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学运”发生于199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在该次运动中，人数最多时曾经有将近6000名来自台湾南北各地的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抗议，这不但是国民党当局迁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同时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第一节　野百合学运爆发的背景

　　一、国民党的历史遗留问题

　　“野百合学运”发生的渊源，可以追溯至1947年的中国大陆。1947年国民党政权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反对，片面选出了“施行宪法”后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其中，“国民大会”的职能是选举正、副“总统”，制定和修改“宪法”，“立法院”行使立法权，这两个机构就是议会，在“中华民国”政治生活中的份量不言而喻。然而，1947年产生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并没有随着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而宣告终结，而是继续在迁台后的国民党政府中长期在任（甚至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任），这其中除了一些增额补选的“代表”“委员”外，多数仍然是原来的老面孔，这其中有的人虽然年事已高，却仍然尸位素餐地保留着“国大代表”的名分。

　　“国大代表”长期不改选，这在近代中外政治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现象，而不改选的原因居然是荒谬的“法统”：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因应国共内战宣布动员戡乱，并制定“临时条款”，冻结了“宪法”。但国民党政府由于在大陆军事上失败，最后被迫退踞台湾。迁台后的国民政府，继续施行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在两蒋时代，台湾当局不顾历史事实，天真地坚称“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作为代表全中国的“民意代表”，只有等到“光复大陆”后再从各地选出，所以此前选举产生的“老国代”就得一直在任。台湾的“国会”也因此被在野人士称为“万年国会”，而“民意代表”们干脆被直斥为“老贼”。因此，不曾改选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维持了蒋介石父子强人统治的党国体制，但也从此埋下扭曲的宪政结构。之后每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便成为资深“国代”政治勒索的时机，国会全面改革早已是社会各界要求改革的首要目标。

　　二、自由主义风气的盛行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整个社会局势受到内外双重挑战。内部所面临的是政治情势新、旧时代的交替阶段：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的成立，象征着一股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民间力量正式崛起。这是国民党政府长期一党独大以来，第一个成立的党外政党。这个政党的成立似乎宣告了，国民党不再是台湾唯一的政党，其执政基础陷入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与社会力量，1986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二全第三次会议，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主张，并在1987年宣布解严以及解除党禁。随着党禁、报禁、出入境、人民结社、集会游行、异议言论等一连串限制的解除，民间社会获得了比较自由的发展空间，这无疑成为了台湾朝向民主社会的起点。再者，除了上述的事件外，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总统”的逝世，以及第一位台湾人——李登辉就任为台湾地区的“总统”等，似乎宣告了完全属于国民党的统治政权已面临瓦解。而80年代的台湾除了应对这些内部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外，在外部也面临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风潮的影响。比如1986年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下台，1989年下半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东欧剧变。特别是在外交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对亚洲战略的转变等，使得一向与美国有友好关系的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挑战。所以在这样内、外环境的压迫下，更是直接挑战了专制、独大的国民党政权。

　　随着中产阶级的兴起、市民社会的成长，人民的自主意识也跟着高涨。整个台湾社会活力激荡，社会自力救济事件不断，各地区弥漫着一种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室的氛围。这股澎湃、新生的风潮，自然而然地也蔓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积社会能量的一个重要场域。由于学生过去长期在党化、军训等教育影响下，遭受到不合理的管教以及保守的思想、言论打压，因此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纷纷尝试突破校方的桎梏与掌控，组成了各种运动团体，关注“大学法案”和各项改革议题，发行地下刊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想法，争取自身在校园中的各种正当权利。

　　三、日趋激烈的改选诉求

　　1990年是第8届台湾地区领导人改选的年份，时年2月，中国国民党提名李登辉、李元簇为第八届“正、副领导人”候选人，但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的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的权力斗争。党内保守势力“非主流派”推举林洋港、蒋纬国角逐“总统”“副总统”，企图与“主流派”“正、副总统”候选人李登辉、李元簇一决雌雄，这就让国民党的赤裸裸的内斗进入了白热化，史称“二月政争”。这种领导阶级大规模权力斗争的公开化，主流派与非主流派针锋相对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台湾社会人人自危，而且股市也是连日长黑，巨大的信心危机笼罩在台湾人民身上。此时的台湾社会陷入一种动荡和不安的情境之中，没有人知道台湾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挤压着台湾民众的心理。

　　1990年2月24日，“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主席团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选举，近700位资深“国代”，在85个主席团席次中取得61席，“老国代们”在此后的“国大会议”中因而占尽了主导优势。但“老国代们”还扩权自肥，出席费由原来的5万2千元调整为22万元。“国民大会”主席团预算审查小组的资深“国代”崔震权提议表示：“出席费不能低于上次数目，否则将会影响‘总统’的选举”，这就一语道出“老国代们”政治勒索的恶行。更加激起民愤的是，同年3月13日，迁台四十年来从来未曾改选过的“国民大会”，又在阳明山中山楼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所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从6年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延长任期的恶例，在当时被嘲讽为“山中传奇”。这种滥用职权以达到扩张自己权力的目的，贪得无厌的恶行恶状，终于招来了全民的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扩权牟利的行为，不仅感到愤怒，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加上由民主进步党主席黄信介率领常委护送民主进步党十一位“国代”到阳明山中山堂开会，却遭到“国民大会”秘书处下令宪警人员予以阻拦，上千军警将其封锁在阳明山仰德大道上，阻止民主进步党“国代”进入会场行使职权，遂后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接着民进党主席黄信介、秘书长张俊宏、中常委陈永兴与“国大代表”等14人，为了制止“国民大会”代表借着“正、副总统”选举进行“宪政勒索”，统一至“总统府”请愿并要求面见李登辉，递交解散“国大”抗议书，反对毫无民意基础的资深“国代”选举“总统”，希望叫停这次选举。但请愿未果，他们在“总统府”前遭到宪兵部队的强行驱离，甚至有人直接被架起来抬走。这无疑是在全民的怒火中加柴添薪，民怨越积越深。

　　四、野百合学运的引爆点

　　３月８日台湾大学学生会出面邀请一些社团团体、教授共同协商当下危机应对的策略，学生的基本想法是希望立刻停止毫无民意基础的资深“国大代表”选举“总统”，先召开制宪会议再选举“总统”，以契合民主化政体转型的方向。当日的会议决定以“还政于民，重建宪政”为运动基调并达成几点共识：3月18日在中正纪念堂举办全民民主大会、100位教授联署刊登广告抗议这种不民主现象、张忠栋等教授更准备在3月10日台大校务会议提出罢课案。台大学生会内部也曾提议3月14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抗议、3月21日“总统选举日到仰德大道围堵老国代”。

　　3月9日下午，林祥港宣布正式退出“总统”选举，使得国民党“茶壶里的风暴”暂时缓和了下来，因此张忠栋曾电告学生会：“林祥港退选，政治危机已经解除，因此取消3月18日的群众大会。”而原本3月10日张忠栋等教授要在台大校务会提出罢课案，也就此没有执行。但是学生会副会长郑文灿却表示：“（这通电话）引起学生会的愤怒，学生认为教授们的心中，有一个李登辉情节。”学生们认为，在制度上由“国代”选出“总统”缺乏民意基础的问题仍未改变，因此仍然坚持原定的抗议计划。3月11日学生与社运团体在立法会召开记者会，发表“还政于民，重建宪政”声明，要求李登辉立即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解散国民大会、召开国民国是会议。3月13日，4名国民党籍的台大学生为了抗议国民大会滥权，在校门口烧掉党证。3月14日“台大学生民主行动联盟”前往国民党党部抗议，要求制宪，约百名台大学生组成的“台大学生民主行动联盟”（简称“民学联”）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静坐了五个小时，要求废除临时条款、终止动员戡乱、解散国民大会，并要求以制宪为前提召开国是会议。但由于国民党一直不愿回应学生诉求，台大学生社团与其他社运团体也迟迟无法进行下一步行动，这成为野百合学运进程中重要的引爆点。

　　正是在国民党首次公开内斗，而民进党又不断崛起的政治氛围之下，学生跳出来站到第一线，要求万年不改选的资深“国代”退职，这也让整个运动的主线聚焦到解散“国大”“老贼”下台，此一时期乃至整个台湾学运历史上最具影响力之一的“野百合学运”呼之欲出，一场大规模的学运就在“中正庙”——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图腾下展开了。

　　第二节　野百合运动的过程

　　一、学生前往中正纪念堂静坐，拉开运动序幕

　　1990年3月16日下午5点，台大学生杨弘任、周克任、何宗宪与工技学院学生共9名，自发来到中正纪念堂的“大中至正”牌楼左侧的墙边静坐抗议，拉出上面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要求“停止国民大会开会，解散国民大会。”正是这个看似不经意地擦枪走火的动作，却正式揭开了“野百合学运”的序幕。在这9名愤怒的大学生中，头上的黄布条多数无字，只有周克任以签字笔写着“还政于民，重建宪政”8个大字。事实上，同行的人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学生的专利，反而一开始就呼吁全民一起投入向历史负责的行列。他们还在周围发起《起来，福尔摩莎的主人！》的传单，嘲笑“国会代表”：“中山楼那些老人却还迷醉在自己构筑的虚幻国度里，他们提着尿袋在空中楼阁散步，他们把自己隔絶起来宣称他们的民意！”

　　由于学生选择的静坐地点在集会游行所禁止的博爱特区中，静坐者面临可能被警方驱离的状况。于是，一些学运人士和社运人士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前往支援，他们在寒风中互相紧紧依靠着一直撑到第二天，使“野百合学运”度过了最危险的一个夜晚。

　　学生的静坐行动虽然受到民众物资支持与声援，但一直到17日的清晨，静坐的人数一直只有十几个人而已。3月17日上午，在学生宣布成立行动指挥中心后，广场上的人数开始有所变动。当时规模较大的3个学运组织“台大改革派社团联盟”“新青年社”与“民学联”决议声援抗议的学生，随后辅仁大学、阳明医学院、文化大学、淡江大学、中原大学、逢甲大学、中央大学、台北医学院及台北工专学生也纷纷加入静坐行列。这些校际学生通过呼朋引伴的动员模式串联在一起，使得午后静坐的人数有小幅度的增长。在此期间，文化大学法律系学生送钟给“国民大会”，以政大学生为主组成的“全民逼退老贼运动总部”也在11点召开记者会，发起全民逼退老贼的运动。残障团体联盟主席刘侠也亲临现场幷发表演说：“国会令人痛心，昏庸无能，学生踏出勇敢的第一步，将是良好的社会教育。这不是抗争，这不是示威，只是表达对政局的关心。”社会同盟加入静坐幷发表宣言，立刻引起学生代表的欢迎，随着静坐现场的“民主墙”呈一字排开，学生也宣布将开放“自由论坛”供民众表达心声。台大自由派教授也发起“柔性罢课”声援广场的学生，准备自19日起将上课的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并把3月19日至25日定为“民主教育周”。此外还有10位教授联名给校长写了公开信，要求台大正式实施“民主教育周”活动，虽然此举被校方拒絶，但得到了清华大学和成功大学教授的支持，他们纷纷表明立场宣称会与台大教授同步行动。但直至中午为止，媒体还并未对学生的行为有任何报导，围观的民众倒是越来越多，还纷纷对学生捐钱以示支持，然而学生向他们恳求道：“捐钱不是我们最需要的，如果大家爱这个乡土，就请坐下来一起参与静坐抗议，五分钟、十分钟都好！”在其他的民众的应和下，有多位市民坐了下来。这时台湾“教育部”也紧急发函，要求各地的大学训导处阻止学生参与静坐，但校方大多表示无法禁止学生的行为。

　　3月17日下午，台大校长孙震虽然拒絶教授们“民主教育周”的要求，却率领行政主管前往探视，并在现场肯定了学生的行动，声称事后校方不会处罚参与的学生。同时，因学生的静坐龢民进党发动的群众运动，使国民党高层人士产生了危机感。所以，为了巩固领导中心顺利选出“正、副总统”，国民党也在下午由李登辉召开包括党政军特四大系统首长的高层会议，马上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最终由李登辉发表了一篇电视谈话，然而并不被学生们所接受。但由于电视谈话的关注度，很快电视新闻报导了学生的静坐活动，将社会上的目光集中引导到了广场。

　　二、学运诉求未能得到回应，静坐学生规模扩大

　　适逢周末和媒体报导的催化，社运人士、民进党人士、大学教授纷纷为学生加油打气，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至17日傍晚人数已经超过200名。为了使会场秩序运作顺利，会场每隔5个小时召开1次的工作会议，届时已召开４次工作会议。然而，过多的人数还是使以发起人为主体框架的工作小组不堪重负，领导权的分配问题也正式浮上台面，一些学运组织（如台大学生会、民学联、新青年等）也想瓜分领导权。所以17日晚间决定筹备暂时性的临时组织，形成学运团体接管的管理模式，组织框架分为决策委员会（７名）、指挥中心（３名）及工作小组。工作小组下辖６个组，分别是：会场组、财务组、庶务组、纠察队及组织动员组。最终，17日当天据不完全统计，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最高突破2000人，显然抗议活动已拓展成全民各阶层的动员，以学生为代表的全民请愿运动俨然成形，并持续成长。

　　3月18日凌晨，当中正纪念堂广场上拉起“愤怒之爱”布条的同时，学生们召开了第一次校际会议，组成指挥中心与工作小组，最终决定由台湾大学范云、周克任、北医吕明洲、东海大学郭纪舟、中兴法商学院陈尚志、辅仁大学廖素贞、文化大学林德训等6校代表组成“7人决策小组”。随着参与静坐的学校增多，包括台湾大学、中央大学、中兴法商、高雄医学院、东吴大学、文化大学、政治大学、阳明大学、台北工专、建国中学等学校的加入，决策小组成员陆续增加到11人。这其中由台湾大学研究所学生郑文灿担任决策小组发言人、台湾大学社会系学生范云担任总指挥，在此会议上学生们正式发表了“野百合学运”的四大诉求：1.解散“国民大会”，重建一元化的“国民大会”制度；2.废除“动员戡乱临时条款”，重建新的“宪法”秩序；3.召开“国是会议”，民众共谋体制危机的解决；4.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呼应民意的潮流。由于这四条要求反映了当时台湾民间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士对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来自民间的声援也越来越多，无住屋团结组织、残障联盟等数个社运团体发表了《百万人和平静坐联合宣言》并到场支援。台湾大学自由派教授也继续发起“柔性罢课”声明来表达他们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他们呼吁各大学停课，将上课地点改到中正纪念堂，定名为“民主教育周”。学生们也给全国各大专院校分发《一齐来罢课，共创新政治》的传单来宣传理念，广场上“我要抗议”的呼声喊得震天动地，彼时为了鼓舞士气，有人上台演讲，有人拍掌歌唱，学生们从台湾民謡《望春风》一直唱到《国际歌》。

　　下午2点，不同于学生在大门外抗争，民进党中央党部在中正纪念堂内，决定举办一场“除老贼、解国难”的造势大会。这场由黄信介带领的群众大会，要求“抗议‘国大’扩权”“解散‘国大’、总统直选”的呼声，吸引了数万群众参与，使得中正纪念堂广场内被挤得水泄不通。甚至有些声援的抗议民众，就在蒋介石铜像大厅前的斜坡以及国民党党徽上喷涂“土匪党下台、猪、老贼下台吧”等字眼。由于参加的民众人数多达２、3万之众，跟静坐的学生700人比例悬殊，但群众与学生均秉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并未互相打扰。只是后面由于民进党带领群众呼喊“打倒老贼”的口号，声势过大，使得学生这边活动被中断了数次。然而学运团体为了应对当日民进党大会群众的变数，表现出了超龄的政治运作，在思想上，他们以和平理性的态度，将“自主、隔离、和平、秩序”四大原则作为广场抗争的原则，发表了《广场通讯》与社会进行对话，以此希望维持学生运动的自主性与单纯性。在行动上，因为怕遭到高层的抹黑与驱离，广场上的学生拒絶政治人物上台发言，不希望政治人物加进来。决策委员决定将这场学生运动与民进党分开来举行抗争，在广场上施行隔离政策，静坐广场的学生与围观声援的民众间以绳索区隔，七百名学生以校为单位分区静坐，且参与静坐的学生，头上都会系上黄色布条，此外严格对出入者的身份进行查证，非学生的静坐者均被排除在外，以此来与政治活动划清界线，避免误伤和牵连。

　　下午６时，中央大学陈涂清教授、训导长杨洁豪、课外组王干盈等３人来到广场上探视学生，之后中大教授也陆陆续续参与静坐。届时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台性的学运份子串连活动，参与静坐示威的大学生已达数千人。人数的剧增再一次使学运团体倍感负荷沉重，指挥中心只好决定让各校整编队伍，选出代表与中心沟通。晚上校际会议召开，要求参与决策的呼声高涨，最后决定校际会议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决策委员会演变成执行机构。晚间，“教育部长”毛高文出面喊话，对学生展开罢课和静坐，抗议“国民大会”一事表示关切，希望同学能在校园内表达自己的意见，幷且应以理性方式表达，但又强调“教育部”不会加以干涉。

　　3月19日，由于没有得到政府正式且具体的回应，也为了抗议政府违反民主程序选出“总统”，上午10点50分，东海社会学研究所学生方孝鼎率先絶食静坐，他发表宣讲表示：“这两天是最关键的两天，我们如果要让我们所揭示的这四个目标，能够达到目的，能够用非常和平的方式达到目的，我们就必须在非暴力的手段当中，选择一个和平的手段，但是这个手段是能够迫使政府、有权的人，向我们人民低头的方式，我个人建议，从12点开始，由我个人开始进行絶食，直到李登辉、李焕来到我们的广场，跟我们的学生在电视机、摄像机面前对谈。”随后高雄医学院范国栋、中央大学夏乐样等9名学生加入絶食抗争队伍，他们絶食声明中要求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与“行政院”院长李焕于21日前答复广场四大诉求。最后有多达59位学生加入了絶食行列，这就将道德张力推向瞭高峰，给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形成很大的压力。

　　下午1点，又有20余名教授加入静坐，大专院校教授、学者共有150余人。台湾大学化学系教授施信民表示：“我觉得大学生关心国家社会大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看到今天有那么多的学生，另外大学教授也同样热烈参与学生运动，我觉得很高兴。”社会系教授瞿海源也表示：“教授去现场，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学生，第二个是，学生已经集结，各校已经集结了，学者对于民主宪政是有深刻瞭解的，甚至于长期提倡民主的。”多所大学也在校园内发起抗争，这其中东海大学学生自主联盟在校园举办抗议“国大”恶行说明会，学生还一度将炮口指向时任校长梅可望，因为梅可望表示：“学生北上参加抗议，不是公事，当然不能准予公假，因此，参加的同学必须按照规定请假。”最终结果自然是双方人马不欢而散。另一方面，高雄市、新竹市和南投县议会分别开会谴责国民大会“违宪自利”，其中高雄市议会决议休会一天，全体议员在议会前静坐，并派代表慰问正在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的大学生，幷且捐赠2日收入所得。

　　当日傍晚，学生在“国家剧院”走廊设立指挥中心，在各大学大规模的动员下，广场上的学生人数暴增。为了更好地管理现场，广场的领导团体再一次发生变化，决策中心进行改组，校际会议也进一步制度化。最终规定校际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校际会议依比例代表制产生，决策委员会变成执行机构，由台湾大学汪平云、郑文灿、中央大学何东洪、台北医学院林治平、成功大学彭建智、文化大学曾若愚、中兴法商丁勇言7个人组成。决策委员会下辖指挥组及秘书组，前者负责广场指挥，后者又下设庶务组、财务组、文宣组、纠察组及生活组等5组负责广场事务。秘书处由台大伏嘉捷担任，主要是负责协调各小组的工作，制度上直属于决策委员会，但实际运作上两者并无关系，秘书处是随着广场动态自主发展的。财务组由台大陈裕文召集，负责广场的每日现金收支。庶务组有台大郭文堂负责广场生活中的各种杂物，包括清洁、采购及日用品管理。文宣组构成阵容都是刊物性社团，台大大新社与传真社，中兴法商青年社、辅大辅新社、中央新闻社及东吴青年等，其最重要的任务是编制《广场通讯》，通报学生最新讯息，从18日至21日共出了四期。纠察组由中兴法商邱毓斌担任组长，主要是保障广场的安全，具体维护现场秩序、夜间守卫、以及紧急事件的处理。生活组则由文化大学的张明杰负责食品供应，副组长台大庄凤负责住宿。

　　校际会议在讨论何种东西能作为学运的象征时，整个讨论的过程其实非常不顺利，因为既要符合本土的，还要同时满足设计容易这两个条件并不简单。最先出炉的方案是“钟馗”，但反对的理由甚多，其中一点便是钟馗产自中原，似乎不太“本土化”；于是第二个方案“风狮爷”便诞生了，但认识这个的人又似乎不多，不具有代表性，尤其是美术系的学生反对意见很大，因为要在短时间内作造型设计实在是困难重重；这时又有人提出“倒立的三角锥体”，但这似乎也和“本土化”毫无关联。后来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曾若愚提出以“花”为代表，一时间各种花名都被想了出来。一位东海大学的学生提出“台湾野百合”，因为这种花瓣内侧带淡紫色细线纹，是台湾特有品种，台大城乡所的夏铸九则联想到这是鲁凯族的图腾，正符合“本土化”的要求。 “台湾野百合”也刚好契合了罗大佑于1982年创作的一首在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的流行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暗喻在春天发起的学运满载着学生们对春天到来的希冀。在经过了将近7个小时的讨论之后，于19日晚间11点，校际会议统一表决结果，“野百合”以压倒性姿态获胜，最终校际会议通过野百合为此次学运的精神象征。这个精神象征最后由几个学校的美术系同学负责设计、制作，建筑系和土木系的同学负责计算结构和力学，塑造成两层楼高的巨型野百合造型，在14个小时后搭建了起来，高高矗立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

　　在一份由学生广场文宣组所发出之《野百合的春天》传单中，学生们对选择野百合作为该次运动之精神象征的原因，有如下的说明：1.自主性，野百合是台湾固有种，象征着自主性；2.草根性，野百合从高山到海边都看得到，具有草根性的特征；3.生命力强，她在恶劣的生长环境下，依旧坚韧地绽放；4.春天盛开，正是当前学运发生的这个时刻！5.纯洁，她白色的花瓣正如学生们一般纯洁；6.崇高，在鲁凯族里，她更是一生最崇高荣耀的象征。由此可见，台湾野百合道尽了学生心目中的学运形象，包含了对台湾主体性的认同（自主性）、全民的运动（草根性）、对抗不义的勇气（生命力强）、青春的活力（春天盛开）、学生的理想道德象征（纯洁）、以及参与者生命中的荣耀（崇高）。当天还有音乐团体——黑名单工作室，飞速地为学运量身打造了一首名为《我们还要等多久》的学运主题曲，其歌词更是说出了学生们的心声：“山崩地裂，你还要我等，你还要我等。老辈无耻，鼠辈横行，你还要我等，你还要我等。强权独裁，民意不彰，你还要我等，你还要我等。”这为学生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不同于前几天的凄风苦雨，3月20日上午烈日骄阳，也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一天，全岛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上，甚至连境外媒体也开始大幅报道台湾的学运。但随着广场上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以学生代表为主的决策团体对于广场情势的掌握与运动的走向都显出疲惫与无力之感，快速膨胀的参与人数与来自广场内各方不同的意见，超出了学生决策团体的固有经验、能力及预期，显然广场无法以指挥台作为唯一的运作中心继续。所以由原委员提名，经校际会议同意后，现场先是增设了医疗及器材音响两组人马，最重要的还是决策小组进行了第二次改组，由原本的7名增扩到12名，而且在场28所大专院校都能派代表与决策小组直接对话。同时也组成了新的校际会议，参与的学校有台大、北医、文化、交大、中央、中原、工业技术学院、辅大、阳明、清大、师大、逢甲、淡江、成大、中兴法商、东吴、政大、世新、建中等19校代表，会中决定以不逾越四大纲领为原则，由小组负责广场的决策。于是，校际会议在无法独立完成决策的情况下自然演变成一个监督机关，由它来提供学运团体执行广场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对下属的决策委员会行使同意权。但实际上直接与政治人物谈判和过招，确实有点超出学运干部的运动经验范畴，所以广场还另外增设了具有投票权的“教授顾问团”与“研究生谘询小组”，让他们协助学生运动，对学运发展的方向和诉求提供意见。其中教授顾问团包括台湾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张国龙、法律系教授贺德芬、数学系教授黄武德、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瞿海源以及辅仁大学兼任讲师郑村棋。

　　同一时间，大批教授和学生仍然不断涌进广场，“民主讲座课程”正式排表开讲。东吴大学德文系主任谢志德一场精彩的演讲，激起了全场学生起立欢呼。谢志德说：“学生今天的诉求是内部的体制改革，不是对外的‘爱国’的意识；今天的抗议也并非反国民党，只是国民党不幸正好是执政党。”他还表示，学生的示威只订出了“条件表”，可是却没提出“时间表”，这还需要改进。随后由30位教授联署发表了一篇声明，呼吁全体同胞和媒体给予学生信赖与支持，并同样要求执政党做出迅速明确的反应。民意代表方面也有了更具体的行动，在阳明山开会的增额“国代”刘炳森等三位“国代”提出：“‘国大’应承认自己是台湾四十年来最大一次政治风暴的源头，因此应与广场学生展开对谈，同时也应要求李登辉‘总统’提出具体改革行动的提案”，但该提案被主席团以提案人数不足为由否决，刘愤而当场宣布辞职。其他各地议会也继高雄市之后亦以捐款慰问及静坐等方式声援学运，“立法院”也在开议朝野立委后频频发言表示对学生静坐活动的关切。

　　下午3点左右，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三千人。当时广场内的决策小组开始主动出击，推派六名学生代表前往“总统府”以送邀请函的方式，要求李登辉前来广场与学生进行对话，公开回应四大诉求，结果“总统府”对学生代表的邀请未有回应，试图由“秘书长”邱进益代为转达，此举遭到同学的拒絶，最终学生代表们无功而返。随后决策委员会向广场报告此次行动，引起现场学生强烈的情绪反弹。指挥中心只能一边派人去各校安抚，一边设计问卷瞭解广场的民意，借此瞭解学生当前的意向。由于在“总统府”双向沟通无果，使得学生的数目未减反增，执政当局也不得不释放出善意。“教育部长”毛高文到场转达“总统”李登辉表示关心的一封亲笔函表示：“请毛部长转告同学们，你们关心的事，我都知道，我肯定地向大家保证，改革的事，政府一定会加速做，一定会尽快给大家明确地交代，请大家珍惜身体，早点回家回到学校去！”显然这代表着政府已注意到此次学生运动。除了“总统”亲笔函，各校校长与政府官员也陆续到场关心，然而却不大受欢迎。“行政院”政务委员黄昆辉与研考会主委马英九两人一同代表“行政院”院长李焕至广场探望学生，表示政府一定会对学生的要求，做最具体的回应，反而激起学生的强烈反弹，学生们纷纷以“抗议”二字的呼声回应。各级“议会”也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出党派原则，并没有政治人物上台发言。

　　傍晚7点左右，学生人数增加到将近五千人左右，这是依据广场上每餐订购便当，估计出广场上的学生人数，这也是当天广场上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台湾当局则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已指示“国是会议”成立前期准备小组并进行了大会研讨，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所获的初步意见将于第二天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提出报告，这是台当局对“野百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而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陈燊龄上将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这也是军方首次对学运公开表态，虽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寻常的气味。不久，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纷纷呼吁学生尽速返校上课，新闻媒体也开始被要求对学生“冷处理”。与此同时，虽然有非常多的民众捐赠，提供睡袋与各种物资，但对于广场秩序的掌控、活动的传达、协调与沟通上至关重要的音响，也让广场上学生们一度遭遇困难。一开始广场学生的音响是由《前进杂志》的杨祖珺找稳立音响公司老板邹玉珍商借的。但当时稳立音响公司曾担心音响会在军警准备驱离学生时，遭到镇暴部队破坏。最后在杨祖珺与卢修一的全力协助与保证下，才得到允许使用，这让在广场上任何角落都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指挥台上的声音，从而彻底解决了广场上音响问题。除了物资设施的挑战，学生还得面对身心各个方面的历练。同时，学生也开始面对各种流言的考验，特别是有人说静坐学生有些“来历不明”，学生组成似乎变得复杂且不单纯，广场上的纠察人员也陆续向指挥中心汇报：各校园党部学生开始出现在各校静坐人群里头，有的学校训导人员甚至加入学生的讨论运作，救国团大量动员学生等，很明显已有国民党势力渗透进来。不仅如此，还有来自特定团体的莫名恐吓，如“洪门”在中正纪念堂试图破坏精神堡垒“台湾野百合”，有人打了学生还逼学生下跪。还有有其他各种各样迫害的力量频出，学生们接到恐吓电话或被围堵更是常事，这更加造成广场上学生的恐慌。“野百合学运”进程的第五天，似乎也迎来了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

　　3月21日凌晨1点，广场上共计有38所学校，2256名学生，届时已有3名絶食学生因体力不支而被紧急送医。由于意识到学运可能产生变质，学生们开始担心如何收场的问题。12人决策小组、3位研究生谘询小组（曾旭正、吴介民、李建昌）、5人教授顾问团（何德芬、瞿海源、张国龙、郑村棋、夏铸九）在“国家大剧院”下方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了长达5个半小时的讨论，来决定这场学运的前途。在前一天碰软钉子的学生们宣布将21日“总统”选举日定为“民主之耻日”，主张继续号召各校学生进行罢课，以及广场静坐学生参与禁食两餐的行动。此外决策委员会由于连日疲劳和沉重的心理压力已陷入急躁不安的状态，教授顾问团开始取得会议中意见的主导权。最后这些人以内部举手表决方式通过，愿意接受“总统府”的邀请，与李登辉进行对谈。他们事先拟好3点要求，主要是争取学运的正当性与实现四大诉求：1.李登辉必须具体肯定这次学运；2.国是会议要公平邀请各界人士，深入讨论“国是”，对于学生所提的四大诉求（废除临时条约、废除临时条款、资深中央民代限期退职、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应提出有效解决方案；3.全体广场学生于“总统”明确认可上两项要求，即结束静坐活动，否则将坚持原则抗争到底。

　　凌晨6点半，“行政院”院长李焕悄悄来到广场探视学生，虽然未对学生公开发表讲话，但却充分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行为，对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他也表示肯定不会沦为宣泄情绪的会议，而将是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会议。上午8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教授们不免有些着急，于是瞿海源和贺德芬两位教授通过“教育部长”毛高文的安排，率先私下去“总统府”与李登辉密会。李登辉对两位教授带来的《撤离附带条件声明》，表示基本上能够接受，并说愿意在下午3点接见学生代表。教授们返回广场并于上午11点宣布此次密会决议结果，由于此次教授前往“总统府”一事是私下的行为，仅教授五人小组以及决策小组知道。当校际代表们知道他们都被蒙在鼓里时，对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表示相当的气愤，加上去会面时的姿态太低、声明太过温和且直接预设了退场时间表，普遍引起学生们强烈的不满。虽然决策小组反复强调，最后要由广场学生全体来决议是否接受声明结果，仍难平众怒，大家都不愿意参与表决。最后决策小组为安抚学生情绪而提出请辞并公开道歉，校际会议马上取代了决策委员会，但决策小组还是经新选出的校际会议代表决定后予以慰留，广场随即展开了长达7小时的直接民主式的公决。

　　在此期间，在阳明山中山楼选举“正、副总统”的“国民大会”于下午2点正式公布出“总统”选举的结果。李登辉、李元簇二人是唯一一组“正、副总统”候选人，在全部668票中，他们二人获得641票，得票率为95%，正式接任“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副总统”。而7个小时的公决仍在继续，由各校代表进行投票，最终结果以15比14，接受了与李登辉会谈的3点声明。但这个结果仍旧有学生不满，决策小组只好动员，所有工作人员回到每个学校，一一向同学们解释说明。直到下午6点，再次付诸各校逐一唱票进行直接公决，最终以22校赞成，7校反对，6校弃权，通过了数次重拟和修改的《撤离附带条件声明》，将原先的三点声明扩充为4点要求：1.请李登辉“总统”接受学生们追求民主宪政的决议以及学生所提四项严肃要求，并对民众发表；2.在“总统”就职前召开“国是会议”；3.广场上全体学生同意上述两项要求如能被接受，立即结束静坐，如果没有，将持续采取抗争；4.为确保学生主张能获得执行，学生将组成一个校际联合组织，持续监督“国是会议”，必要时随时号召全国学生再度组织动员，在台湾未能彻底民主化之前，絶不停止奋斗。新修正的4点声明基调与之前的3点声明是一致的，只是増加了校际联合组织这1项，后根据何德芬教授的建议第2点改为在“总统”就职组阁1个月内召开“国是会议”，第4点中监督“国是会议”改为高度密切关注“国是会议”。

　　三、学生代表与“总统”谈话，学生撤离广场

　　终于，晚上7点50分，比原定下午3点进入“总统府”的时间，晚了将近5个小时，最终在霍海源及贺德芬两名教授的带领下，35所学校各派一名代表，决策指挥以及工作组共16人，絶食团2人，组成53人代表前往了“总统府”。在现场由范云代表宣读广场的4点要求。但学生所提问题不是切不到要害，就是被李登辉四两拨千斤化解，李登辉的回复除了在“国是会议”召开时间有明确回应，其余都是含糊带过。比如解散“国大”的要求，李登辉认为这是“宪法”上的问题，他当场表示有困难，“总统府”没有权这样做。最后由于双方认知差异太大，学生只能先撤回广场。此次对谈的过程持续了50分钟并进行了全程録影，但“总统府”扣留録像，表示録像带需审核后再送还给学生。21点50分，学生代表们陆续回到广场，随即召开会议，但因为在场学生大多已经按捺不住性子，所以由台大学生范云先上台报告与李登辉“总统”的会面经过。23点，“野百合学运”的最后一夜，此时广场上将近7000名学生，学生与李登辉谈话的録影带也被送到了中正纪念堂，广场学生看完后由各校讨论是否撤离，再次进行是否要结束抗争的公决。此时外围的群众，连续喊了大概2-3个小时的“学生加油”，也让学生倍感压力和感动。

　　3月22日凌晨2点，各校代表召开校际会议，决议是否撤离广场，43名絶食团学生率先表决清晨就撤离广场。最后的校际会议以22：1的压倒性投票结果决议退场，其中22所学校同意撤离广场，只有淡江大学1所反对，还有中央大学的意见是“离开广场，但成立跨校学联会”。到了早上，指挥中心于上午7点32分发表《我们的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说明瞭校级会议决定成立“全岛学生运动联盟”（简称“全学联”），继续关切“国是”，成立善后委员会以及成立野百合基金会，来管理民众的捐款。各地的学生们陆续撤离中正纪念堂广场，李登辉则于下午五点前往广场巡视。至此，“野百合学运”正式划下了句点，结束为期七天的学生运动。

　　第三节　野百合学运的特点和影响

　　一、野百合学运的特点

　　1.偶然性和必然性幷存

　　1990年3月16日下午，在台湾大学学生会还未商讨出结果时，就读于大气系二年级的周克任便与8名同学携标语进入中正纪念堂门前静坐，以此对“国民大会”自行修正《动员戡乱临时条款》，擅自扩权的行为表达抗议，不经意间揭开了“野百合学运”的序幕。由此可见，野百合的爆发极具偶然性。因为这场学运的爆发是在商量未果情况下，几位学生先行发起抗议的举动，并非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但是，它的爆发也是一种必然，因为在八十年代末的台湾，相较于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政治上的种种改革，却似乎永远赶不上民众的要求，原先不合宪政原则、不符现实需要的宪政结构，持续僵固。民众对于“万年国代”的不满，已经酝酿到一定程度，有一天势必会大爆发。

　　2.领导核心的高度流动性

　　短短数日之间，“野百合学运”的指挥中心（指挥权）不断变换。学运爆发当日，各校代表成立指挥中心与5人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每5小时调整一次，并由首先开始静坐的杨弘任担任发言人。同日深夜，广场中的各校代表共35人召开了第一次校际会议，初步产生5人决策小组、工作小组与指挥中心。第二天凌晨，原本的5人决策小组不堪工作量之大，各校代表便决议把它改组为8人决策委员会，随后又因代表退出而成为7人决策小组。18日，决策委员会为扩充人数吸纳进各校代表，改名为校际会议，以确保决策的代表性。19日因决策小组工作过于疲惫，原有的7人再改组，规定校际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20日，决策小组进行第二次改组，由原本的7名扩增到12名，校际会议只担任执行决议之角色。21日，增加设置“研究生谘询小组”与“教授顾问团”。晚间，决策委员会被架空，校际会议取代了决策委员会。不过六天之内，便可看见学运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理念和声音，例如决策学生不同的自身定位、决策学生与广场学生意见相左、教授的做法与学生的反弹等等。显然单一的领导群体无法适应日趋扩大且复杂的学运，这就决定了“野百合学运”的领导核心必须根据学运进展的需要进行权力的高速流动，以便展现其适时调整的能力。

　　3.学运群体的妥协性

　　在“野百合学运”中，学生代表们与李登辉对话，次日就宣称撤退，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认为这是被上层“摸头”，让李登辉收割了运动成果。对于没有大型运动经验的学生而言，随着学生规模的扩大以及抗议人群来历的模糊不清，加之纷乱的意见使得讨论冗长耗时，多日的疲惫影响决策者判断，更加剧了运动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广场学生们的意见本来就很困难，而且在当时条件下也缺乏一定的情报网络帮助和判断，自然会萌生类似于见好就收的念头。况且当时的台湾社会正处于政治权力新旧交替的时代，在新的政治秩序尚未蜕变成熟之时，学生们还是会害怕他们成为政治利益斗争下的牺牲品。在内外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既然提出的诉求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结果，而决策的责任又过于沉重，谁都不愿意担上“冒进”的历史责任，且一旦发生不可预测之冲突，那些“求稳定中改革”的社会舆论，也必然不会跟学生站在同一阵线，所以学生们不免表现出软弱妥协。

　　二、野百合学运的影响

　　1.推动了台湾社会民主化进程

　　“野百合学运”的主张在成功获得政府回应同时，也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在此次学运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在4月便开始筹备“国是会议”，于4月3日公布筹备委员名单，4月14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最终在1990年6月28日的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召开了“国是会议”。该会议共计141名代表出席，与会各界代表除了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外，还包括“美丽岛事件”受刑者、民进党领导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此次“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会议达成几项共识，其中包括了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该条款于1991年5月正式被废除，将台湾从战争状态中逐步解放出来。在1990年6月大法官会议后，规定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任期仅至1991年12月31日，解散“国民大会”的诉求终于得以实现。第一届“国大代表”的全面退职，使得被称为“万年国会”的“国民大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也从此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提升了学生的公共参与度

　　“野百合学运”之前的八零年代，台湾大学学生争取校园普选权的运动，在历经6年的抗争后，最终在1988年成立学生会进行直接选举，并成功选出学生会会长。然而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能像台大一样顺利，淡江大学在1988年也曾实施代联会的首次普选，最后却因投票率未达标准而宣布无效。当时学运主要致力于改善校园内的民主，多数学生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度相当低。但在“野百合学运”落幕后，这种状况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广场上数千名的学生陆续回到校园中，学运所激发出的民主化波澜显然并未就此停止，而是开始延伸至校园的各个角落，启蒙了90年代学生对于政治、民主、自由的认识，使得学生不再那么畏惧和漠视政治参与，也对学生思想开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校园民主化在台湾各大校园普遍展开，如东吴大学学生会、政大代联会以及高师学生活动中心都是受“野百合学运”的影响纷纷开始采用普选形式，这种学生普选的风潮更是一路发展到90年代后期，这不仅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还使学生们的民主意识得到了普遍提升。此外，校园中的新兴团体也不断涌现出来，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也不再局限于校园内，而是拓展到校园外的社会议题，如农工议题、妇女议题、儿童议题、政经议题等，将关心时事的触角延伸至台湾民主化发展的各个角落。

　　3.开启了学运可行的抗争模式

　　“野百合学运”受到李登辉当局的积极回应，可以说是一场有结果的学生抗争。与之前学运最大不同的是，“野百合学运”所诉求的议题是政治改革，而抗争的对象是领导阶层，它不但直接挑战了权威政府，也是促进政府改革的主要推手之一，这些都是在以往的学运中所少见的。“野百合学运”的各股学运力量都维持在一个共同的架构下运作，广场上学生自主运作所表现出的秩序与纪律，展示了学运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标志着学生作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终于出现。学生们历经150小时的和平抗议，他们所提出四个明确要求，包括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定政经改革时间表等，激起了全台湾民众的共鸣，不仅成功获得政府回应，成为了第一个能与“总统”进行协商的学生运动，也实际上影响了政治决策，适时阻止了资深“国大”滥权可能引发的进一步的政治危机，开启了学运可行的抗争模式，这些都激励着当年的年轻人在未来的岁月里奋力投身于各种改造社会的事业中。

　　4.催生了新生代社会精英

　　“野百合学运”是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学生运动。学运中的积极分子后来很快被民进党所吸纳，在经历了2000年民进党的执政，“学运世代”不仅进入党政权力中枢，甚至有的转战地方政坛成为地方政府领导人。不仅如此，后来很多属于民进党阵营，或者龢民进党理念比较接近的新生代社会精英，其实都和“野百合学运”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说，“野百合学运”中的领袖之一范云就出任过民进党不分区立委，该党中新生代政治人物郑文灿、林佳龙也都是当年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还有台湾“前副秘书长”马永成、《苹果日报》总编辑陈裕鑫、蕃薯藤执行长陈正然、前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文嘉、“立法委员”郭正亮、李昆泽、郑丽文、前“立法委员”段宜康、前“内政部”政务次长颜万进等等，都是“学运世代”的重要成员。此外，部分未进入政治界的学运领袖，则持续在学界、社运领域耕耘，如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系教授陈信行，知名工运工作者顾玉玲、屏东大学社会发展学系副教授邱毓斌都是常被主流舆论提及的“野百合学运世代”代表人物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学生运动”正是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语言，“野百合学运”催生了一大批新生代社会精英走到社会的前台，对台湾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5.推动了大学教师思想的转变

　　台湾的历史充满了被外国侵略者殖民压榨的创伤经历，所以也造就了台湾人民表面服从温顺的性格，但骨子里充满反抗精神。因此，台湾的教育者通常与执政者站在同一边，他们不敢高谈阔论自己的思想，更不敢把“反其道”的思想教授学生，然而他们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在“野百合学运”时找到了出口。可以看到，在“野百合学运”里，一直以来都和执政者站在同一边，幷且执行其思想意识的教育者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教授们的身影出现在学运的全过程，“最特殊的是，一些国民党籍的保守派教授，也纷纷发动签名或控诉国会结构的荒谬性。”在“野百合学运”中，虽然教授们不是主要的角色，但他们不再只是将“党国”奉为圭臬，而是通过“民主教育周”的形式充当学生的顾问、给学生们提出意见，幷且发表了许多文章和公开信等，以此表达对此次学运的支持。事实上，教授们的言论在社会层面都有着相当高的影响力，保守派教育者做出如此举动确实也让台湾的教育界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野百合学运”推动了教师群体思想的转变，并撼动了保守派教育向民主化的转型。

　　6.引发了台湾股市震荡

　　在学运世代的回忆中，90年代是广场与革命的年代，但在广场之外，在一般台湾民众的目光中，或更多是被当时狂飙的股市吸引眼球，90年代对于他们来说更是“台股上万点”、全民炒股致富的年代，当时的台北街头到处混合着投机炒作与青春热血的气息。“野百合学运”时期正处于经济蓬勃但政治限缩的年代，学运爆发的当日，由政治风险引发的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确实也让台股短暂震动了一下，数据显示台股单日成交量突破2100亿元，是当时纽约交易所和东京交易所成交量的总和， 但股票指数呈急剧下滑趋势。但当年台湾三月的股市并非表现最差的一个月，而且在政府回应广场四大要求之后指数即回升。由此可见，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深深影响着经济形势的变化，“野百合学运”确实对当时的台湾股市造成了不小的波动。

　　7.学运的作用被过度神化

　　实际上，台湾民主化的进程，除了学运施加的压力外，似乎还牵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诸如国民党内部分裂、多年来各界群众的抗争、自由风气的盛行等等，这都使得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至于“野百合学运”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有点被夸大，特别是对于在此之后投身政治性运动的学生来说，“野百合”成为了一个光荣的时代标志。他们纷纷透过镜像式效仿当年的运动，以能和李登辉“总统”等政治人物对话为傲，大力宣扬民众的力量，将“野百合学运”当作一种可以随意拿来渲染的工具，比较轻视校内的一般性学生运动。而一些主流媒体也在长期消费“野百合学运”这个符号，在报导中不断对比，频频惋惜中正庙前“盛况”不再。所以，对“野百合学运”的过度追捧，浮夸的宣传工作常常遮蔽学生运动的其他方面，很多人天真地以为只要媒体宣传做得好，群众就会被动员起来，也就一定能够得到当局的重视和反馈。学生们往往由于对重现当年野百合“盛况”的期待太高，而形成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行为模式，企图把自我神圣化，以此肯定自身的存在，这反而对后来的学运的走向产生很多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