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是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延续，是第二次大规模学生政治运动，本次运动因质疑陈水扁“总统”胜选舞弊，首次对台湾政党政治发起挑战，学生一开始就采取了接力絶食的冷暴力形式，因而遭到台当局的强制驱离，也因为诉求的模糊，学运最后无疾而终，但是本次学运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对台湾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节　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的背景

　　一、首次政党轮替，社会民主艰难发展

　　2000年3月，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总统”大选中当选，维持了近五十年的国民党支配性政党体系崩解。在此之前，台湾政治经济体制都是国民党一元主导，2000年国民党在选举中的挫败，也就意味着台湾一元结构的解体，标志着台湾政治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失序、接替与冲突的过程。

　　21世纪初的政党交替过程中，台湾岛内政治冲突加剧。自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的政治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2002年，由于民进党的种种分离主义政策，两岸关系恶化，在此期间，两岸争议与冲突达到了顶点。不仅如此，政党之间的冲突也导致了台湾民众产生了倾向化的“政治选择”，即“泛蓝”“泛緑”两大社会阵营的形成（民进党党旗是緑色的，所以民进党、台联龢民主建国党三合一，合称“泛緑”；国民党党旗是青天白日旗，底色是蓝色，所以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合称“泛蓝”）。因此，台湾的政治形势与党派纷争、国族认同等因素纠缠在一起，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进入新世纪，台湾社会民主化艰难发展。孙代尧在《台湾权威体制及其转型研究》中指出，政治转型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即“民主转型期”与“民主巩固期”，前者开启于权威时期，经历了十几年的调整和发展，已经走过了“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两个次级的过程，也就是说民选政府的产生基本标志着前者（民主转型期）的结束。2000年，实现首度政党交替之后，国民党垄断下的政治体系开始向多党竞争体系过渡，幷且随着政党参与机制的逐渐形成，各方势力将自己的冲突与竞争控制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这代表着台湾已经逐步进入到政治转型的第二个阶段，即“民主巩固期”。同样，这种特征在2004年的大选中显得更为清晰。但在民主化进程中存在众多问题，比如：在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选举活动接连不断，这使政党无心认真进行选举，敷衍了事，选举活动变成了选举工具；政商关系也由于种种原因变成了平等结盟关系。

　　选民对政治人物的瞭解并不充分，相反是受到政治人物的煽动，选民对于政治的认知并不完整，也不系统。根据民主化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缺点，大量的选举活动消耗了民众的热情。选票点燃了台湾政治“秀”场。自2000年岛内大选以来，台湾的政局也已从当年的国民党一党独大演变为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对立。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迅速，使得大众对于政治异乎寻常地关注，政治成为了媒体恶炒的对象，媒体开始把政治与娱乐放在相同的位置，政治成为娱乐的一部分——“媒体乱象”加速了台湾政治“秀”化进程。

　　二、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政策和对外政策

　　二十一世纪初，李登辉和陈水扁两人均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且日益明朗化，因此导致台湾岛内各种“台独”势力发展壮大。2004年“大选”，连战和宋楚瑜再次组成“连宋配”挑战陈水扁，对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陈水扁决定选择“统独”的议题作为“大选”的主轴，并蓄意抛出“公投”等问题，妄图制造两个对决，即“本土”与“非本土”的对决。

　　总而言之，21世纪初，台湾当局的政治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台湾经历了第一次政党轮替；二是国民党政权进一步“本土化”；三是从李登辉到陈水扁,谋求“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台独”分裂政策日益明朗化,由此导致岛内各种“台独”势力发展壮大、活动猖獗。

　　第二节　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的过程

　　根据陈永龙的说法，此次学运被命名为“新野百合学运”，是因为此次学运被看作是“野百合学运”的再现，而野百合作为台湾原生的种植物，分布自台湾海边到高山地区，漫山遍野，随处可见，是台湾本土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同时野百合象征着女性的贞洁、男性的英勇。学运人士认为这种立意把本土的文化生命力与美德展现得淋漓尽致，值得作为此次学运的精神，并以野百合的纯洁和坚韧凸显了当下政治的黑闇与丑陋，认为野百合的意象不是代表着个人的睿智，而是集体的产物。

　　“新野百合学运”是由一群台湾大学学生于2004年4月2日至2004年5月17日发起的学生运动，是学生抗议陈水扁“大选”舞弊的一次学运。陈水扁在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中，以39.3%得票率当选，为“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的直接民选“总统”，他结束了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五十五年的长期执政。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上提出“四不一没有”，幷且在2004年的选举中，他取得50.11%的得票率，以0.22%的差距获得连任。

　　当时，数十名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他们抗议陈水扁交代“3·19枪击案”的真相，最后以学生与支持者在5月17日被警察强行驱离为结束点。

　　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未能摆脱“三月学运”（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影响，甚至在多家媒体的报导中出现了“野百合精神永在”“野百合精神再现”的字眼。“总统”大选后，一群高举“重现野百合精神”旗帜的学生静坐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引起了各界对学运的广泛谈论。许多人看不惯学生的“蓝底”而纷纷批判那是“假学运”，然而学生集结中也渐渐出现不同的样貌，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学生社团，甚至也促成了“总统”于红楼与学生座谈的机会。

　　一、新野百合学运的导火索

　　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结果，陈水扁与吕秀莲搭档连任成功，连战与宋楚瑜搭档竞选则以微幅差距落败，但是选举期间发生了“3·19枪击案”，使得陈水扁胜选的正当性出现质疑声音。

　　2004年3月19日，争取“总统”连任的民主进步党籍陈水扁、吕秀莲在民进党大票仓台南市金华路扫街拜票，在下午1时45分发生了枪击事件。由于当时道路两旁的群众正在放鞭炮迎接其来访，巨大的噪声掩盖了枪声，并无人目击疑犯，使疑犯得以在烟雾中逃离现场。陈水扁、吕秀莲随后被送往离事发地点5.8公里外的奇美医院治疗。根据事后警方调查，凶手共开了2枪，其中一颗子弹穿过汽车挡风玻璃后击中吕秀莲膝盖，另一颗则擦过陈水扁腹部。该事件造成陈水扁与吕秀莲分别于腹部与膝盖受伤，并对事件发生后隔日举办的“大选”投票产生了影响，引发了选举对手不满并拒絶接受选举结果的政治争议。对于“3·19枪击案”，各方看法各异，该事件最早的报导称两位是被鞭炮炸伤的。但是也有传闻称是受到子弹攻击。当时陈水扁的秘书长邱义仁召开记者会称，子弹在陈水扁身上，吕秀莲是在竞选行程中遭到枪击，并已经送往奇美医院治疗，而在回应记者关于“‘总统’既然中弹，他是步行进医院的吗？”的问题时，指出：“可能吗？”，这被称为“神秘的微笑”。随后，医院召开记者会，公布了3张陈水扁腹部的照片和一些沾满血迹的衣物，但表示只伤及“总统”的脂肪组织，并没有打穿腹腔。伤口有11公分长，3公分深，共缝了14针。而两颗子弹也分别在“总统”的衣服和汽车中找到。当晚7时30分两人离开奇美医院，乘专机离开台南，返回台北，“国安”机制在陈水扁和吕秀莲遭枪击后立即启动。“3·19枪击案”对2004年“大选”有较大的影响，该事件发生后，“泛緑”“泛蓝”这2个阵营宣布取消一切竞选活动，但“泛緑”支持者当晚聚集于医院门口为陈水扁祈祷；幷且宣布次日举行的投票将如期举行，原因是陈水扁仅受轻伤，不符合“正、副总统”选罢法必须为候选人死亡或重伤才能延后投票的规定，而连战阵营当时也未提出延期投票的要求，当陈水扁回到台北后，他也亲自前往探视，但是因陈水扁已经就寝遭到拒絶，连战在留下名片后离去。

　　3月20日，“中华民国”第十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陈水扁与吕秀莲以不到3万票的微小差距获胜当选。陈水扁、吕秀莲在2004年5月20日就任。这次选举过程中，两组候选人得票率仅差千分之二，为历年及世界此种选举之罕见，而废票高达33万票，因为废票认定标准加严，此次大选废票高达三倍之多，因此另一候选人连战及“泛蓝”支持者要求立即查封所有票箱以备验票。后来“连宋”阵营提出当选无效之诉与选举无效之诉，经最高法院判决败诉，陈水扁连任成功。据台湾中选会公布的资料，民进党籍候选人陈水扁、吕秀莲得票6,471,970张，得票率为50.11%；国民党、亲民党联盟候选人连战、宋楚瑜得票6,442,452张，得票率为49.89%。废票数为337,297张。这场选战共有13,251,719人投票，投票率为80.28%。公投投票率45.12％，因投票人数未达总投票权人数的一半，公投无效。连战、宋楚瑜在选举结束后立即发表谈话，对公布的计票结果提出强烈质疑，认为“这是一次不公平的选举”，选举过程“疑云重重”，因此“国亲联盟”要求查封所有票箱，并表示将提出“选举无效之诉”。第一，质疑陈水扁遭枪击案有“苦肉计”之嫌和戏剧成分；启动“国安”机制草率，这使得十多万军警因执行勤务无法行使投票权。第二，废票高达三十三万张，选务单位认定是否违反常理，开票是否有“作票”之嫌。第三，“大选绑公投”是否违反公投法，是否影响候选人“大选”。

　　3月21日，“国亲联盟”正、副候选人连战与宋楚瑜在八德路“蓝营”竞选总部前静坐至凌晨四时十五分时，“连宋”带领群众,由选举总部游行前往“总统府”，静坐抗议选举结果不公平，并要求陈水扁解释选举前夕的枪击事件。

　　3月22日，近四百名“连宋”支持者主动集结为“连宋”鼓掌。

　　3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台湾选务机构发布公告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地区选务机构不顾参选一方的强烈反对，发布有关选举结果的公告。台湾参选的一方表示对此不能接受，并在继续进行抗争。国务院持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如果台湾局势失控，造成社会动荡，危及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损害台海地区的稳定，国务院将不会坐视不管。

　　3月27日，“国亲联盟”发动“要真相、拼公道、救民主”大型集会活动，27日下午2时开始，“国亲联盟”支持者聚集在“总统府”所在的凯达格兰大道与景福门圆环四周道路，声称有50万人共襄盛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与台北市长马英九带领现场群众高喊口号。集会游行有三大诉求：为枪击真相要调查、公正公开验票、‘国安机制’激活，并声称如果陈水扁对此三大诉求无法具体响应，将“无法约束群众的作为”。

　　二、提出诉求停止絶食开始静坐

　　台湾大学学生陈政峰、陈信儒、赵伟杰以及逢甲大学田伟力等人于4月2日在台北中正纪念堂前，号召数十个大学生口戴口罩，静坐在广场一端，以接力絶食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当今社会的愤懑。他们的举动得到了陈鼓应、郭中一、庞建国、陈文茜、姚江临、胡鹏飞、连战、王兰、张安乐、马仕龙、何月英、汪能定、黄光国、周锡玮、苏盈贵等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这些学生在抗议现场挂出了“重现野百合”布条，并宣读了一份声明，宣称“我们不分‘蓝緑’，要求真相，不容政客以诡诈图谋篡夺权位；我们不分蓝緑，反对歧视，不容政客煽动族群雠恨，将台湾带往法西斯的血腥絶路；我们不分‘蓝緑’，愿意燃烧青春，争取一个符合正义、公正原则的未来；我们要的是一个可以被监督的政府，而不是要人民闭嘴的政府。”为此，学生提出五大诉求：一是要求“扁连宋”对过去四年“宪政”僵局、政治乱象，向民众道歉；二是以“特别法”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3·19枪击案”；三是立即通过“族群平等法”，并设“族群平等委员会”；四是要求陈水扁对破坏“行政”中立、不当操控媒体、不尊重“国会”、违背“宪政”精神公开道歉；五是要求陈水扁公开承诺恪遵“宪法”，立即组成“联合政府”，年底“国会”改选后，尊重“国会”多数党“组阁”。

　　4月4日，打着“要真相、反歧视、争未来”的口号，十多名持续在中正纪念堂接力絶食的学生一度被警方驱离，但马上就有其他学生进行接替，随后被抬走的学生又回到现场继续进行静坐抗议。在这期间，BangBangBand乐队于中正纪念堂“大中至正”牌楼下现场弹唱，激励当时的“新野百合学运”。

　　4月5日，学生静坐已长达67小时。虽然他们为了“要真相、反歧视、争未来”，在中正纪念堂进行静坐，但法律对于集会游行有一定的规范，联合报评价这群大学生：他们出于纯真的动机，只有静坐。在同一天，联合晚报发布这样一则报导：“我们有国民党送来的蜡烛、民进党送的矿泉水、亲民党送的帐篷，怎么会是被某特定政党操控？”发起“重现野百合”大学生轮流絶食静坐抗议的台大历史系陈同学强调，这次行动完全是学生自发自觉，与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

　　4月6日，联合报记者发文，对“野百合再现”提出了质疑，“十四年前，曾以澎湃热情撼动威权政治的‘野百合学运’，在‘蓝緑对抗’下复活了吗？从中正纪念堂前絶食静坐学生的人数规模、社会关切程度和对大学校园的影响看，也许还没有，也许还得进一步观察”；“声援学生、教授加入静坐”，并表示14年前“野百合学运”有具体诉求较容易获得认同。中国时报称，勇于表达意见的大学生应该得到支持，台大校长率领医疗队去探视静坐学生。相关媒体称“野百合学运领袖：此次学生诉求较模糊”。经历过当年“野百合学运”的人，看到今日所谓的“野百合精神”再现，恐怕会啼笑皆非。今日的接力絶食其实形同断食，十二小时禁食活动，是自称学生代表的新兴健康概念，俨如‘草莓族’的减肥训练营。

　　4月7日，相比较于“三月学运”，徐永明和李文忠表达了对现在进行的“新野百合学运”的不屑。林佳龙对学生运动支持与期望，肯定了“学运”的批判角色，承认当前学生抗争的理想性，并期望学生深化与论述。

　　4月8日，陈水扁答应下周一与中正纪念堂前的抗议学生见面，有人将这次学生的絶食静坐与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学运”进行对比，并将当年李登辉抗议见学生与陈水扁迟迟不肯露面做比对。

　　4月9日，约有二十位学生参加静坐，静坐学生一度产生意见分歧，直到活动召集人陈政峰扺达现场进行意见整合，决定拒絶参加下周在红楼剧场举行的与陈水扁的座谈。对此，“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声称，这是不尊重陈水扁。

　　4月10日凌晨，在中正纪念堂絶食静坐的学生发表声明指出，他们对朝野政治人物很失望，在向台湾民主默哀一分钟后，宣布他们这一波的行动将暂时画上句号，停止絶食但将继续静坐，并欢迎民众加入他们静坐的行列。这次学生的接力絶食行动共历经一百七十三个小时。参加静坐的学生表示，他们原本期待朝野政治人物能为台湾的民主做些什么，但他们失望了；原本期待朝野政治人物是爱护台湾的学生的，但他们失望了；原来期待朝野政治人物能有真诚的回应，但结果一样，也失望了。念完声明之后，学生们起立默哀一分钟并在身上贴上“背向政客、民主已死”的标语，转身朝向在场支持他们的民众；现场聚集的百位民众高喊“我们继续支持你们，我们不会散。”絶食学生陈信儒则说道，这次集体絶食结束，但是否继续絶食将视个人意愿，幷且表示他们不会与任何政党结合，下周一也不会去和陈水扁见面，未来也不再提出这样的要求。

　　三、学运尾声

　　4月11日，活动召集人陈政峰再次强调，静坐学生不会参加陈水扁明天的“青年国是论坛”，他们将与“野百合学运”人士厘清界限，并声称静坐活动结束日期没有时间表。4月12日，中正纪念堂前的学生静坐抗议活动已经持续超过两百个小时。

　　4月15日，范云在中国时报上发表言论，披露参加“野百合学运”的学生中最后走上政治道路的只是少数人，并公开赞扬“野百合学运”，认为包括过去“野百合学运”的参与者在内的人也有权利提出他们个人对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学运的期许。范云发表了一系列鼓动台湾学生进行社会运动的言论，范云声称：“今天的台湾所面临的挑战，比过去更为复杂艰巨，如何在内部族群激化、政治信任危机、外部全球化快速变化的急流险滩，寻找到摸着过河的石头，要靠这个社会的集体智慧。若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摆脱历史的束缚，超越上一代的行动格局，才是台湾的希望。解散时代的我们，过去从台湾战后历史中左右‘统独’各路青年前辈身上，得到许多赖以成长的知识养分与行动勇气。我们这一代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新一代的青年踩在我们的肩膀上，引领台湾未来的方向”。

　　5月6日，在党内人士的推荐下，“行政院”高层已经锁定“野百合学运”领袖、现任中研院研究员的范云出任青辅会主委，并希望以其形象清新、具有改革色彩为世代交替的学运再度加分。

　　最后学生与支持者在5月17日被警察强制驱离，“新野百合学运”就此草草结束。

　　第三节　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的特点与影响

　　一、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的特点

　　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是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再现，学运的方式为静坐，但前者与后者的不同在于，它运用了网络媒体进行宣传报导，评论时事更具有开放性。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较之于十四年前的“野百合学运”，此次的学运具有极强的传播性。“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传播靠的是广电媒体或者是民众之间、学生之间的口口相传，但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的传播一开始就是在BBS等各大网络上发表言论，随后学生进行现场直播，扩大了“新野百合学运”的影响力度（但媒体力度不大）。

　　第二，“大选”成为学运的导火索，蓝緑恶斗的政党政治首次成为学生关注的议题和挑战的对象，也促使后来的政党竞选越来越重视青年选民的政治态度。

　　第三，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具有较大的理想性，诉求较“三月学运”更为模糊。学运过程中学生声称独立于蓝緑，超越于政党，只求真相和正义。过于理想化的诉求既未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或响应，也未得到当时执政的民进党的任何正面回应，之后只能不了了之。

　　第四，学运参与人数稀少，前后只有数十人，凸显了新世纪以来台湾青年一代明显的政治冷漠现象。这显然与当时台湾经济下滑以及青年群体的经济和职业状况的不稳定有关。

　　二、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的影响

　　“新野百合学运”对台湾当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对于台湾的政治发展而言，此次新野百合学运提出了具有较大理想性的五大诉求，这五大诉求是针对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诉求，这对台湾政治改革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对于校园的大学生而言，采取网络媒体的形式对学运进行直播，通过网络这一媒介传达自己对台湾当局的“不满”，这极易引起社会的关注，不失为宣传自己“民主思想”的好手段。在学运过程中，校园的青年学生表现出了极强的自主性，去政党化也较为明显，新一代青年人具有较强的公民意识以及政治知识、技能、经验,能够从网络取得大量资讯,加之对政党、政治人物长期的厌恶心理,他们自成一体、越来越疏离政党。青年学生的自主性以及他们对网络媒体的高度依赖，他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所需要、感兴趣的信息,因而他们主动选择并接受到的不少是碎片化的，甚至是富有煽动性的曲解事实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他们的消极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台湾的青年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越来越强的“台湾主体意识”,这是滋生“恐中”“反中”情绪的土壤。

　　第三，从微观上来看，尽管陈政峰想要与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相关人员厘清关系，但事实上，两次“学运”的相关领导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者，属于民进党阵营的或者与民进党阵营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社会精英与“新野百合学运”挂钩。学运期间，“野百合学运”的核心人物之一的范云就曾发表一系列言论鼓动学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这也促使执政的民进党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与青年社运人士的关系，进而适时调整其执政策略。比如，在党内人士的推荐下，“行政院”高层已经锁定“野百合学运”领袖、现任中研院研究员的范云出任青辅会主委，并希望以其形象清新、具有改革色彩为世代交替的学运再度加分。青年作为最重要的生力军，其积极的政治参与无疑是台湾政治现代化的必要部分。同时，他们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创立“时代力量”“公民组合”等新政党和社会运动团体,进一步发挥对整个台湾社会政治参与的调动作用。

　　第四，此次学运背后的政治因素不可小觑，它为进一步挑战岛内的政党政治积蓄了能量。此次学运起因于质疑2004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疑似不公、抗议陈水扁并未将“3·19枪击案”的真相交代，最后以学生与支持者在5月17日被警察强制驱离为止。学运期间有BBS网站指称，现场部分絶食学生跟“连宋”竞选“总部”（选举落败阵营）有从属关系；有人目击陈政峰多次出席国民党内部活动，并与国民党主席连战、国民党秘书长林丰正合影。此外，陈信儒参与亲民党活动的照片也被公布，参与絶食的台大学生陈信儒是“连宋”总部文宣部舆情组副召集人、陈政峰曾获国民党支持参选台大学生会长，虽然他们宣称诉求不分“蓝緑”，但其实具有“泛蓝”背景。两位争议学生于4月中旬撤离。由于部分支持者有“黑道”背景（如张安乐、王兰），因而引发“黑道”控制学运的质疑，但参加者均表示没有此事。

　　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以游行、静坐、絶食为手段，以学生为主体，社会影响有限，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新野百合学运的时间较短，这看似简单的“学运”，其实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因素。此次学运有学生“领袖”，同时为国亲两党煽动，学生的政治“热情”在党派的撺掇下输出。但台湾当局特别是执政的民进党领导人陈水扁并未给予正面的回应，这间接导致了2006年百万人民“倒扁”的“红衫军运动”。两年之后，抗议重新执政的国民党政府侵犯人权的“野草莓运动”也再次爆发。

　　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台湾青年一代政治参与手段多样化，伴随着手段的多样化，台湾青年也有了多样的“脱序”行为,虽然还没有达到影响整个社会并产生破坏性效果的程度,但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