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学运”是1994年位于阳明山（原名“草山”）的台湾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通过罢课来反对系主任滥权的行动，尽管局限于文化大学一校，但参与学生也超过了500名，而且得到了150多位学生家长和近200位美术系系友的支持，抗争34天后以系主任被迫下台而落下帷幕，它对推动台湾校园改造及社会政治改造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节　草山学运爆发的背景

　　一、独断的党国资本主义威权统治

　　从创校历史来看，文化大学坐落于阳明山也就是草山，属于台北市的边缘地带，其地理环境较封闭，早期创办人张其昀博士具有党政背景。张曾任“教育部长”和国民党秘书长，文化大学正是通过他筹集资本建立学校，使其成为台湾私立大学中唯一一所没有教会背景的大学。所以文化大学的创立实际上具有浓厚的党政背景和政治任务，它始终背负着“复兴中华文化”的政治任务，在校内以刚毅质檏为校训灌输给学生，而在校外则与中山楼、革命实践研究院、阳明书屋结成政治团体相互支持，它不像一般私立大学具有相对开放的大学气息。在进入90年代之后，新的经营者即创办人之子张镜湖继承董事长之位，采取企业模式管理这所家传“学店”，幷且引进高雄帮等财团资本，以便为自己的仕途铺路。其对内不顾学校的承载能力，大量招收学生，培养人脉，导致师资学生素质大幅下滑，对外则以威权时期残留的习惯，挟带资本的力量，反抗“教育部”的监督，与党政势力既联合又斗争，既依附又作乱。然而，不管是“党领资”，还是“资领党”的形式，都是独断一元的党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后来的学生的抗议行动埋下了种子。

　　二、自由激进的学运文化

　　校方的权威统治氛围，加上偏僻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文化大学自我封闭的校园文化，但同时也酝酿了“诗社”“文化社”“260”到“草山学会”“艺术法西斯”等稀少、脱俗且激进的力量。这些团体或为指导关系或为友谊关系，其人文性格总是与独断一元的党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呈正面冲突的态势。其中，校园团体“260”的创立，可以说是文化大学学生运动的萌芽。1987年，文化美术系和哲研所的学生发起并组建了“260”团体，其名称来自于连结台北市与文化大学的260路公车。实际上，由于主要成员是几位爱好美学的学生，一开始的“260”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启蒙团体，而是仅仅局限于美学问题的激进文艺青年组织，它关心的是美学及左派等激进思想。但是，后期激进的思想使其和学运不谋而合，逐渐与“大学法改革促进会”（简称：大革会，80年代台湾学运第一个跨校性组织）有所接触，还有部分成员加入了“民学联”。除了“260”之外，在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影响下，台湾的学运取得了一定的正当性，学生运动不再被视为导致“亡国”的洪水猛兽，这催生了“草山学会”等各团体的成立，从而彻底改变了80年代文化大学的学生运动不时断裂和不稳定的面貌，为文化大学注入了自由之风，校园学生运动逐渐向前发展。

　　三、系主任许坤成个人滥权

　　许坤成在“国立艺专”任教时，就曾经因为在素描课教学上的诸多问题，被“国立艺专”夜间部美术科西画组的27位学生联名要求撤换，联署书中还清楚列举了六大原因，经系上瞭解后校方接受了学生要求，对其予以解聘。而在被艺专解聘后不久，许坤成很快成为文化大学美术系系主任，他刚上任美术系就呈现出一种高压且诡异的气氛，学生之间流传着如果不和系主任打好关系，即使作品再优秀，也有可能被否定的言论，甚至美术系中多位广受学生们欢迎的老师也相继离职。在1991年的5月，许坤成对学生成绩不合理的评分行为终于引发了学生公愤，243位美术系学生联署致函董事长张镜湖，要求许坤成下台，并録下了许坤成与学生的一段对话作为证据。但学生诉求遭到校方上层的驳回，最终校方仅以证据不足为由草草了之，事后带头连署的学生中有2位被退学，3位被延期毕业。这次的事件虽然不成功，但也为后来的抗争埋下了伏笔，1991年尚在低年级的学生们耳闻目睹了学长学姐被打压、退学的悲惨结局，加上三年来许坤成结党营私导致天怒人怨，逐渐催化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抗争。

　　四、秦政德事件引发群体性不满情绪

　　秦政德是华冈艺校的学生，华冈艺校的老师有很多是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教授在任教，秦政德作为艺校美术科的第一届，而且还是以参加联考的方式，应届考上文化大学美术系。所以,在大部分师长的心中，秦政德是十分优秀的学生。在大学二年级时，秦政德越发感觉当下的美术联招制度严重扼杀了学生创作力，因此连同几位同学制作传单，幷且前往考场进行分发，呼吁艺术创作自由。后来，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画会，提倡自由独立的创作精神，取名为“艺术法西斯”，以此反讽当时的文化风气，因此成为系主任许坤成整肃的对象。1994年2月，已经大四的秦政德接到成绩单，在成绩单上自己的三门油画以及一门水彩课都只有50几分，而其他科目均在90分以上。除许坤成外，其他三位老师（吴光闾、李锡佳、林金标）都是许坤成本人的门生。显而易见，这是系主任联合其门生合力打压学生的结果，目的就是让秦政德在大四上学期以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而被迫退学。秦政德对教师评定成绩的标准产生质疑，马上向学校申请成绩复查，但许坤成仍坚持原先的评分，并在成绩复查单备注栏上表示：“该生学习态度不佳，油画水平太低。”秦政德事件由此发酵，这个火花很快便引燃了长年以来美术系学生、校友对于许坤成以及系上学术环境的强烈不满。

　　五、“艺术法西斯”的自救行动

　　秦德政退学事件对“艺术法西斯”的成员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美术系的毕业联展通常都是在半年、一年前就已借好场地，当时大家已经在准备位于社教馆举办的“艺术法西斯”联展,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无异于让学生过去半年的努力付诸流水。但更让“艺术法西斯”成员担心的是，“在成员秦政德被针对性退学后，谁又会是下一个被开刀的对象？”这很快引起了他们群体性的恐慌。“艺术法西斯”一开始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在3月9日及3月22日分别制作两份匿名文宣在校内散发，指责美术系系主任许坤成罔顾学生权益，欺下瞒上，扼杀艺术创作：“我们除了认真的在美术领域上发展自己独立思想与创作能力，更要学习拍系主任马屁，免于被‘二一’的恐惧，我们觉得痛苦而无奈。”这里的“二一”指的是学生如有二分之一学分不及格就要被勒令退学。第二份名为《一群不敢具名的美术系学生悲情告白》的黑函，内容则是期待一个拥有不同风格，真正创作自由的美术系，矛头直指许坤成压制学生不满的声音与创作自由。但这种个别、自力救济式的抗议，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在仿徨之际，秦政德和“草山学会”的干部进行联系，并与当时的文化学生会会长陈长伟见面。陈长伟听完秦政德的叙述后，认为文化大学关于必修选修课程的设计确实非常有问题，因为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定，美术系学生只要修到10个素描学分，共修满128个学分即可毕业。但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却有许多系方规定，而规定的根据又因人而异，连美术系助教都无法说清楚每年的必修课程有哪些。所以马上安排《大学报》的记者来访问、报导这个事件，随后《自立晚报》也报导了这个消息，自此秦政德被退学的事件，从个人的困境逐渐变成公共的议题，进一步强化了不满情绪的迅速扩散。

　　第二节　草山学运的过程

　　一、发声抗议，学运初显

　　3月23日，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团体“艺术法西斯”进行首次抗争，在社教馆发起了静坐抗议,诉求主要包括：自由的学习空间、抗议学生秦政德遭退学、系主任许坤成下台等。这是继三年前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发起联署，要求系主任许坤成下台的又一波抗争行动。他们在抗议活动中还指出，许坤成不仅上课时出言不当，还用权势压迫学生，要求学生只能画和自己相同的印象派画法，只要与自己风格不同就威胁要挂掉课程。系主任许坤成自己则表示，他上午已经打电话向董事长张镜湖提出请辞，但张董事长不答应，并说“我们是冤枉的，我们没有错，这种攻击每年都发生，每个礼拜都会收到1-2次攻击他的匿名信，我每年都向校方请辞，但董事会都不答应。”他相信大部分学生还是支持他的。3月24日，7位“艺术法西斯”成员在社教馆举办联展的闭幕酒会上，四处张贴写有抗议内容的白纸黑字的标语，他们以动态展览与行动剧的方式，抗议系方的教育方式与行政措施严重扼杀了艺术创作自由。学生们想通过这种走在艺术表演和抗议活动边缘的行动，逐渐吸引媒体的注意。

　　3月26日，为了继续抗议许坤成扼杀创作自由，学生们发起“抗议艺术暴力、救救艺术孤儿”活动。此次抗议行动以美术系学生为主，夹杂其他科系以及声援社团包括草山学会和时势研究社的学生。他们在中午时分，在大义馆先以悬挂大型布条、轮流演讲、行动剧等方式，抗议董事长干涉行政和系主任许坤成的出言不当，并要求文化大学校方秉公处理。在大义馆前聚集的学生从一开始150人到后面一度多达500多名。抗议现场也表现出美术系学生独特的创意，例如高达4、5层楼高的超长型手写布条从大义馆垂下、准备了上书“师长嘉言録”的白布条，以及播放许坤成上课时的録音带，録音带载有的内容包括：“‘李总统’送我一套高尔夫球杆，叫我多练习以后陪他打球”“我背后的靠山比你们还硬”等。除此之外，学生还上山砍竹子，制作了八公尺长的抗议布条，游行时在校内挥舞，这些创意让学运干部和现场参与者眼前一亮。学生们表演结束后则开始静坐抗议，下午又行至校长室抗议，要求校方公开对话以及合理解决诉求。但因校长不在，学生则转至美术系办公室抗议，然而折腾一整天下来，校方依旧是无任何回应。

　　3月27日，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持续的抗议行动，终于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实际上，学生的诉求也在于此，学生们原本期待校方可以秉公处理美术系问题，没想到校方竟然花了几十万在《中国时报》第47版买下半版广告——《中国文化大学对媒体报导美术系抗议学生罢课事件之声明》。这个声明针对“大四学生秦政德退学案、创作自由与美术系教学多元化、民国八十年的学潮以及课程规定”提出说明。校方在声明中坚持秦政德的退学是经四位教师说明后，经教授委员会讨论决议确认其退学。但对四位教师评分之标准何为，仍未详细说明，声明中还强调文化大学美术系的特色就是“取决于教授之专长”，这显然与抗议学生强调艺术教育多元化的想法背道而驰。这个完全偏袒系方的举动让毫无学运经验，幷且向来各自为政的美术系学生感到彻底失望，最终把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二、罢课开始，陷入僵局

　　由于对校方的失望，学生的罢课行为从原先只是静坐、提议讨论，变成了一个正式的行动。3月28日上午10点，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发动罢课，百余名学生在校园的大义广场静坐，14个学生社团声援，抗议系主任扼杀创作空间的错误行为。学生们除了发布一份“罢课声明”外，还分发一份“土匪、文化大学、千岛湖”的传单，指责文化大学校方的处理方式。他们把静坐的大义馆广场设计为“艺术大学”，在此进行室外演讲，以取代课堂上课。除了学生之外，立法委员廖永来、翁金珠等邀请了“教育部”高教司科长，前往罢课现场表示关切及慰问，同时结合“民意代表”与“立委”谢长廷等人在广场上举行公听会。终于，在“立委们”的邀请下，文化大学的校长、训导长、教务长等都前往罢课现场表示关切，并曾主动要召开协调会、沟通会。但是校长林彩梅到场也只是重复了一遍校方之前在报纸上抨击学生行动的公开声明。此举严重刺激了学生，学生们不甘示弱，要求校方必须公开道歉，并撤销27日其在媒体上发表的不实声明，双方才有对谈的可能，最终学生和校方的对话陷入僵局。

　　3月29日，全系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支持持续“集体罢课行动”，谴责“董事会干预校务，校方袒护系主任；私校因未受监督，而任意动用行政暴力”，至于诉求则包括“彻查秦正德退学事件、撤换系主任许坤成、系主任及师资聘任课程公开遴选程序、对参与此事件之同学不得任意秋后算账和罗织罪名、建立健全评鉴制度及申诉管道、公布学分选修制度之真相等。”不仅如此，学生还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指责校方抹黑学生的诉求，并成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3月30日，文化大学美术系校友赠送一千朵玫瑰给参与罢课学生，以表示对此次罢课行动的支持。文化大学女研社也发表声明，对许坤成的言论与行为，表示强烈质疑与不齿。

　　5月2日，参与罢课学生排出了罢课时程表。3日，校方发布新闻，呼吁学生结束罢课，并指出学生的抗争是遭人利用。而学生们则对学校这种“严格点名”的新闻公告表示强烈的不满，决定次日前往“教育部”进行抗议。

　　三、部前陈情，学运高潮

　　5月4日，由于校方迟迟不正面回应学生诉求，且许坤成表示：“打分数是教授学术自由的领域。”此番态度让学生们看不到希望，于是下午1点半左右，学生转向求助“立法委员”，直接向“教育部”请愿，在风雨中足足等待六个小时，期间全体百余名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甚至下跪请愿一分钟，请求“教育部”开门，让他们进入“教育部”陈情和避雨。他们希望“教育部”能秉持主管机关的立场，并要求“教育部”出面协调，监督许坤成压制学生创作自由，撤换美术系系主任。但“教育部”担心此例一开，今后所有的抗争都会照此做法，所以政风室官员硬是拉下铁门不接见前往陈情的学生，只愿意派出高教司副司长杨椿荣隔着铁门与学生沟通协调，任凭学生们淋雨、下跪，还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前来维持秩序。

　　陪学生们一同前往的台大教授贺德芬教授一再向“教育部”协调，多位“立法委员”也先后到达现场出面协调，包括文化大学的艺术学院院长王士仪、学务长黄贵美也相继在4点左右到达，但因为意见不统一，大家无法形成共识，始终与“教育部”协商未果。6点左右“立委”决定放弃协商，学生也改采取静坐抗议，在一片凄风苦雨的气氛中，有人不知不觉地唱起了80年代的民歌——《小草》：“大风起，把头摇一摇。风停了，就挺直腰。大雨来，弯着背，让雨浇。雨停了，抬起头，站直脚。不怕风，不怕雨，立志要长高。小草，实在是，并不小。”这首歌描绘的意境，完全切合在场学生的心境与处境，引起现场的热烈回应。期间，学生们不断向坐在办公室内的官员们喊话：“如果我们是你们的子女，你们会忍心让我们淋雨受冻吗？”然而，“教育部”依旧大门紧锁，学生只能在晚间8点左右离去，但他们表示罢课的行动仍将持续，他们争取自由的理念也絶对不会改变。

　　“教育部”政务司长杨朝祥在学生离去后表示，“‘教育部’未接到陈情书，文化大学的事情基本上应该采取校园自主的原则，应由校方自行处理。”“教育部”部长郭为藩也表示，“是否组成调查小组将尊重文化大学的自主权，由文化大学自己决定。”显而易见，“教育部”并不想收拾这个烂摊子,“教育部”此番作为引发到场“立委”的不满和抨击，后面甚至还有“立委”要求郭为藩下台。文化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士仪则表示，对于学生被退学一事，学校召开成绩更正委员会当天未请学生到场说明，就这部分学生而言，校方处理确有不妥，他已经考虑改变评分方式，尊重学生创作的自由。另外教务长黄贵美也表示，学校在行政会议中已达成共识，决定由校友、教授、学生代表等具代表性的公正人士组成小组，对整个事情进行调查。

　　四、成立学院，僵持对峙

　　5月5日，受挫的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决定回到学校的大义馆继续静坐和罢课，他们在大义广场宣布成立“小草艺术学院”，以此来自行排定他们想要学习的课程，并邀请外来师资于大义馆为参与罢课学生授课，展现学生不间断学习的立场与长期抗争的决心，而取名“小草”的灵感正是来自前一天在“教育部”的处境。此外，罢课学生自治委员会也决定发函给美术系各学生家长，澄清校方不实的声明。

　　对于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陈情时被挡在“教育部”外淋雨一事，“教育部”部长郭为藩指出，现在校园问题已不再那么单纯，接二连三的校园抗争活动，其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希望学生们不要被有心人教唆。当时一直紧闭大门是因为考虑到同仁工作安全，且“教育部”不宜公开介入文化大学的抗争，为瞭解决该问题，“教育部”拟采取通过私人关系去协商，希望能慢慢建立一条制度化的申诉管道，满足大学生要求自主的需求。

　　5月6日，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罢课风波越演越烈，“立委”戴振耀要求“教育部”成立跨校调查小组。但“教育部”部长郭为藩依旧表示，是否组成调查小组将尊重文化大学的自主权，由文化大学自己决定。而文化大学美术系陶艺教授刘良佑，因为在陶艺教室发现传单一事，自请辞职以示负责，然而他强调辞职与系主任无关，只表示留在大学教书已无意义。同日，美术系学生邀请到林惺岳到“小草艺术学院”主讲台湾美术史。5月7日，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还致函李登辉“总统”，请“李总统”重视国内美术教育，并主持公道，但并未得到回应。5月8日，学生指控文化大学董事、“国大代表”穆闽珠利用职权影响媒体，却遭到穆闽珠的坚决否认，所以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也拒絶参加研讨会，以示不满。

　　五、多方支援，迎来转折

　　5月9日，事件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家长也参与到罢课行动当中，并公开发表声明呼吁“救救我们的孩子”，他们指责校方一味抹黑打压学生，并要求校方公正解决问题，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扺制。5月11日，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家长、系友等300余人，与文化大学校长林彩梅等其他校方代表在学校举行公听会，学生们准备了録音带、成绩单等证据以支持他们要求许坤成下台的各项理由，并非虚构或抹黑。他们认为许坤成不适合担任教职的理由是：“隐瞒学分、利用成绩妨碍学生创作多元化、借系主任之职垄断师资聘任、挂掉学生进行秋后算账以及课堂上的不适当言行”。然而，对于刻意隐瞒学生学分的指认，公听会上许坤成和文化大学课务组则互相踢皮球，彼此都表示自己没有错。对于学生家长要求的“许坤成下台、遭退学的秦政德应予无条件复学”等要求，林彩梅指出，秦政德退学处分案不会改变，虽然秦政德已不可能复学，但他仍可报考美术研究所。而关于许坤成是否继任问题，她只表示公听会内容已经全部録音，学校会再研议。最后面对学生家长质问学校为何在学生罢课16天后才出面，幷且还让孩子们在“教育部”门口淋雨6个小时不管，林彩梅则强硬反问：“学生来学校就是要上课，学生为何要罢课长达16天。”此番回复引起现场一片错愕哗然，双方谈判就此破裂。显然，学生数小时的喊话，并未达成任何共识，也根本没收到沟通之效果。会后，学生们声称，学校明日中午前必须对许坤成迫害学生行为做出交代，学生家长也言明校方必须在本周五以前，给予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将向校方抗争到底。

　　罢课案进行半个多月以来，已经有150多位学生家长联署，近200位美术系系友联署声援，不少系友以及学者都到学生静坐抗议现场捐款表示鼓励，甚至文化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士仪以及美术系教授欧豪年也发起教师联署要求许坤成请辞。在多方的努力下，“草山学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5月12日，“教育部”对“草山学运”展现出了一定的善意，杨朝祥强调，在尊重大学自主、维护学生自由的原则上，“教育部”不应过度干预学校，但基于保障学生权益的立场，又应当介入校务。但文化大学张镜湖董事长仍认为，他有权管理学校事务，在这一点上“教育部”将再与学校进行沟通。他还指出，引起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长期抗争的“美术系事件”，是由于学校将部分原本是选修的课程，传达给学生错误的讯息，将那些学分弄为必修，而造成压迫学生选课的情形。“教育部”认为这种情况可能相当普遍，进而要求广大学校要谨慎处理，尊重学生选课权，至于任课老师方面，应该加强教学评量，淘汰不能胜任的老师。

　　虽然在前一天的公听会上，文化大学校长表示秦政德退学处分不会改变。但是，通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杨国赐亲自前往文化大学瞭解情况并进行协调后，校方才坦承事情可能有疏失，终于同意恢复秦政德的学籍，将其改成学分不足而延迟毕业。不过，对于学生强烈要求“许坤成下台”的诉求，文化大学校方仍是不愿予以回应，这使得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提出了第二次声明。他们要求学校在第二天下午5点前对此进行正面回应，否则仍将继续罢课，还扬言即将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部分学生家长甚至到“教育部”进行陈情。5月13日，迫于各方压力，文化大学董事会与校方共同召开临时评议会，最终正式通过了秦政德复学案，并成立文化大学“七人调查小组”进行美术系抗议事件的调查。但美术系学生指责张镜湖董事长召开临时评议委员会干扰学校行政，而且由于校方对许坤成撤换问题上一再推脱，学生们认为这就是校方使出的拖延战术，所以声称会继续将罢课进行到底。

　　六、抗争持续，风云再起

　　5月14日，为了回应社会大众的支持，美术系抗议学生还到火车站前表演了行动剧。而另外一边“七人调查小组”认为，美术系79—82学年度的必选修课程安排确实存在疏漏和失误。随后，“教育部”也派高教司官员，亲自前往阳明山调查，初步认定文化大学在课程及学校教师聘用的制度上，确实有待全面地改善。而且此次美术系事件只是暴露了冰山一角，“教育部”将再派督学前往学校调查，彻底瞭解学校的作业情况。因此，文化大学由艺术学院院长陈兰谷、注册组长许月燕、课务组长詹美足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向学生解释选课问题，但学生们并不满意学校的说明，也对校方的解释有所存疑，最后学生决定先暂时拿回选课单，等待一切确定后再进行选课。5月15日，抗争继续，学生们计划发动全校性的联署活动。5月16日，“小草艺术学院”迎来了知名作家陈映真讲授“台湾美术史的问题”。

　　5月17日，事态进一步升级，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有4人发起絶食抗议，10人直接夜宿校长室门口为求校方回应。5月19日，“立法院”召开文化大学美术系事件公听会，要求“教育部”成立紧急处理小组解决问题，这使得文化大学校方不得不承诺三天后公布调查结果。5月21日，学生借着参与“522女人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希望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度，让社会大众正视潜伏在校园内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22日，近50名文化大学美术系罢课学生扛着一只巨大的“黑手”，重返“教育部”门口进行抗议幷发表“控诉不义”的声明，指出任何校园内存在的暴力行为都是令人不可忍受的，不论他是色狼或是学阀。将近三十天的抗争使他们认识到大学早已分别为财团、官僚、学阀以及政客所把持，充满着各种丑恶的权力斗争，弥漫着浓厚的官僚气息。这些腐败的现象，隐藏在学术的光环下，一如性暴力般，随时随地都在无形中压迫着每一个学子。学生们还解释道，由于校方不让他们得到其他同学以及社会大众的支持，而把所有诚心同情、帮助他们的师长、同学、校友都抹黑为“黑手”。因此，他们就制作一只巨大的“黑手”参加游行，请求台北市民及各个大学的同学们，一起来做他们最可爱的“黑手”，为台湾的教育前途开创一个更好的自由空间。

　　5月23日，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占领了系办，秦政德复学案也从“教育部”寄出。5月24日，167位文化大学教师署名发表《给中国文化大学部分美术系同学们的一份公开信》，内容主要是撇清校方责任，呼吁大家回校上课，这引发学生们普遍愤怒。5月25日，文化大学美术系罢课事件已经满月，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发动了“接管系办公室”的行动，高喊“校园要民主，学术要自由”，并准备召开系务会议。同时，5月25日下午4点，美术系学生69人推派4名学生代表前往台北士林地方法院按铃申告该校校长林彩梅等167位文化大学教师涉嫌诽谤。自诉的学生代表指称，校方不仅对于他们的抗争诉求未有回应，反而花费大笔广告费，在报上刊登诋毁、侮辱他们的巨幅广告，期盼司法能还其公道。另外一边，文化大学校方表示，“七人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将作为学校下学年是否续聘美术系主任许坤成的参考，接着许坤成本人也发表声明指出，他希望校方能尽快公布该份调查报告，以澄清秦德政同学因必选修学分问题被退学的责任在于教务处，不应由他来负责。

　　七、协商对话，渐入尾声

　　5月26日，“立法院”教育委员会委员叶宪修专程举行协调会，协助解决文化大学校方与学生的僵局。协调会于下午4点召开，共有50位罢课的学生与文化大学教务长曲俊铭、学务长黄贵美、总务长李天任及“全国家长会”等社会人士参加协调会。罢课学生坚持要等校方撤换许坤成之后才结束抗争，而文化大学校方并未应允学生的诉求，只是一再呼吁学生回到教室去上课，协调会上双方完全达不成共识。文化大学校方表示，林彩梅校长已向立法委员叶宪修承诺，美术系主任许坤成下学年将改教选修课，不再安排必修课。但并未承诺是否继续聘任许坤成担任美术系主任，只是表示会在六月底以前公布下学年各系主任人选，请大家自行关注。学生发表声明提出，他们无法接受校方对许坤成的处置，坚持要求许坤成之后不得在美术系中担任任何教职或行政职务。

　　5月27日，因为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抗争事件越演越烈，为了和平解决此次罢课事件，“教育部”部长郭为藩指派常务次长黄镇台出面协调，希望在本周内结束此次抗争。当天，校长林彩梅出席了私立大学校院长会议，在会后接受采访表示，学生以罢课的方式来撤换系主任，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目前学校调查小组已完成调查，但校方不会公布结果，至于美术系主任许坤成的去留，学校将在六月的人事行政作业中全盘考虑。而且由于期末考试即将开始，目前学校积极与学生协调，希望在考试之前解决问题，同时老师会以补课的方式，弥补学生罢课期间的课程。美术系罢课学生也在同一时间召开社员大会，商定将延续小草艺术学院所安排的课程，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些电影欣赏活动，而对于是否要提高抗争活动，会中并未达成决议，最后只决定将做会后的评估。另外，美术系学生的部分家长和亲友表示将在近日成立联合会，以表示家长和系友团结的力量，如果日后美术系对学生做出任何不当行为，联合会均愿意挺身而出，为子女以及学弟学妹说话。除此之外，美术界也发起六四义卖来声援罢课学生。

　　5月30日，“教育部”次长黄镇台再次出面与学生彻夜长谈，展现出极大的诚意来解决问题，并以人格保证一定妥善处理，让美术系系主任许坤成辞职下台的事情，会给学生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因此，学生在发表新闻稿后结束了历时34天的罢课，声明指出：“在经过无数次的沟通之下，决定自中午起立即无条件的停止罢课，幷且不再发起任何相关抗议活动，借此主动且善意的行动，来回应校方的要求，亦希望校方以公平的态度处理此事。”6月1日，王士仪、许坤成停职，至此“草山学运”终于落下了帷幕。

　　第三节　草山学运的特点与影响

　　一、草山学运的特点

　　1.挑战“党国”教育暴力

　　文化大学从建校之初，就带着浓厚的党政背景和政治任务。在校内以刚毅质檏等校训包装一元封闭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学生，在校外则与中山楼、“革命实践”研究院、阳明书屋形成一个个政治作战的基地交相支援。秦政德被恶意退学，及学校对参与学生的秋后算账等，就显现了威权时代“党国”教育的暴力。但就在“草山学运”发生的同一年，由70多个民间团体组成的“410教改联盟”，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教育改造万人聚会和大游行，提出“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订教育基本法”等四大诉求。此举给“党国”带来强大的民间压力，使其不得不推进教育改革真正地为“教育松绑”，从而降低了政府对各高等教育机构的控制，这无形中增加了现有大专院校在外部环境上的竞争紧迫感。从“草山学运”的罢课之举使得“教育部”介入，成功为秦政德、林志鸿等人的平反，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自由化”的力量对“党国教育”的挑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诉求具有共鸣性

　　众所周知，艺术创作者大多有其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导致他们在集体活动中缺乏一定的组织性。秦政德也曾以自己在美术系的经验，形容美术系学生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各自为政”“同学4年讲不到超过10句话”，这其实是非常不利于学生运动的开展。然而，秦政德被退学在当时的文化大学美术系并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人事件，而是从许坤成担任美术系系主任之后，上升至整个扭曲的创作教学环境的映射。以至于各方的声援，其实都是围遶着对于秦政德个人待遇的同情，而产生共鸣后集结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引爆点，这个火花引燃的是长久以来美术系学生、校友，甚至艺术界对于许坤成以及系上学术环境的不满。所以在“草山学运”中，艺术系全系4个年级超过260个学生加入了抗争，校友们是在经历了1991年时那场失败的连署行动后，受过不白之冤的他们自然不愿看到同样的事情再次重演，也不约而同地加入抗议行动。而透过校友在艺术界的关系，“草山学运”也取得了艺术界的支持，许坤成回应抗议的美术系学生意见的公开信发表后，立即有艺术家黄海鸣在报纸上为文回应，还有人发起义卖以支持抗议行动继续下去。

　　3.带有一定的女权色彩

　　在“草山学运”爆发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侵害女生事件，如台大女学生在宿舍被强暴的传闻、师大黎姓教授强暴女学生案和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老师性骚扰学生案。随着这一连串的校园性骚扰案件浮上台面，妇女团体在5月22日的台北街头进行了“女人连线反性骚扰大游行”，以抗议学校当局和“教育部”对这些案件的处理不当，得到了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而在这浩大的游行队伍中，文化大学美术系学生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积极发挥其艺术创作能力撰写横幅和标语，来控诉系主任许坤成对女学生的语言暴力行为，反对女性角色被物化，且被随意当作宣泄情绪的脏话字眼。由此可见，在女性被社运普遍边缘化的环境下，“草山学运”在活动过程中展现出了一定的维护女权的色彩，增添了过去被主流学运视为靠边站的女性议题，为潜伏在社会中最难根治的性别歧视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草山学运的影响

　　1.推进台湾学生运动模式的转换

　　1990年“野百合学运”之后，学生运动纷纷效仿“中正庙”模式，以能和李登辉“总统”等政治人物对话为傲，运动的方向大多集中在为整体的社会议题发声，甚至给自己冠以“爱国”的大帽子，藉以取得“正当性”，而且他们视校园经营为猫狗小事，没搞头、不刺激。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生运动大部分都喜欢诉诸于学生的道德性，学运份子往往追求一种大规模、狂热的政治冲突，企图把自我神圣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的形象。而“草山学运”中“小草艺术学院”的建立堪称是90年代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创造了一种与“野百合学运”完全不同的模式，有回归80年代传统学运的迹象。这种模式主要以争取创作自由的空间、学生申诉参与系务的权利为主，目的是改变不均衡的、不民主的师生权力关系和系内不良风气。至于其诉求范围主要局限在校园之内，不容易被政治权力所利用和收编。也正是因为少了外力的干预，学生最终能够以其对理想的纯真坚持，而展现出高度的智慧与创意。“草山学运”就是以长达34天的罢课抗争，打破了长期以来学运僵滞的模式，展现出以系为单位的“大学社区运动”成功实践的可能性。这种模式将学生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了，把学运从政治议题重新拉回到校园民主，从而专注于学生自身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发展出了更具自主性的学运新模式，开创“大学社区运动”的新契机。

　　2.促进了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人文教育层次的提升

　　“草山学运”中“小草艺术学院”的成立，原本只是由学运团体提供的抗争策略，却经由美术系同学有声有色的运作，具有了主体性意义，成为了台湾学运文化里的一股清流。从运动的范畴来讲，一方面，它对外宣示与校方对立冲突的主体性，凝聚运动中各方的共识。“小草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在广场上发动全校联署、举行公听会、到火车站前抗议，写陈情函给当时的“总统”李登辉，甚至以白布覆身并摆上野百合，象征着“创作自由已死”等举动，吸引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从而促进了社会对教育体制的普遍反思。另一方面，对内以集体参与模式维持组织运作的认同感与有效性。“小草艺术学院”持续邀请校外的艺术家、学者到广场上演讲，例如：邀请林惺岳主讲“台湾美术史”、杨子云讲“中国书法在现代艺术的地位”等，同时也有学生进行集体创作、讨论黄海鸣在媒体的读者投书、美术系举行现场“人像速写”活动、音乐系学生声援义演“弦乐四重奏”等等。学生通过自主、自我地安排学习课程与活动讨论，主动探索理想的教育方式，立志于重建大学尊严和回归艺术精神，不仅丰富了自身的学习领域，还促进了美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等层次上的提升。

　　3.加剧了校方与学生的冲突

　　罢课行动虽然在6月宣告落幕，然而文化大学校方对参与事件的相关学生的处分却不曾停歇。事后文化大学美术系系务会议选出刘良佑接任系主任，没过多久他就无奈辞职，原因是董事会不准他为那些同情罢课学生的教师排课。与此同时，学生们参加了系务会议上课程改革的讨论，然而董事会推翻了所有决议，使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学生们也不甘示弱，于1994年9月22日在大义广场前拉起横幅，力挺刘良佑，并要求张镜湖下台，学生全面参与校务。随后的10月文化大学就开始进行秋后算账，训育委员会决定，中文系学生学薛淑鹿因“公共场所发表言论侮辱师长”“赴‘教育部’作不实之陈情，严重损害校誉”两项理由，勒令退学，美术系学生林静怡则因为帮忙发传单，被处以“留校查看”的处分。而参与抗议行动的学生社团“草山学会”的干部们也分别遭到记大、小过不等的处分，幷且要面对校方随时找理由将其退学的压力。这就使得学生发起了校园公投进行反制，针对“是否赞成‘教育部’接管文化大学？”为议题，最终结果有93.68%的学生赞成此提案，但校方却自始自终蛮横地表示：“不会承认也不会理睬这项投票结果。”甚至1996年，由于已遭“两大过、两小过、两警告”处分的学生会会长林志鸿，遭文化大学校方以细故记警告一次，欲将其以“三大过”退学。后面是在“高教司”的介入下，文化大学校方重新讨论对林志鸿的退学处分，林志鸿才得以顺利毕业。由此可见，因为“教育部”介入以及社会舆论压力，校方只是一时作出了表面上的妥协，但学生和校方的冲突仍旧在继续，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