青年人将敢于“反叛”权威和体制视为“民主、自由”的表现，追求絶对的“公平、正义”。青年一代在岛内政治民主化发展最为急速的时期成长，视听感官上充斥的是反对党和媒体所宣扬的无限上纲的“民主、自由”，絶对化的“公平、正义”，以及各种“为反对而反对”的声音，缺乏真正的民主养成过程。这些在民主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着更强烈的优越感及认同，他们常常以游行集会、表达意见、尊重人权、言论自由等形式来区分民主与非民主，划分两岸间的社会群体关系。以至于他们中不少人崇尚各种“反”，如“反权威”“反体制”“反中”，敢于冲撞和羞辱家长、老师、校方和各级行政官僚，而且一味反对中国大陆。

　　第二，“台湾主体意识”使许多青年人对大陆充满排斥和偏见。台湾在民主化过程的同时强调“本土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瞭高度膨胀、自我封闭、与大陆对抗的“台湾主体意识”。当前的岛内青年一代在“台湾主体性”塑造的过程中成长，虽然不像他们的长辈有深刻的“仇共”心理，但对大陆却充满了新的偏见和敌视，以至于滋生了“大陆政府专制独裁不民主、大陆民众粗鄙落后不文明，以及大陆霸权主义，对台武力威胁、国际打压、要幷吞台湾”等错误思想。

　　第三，“去中国化”教育和“台独”思想形塑了部分青年人“两岸两国”的错误认知。1997年台湾实行“97课纲”后，中学历史教科书改以台湾史为核心，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并列，青年一代在这种将“以台湾为中心”“中国视同外国”的“同心圆”史观下接受教育，逐渐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历史观。同时，在这一代青年政治认同形成的重要过程中，正是陈水扁执政八年竭尽全力地“去中国化”、疯狂推行“台独”政策的过程，其中一部分青年人也自然而然形成的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两岸两国”等错误认知。

　　第四，新媒体时代片面和错误资讯的快速散播，促使青年人盲目参与社会运动。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日益发达，岛内青年人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于新媒体，热衷于利用移动新媒体平台，获取和传播大量碎片化、片面化甚至是错误不实的信息，对于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及其他平面媒体资讯基本“视而不见”，这导致其难以获得系统、全面、正确的信息。

　　第二节　反媒体垄断运动的过程

　　反媒体垄断运动，又称反媒体巨兽运动,是2012年由台湾各大学院校学生组成的“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与“901反媒体垄断联盟”推动的,以维护所谓的“新闻自由、反对媒体垄断、防止大陆企业与台湾财团控制台湾媒体”为主要诉求的学生社会运动。2019年6月后，反媒体垄断运动再度被热议，起因是6月上旬，香港发生一连串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活动，大量台湾报纸将相关事件放置于头版报导，而一小部分媒体却对相关活动只字不提，令部分民众感到台湾仍有媒体被大陆影响，拒絶报导大型反对大陆的群众活动。于是6月23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举行其所谓的“拒絶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游行。

　　一、“党政军”势力介入媒体

　　台湾在1990年代以前仅有三家电视台，分别为台湾电视公司（台视）、中国电视公司（中视）与中华电视公司（华视），合称“老三台”。当时台湾正处于戒严时期，由国民党掌握“国家机器”，因此“老三台”虽然在名义上均是民营企业，均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但实际上都具有官方经营，也就是所谓的“党政军”背景。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者及民间社运团体也逐渐开始重视新闻媒体的自主性，认为“老三台”的“党政军”背景可能使得第四权难以运作，加上自由化的思潮，因此在解严后逐渐出现党政军退出媒体的呼声。1995年起，众多民间社团开始发动“党政军退出三台运动”，利用街头游行、公听会等渠道，对政府施压，直到2003年陈水扁执政时期，“立法院”完成“广电三法”中三项法律修正案，俗称党政军退出媒体条款。在修正案中，规定政府、政党不得捐助与成立新闻媒体。2005年，国民党将中视股权出售给财团，政府建立公视集团，被视为是党政军退出媒体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2008年，马英九于大选中获胜，国民党重回执政。旺旺集团回台湾投资，先后并购中国时报集团中的《中国时报》《中天电视台》《中国电视》等，形成旺旺中时集团，并计划继续并购频道业者。社运团体与学者张锦华、林丽云、洪贞玲、林宗男、黄国昌等人，担心台湾媒体财团化，财团跨媒体经营，造成台湾媒体垄断。自2010年起先后反对中时、中天、中视并购案、旺中并购中嘉案，号召示威游行等活动。

　　2010年，壹传媒主席黎智英在台湾创办壹电视。同年，“立法院”通过“广电三法”修正案，将党政军投资放宽至10%，再度引起“党政军”介入媒体的争议。同年12月13日，《中国时报》记者黄哲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表“乘着喷射机，我离开《中国时报》”，在文章中，陈述台湾媒体置入性行销的状况极为严重，他因此决定离职。民间社运团体，号召第二次“党政军”退出媒体运动，在阻止“党政军”势力进入媒体之外，也希望规范台湾财团。

　　2011年1月12日，囿于社会压力，“立法院”通过预算法增订第62条之1条文案，要求政府、政府捐助的财团法人、公营企业，不得进行置入性行销。但是此法律并没有规范民间财团，社运人士仍然对此表达抗议。

　　2012年，《华盛顿邮报》采访旺中集团主席蔡衍明，在报导中指出，蔡衍明认为“六四事件”并没有人死亡。此事触怒了“民运人士”，因此王丹发起拒絶中时运动，余英时发表声明支持。因凯擘公司与中嘉集团等媒体业者拒絶让壹电视进入有线电视频道，壹传媒在听证会中指控此事是因旺旺中时集团在背后阻止，随后其也加入反对旺中并购中嘉案。从7月起，多个团体透过脸书发起反媒体垄断活动，包括导演王小棣发起的“无力者结盟运动”，提出“你好大、我好怕”口号，希望大家拒看中视、不买中时。另有小儿科医师彭裕弘与亲子共学团发起人郭骏武在网络发起“拒看与拒买旺中集团媒体”行动，同时发起“亲子家庭拒旺中媒体”。

　　二、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发起抗议

　　2012年7月25日，黄国昌等人召开记者会，反对旺中并购中嘉案。记者会结束后，约有百余名学生到“中华民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抗议“旺中案”。中国时报集团报导部分参与游行的学生是受雇出现，暗指学者黄国昌应该为此负责。清大学生陈为廷在脸书上指控《时报周刊》副主编林朝鑫可能与此事有关，《中国时报》与《中天新闻台》等以大篇幅报导回击，引发“旺中案走路工事件”。

　　7月31日，包括台大、清大等30余个学生社团，在网络上组成“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号召约700名学生聚集在中天电视台前，抗议“旺中案走路工事件”报导不公，表达对旺中集团的不满，游行口号为“我是学生，我反旺中”，从而正式宣誓加入反媒体垄断运动。

　　9月1日，近百个民间社团，在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主导下，发动反媒体垄断大游行。这些民间社团，组成901反媒体垄断联盟，共同推动反媒体垄断运动。游行队伍在中国时报大楼集结，向旺中集团递交抗议书，之后沿途步行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向政府提交陈情书。主办单位估计参与全程游行人数约有6千人，总参与人数超过9千人，警方估计约4至5千人，是台湾史上针对新闻媒体所发动的最大一次游行活动，也是创下媒体议题促成台湾公民运动的第一例。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也参与其中，形成学运与社运结盟的形式。

　　10月16日，因壹电视无法在有线电视上架，造成亏损，壹传媒主席黎智英决定将台湾媒体事业出售给中信集团辜仲谅、台塑集团王文渊与旺中集团蔡衍明等人。反媒体垄断运动成员表态反对此项并购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介入。此外，他们也诉求制定《反媒体垄断法》，防止媒体被少数财团控制。

　　11月25日，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在壹传媒签约前夕提出四点诉求：一、政府勿装死、严审并购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主管机关，依照“国会”通过的八项决议，积极严审壹传媒并购案。二、反媒体垄断要立法：政府在完成《跨媒体垄断法》立法前，不得通过任何包括本案的争议媒体并购案。三、反中国因素干预、要政府表态：反对中国因素干预台湾媒体自由，要求政府对此现象表态，提出应对之道。四、力保新闻自主、声援壹传媒工会：要求壹传媒投资方立刻依照工会主张，签订《团体协约》及《编辑室公约》，保障新闻自主及基层工作者劳动权益。

　　11月28日，学者余英时以亲笔信声援反媒体垄断运动，表达对财团并购壹传媒案的不满。在信中，余英时认为此举将会影响“台湾民主”。

　　12月31日，反媒体垄断巨兽青年联盟成员在自由广场守夜静坐。

　　2013年1月1日，约四百多位青年学生，自凌晨三点起，由自由广场移师凯达格兰大道静坐，并拉起横幅进行示威抗议。

　　2013年2月20日，旺中案因未符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于2012年7月25日所提出的3项停止条件及25项承诺，旺中案因此失效。

　　2013年6月1日，壹电视经历多个买主先后竞争退出后，公告卖给号称“有线电视台三大霸主”之一的年代集团董事长练台生。

　　三、民进党人士介入抗议行动

　　2013年1月1日，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提出四点诉求：反垄断三法，国民党勿阻拦；“公平会”勿闪避，立刻召开听证会；说法要统一，“投审会”别落跑；政府要透明、进度要公开。1月8日，民进党“立法院”提出“广电三法修正草案”，经过1天的审议与讨论后，9日下午将该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不需朝野协商，预计周五（11日）送“立法院”院会。草案中针对“落实媒、金分离”“设立外部独立董事”“订定编辑室公约”“外资对媒体直接与间接持股的比例不该高过60%”“系统业者向金融机构借贷不能高过30%”“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财务状况须公开”“垂直管制集合门槛至十分之一等”订定规范。1月10日，民进党提出“反媒体垄断修正草案”，吴育升代表国民党表示支持民进党提出的《广电三法》修正案于次日完成三读。台大政研所硕士生侯汉廷(国民党青年团)、文化大学博士生林明正(新党)、政大外交系硕士生王炳忠(新党)等三位研究生，组成“中旺之心同盟”，至立院门口静坐，表达支持旺中案、反对修法的态度。但疑因对旺中集团、富邦集团、中信集团、台湾产险有影响。由国民党“行政院”提名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其中翁柏宗和谢焕干连夜召开记者会，批修法草案，并提出多项质疑，马英九与“行政院”院长陈冲见面会商后，国民党紧急暂停。1月11日，国民党在“立法院”将民进党版修正案由议程的第一案撤下，进行朝野协商，以议事程序封杀此案。青年联盟人员到“立法院”进行抗议。

　　2013年6月18日，“新闻媒体自律协会”理事长成嘉玲、台湾报业公会理事长林圣芬、“中华民国广播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马长生等三人拜访“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提出陈情书，指出反媒体垄断法对维护新闻媒体行业自主相关条文值得肯定，但部分条文却扩大规范、越权管辖，违反“宪法”保障之自由权利，要求删除相关条文。成嘉玲说，过去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努力废除出版法，如今“出版法”却借此法借尸还魂，令人无法接受。2013年6月21日，报载“媒体垄断防制及多元维护法草案”（反媒体垄断法）将媒金分离条款纳入规范，不过经营有线电视、电视购物的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以及联邦银行大股东、自由时报创办人林荣三，将因为相关配套条文包括“回溯条款”保留，导致相关配套措施不完整，成为媒金分离的例外。2013年6月24日，报载（901反媒体垄断联盟）前“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委、中研院研究员施俊吉反驳，若《反媒体垄断法》立法完成实施后，任何媒体事业都要遵守媒金分离，包括《自由时报》和联邦银行、大富媒体与富邦金控、旺中的国票金控与旺旺友联，都有媒金合一疑虑存在，都要进行修正。“旺中集团看不懂法律！”“不知（中时）在吵什么东西！”同时表示媒金分离有管制原则后完全不需要“回溯条款”。2013年6月，901反媒体垄断联盟发言人管中祥表示，6年多前在NCC成立时，包括“媒体观察基金会”等多个公民团体就曾拜会NCC，盼制订国内首部反媒体垄断专法。他和联盟的立场都是一致，也就是反媒体垄断法应该“玩真的”，不该为特定集团或打击特定集团进行修法。并强调，有人指草案中订定编辑室公约是“出版法复辟”，但这根本是颠倒是非，只有媒体老板才不喜欢编辑室公约，不是记者，呼吁朝野政党应信守承诺，希望“立法院”可以尽速通过《反媒体垄断法》。

　　2018年5月19日，黄国昌以时代力量党主席身份发表写给就任“总统”2周年的蔡英文看的公开信，他说，“反媒体垄断的立法，到现在连草案都提不出来”。

　　2019年，时代力量反对媒体垄断，反媒体垄断运动再度被热议。6月13日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国昌在脸书公布取得凯达格兰大道的路权并正式宣布“拒絶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活动权及“红色媒体滚出台湾”游行确定在6月23日下午举行，游行目的旨在驱赶亲大陆的“红色媒体”及避免其对台湾的影响、守护其所谓的“台湾民主与自由”及声援香港人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事后，台湾各界对反媒体垄断运动纷纷表态：国民党立法委员蔡正元在脸书发表看法，认为反媒体垄断是假议题，违反出版自由，反媒体垄断人士只是被林荣三与黎智英为个人商业利益煽动，大学生则沦为跑龙套。

　　“前主席”蔡英文表示，“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城墙。城墙破了，民主就会被淹没。旺中案之所以被重视，就在越来越多人警觉到，如果我们的传播公器只集中在少数集团或个人手上，是令人忧心的，尤其当这个集团或个人并不愿意信守传播的民主原则，拒絶尊重新闻专业和伦理的时候，我们的民主自由就会一步步地遭受侵犯。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民主国家都设有严格的规定来避免媒体的垄断，而她在党主席任内坚持NCC必须驳回旺中案的理由也在这里。”她说“如果政府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为人民把关一个健全而自由的媒体环境，为了我们的民主自由，更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只有自己站出来展现人民的力量。”她呼吁各界为捍卫台湾的新闻自由挺身而出，踊跃参加“你好大、我不怕”的反媒体垄断大游行，除了要求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撤回旺中案决议外，并检讨现行法规以防止媒体的过度集中与垄断。对于国民党在“立法院”阻挡“广电三法修正案”，她表示，这种因财团而一夕生变、连夜翻盘的政党很让人失望。她认为马英九应该主导反媒体垄断的修法，让相关法律完备，不能对媒体自由没有全盘视野的看法，只是说他不介入个案。

　　“立委”郑丽君等人则于“立法院”院会提案，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于《反媒体垄断法》公布前不得再通过任何媒体购并案，表示财团介入媒体事业经营，并透过雄厚之财力进行水平及垂直之并购，再借由旗下媒体公器私用，钳制言论打击异议者，已严重影响新闻自由，伤害台湾民主。壹传媒的购并案一旦通过后，其平面媒体的市占率将逼近五成，恐产生言论集中的问题。

　　台湾团结联盟党主席黄昆辉表示，国民党对《广电三法》的修正案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还在学生们抗争后动用大批便衣警力及警备车尾随学生，台湾已经不是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代了，不要搞白色恐怖贻笑国际；而国民党只有“一夜改革”，人民不能再寄望或期待，他呼吁全民要用行动来要求马英九下台。台联立委林世嘉强调“台湾团结联盟”始终支持反媒体垄断、媒金分离及召开法案公听会。2016年11月21日，ETtoday东森新闻云的直播节目讨论台湾数位光讯科技宣布购买东森电视事件，主持人赖宪政说，在新的媒体怪兽即将成形的时候，反媒体垄断运动的团体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应该站出来守护四年前的理念”；来宾台联台北市议员陈建铭说，敬告曾经支持反媒体垄断运动的民进党，不要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别以为执政了就不会有社会运动”。

　　时代力量宣布于2019年6月举办“红色媒体滚出台湾”游行之后，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表示，台湾是言论自由的社会，不该因媒体的立场而抗议，认为相关游行干预新闻自由。

　　第三节　反媒体垄断运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一、反媒体垄断运动的特点

　　（一）学运与社运相结合

　　从运动主体构成来看主要为：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901反垄断联盟以及“中央研究院”部分院士与学者。7月31日，包括台大、清大等30余个学生社团，在网络上组成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号召约700名学生聚集在中天电视台前，抗议旺中案走路工事件报导不公，表达对旺中集团的不满，游行口号为“我是学生，我反旺中”，正式宣誓加入反媒体垄断运动。9月1日，近百个民间社团，在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的主导下，发动反媒体垄断大游行。这些民间社团，组成901反媒体垄断联盟，共同推动反媒体垄断运动。游行队伍在中国时报大楼集结，向旺中集团递交抗议书，之后沿途步行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向政府提交陈情书。主办单位估计参与全程游行人数约有6千人，总参与人数超过9千人，警方估计约4至5千人，是台湾史上针对新闻媒体所发动的最大一次游行活动，媒体议题首次成为公民运动的触媒。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与901反媒体垄断联盟共同走上街头，形成学运与社运结盟的形式。

　　（二）第一次将“中国因素”设为运动主轴

　　回顾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它对后续社会运动发展路径所带来的最为关键的影响就是：这是第一场明确地将“中国因素”设定为运动主轴的运动，且深刻地影响了2013年的反服贸运动及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在“901大游行”前，社会上也普遍存在对“旺中集团成为大陆传声筒、影响台湾的新闻自由”等可能性的忧惧，然而“中国因素”在当时依然尚未跃升为反媒体垄断运动的主要轴线，根据陈为廷的回忆，正是在那场由他与林飞帆为了商讨应对旺中并购壹传媒案而纠集的位于台大社会系馆的会议中，他首次将提案“中国因素”纳入诉求中。除此之外，“1126‘行政院’行动”的四项诉求也是陈为廷在整理归纳郑秀玲、黄国昌等学者所发展出来的反媒体垄断论述后，汇整为具体诉求并于会议现场提出的。从7月31日到9月1日大游行，“1126政院行动”是反媒体垄断运动第一次将“中国因素”明确地纳为诉求。

　　（三）以社群网络为主要串联形式，组织内部由依赖异议型社团动员向高度组织化演变

　　相较于“野草莓运动”前后到2009年间各校园异议性社团普遍而言的惨淡经营，2010年时随着越来越多青年行动者进入校园异议性社团与自治组织，原本各自经营校园基地的行动者开始在校园民主、学生权益等议题上进行跨校、跨地域的串连。2010年到2011年间，“野草莓运动”前既有的社群网络以及运动后新出现的社群网络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各自经营与发展后，开始在学权、阶级、农村、土地、环境乃至于国族等相关议题上有了密集的跨校、跨区串连与合作，无论校园与社会都成为青年行动者生成、汇聚并形成社群网络的场域。

　　到2012年，青年们所投入的社会抗争与社会运动的密度与强度都明显高于过去几年。在“反美牛运动”与“反涨学费运动”中，可以观察到这些运动的青年组织者皆能高度掌握当前各校异议性社团的联络管道，能够通过联系各校社团“头人”的方式达成迅速串连、动员的目的。从各校异议性社团的发展状况以及各地社群网络之间的连结强度来看，2012年时于各个领域进行实践的青年行动者社群网络之间已然形成一个更大的、成熟的、熟练于相互串连与彼此声援的网络。无论是该年的“反美牛行动”“反高学费运动”或“反媒体垄断运动”都高度仰赖这个以校园学运社团为节点所串起的网络。

　　该年7月爆发的反媒体垄断运动是继2008年“野草莓运动”以来最受媒体与社会大众关注的由青年行动者所发动的社会运动。相较于过去几年因应大型议题如“国光石化”“反美牛”“反涨学杂费”而出现的跨校学生、青年组织，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组织化”的倾向相当显着。其内部又可以细分为媒体组、行动组、讨论组等等。由于许多之前不曾参与异议性社团的行动者，或者所谓的“素人”，在1126的守夜行动后开始积极参与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运作，因此“1126‘行政院’行动”与“1129公平会行动”结束后，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便开始进行进一步组织化的工作，包括构思比较严谨的分工架构。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其逐渐失去与原本异议性社团之间的纽带。

　　二、反媒体垄断运动的影响

　　（一）推动反媒体垄断立法，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反媒体垄断运动的一个重要主线就是反媒体垄断运动者围遶旺中并购案和壹传媒并购案，要求“公平交易委员会”与“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介入，并诉求制定《反媒体垄断法》，防止媒体被少数财团控制。2013年1月8日，民进党立院党团提出“广电三法修正草案”，经过1天的审议与讨论后，9日下午将该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草案中针对“落实媒、金分离”“设立外部独立董事”“订定编辑室公约”“外资对媒体直接与间接持股的比例不该高过60%”“系统业者向金融机构借贷不能高过30%”“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财务状况须公开”“垂直管制集合门槛至十分之一等”订定规范。2013年1月10日，民进党提出反媒体垄断修正草案，吴育升代表国民党党团表示支持民进党提出的《广电三法》修正案于次日完成三读。但疑因对旺中集团、富邦集团、中信集团、台湾产险有影响。由国民党“行政院”提名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其中翁柏宗和谢焕干连夜召开记者会，批修法草率，并提出多项质疑，马英九与““行政院”长”陈冲见面会商后，国民党紧急暂停。1月11日，国民党团在“立法院”将民进党版修正案由议程的第一案撤下，进行朝野协商，以议事程序封杀此案。就反垄断本身来讲是极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台湾“反媒体垄断运动”却在各种势力集团的影响下，披上了沉重的“政治外衣”。以至于反媒体垄断立法“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胎死腹中”。2018年5月19日，黄国昌以时代力量党主席身份发表写给就任“总统”2周年的蔡英文看的公开信，他说，“反媒体垄断的立法，到现在连草案都提不出来。”

　　（二）开启“反中国因素”元年，日益影响后续学（社）运

　　回顾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它对后续社会运动发展路径所带来的最为关键的影响就是：这是第一场明确地将“中国因素”设定为运动主轴的运动，且深刻地影响了后续的学运和社运。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两岸在政治与经济上的逐渐互相开放，台湾资本开始逐渐进入大陆，两岸在经济上的关系日益紧密。90年代后期，大陆经济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台湾却不断推行“去中国化”教育，“台湾主体意识”和“台独”思想逐渐成为民众的“主流价值观”，这就导致大量民众在部分“緑营团体”、媒体和学者的误导和煽动下，极易产生“反中”“恐中”心理。因此，当反媒体垄断运动爆发时，“反中国因素”就被定位了运动主轴。“旺中并购案”“壹传媒并购案”，看似是维护台湾新闻媒体的多元化和新闻自由，实则是反对蔡衍明及其旺旺集团背后的大陆。事实上，台湾已进入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单一媒体垄断市场已不可能，所谓“反媒体垄断”根本上就是假命题，民进党用意是以“反媒体垄断”为名，肆行“反中国因素”之实。反媒体垄断运动被升级为泛政治化的“反中国因素”运动，“独派”甚至上纲上线为“统独之争”、关乎台湾的“国家安全”。此后，台湾学运界和社运界更是呈现庸俗化趋势，只要涉及大陆问题，不管对台湾是否有益，坚决奉行“反中国因素”，台湾学运和社运成为了“逢中必反”，妖魔化中国的“反中”运动，例如，后来爆发的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2015年的反亚投行行动。

　　（三）“政府”公信力下降，岛内“民粹主义”兴起

　　在经历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后，台湾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逐渐名不副实。经济上的不景气，随之带来的是通货膨胀、民众失业等社会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也开始仿效西方，开启政治民主化历程，力求建立一个更加高效、有力的政府，但是机械地照搬照钞不仅未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在实质内涵和效果影响上大打折扣，逐渐出现社会治理能力的衰退与政治发展困境等问题，特别是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时，显得更加力不从心。民众对代议政治和政党政治失灵感到失望、愤怒与无奈，导致岛内政党和现行制度的权威性均急剧下降。台湾岛内多个民调显示，近年来，民众对国、民两大党和主要政治人物均感到不满，以至于两党的政党支持度均不断下滑，态度中立者大幅度上升。一方面是台湾社会危机频发、社会矛盾日益尖鋭，另一方面是代议制民主的低效运作和政党政治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深深的无力感，致使“政府”权威不断下降，加之在民主化的影响下，各种民间力量和非政府组织快速兴起，且日益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化。在此影响下，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选择走上街头，通过集会、游行的方式表达意愿。2012年以后，学运和社运的爆发频率也呈现不断上涨趋势。

　　反媒体垄断运动发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表态嘉年华”，青年学子在各地手举“反媒体垄断，拒絶中国黑手，捍卫新闻自由”标语进行摄影，然后再上传到网络进行串连。串连的照片，不只来自岛内，也来自海外各地；照片的主角，不只是台湾人，也包括乔姆斯基在内的诸多外国人。原本意在动员群众的社会运动，变成动员相机、摄影机的拍照运动与网络运动。究竟媒体与垄断之间的关系如何？反媒体垄断的实际意义为何？这些问题不再是运动的主轴，却变换成为大量极简化的标语照片表态，似乎串连的人数愈多、累积的地点愈多、愿意合影的外国人愈多、影中主角的名气愈大，“反媒体垄断”大业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反对旺中的各股势力与媒体，以铺天盖地的方式宣传台湾这场反媒体垄断运动，对于反对“反旺中”或反对“反中国因素”的声音施压，只准“反中者”拥有言论自由，无疑是以“垄断”信息的方式来“反垄断”。“反旺中”不是什么反媒体垄断和维护新闻自由，而是“反中国因素”。乔姆斯基的标语照片风波，更加说明瞭这场运动参与者以资讯不对称的手段去“垄断”外国著名学者，再以相关照片动员支持群众，并“垄断”不知情的民众。如此做法，反而突显谁才是真正的信息垄断者。如果不能深化运动的内涵，说不清楚运动的目的，那么这场反媒体垄断运动只能沦为台湾社会对中国大陆集体焦虑与压力的宣泄。

　　风波过后，许多参与的学者与学生纷纷跳出来自我辩护，死守“反垄断”的大旗，要求论者不要给他们贴上“反中国”的标签。如同台大政治系石之瑜教授在《台湾社会运动的帝国内涵》一文所质疑的：“要对抗媒体垄断，这些年轻的社会运动家是只见秋毫，不见舆薪。垄断台湾新闻、新闻学、新闻技术的主要来源是这些买主吗？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混在一起反对，充其量是在为美国的继续垄断当清道夫，为自己的依附与空洞遮丑”。

　　在旺旺集团收购媒体之前，难道台湾就有“真正的新闻自由”？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陈炳宏给了我们事实的真相：“解严前后，民众对无线三台贫乏的电视节目都深感不满，非法第四台便成为满足人们电视需求的主要来源，而当时第四台主要经营者大多是地方各种势力人士，包括地方派系与政治人物。但是随着有线电视法在1993年通过，合法有线电视系统因具备资本密集与巨额投资的特性，原经营者或想获利了结，或有意募集更多资金以永续经营，这些因素都让企业集团有机可乘，而当时积极介入有线电视产业的企业包括东森、和信、太设、太电等，以及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不过大约从2003年起，在地集团拥有的有线电视系统即逐步被包括澳洲星空传媒、美国卡莱尔、澳洲麦格理、韩国安博凯在内的外资集团所入股及并购，形成外资集团掌控台湾有线媒体的外资时期。这个态势直到2009年当富邦集团所属“台湾大哥大”宣布以新台币568亿元收购凯擘有线电视后，在地集团才又从外资手上重新夺回有线电视经营权。”

　　此外，台湾反旺中运动参与者最常使用的理由，就是他们认为旺旺集团跨足平面媒体、无线电视、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跨媒体经营”行为，是垄断新闻媒体、造成媒体集中化，并称之为“媒体巨兽”。运动支持者对旺旺集团的并购行动忧心忡忡，而对其他的“跨媒体经营”视而不见。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并购中嘉公司案，本是一个单纯的商业并购案，过去也有多个类似的媒体并购案，并没有引起争议，更没有反对声音，均顺利通过审批。为何旺旺中时媒体集团的并购案会引来强烈反对？这显然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件。关键在于并购者是在大陆崛起的旺旺集团，老板是大陆知名台商，是所谓与大陆及马当局关系要好的蔡衍明，还在于蔡衍明明确表达“认同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立场。因此，这便引起以民进党为首的“緑营势力”的强烈反对与抗议，让原本单纯的企业并购案不仅无法审查通过，还变成一个敏感的媒体事件与政治事件。9月1日的“反媒体垄断”游行虽然以媒体人士与学生为主，但民进党扮演了政治干预的重要角色。

　　“反媒体垄断”是假议题。在台湾媒体与新闻自由化的今天，根本不存在媒体垄断的事情。在台湾政治社会对立下，存在典型的所谓“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尤其是所谓的蓝緑媒体。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下属媒体只是台湾众多媒体的一小部分，市场占有率并不高，何来媒体垄断？

　　除了微软之外，其他美国财团的媒体事业版图更是惊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是目前美国最大的媒体集团，旗下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HBO……；维亚康姆公司旗下拥有ESPN、MTV、Nickelodeon、Showtime……；新闻集团旗下拥有FoxTV、《纽约邮报》《旗帜周刊》……；纽豪斯集团旗下有12家电视台、87个有线电视网、《星期日》《大观》《纽约客》《时尚》《名利场》……。上述提到电视频道与平面媒体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上架，台湾的阅听大众对这些媒体并不陌生，但它们幕后的老板却都是极少数的庞大媒体集团。在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市场”之下，“多元选择”只是表象，台湾民众每天接收到的信息，都被几家全球性跨国媒体“巨兽”“垄断”，对于信息的“选择”也是被这几只“巨兽”掌控。

　　因此，台湾的“新闻自由”从未存在过，全球的“新闻自由”也未存在过。台湾的媒体有“蓝资”“緑资”“美资”“欧资”“澳资”等等，他们自以为拥有的“多元信息”与“新闻自由”，只是资本家与世界霸权的傀儡、传声筒。

　　台湾的反媒体垄断运动，对上述问题全部充耳不闻，唯独对旺中集团紧咬不放，唯独只对“中资”感冒。在此情形下，具有进步意义的“反垄断”，却变成了为其他资本家与政治势力涂脂抹粉的反动工具——只排除“中国因素”，而为“美国因素”等霸权力量的引进大开緑灯。归根到底，这不过是一场以“反垄断”为号召，骨子里则是反中势力的大集结，对两岸和平交流新局面的反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