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学运”，发生在2008年11月6日至2008年12月7日，之后转进校园。此次学运的抗议议题主要是：台湾部分学生认为警察在执行陈云林（时任大陆海协会会长）到访的维安任务时，造成了对民众基本人权的侵犯，以及“集会游行法”对于集会自由的限制。学运中，少数学生龢民众对来台正常交流的大陆官员进行围攻、泼漆、扔鸡蛋甚至身体伤害，直接冲击台当局的警察安保机制，多次引发警民肢体冲突，运动开始突破法律和体制的框架，在台湾社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节　2008年野草莓学运的背景

　　一、民进党下台后重新重视社会运动团体

　　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社会运动团体担心被执政的民进党所吸纳，特别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这在2004年的“新野百合学运”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当时的学运人士就喊出了“我们不分蓝緑”的口号，表达出强烈的与政党切割的姿态，试图以此壮大自身力量。而上台执政的民进党，出于长期执政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也刻意与社会运动团体保持距离。因此，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期间，岛内的社会运动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除了规模和影响极为有限的“新野百合学运”之外，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学生运动。直到2008年民进党下台，民进党才开始重新重视并结合、利用台湾社会运动团体，不断打击国民党执政的声望与效能，以图藉助社会运动的力量实现再次上台执政的目的。因此，在2008年下台的民进党的推动下，台湾社会运动再次呈现出不断高涨的趋势，且社会运动与学生运动相互结合，各种政治势力尤其是“泛緑阵营”纷纷插手其中。

　　二、岛内“台独”势力开始壮大

　　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正式成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这意味着台湾完成了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又重新获得了执政权，民进党执政时陷入了冰点的两岸关系重新开始升温，两岸两会交流开始恢复。不过，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出现的种种“台独”宣传与行径却贻害无穷，影响着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言行。“野草莓学生运动”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运之一。

　　2000 年，台湾经历了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开始上台执政。民进党在8年执政期间，陈水扁继续延续李登辉时期的“台独”政策，不遗余力地宣扬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边一国”等谬论，“台独”分裂政策日益明朗化。陈水扁还在教育领域大力推行“去中国化”的政策，在岛内全面湾灌输“台湾主体性”，否认“中国认同”。例如，在青少年课纲中竭力推行“台湾史”，向台湾学生灌输“新台湾文学”，并将中国史列入了世界史范围内，妄图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在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联系，培植以台湾为“独立主体”的历史、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思潮和行为。在民进党的蛊惑下，导致岛内各种 “台独”势力发展壮大，活动猖獗，尤其是青年学生受到“台独”理念的严重毒害，形成了青年一代所谓的“天然独”现象。

　　2008年11月海协会与海基会领导人第二次会谈即“第二次陈江会”在台北举行，台湾大学助理教授李明璁发表“1106行动声明”，鼓动了数以百计的学生到台湾行政机构前静坐，并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这就是所谓的“野草莓运动”的开始。

　　第二节　2008年野草莓学运的过程

　　一、群众包围抗议，引发警民冲突

　　2008年10月21日，中国海协会副秘书长张铭清受台南艺术大学邀请来台交流，遭到台南市群众包围抗议，发生了肢体冲突。

　　1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2008年6月当选海协会会长，同时卸任国台办主任职务）到台湾进行“第二次江陈会谈”，此时台湾当局调动将近七千名警力来保护陈云林先生。在这期间，原本自由民主的台湾，一时间仿佛回到了戒严的时期，警方与“国安”单位的执法方式过激，在街头引发了较多的冲突，较多的警民冲突画面在新闻频道不断地播放。

　　11月4日，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签署两岸“三通”等四项协议。纪録片导演陈育青途径圆山，用摄影机拍摄了陈云林等人的行程，却遭到了警方的盘问以及强制搜身，在拒絶配合之后，被警方以妨碍公务为由带至圆山派出所；一名乐队主唱Freddy与其友人身穿“你爸是台湾人”等标语的衣服行至长春路时，遭到警方的拉拽，双方发生了肢体碰撞，而警方却说不出其犯法的理由；“上扬唱片行”由于播放“台湾之歌”而遭到警察强制换掉音乐并要求其拉下铁门。在此期间，社会还发生了“1104上扬唱片行事件”，民众在“上扬唱片行”门口聚集，要求相关部门对打人事件进行解释，民众称李汉卿不重视人权，要求有关部门做出回应。

　　11月5日，陈云林与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晶华酒店就餐，被抗议民众团团围困在酒店内，直到隔日凌晨四点半才在警方强力保护下才得以脱困；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在BBS发起讨论，决定发起在“行政院”前的静坐抗议活动，幷发表诉求与行动声明；同一天李明璁因为遭到警方的盘问，而关闭网站。

　　11月6日，民进党发动“围城”行动。凌晨开始，认同李明璁所发起的活动诉求并愿意参与的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同时李明璁得到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即族群语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许维德、柯朝钦、林秀幸等人的认同，决定在交通大学第二餐厅外举办静坐活动与台北隔空呼应。由此，“野草莓学运”从2008年11月6日正式展开，这场看似民主的行动，却在民主的台湾遭到了危害。上午十一点，数百名自愿参加的大学生集结游行至“行政院”大门前，等待着官员们的回应，穿着黑色衣服、戴口罩是他们进行抗议的形象，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诉求。当晚，在“行政院”门口，他们通过广播呼吁群众停止捐款，这可以看出，学生在“行政院”门口集聚，并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学运的意图。这一举动与网络歌手所写的“野莓之歌”的歌词“我们有属于我们的梦，我们有我们的话想说”交相呼应。

　　11月7日，上午十一点，“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出面与学生交谈，但双方并未达成共识，于是学生持续静坐。上午的“行政院”门口学生们来来去去，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下午四点，警方四次对学生进行举牌警告，但举牌警告未果，随后警方开始驱逐在场静坐的学生和老师，将静坐参与者驱离现场，学生转移到自由广场持续诉求。（根据谢升佑描述的野草莓学运，因为七号已经是周五，接下来两天是假期，而且从十号开始，一些大专院校便要进入期中考试阶段，学生们自然会回学校，所以当时确实没有多少学生和老师做好转向自由广场进行长期抗争的心理准备，更别提一个长期街头抗争运动。）傍晚，警方突然强势驱离学生，令警方万万没想到的是，警方驱离学生的整个过程被学生通过直播的方式传送到了网络上，然后，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聚集在“行政院”门前的人数增长数倍，众多学生迅速涌向自由广场，而且群众所捐赠的资金和物资更是丰富。

　　11月8日，网友为此次静坐事件编写了歌曲，于是《野草莓之歌》诞生。当天，中南部各大院校展开串联，南部成功大学光复校区门口开始静坐行动。台湾大学廖咸浩表示，校方关切的是师生的人身安全，学务处已经派人关切，随时注意学生的状况。政大楼永坚说，所有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只是希望能够和平理性、合情、合理、合法，站在学校立场，希望学生能够受到应有的保护。廖咸浩表示，学生关注法律议题，可以利用现有管道畅通，使用守法的方式推动，修法就应该找“立法院”，另外，提醒学生，期中考要到了，不要荒废学业。根据李顺德的描述，三百名大学生在“行政院”大门口静坐，持续到第二天后，“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上午曾受命与学生讨论、谈话，但并未得到学生们的善意回应，甚至有学生还说“秘书长，你是人吗？”尽管薛香川维持风度，但薛香川向学生表示，这是非法的集会，正当性不够。

　　11月9日，中部地区学生在台中市民广场静坐。学界发表《抗议国家暴力，声援静坐学生》的声明。广场学生以表决方式将此次学运定名为“野草莓学运”。民众将参与“野草莓学运”的学生看作“孩子”，以长辈的身份来进行“说教”，还有一名中年妇人哭着跪求警察，后经协调，把遮雨棚移往自由广场旁的牌楼让学生继续静坐。不过，也有民众责备学生：“我们纳税给‘教育部’，是要给你们念书，不是要你们静坐！”还有民众打气说：“你们是台湾的宝贝，不要着凉了。”有记者以“风雨无阻学生苦等政府回应”为标题，报导了学生静坐的场景：“尽管昨天气温骤降、刮风下雨，百余位学生仍然坚守自由广场，不少学生表示，即使天气再差，身体再湿，三项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前，我们絶不走。”

　　11月10日，新竹清华大学海报墙旁边聚集了不少学生，举行静坐的行动。四百多位学者声援“野草莓学运”。“行政院”院长刘兆玄被问及学运诉求的时候表示“这种事挺两天就过去了。”在11月10日，此学运被正式定名为“野草莓学运”。另外，北中南学生串聊，还有一些学生疯狂呼喊口号。

　　11月11日，学生指出：“安静不代表认同，和平不代表承受，你的傲慢再一次烫伤了我，这一次我不会沉默”。紧接着，高雄城市光廊聚集了众多的市民与中山大学等校的学生，他们也加入了静坐的行列。民间社团发起每晚六点至七点，到自由广场声援“野草莓学运”静坐活动。“野草莓学运”要求“司改会”黄瑞明、高涌诚、詹顺贵以及高荣于自由广场参与公民论坛，主讲内容为集游法。野草莓越开越旺。自“野百合学运”起，逐渐强调“理性、和平”，尽管参与运动的学生被视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但仍然能够表现出“理性与和平”，淡化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的偏见，从而博得一些感性支持。因此，媒体会不断地使用“强调理性、和平”，以此来维护学生运动的合理性：自中部各校的大学生，在台中市民广场进行了一夜静坐。台中市长胡志强表示，学生不喜欢政治人物介入，所以他不会主动前往探视，只要是和平、理性的诉求，也不会强制驱离。高雄地区学生则是在高雄市城市光廊静坐。中山大学海事所硕士生林智鸿呼吁学生不要再冷漠，并重申学运诉求，强调一定要和平理性。自由广场静坐的学生要求修改集会游行法，“行政院”院长刘兆宏回应说，修改集游法是马萧的竞选政见，政府会朝这个方向来做。他同时对学生温情喊话，“天冷了早点回家去，再坐下去对身体不好。”“教育部”部长郑瑞城于2008年11月10日到场探视学生，纠察同同学却不认识“教育部”部长郑瑞城，还拦下质问“你是谁？”等郑瑞城表明身份后，学生才吓一跳，但并未热情回应。

　　11月12日，中正大学、南华大学等校的学生在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开始静坐活动。民间司改会、台北律师公会、台湾法学会以及中研院、台大、世新等法律系学者于司改会进行集盟版集游法修法讨论，并向自由广场上的学生进行现场连线传播会议。马英九首度正面回应“野草莓学运”，关于要求“国安局长”蔡朝明与“警政署”长王卓钧下台的问题。马英九表示，以他们这次的工作表现，有检讨的地方，但还没有到免职的地步，对于集会游行法将许可制改为报备制。马英九认为，许可制不一定严，报备制不一定宽，要看内容，况且关键不在报备，关键在暴力。

　　二、学生首次“会师”，运动规模扩大

　　11月15日，全台湾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首次于自由广场“会师”，三位同学展开二十四小时自囚行动。 学生在广场举行公民论坛谈论“国家”暴力，会谈人包含中研院社会所张茂桂、中研院法律所廖福特、东吴大学黄默、民间司改会林峰正执行长等人。学生们除了静坐，在各地区发展不同的抗争形式。2008年11月15日，《自由时报》上刊登了一位“立委”的话：“这是一个教育孩子的机会，不可以把孩子当犯法的对象去看待，‘教育部’部长担任学生与政府间的窗口责无旁贷，在行动上必须诚心与学生陪坐，而不是走入人群要求沟通，要真的一起坐下来，不要弄得剑拔弩张，你要倾听、协助、沟通，学生才会成长。”

　　11月16日，高雄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想要向马英九陈情，但遭到警方的阻挡、恐吓。台北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前往台北车站发放传单，经过博爱特区的时候遭到警方举牌阻挡，随后静坐人数日益减少，甚至不到百人。

　　11月20日，司改会举行记者会，对警方滥用职权展开提告行动。

　　11月23日，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举行人权公祭，司改会、台权会等到场致意。蔡英文于11月23日到自由广场向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致意，并为民进党之前为修正《集游法》公开道歉，“立法院”也推行并陆续开展“强制报备制”的《集游法修正草案》。颜缘芬发起“音乐界声援野草莓”音乐会，由多位重量级音乐家接力演出。

　　11月25日，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准备在台科大校园举行说明会，但因校方不愿意租借场地而被迫取消。

　　11月26日，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重返“行政院”，以两人一组方式每日于“行政院”前静坐一个小时。为了加强学运的论述深度，“野草莓学运”曾邀请司改会律师于自由广场举行公民论坛；司改会、台北律师公会、台湾法学会等团体，与中研院、台大法律系、世新法律系的学者推行《集游法》的修法讨论，广场静坐的学生对讨论过程进行直播。

　　11月27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召开“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公听会，宣示将加速修订集游法。学生们在“立法院”门口静坐，这是因为会议得邀请政府人员及社会上有关人士到会备询；每年集会时，相关议员都会来此听取“总统”的“国情报告”，这样一来，学生们的静坐等行为就会得到政府人员的关注。

　　11月30日，由溪公社、巴奈等独立乐团与歌手举办“野莓开唱”，为声援野草莓学运而献唱。高雄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发起“傀儡马游爱河”游行活动。

　　12月1日，台大数学系郑哲修、师大心辅系苏竑融两人参加了“行政院”门前的快闪静坐行动，由于静躺在“行政院”前的通道上，警方以违反社会秩序的罪名将两位学生带回中正一分局忠孝东路派出所进行侦讯，司改会执行长林峰正律师随后赶到警局进行陪侦，这是警方首次逮捕“野草莓学运”学生。

　　三、“前总统”支持学运，学生遭到“强制退场”

　　12月6日，“前总统”李登辉前往自由广场探视静坐的学生，签名联署支持“野草莓学运”的诉求。

　　12月7日，“野草莓学运”相关组织以“自愿报备制”的精神，发起“1207野给你看”游行，号召学生、公民等数千人进行游行，途经“立法院”“行政院”“警政署”以及“总统府”前的大道，整个过程和平有序，印证了“自愿报备”的精神（据联合晚报披露，“野草莓”透过“自愿报备”的模式向警方报备，警方不接受）。下午2点，队伍从自由广场出发，以“人权出殡”仪式在凯达格兰大道“抬棺”与“撒冥币”，以此象征台湾人权自由已死，并于傍晚在自由广场举行“野草莓自由感恩晚会。”为期一个月的自由广场静坐活动宣告结束。

　　12月8日，根据《中国时报》的报导，参加“野草莓学运”的学生组成了近百位纠察队，维持队伍的秩序，在无任何交通管制的情况下，虽然一度造成人车争道及交通混乱，但过程平和、理性。学生沿途高喊“‘马总统’及‘刘院长’道歉”“‘国安局长’及‘警政署长’下台”及“修改集游恶法”等口号。

　　12月11日，警方于凌晨四点多，对自由广场上的“野草莓”学生以及聚集民众进行强制驱离。本已进入到收尾阶段的“野草莓学运”，遭到“强制退场”。学生们原本计划本周退离自由广场，但由于警方将百余名学生和难民一同载往郊区进行“野放”，这引起了学生的不满。但学运显然已成强弩之末，学生宣布成立“野莓之家”，转回校园进行播种，最终只能以“申请立宪”的无奈之举去延续这场无疾而终的运动了。

　　第三节　2008年野草莓学运的特点及影响

　　一、野草莓学运的特点

　　（一）具有无边界、去中心的组织形态

　　“野草莓学运”是盲目触碰社运“政治、去政治”与“统、独”等议题，同时具有无边界、去中心的组织形态。本次学运打着抗议“集会游行法”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带有严重的反华情绪以阻挠“陈江会谈”，并阻碍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一场零散、缺乏组织、没有明确的运动目标和领导核心的学运就这样草草结束。如果仅仅用“诉求、动员、组织”三重标准来估量这场“运动”，“野草莓学运”还不算及格。在“野草莓学运”中，并不缺乏一些有学问的领袖型学生，但同学们都非常有默契地躲避过度显露锋芒，于是所谓“一场没有明星的运动想象”在学生之间产生。

　　“野草莓学运”一开始就受到“野百合学运”结果的影响,而且并不是大家理想中的典型，因此大多数具有领袖魅力的同学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收敛自己的锋芒。虽然大家都知道阉割权力中心的运动必然会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但是，在“野百合学运”的影响下，仍然选择了尝试一条不同的路。所以，在“野草莓学运”中，所谓的“核心成员”从来都不是以台大或者其它大学的学生为中心，而且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在这场学运中也没有特殊的待遇，而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平起平坐地进行讨论、决定。从主体的意愿来说，这种共同参与、集体决策是带有正面意义的，但是对于这样的运动形式而言，造成了“野草莓学运”无组织化的结果，幷且对团体动力产生了结构限制。众多的意见“领袖”之间彼此的背景相差甚大，其对运动的期待和想象有所不同，甚至因为过去就分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思想社团。也就是说，这些足以影响运动方向的意见“领袖”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在理论方面，不同行动思想的行动者原本就应该组建不同性质的社团，彼此再针对特定的议题进行合作，然而，“野草莓学运”并不是在这样的节奏中产生的。

　　（二）青年一代政治参与的组织性较差

　　青年群体不关心政治、较少参与政治活动,其偶发的政治参与行为自然就较为松散,规模也比较小。“野草莓学运”初期被誉为是“集体领导”的新学运典范,后期则沦为参与者与干部意见不一致的“流水席式民主”。迫于压力临时组织是造成学运陷入内耗而溃散的重要因素，决策帐篷内无休止的内斗式辩论，不同意见领袖私下合纵连横式的动员串联，极大地消解了这场运动的动能。直到这场学运结束为止，并没有官员或政府机构正式出面回应学运提出的“总统道歉、警长下台、修改恶法”这三项诉求。学运期间，相关的媒体报导也并不积极，社会关注度有限。

　　二、野草莓学运的影响

　　（一）“野草莓学运”开启了台湾以网络作为传播社会运动媒介的历史

　　此次学运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进行网络直播的社会运动。参与运动的学生通过网络进行串联，以BBS、BLOG传播和汇集相关信息，同时也利用网络平台如Yahoo!Live进行直播，链接既有的BBS、博客、微网志、共享书签以及其它公民媒体，让很多没有到达现场的人也能关注到运动的诉求与进展情况。尽管当时的脸书和手机影像技术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远未在人们的生活中普及，但它作为“网络直播社会运动”的先锋性工具，无疑对台湾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正式拉开了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在以后的社会运动中使用网络媒介进行社会动员的序幕。

　　（二）“野草莓学运”对两岸正常交流造成破坏

　　“野草莓学运”是一场以反对两岸交流为直接目标的社会运动，具有“台独化”“年轻化”“网络化”等特征，表现出“反中、反统”的情绪，同时也配置了一批主导和宣扬“台独”的学生和学者。

　　在较浓的政治色彩渲染下，“野草莓学运”走向无疾而终，最终只能透过一些消极的行为结束此次学运。比如“申请释宪”以及成立“野莓之家”，“雷声大，雨点小”是大众对“野草莓学运”的集体评价。此次学运具有地区跨度广的特点，涉及台北、台南、台中、新竹、高雄、嘉义等地。涉及面多，“野草莓学运”的参与者在运动结束后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后来各地各校成立了不同社团。例如，2014年爆发的备受世人瞩目的“太阳花学运”，其核心成员的学运启蒙经验就来自“野草莓学运”。参与“野草莓学运”的林飞帆，之后于成功大学投入“零贰社”的组织活动,后于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中担任“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总召集人,而在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中也是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的魏扬也参与了新竹的“野草莓学运”，而就读于建国中学的陈为廷则参与了台北的“野草莓学运”，并于一年后考上清大，成为魏扬的学弟。魏扬、陈为廷等人共同在清大成立了“基进笔记”组织。他们都是后来的太阳花学运的骨干。经过“野草莓学运”洗礼龢民进党的刻意培植，这些学运精英最终都成为“独派”色彩浓厚的狂热分子，在后来的学运中，他们往往在某项民生诉求中混入了“反马反中反统”的声音，一方面通过“反马”来汇聚台湾社会对当局的不满，另一方面借机进行“反中反统”的“台独”意识形态的渗透，极大地妨碍和破坏了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

　　（三）“野草莓学运”引发社运人士与民众对社会运动的深刻反思

　　    虽然野草莓运动的诉求最后几乎都没有被实现，但这并没有削弱参与者对其“理想”的追求，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功推动学生们再次走出校园，投入以学生为主的政治反对运动之中。一定意义上，野草莓运动开启了往后几年以政治改革或政治议题为诉求、以学生为主进行串联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阶段性开场。对台湾民众来说，学生不再是躲在安全地带的“草莓世代”，野草莓运动参与学生的“反权威”行为，获得了台湾民众的注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而深刻地影响了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岛内的政治格局的演变。同时，政府对野草莓运动诉求的漠视也引起了运动参与者的深刻反思：一个社会运动的成功必须要有各方面的配合，除了由理想信念所产生的集体思维，还需要有公众的强力支持为后盾，还要有系统化、组织化的动员方式来配合的决策程序。除了内部决策、组织、动员、策略、抗争手段的优化之外，也要考虑到社会大众的认同与支持是否具有持续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