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8日晚上，台湾地区数百名青年学生打着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旗号冲入当地最高议事和立法机关——“立法院”，一度将其占领长达24天。这次以“太阳花”为精神象征的学生运动，是继1990年“野百合学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运狂潮”，集中展现了当代台湾青年社会动员的巨大能量。它不仅通过打击国民党政府的执政效能和声望而介入岛内复杂的政治斗争，而且学运中弥漫的“反马”“反共”“反中”“反统”的意识形态色彩极其明显，给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引发了两岸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

　　伴随着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转型，台湾学生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开始，经过1994年“草山学运”，到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2008年“野草莓学运”、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再到2014年“太阳花学运”，一直到2015年的“反亚投行运动”和“反课纲微调运动”，大大小小的学生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蔓延不絶，成为台湾社会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回顾近25年来台湾学生运动发展脉络，揭示其发展演化的基本逻辑，正确评价其对岛内政局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进程的多重影响，积极应对学运可能带来的台海危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之中，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夙愿；两岸必须统一，两岸终将统一，这是大势所趋，势所必然。我们既要有充分的自信，持续保有祖国统一的必胜信心，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摆在两岸人民面前的难题并不少，特别是台湾岛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台独”分子在外部敌对势力或明或暗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时以各种方式挑战两岸和平发展的红线，甚至不惜挑动台湾更年轻的一代“恐中”“仇中”“反中”，充当他们“反统谋独”野心的马前卒和急先锋，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增加了更加复杂和多重不确定的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台湾政治解严并开启民主化进程以来，受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台湾地区的青年学生逐渐走出校园，开始积极介入社会，涉入政治议题，传统的校园学生运动普遍社会化和政治化，特别是从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开始，台湾学运的发生进入高发期，影响也越来越大，不仅对岛内的政局产生深刻影响，甚至进而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平稳发展，特别是对我们进一步推进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和其它措施产生了诸多不利因素，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本课题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学运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因应之策的分析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际价值。

　　一、本课题的现实意义

　　1.青年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离不开海峡两岸青年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要依赖于台湾青年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情感归属和政治认同，这就需要两岸青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瞭解，尤其是要瞭解台湾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以实际行动贴近他们的心灵，以民族大义激发他们的爱国豪情。本课题以最近25年来的台湾学运史为研究对象，目的是透过学运的脉络准确地把握近年来台湾青年学生的社会心理、政治主张和未来诉求，这可以为我们适时调整方向，因时而化地制定适合两岸青年友好往来的务实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2.青年学生是社会中较为活跃的群体，他们充满激情，富于理想，长于行动，但往往由于社会阅历不够丰富，对波谲云诡的政治现象认知有限，容易感情用事，受非理性的政治冲动所支配，在社会动员过程中极易沦为政客操弄政治的工具。本课题通过对新近25年来台湾地区学生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动向的细致分析，仔细甄别学运中所弥漫的“反对祖国统一、宣扬台湾独立、雠视中国大陆”的非理性迷误，深入辨识学运背后推波助澜、扭曲人心、操控学运走势的政党黑手，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台湾学运的性质，正确对待台湾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和行为，从而更加清醒地认识新形势下两岸关系所面临的新挑战，分清重点，分清对象，分清主次，分类施策，以更加灵活和有效的应对措施争取台湾青年，争取台湾民心。

　　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回首两岸关系70多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总是认为，无论什么情况，只要始终与两岸人民在一起，坚持做好台湾人民工作，始终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就能够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近年来，岛内政党竞争激烈，统独争议有增无减、省籍族群矛盾蔓延不絶，经济发展迟缓，民生改善滞后，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加之外部势力的煽动和渗透，使得台海局势异常复杂严峻。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任重道远。本课题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台湾学生运动为切入点，试图透过对台湾学生运动的演变特点和发展轨迹的研究，深化对台湾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为我们更好地瞭解台湾社会，把握台湾社情民意的动向与变化，分清敌我，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台独”分子，以最大的耐心和最大的诚意团结最广大的拥护祖国统一的台湾民众，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提供一些智力支持。

　　二、本课题的实际价值

　　1.重要的学术价值。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巴黎“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兴起了一股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简称NSMs）。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西方社会中伴随着学生反叛而出现的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如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反核运动和同性恋运动等。青年学生常常是这些新社会运动的发起人、推动者和参与主力，因此有的学者直接把学生运动也归属于新社会运动的一种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后物质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新社会运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兴起，而且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些社会运动虽诉求各异，却同气相求，愈演愈烈，逐渐成为西方社会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广为关注，新社会运动理论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逐渐从威权体制解放出来，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公民社会逐渐成熟，青年学生在经过多年的校园争取自治权的抗争，逐渐开始从校园抗争向社会抗争延伸，学生运动日渐成为台湾新社会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抗议行动，一再显示出强大的运动能量。发生在台湾地区的学生运动，从运动的主题、运动理念、组织结构、运动风格、阶级基础来看，从总体上也属于新社会运动的范畴。因此，把台湾地区学生运动放在整个西方社会运动的理论版图中进行比较性研究，这对于丰富社会运动研究的文献和实例，进一步丰富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谱系，推动我国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重要的应用价值。近年来台湾区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总是和岛内政党轮替、蓝緑阵营恶斗交织在一起，而且两岸议题越来越容易成为引起学运爆发的原因，学运中的“反中”“恐中”倾向日益明显，因此，加强对台湾学生运动的理论研究，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提出针对性的因应策略，对于我们预判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稳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有着极为重要的应用价值。

　　此外，由于在人们的常识中，社会运动一般而言对政权具有较大的颠覆性，出于政治稳定考虑，我国政府往往对这类研究抱有疑虑。但实际上，按照赵鼎新的研究，这其实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在他看来，一方面，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者本身对社会运动和革命并不一定持有同情态度，例如美国早期的社会运动研究学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都是把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病态。另一方面，从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历史来看，即使一些学者对某些社会运动抱有同情态度，但只要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时刻保持科学的态度，这些研究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运动一般规律的理解，那么，这些研究对提高政府执政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都将起到促进作用而非破坏作用。新社会运动是全球性的社会运动，任何国家都难以不受其影响。台湾地区的学生运动与西方新社会运动不无关联，而我国的很多群体事件中，青年学生虽然一般不是发起人，也不是直接的参与主力，但他们很多时候却以社会关注特别是网络关注的形式参与其中并在特定情况下发生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通过网络灌水、人肉搜索、论坛发帖、QQ或微信群串联或“闪聚”等温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进行对集体行动进行技术或智力支持，扩大行动的社会影响并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做出政策调整或某些让步。就此而言，本课题通过对台湾学生运动的一系列个案研究，也有助于反观新社会运动对我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努力探索青年社会整合的方式方法，积极拓展青年诉求表达的合理渠道，提升制度的容纳能力，引导当代青年的社会参与，实施积极的青年政策，解决青年现实问题，正确化解矛盾和减少社会风险，为营造安定团结和谐的社会环境贡献智慧。

　　第二节　海内外研究状况

　　在我国，提及学生运动史，一般都是从“五四运动”说起，“五四运动”被视为中国近代以来学生运动的开端，自此之后，学生运动在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波澜壮阔，奏响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动人旋律，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革命大潮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党的卓越领导之下，广大的青年学生积极投身革命，在反对军阀割据、反抗英、日、美等帝国主义侵略、反抗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中英勇奋斗，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乃至于国民党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的巨大发展归结为其在解放战争中失败并在大陆丢失政权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蒋介石在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视学生运动为洪水猛兽，对校园实施严格控制，以免学运再次兴起危害到他对台湾的统治，这也造成了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几无学生运动发生，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台湾社会民主转型特别是全面解严以后，台湾地区的学运才再次复兴。

　　因此，学术界对我国学生运动的研究，主要以1949年为界，分成相对集中的两个时期的学运来进行研究：一是对1949年之前的学生运动的研究，另一个是对1949年以后的学生运动的研究。但显然，研究前一个时期的学生运动要多过于研究后一个时期的学生运动。

　　对1949年之前的学生运动的研究，主要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学生运动为主，大陆比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邵鹏文、郝英达等人编着的《中国学生运动简史(1919—1949)》（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赵和平、徐海法编着的《中国学生运动史话》（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王耀等编着的《中国近代学生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施惠群的《中国学生运动史（194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罗炳权、王慧君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台湾地区比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李国祁等人编着的《近代中国青年运动史》（台北:嵩山，1990年），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到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廖风德的《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发行，1994年）等。以上这些著作基本都是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的学生运动为研究对象，大都论及了1949年以前不同时期学生运动的成因、性质、规模、过程、内部权力连作、社会力量互动以及具体影响。还有少量著作专门论及了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学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蓝博洲编着的《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1913-1945年)》（台北:时报，1993年），也有一些著作虽不是台湾学运方面的专著，但对该时期的台湾学运事件也有论及，如简炯仁《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抗日运动——台湾民众党之研究》（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硕士论文，1997年）、张正昌的《林献堂与台湾民族运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80年）等，成果不多。

　　1949年之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大陆的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已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报效祖国成为基本使命，学生运动已失去了革命性的意义，除了“文革”中左倾路线造成的红卫兵串联运动和1989年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八九动乱”之外，大陆已不再有学生运动，因此，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了。

　　相较于大陆，台湾地区的学生运动却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台湾地区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终结龢民主化进程的开启，校园获得了比较自由和自主发展的空间，这种变化一方面推动了台湾学生运动的蓬勃兴起，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学界对学生运动和其它社会运动的理论研究，特别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爆发及其巨大的影响力，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于台湾地区学生运动的强烈关注和多方面的研究，以下主要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两个层面做一些梳理。

　　一、研究视角多样，成果丰富

　　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很多学者都把台湾地区的学生运动作为一种具体的运动实践与事件本身加以研究，关注这些学生运动为什么会在台湾出现，重视分析它们与台湾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与两岸关系、国际关系演变的关联性。具体而言，对台湾学生运动的产生、发展与未来趋势，原因、影响及运动过程的研究，学者们的研究状况又可分为以下三种：

　　1.个案式、典型性、微观化的分析。这类研究主要选取台湾学生运动史上的一个或几个典型的运动事件进行现实描述与理论分析，研究较多的有1949年的“四六事件”，例如杨荣庆的《二二八之后的台湾大学与学生运动——以四六事件为考察中心》、方生的《我看四·六事件》、台湾学者蓝博洲的《一九四九年四六惨案始末》《天未亮——追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师院部分)》，《麦浪歌咏队——追忆1949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这些均是以1949年发生的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学生抗议警察暴行的“四六事件”为对象的带有追忆性的文章，大致都论及了该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和后续影响。

　　1971年的“保钓运动”的研究也不少，如邵玮楠的《试析七十年代台湾的第一次保钓运动》、刘玉山的《上世纪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郑鸿生的《保钓运动与台湾的觉醒——19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回溯》等等。

　　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是20世纪台湾最具影响力的学运事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台湾学者陈信行带有个人回忆性质的《我的野百合——一个1990年三月学运参与者的自我批评》，还有何金山等人合着的《台北学运(1990.3.16-3.22)》、林美挪编的《愤怒的野百合——三一六中正堂学生静坐抗议纪实》，这两部著作属于纪实类作品，学术性并不强。大陆迄今为止还鲜少有专门论述“野百合学运”的文章。

　　台湾岛内对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也有不少专门性的研究，例如林飞帆的《秩序又开始缤纷：2008年野草莓学运的回顾与展望》、谢升佑的《偶然还是必然？——野草莓学运的结构限制与机运》,、萧远的《因特网如何影响社会运动中的动员结构与组织型态？——以台北野草莓学运为个案研究》等。

　　目前研究较为集中的研究当属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均有相当多样的专门研究。大陆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严安林的《台湾“太阳花学运”:性质、根源及其影响探析》、桑登平的《台湾反服贸运动的由来及其影响》、王英的《台湾“反服贸运动”争议焦点辨析》等，台湾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黄恐龙的《野生的太阳花》、晏山农等人的《这不是太阳花学运：318运动全纪録》、蔡佳泓等人的《“中国因素”或是“公民不服从”？从定群追踪样本探讨太阳花学运之民意》等。这几次学生运动在整个台湾学生运动史乃至社会运动发展史上都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特别是“太阳花学运”，相比于其它几次学运而言，大陆学者研究的热度比较高，他们主要聚焦于运动的起因、过程、结果和影响，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传播学等不同的学科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分析。

　　2.对照式、比较性的分析。比较多的研究是对台湾地区的某几个典型的学生运动进行纵向的对比分析，力图揭示台湾学生运动发展的轨迹和演变规律。如由学运参与者陈信行如口述，《双周刊》记者宁二整理的《从野百合到野草莓:20年台湾青年学运反思》一文，就以学运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身份比较了1990年“野百合学运”和2008年的“野草莓学运”，而且侧重于两次学运中学生的具体表现。再如林安梧的《台湾学运政治精神的现象学反思——从野百合到太阳花作为反思的事例》，以现象学的方式对两次不同的学运做了对比性研究。2010年台湾长荣大学蔡雨真的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民主学运的演变——以野百合学运和野草莓学运为中心》，从精神象征、政治背景和媒体报导三个方面对两次学运做了比较；2017年台湾“国立交通大学”陈玺安的硕士学位论文《从野百合、野草莓到太阳花：学运中媒体框架的转变》，着重从媒体报导框架的角度比较了三次学运的异同；2019年台湾“国立台北大学”蔡政宜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从野百合到太阳花：台湾民主转型中学生运动者变动之身分》,则从学运中学生自我呈现的方式对两次学运的特点进行了比较。

　　还有少数研究则越出台湾本土的范围，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学生运动进行横向比较，以揭示台湾“学运”的独特性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例如苏颂兴的《“太阳花”及台湾学运的潮起潮落》一文，就从运动的历史地位、性质、目标路径等方面，对比分析了台湾“太阳花学运”和巴黎“五月风暴”的不同特点，得出的结论是“太阳花学运”是一场恶质化的学生运动，并不具有法国“五月风暴”那样积极的意义。

　　更多的研究是放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与香港的“占中”运动的比较上，如杨晶华的《晚近港台地区青年政治参与之比较——以“反服贸”和“占中”运动的视角》，该文分析后认为，台港青年在这两次学运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参与既有相似之处：如都以制度内参与为主、制度边缘参与和制度外参与为辅，都有明显“反中”倾向，都以网络新媒体为主要动员方式，基本都以组党或组织政团并参与选举为归宿；但也有很大的不同：就与政党的关系而言，台湾青年与政党互动较强而香港青年互动则弱，就非法行为承担的法律后果而言，香港政府以法治罪而台湾民进党当局则以政治利益牺牲法治，就具体诉求而言，“占中”政治目的明显，“太阳花”维护司法公正突出，等等。其它类似的文章还有王海良的《析港台青年学生的政治运动》、徐晓迪的《从“镜像”到“重塑”:港台青年社会运动的特征与对策》、顾旭光等人的《“太阳花学运”以来港台的民粹青年运动:特点与对策》等等，均从不同角度做了多元化的比较研究。

　　3.线条式、综合性和宏观层面的研究。这类研究多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从总体上对某一时期台湾发生的多个学生运动进行线性叙述，力图全景式展现台湾学生运动的历史过程和发展阶段，从而深入揭示台湾学运发生、发展的规律。这些研究多以著作的形式出现，跨度比较大的一部专著是林仁杰的《一段跨时代的故事:台湾学生运动史研究(1920-1994》，叙述了从1920年日据时期经台湾光复后两蒋统治时期再到台湾全面解严长达74年的台湾学生运动发展历程，并从民族主义、左翼思想和社会力三个方面分析了台湾学运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的主轴。其它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丘为君的《台湾学生运动(1949-1979))、邓丕云的《八〇年代台湾的学生运动史》、洪三雄的《烽火杜鹃城》、范云的《新生代的自我追寻——台湾学生运动文献汇编》、何荣幸的《学运世代——众声喧哗的十年》、孟繁忠《台湾地区解严后学生运动之研究》、徐文祥《台湾地区学生运动之研究(民国38-83年)》、郭凯迪《学生运动与台湾自由民主发展之研究(1981-1992)》等等。这些专著或学位论文最远的探及1920年代，最近的叙述到1990的野百合学运。

　　应当说，这些成果对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学运的研究相对完整清晰。从研究的时段来看，研究1949年以前的学运史著作多于1949年以后的学运史著作，而1949年以后的学运史著作中，研究1980-1990年代的学运史著作又多于1990年以后的学运史著作，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关于台湾学运史的专门著作尚未出现。从研究的群体来看，基本上以岛内的学者为主，这可能和他们在占有文献材料方面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关。

　　至于国外对台湾学生运动研究，限于笔者收集文献的范围和能力所限，目前能找到的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两部，这两部著作对于我们瞭解1990年以后的台湾学运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个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RowenaEbsworth于2019年撰写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自我拯救：当代台湾的学生激进运动》（We’ll Save Ourselves:Student Activismin Contemporary Taiwan），该文从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开始，依次探讨了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2013年的“洪仲丘事件”（白衫军抗议）、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并通过这一系列的学生运动分析了年轻的激进分子如何以及为何在台湾的民间社会中变得突出，并试图对当代台湾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阐释。

　　另一部著作是由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SOAS)台湾研究中心的主任Dafydd Fell汇编的一部论文集，题目是《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台湾社会运动从野草莓学运到太阳花学运》（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under MaYing-jeou:From the Wild Strawberries to the Sunflowers），该书对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后的一系列重要学生运动进行了个案研究，调查了这些运动的根源，考察了这些运动的发展轨迹并运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解释了它们的影响和发展模式，并对它们的总体影响进行了评估。

　　二、研究范式各异，方法多样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由于受到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影响，学者们对台湾学生运动的研究主要采用了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范式分析台湾各种学生运动发生的原因及过程，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种：

　　1.集体行为理论范式。该类研究把学生运动视为一种集体行为，强调社会心理在集体行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将学生运动归因于相对剥夺感引起的社会怨愤。例如吴宜的《近年来台湾青年参与社会运动深层原因探析》一文，作者观察到自2008年以来，台湾岛内陆续发生了许多社会运动，而青年人不但成为无役不往的新行动主体，且“反政府”“反中”的色彩日益浓厚，以至于在2014年爆发了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均产生较大影响的“反服贸运动”。这是由于进入21世纪后，台湾社会内部政经矛盾的不断累积和快速发酵，对社会变迁中处于相对弱势的青年世代影响和冲击最大，使之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上升，成为促使青年群体参与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力。再比如王英在《台湾青年学生非理性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分析》中认为，近年来，伴随着台湾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高攀、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文化意识对立等问题的出现，台湾社会的群体对立和社会矛盾呈激化趋势，整个社会弥漫着极度的失败主义、虚无主义及悲观焦虑情绪，反服贸运动就是群众集体不满情绪的一次总爆发，具有显着的非理性特征，而且危害巨大。

　　2.资源动员理论范式。该类研究扬弃了集体行为理论将学生运动视为非理性和社会病理性的主张，不再从社会心理和怨愤视角探究学运的产生、发展的缘由，而是将其视为与制度化行为平行的正常表现，从资源动员、运动战略等角度追寻学运形成过程的根源。邓文等人的《台湾“反服贸”运动是如何成势的——基于资源动员理论的观察》一文中认为，“反服贸”运动通过各种组织策略，有序地筹集物资、人力、网络资源，幷且充分动员组织内成员，发掘潜在成员，形成庞大的人群基础，同时选取民粹主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社会动员的策略，通过话语和媒体的运用，重新建构社会认知，激发人们的情感认同，吸纳了广泛的社会资源与参与者，成功地将社会大众卷入到抗争行动之中，形成了强大的抗争力量，不仅震慑两岸，还成功吸引了世界的关注，是一次比较成功的资源动员、成员动员、框架动员协同配合的社会动员实例。

　　3.政治过程理论范式。该类研究反对将学运看成是偶然的一次性或零星散点的孤立事件，而是将学生运动看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理性过程，认为学生运动产生的根源在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为维权而发起的政治斗争，所以研究学生运动应该在政治环境视野下来分析学生运动与政党政治、政治机会的关系。例如黄银河的硕士学位论文《政治过程理论视角下的“太阳花”学运探析》，就是运用在西方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中占很重要地位的政治过程理论，从政治机会结构、运动动员结构、运动文化和运动话语结构以及运动与媒体关系结构等四个方面对“太阳花”学运的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往往是社会运动政治机会的被动接受者；“太阳花”学运的参与者从有“造反”心理到加入实际行动过程中运动动员结构发挥了机制性作用；“太阳花”学运中的运动话语发展于运动文化之中，而且其中运动文化的话语结构离不开青年学生对民主、人权、国家等认知；“太阳花”学运中，媒体更多地既是社会运动的虚拟“领导者”，又是社会运动的“执行者”。

　　4.框架整合理论范式。该类研究更为关注学生运动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倾向于把“学运”研究焦点放在观念塑造、政治宣传和思想动员等话语性因素上，着重从微观视域解析社会运动话语和动员在学运组织过程和效果中的作用。例如艾明江在《框架整合与话语构建:台湾地区“太阳花”运动的动员机制》一文中，首先提出一个观点，即：情感、话语在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组织者经过特定的“框架整合，能推动共同情感、话语的构建，最终产生集体行动。其次，他运用这个观点分析了太阳花学运爆发的原因，发现“反服贸”人士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框架整合”模式，其中涵盖了“诊断框架”“处方框架”“动机框架”，这些框架将原本分散的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等进行了有效整合,并构建起认同和支持“反服贸”运动的情感、话语,从而推动了太阳花学运的爆发。最后，他认为，“反服贸”人士之所以能使用情感话语动员台湾大量青年学生参与“反服贸”运动,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青年学生与社会运动所构建的情感话语产生了共鸣。

　　5.社会变迁和文化价值冲突理论范式。该类研究具有哲学的理论倾向，善于从台湾地区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形态变迁等宏观视角对学生运动产生、发展和未来趋势进行总体性、历史性地分析。一九八〇年代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各种社会运动在台湾普遍兴起，参与群体几乎涵盖了全台社会的各个阶层，对台湾社会变迁、政治自由化龢民主化影响深远。究其兴起的原因时，王海亭在《一九八〇年代台湾社会运动兴起原因探析》一文中从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外部因素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台湾人民在历史上就具有反抗外来殖民侵略的传统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行动精神，而战后台湾工业化完成在提升经济成长、奠定坚实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随着新兴社会阶级的出现，台湾传统的社会结构得以改变，民间社会力也随之增强，政治因素是随着经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社会的控制程度不断下降，特别是1987年“解严”的发生为社会运动的兴起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政治机会，加上一九七〇年代台湾“外交”的失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世界新兴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三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更进一步触发了台湾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紧张。一九八〇年代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就是这五个因素相互作用、综合影响的结果。

　　三、简要评价

　　总的来看，海内外学者关于台湾学生运动的研究尽管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

　　1.综合性不够。大多数学者只是对台湾地区个别学运事件进行了某一或某些方面的探讨，有关台湾学生运动的整体性的宏观研究还比较少。按照台湾学者的看法，当代台湾学生运动史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日据时期至战后初期大约近30年是以民族主义为主的第一阶段，从1950至1970年代大约20多年的时间是以爱国主义为主轴的第二阶段，从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这20多年是以民主化运动为特征的第三阶段，而2000年代至今的20多年则为以社会议题参与为特征的第四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学运，无论是台湾地区还是大陆方面，都有比较细致的研究，而第三阶段的学运，台湾方面近些年出来不少成果，研究的相对系统一些。但第四个时期，也是野百合学运之后的学运，海峡两岸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基本上还处于事件化的研究阶段，整合性的研究尚在探索之中。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晚近的学运研究，依赖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微观研究范式较多，较侧重于从话语、媒介、心理等方面阐释学运的发生机制，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宏观视野相对较少，对于学运发生发展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挖掘得不够。

　　2.时效性不强。对于台湾学生运动的研究，台湾地区的学者当然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对于学运事件的亲身观察、对于相关当事人的访谈、对于相关原始文献的获取、对于当时媒体报导的分析等等，都比较便捷，甚至很多有关学运的著述者本身就是当时学运的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因而相关的研究不但成果丰富，而且跟踪及时，几乎对每一场大小不一的学运事件都有观察和思考。反观大陆，由于两岸相对隔离的政治现状，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方面也受到诸多的限制，对于台湾学生运动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相对不易，特别是由于两岸议题以及学生运动的话题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本就不多，研究台湾学生运动的群体更是少数，成果也相当有限。而且大陆学界对20世纪早期台湾地区历史上的学生运动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集中于“二二八事件”、70年代“保钓运动”等，但对于1980年代以来台湾更为频繁的学运的跟踪研究和动态把握则不足，迄今为止尚未看到这方面的专著。

　　3.现实针对性不足。一般来说，学生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种重要的类型，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集体行为，旨在对抗或推动社会整体或部分变迁，它既可能是体制内的抗争，但更多的是超出体制或非体制的抗争。因此，学生运动或多或少都会对当政的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甚至冲击政府的施政行为，若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统治秩序失控。因此，历来各国政府对学生运动是相当警惕的，一般都会采取特定的措施严格控制学运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就台湾民主化进程以来的学运来看，一方面社会的民主化为学生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另一方面，学运的频繁兴起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台湾的民主进程。20世纪以来，由于国民党龢民进党的党争和恶斗，学运不自觉地成为政治变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两党或利用或打压的博弈中，台湾的学运也越来越对岛内的政治格局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学运的观察和研究，也越来越为两党所重视，两党各自着眼于政党利益的考量，在学运的研究方面也给予了程度不同的资助，这也助推了台湾社运界和学界对于学运的研究和组织。

　　反观大陆，由于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分离现状，台湾地区的学运相对而言对大陆的政局影响较少，因而学界对台湾学运的观察不少，但真正深入的研究不多。但近年来台湾的学生运动的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凸现了“恐中、仇中、反中”的情绪，在民进党多年的“独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天然独”的比例不容小视，学运中的非理性行为对两岸关系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挑战是非常突出甚至是非常严重的，这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台湾学运光有观察是不够的，必须重视对台湾学运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以便为相关部门应对台海危机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和措施提供参考。

　　基于学界现有的研究状况，本研究将在吸收理论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和西方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微观视野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方法，聚焦于最近25年来台湾学生运动演变的趋势，深化对台湾学运及其对策的研究，以便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的对象与目的

　　1.本课题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台湾学生运动为研究对象，但在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学生运动，把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

　　笔者从“中国知网”查询后发现，鲜少有文献对学生运动做明确的概念界定。有意思的是，以“学生运动”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大部分都是关于体育学科的内容，学生运动指涉的内容基本都是关于学生体育锻炼活动。一些百科类的工具书也差不多是这样。只有在《中国工人阶级大百科》一书中，在“学生运动”的条目下有这样的解释：“学生为达到一定政治、经济目的而进行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声势，持续一定时间的斗争活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学生运动是民主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学生运动往往成为工农及各界群众革命运动的先声。学生运动只有同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得到工农群众的支持，才会有巨大力量，才能走向深入，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这个解释同我们这里的研究对象具有一致性，但它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尚未能揭示出学生运动的丰富内涵。

　　从性质上来讲，学生运动应当归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因此，要瞭解什么是学生运动，应首先对社会运动进行说明。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赵鼎新先生曾经把集体行为、社会运动、革命这三个既有内在关联又有实质区别的概念进行过比较性阐释，在他看来，集体行为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体制外政治行为”；而社会运动则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至于革命则是指“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体制外政治行为”。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概念所揭示的三种政治行为其共同点是它们都属于体制外的政治行为，其不同点是它们的组织化程度和追求的社会变革程度不一样，大致呈由低到高的层级性序列。我们所言的学生运动大致归属于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之间，因为学生运动有时是自发而无组织性，有时则又呈现高度组织化，或者是开始时散漫无组织而后逐渐组织化，至于对于社会变革的程度则因具体情境而有所不同，大多只能引起社会的部分变迁。

　　基于此，笔者在这里对学生运动做如下界定：所谓学生运动就是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自发发动或高度组织化运作的，以扺抗或推动某些特定社会变迁为目的的体制外政治行为。作为一种由学生推动的集体性的抗争行为，学生运动必然呈现出由学生这个主体所决定的一些独特性，从而与其它的社会运动相对区分开来。具体而言，学生运动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反权威。由于学生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始终处于受教育者的被动地位，家长、老师、政府往往以教育者的姿态凌驾于学生之上，成为学生必须顺从的权威。好好学习、遵从教导被视为学生的本分。因此，学生运动常常是特定事件诱发下的学生反权威情绪的爆发，或者是对家长制的不满，或者对学校体制的反感，或者是对政府的某些做法的抗议。

　　第二，激进化。青年学生理想主义浓厚，往往怀有对现状的强烈批判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把改造社会视为己任，一旦这种理想受到现实的严重掣肘而心怀怨愤时，集体性的抗争行为就会爆发，虽然出发点是革新社会的理性主义选择，但在实际的运动过程中由于与既有体制的运作方向相左而受到较大的钳制，结果往往会演化为较为激烈非理性抗争，甚至走向骚乱。

　　第三，易被收编。学生运动反权威的特质决定了学生往往会突出自身在运动中的主体地位，强化独立性意识，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社会资源动员和组织化程度的局限，很多时候要较大程度地依赖其它社会组织特别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如政党的介入和支持，这样一来，学生的主体性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学生运动的既有方向也可能随之改变，往往会被整合到更大的社会运动潮流中。

　　除了对学生运动的概念做出以上明确的界定之外，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课题研究的学生运动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限定。空间方面，本课题所涉的学生运动聚焦于台湾本岛，至于台湾留学生在海外如香港地区或日本、美国等国家所进行的社会运动则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时间方面，本课题的研究起始于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终止于2015年的“反课纲微调运动”。之所以截取这一时段，除了目前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稍显薄弱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着眼于这一时期的学运在整个台湾学运史上的特殊地位。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从此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在此期间，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系统完备的警察制度，无情镇压台湾人民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同时日本殖民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全面实施奴化教育和“皇民化运动”，力图泯灭台湾人民的传统文化龢民族意识，让所有的台湾人都成为大日本帝国的顺民。因此，在整个日据时期，台湾学生除了抗议差别化教育待遇的零星校园抗议外，几无学运发生。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台湾置于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之下，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全面败退台湾后，为了稳固在台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实施《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全台执行白色恐怖政策，整个社会全面戒严。国民党基于在中国大陆时期失败的经验，对台湾校园加以严密而细微的控制，以免学运复起危害其统治地位。国民党政权通过正式的非常法令严格限制学生集会、结社及言论等自由权，将军训制度植入校园，建立了由教育部、校长、训导长、军训教官一条鞭式的学生控制系统，并辅以非正式的党团及隐性的情报监察系统，同时鼓吹逸乐文化、推行党化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大学基本上成为国民党政权用以控制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除了光复初期发生过影响较大的“四六事件”，以及1970年受海外保钓人士影响并透过国民党团对学生进行中国民族主义动员的“保钓运动”之外，整个八零年代以前，在漫长的30余年中，台湾几乎看不到任何大规模的学生集体行动。

　　1975年蒋介石去世，白色恐怖进入末期。台湾的党外运动逐渐兴起，民间力量开始复苏，自由民主的空间逐渐扩大。1986年，民进党成立，党禁因此而突破。1987年国民党解除长达40年的戒严，白色恐怖时期正式结束，人民恢复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政治自由化的时代终于来临。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蒋家独裁统治时期至此正式宣告结束。国民党政府解禁之风推动了社会自由化转型，一个个社会运动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如农盟、农总、劳支会、劳权会、自主工联、环保联盟、緑色和平、原权会等等，在这些社运组织的推动下，各种社会运动如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环保运动、原住民运动等蓬勃兴起，为封闭已久的大学校园带来了自由的气息。大学校园学生地下刊物和学生地下社团迅速发展，并逐渐获得了合法性地位，校园民主和自治的呼声高涨，台湾大学学生争普选权的斗争逐渐演化为比较普遍性的校园学生运动。从1986年台湾大学的“李文忠事件”开始，先后发生了“鹿港反杜邦运动”“大新事件和自由之爱运动”，直至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所以整个80年代是台湾学运逐渐兴起的时期，按照台湾学者邓丕云在《八〇年代台湾学生运动史》一书中的梳理，80年代学运是一个由萌芽到逐渐壮大的连续发展的时期，具体可分成酝酿期（1980-1986.6）、突破期（1986.7-1988.6）、蜕变期（1988.7-1990.2），最后则以野百合学运（1990.3-1990.6）做结。他在此书中对整个80年代的学运做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较为完整地再现了台湾80年代的学运面貌。

　　通过以上对近代以来台湾学运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到，台湾学生运动最重要的发轫期其实就是20世纪80年代，学生利用公开的和地下的社团组织，公开或半公开发行刊物，通过校园集会、静坐、罢课、串联、絶食的方式，反抗国民党对校园的专制控制，竭力争取学生自治，推动校园民主改革，为社会各界合力推动台湾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以大学校园为主要运动场域，以各校的社团和校际的“大学法改革促进会”“民主学生联盟”等跨校组织为动员基础，以校园普选运动为主要议题，透过学生议会的改革与争取校园自治，最终获得完整的学生公民权并确立起学生的主体性，造就了所谓的学运世代，这为2000以后岛内政党轮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后来更为成熟的学生运动奠定了基础。

　　经过80年代学运能量的积淀，学生参与校内外运动已经常态化，学生关心的议题也更加多元，逐步突破校园民主议题而向社会议题延伸。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的爆发是一次巨大的转折，它突破了单纯的校园场域、校园议题、学生主体，开启了占领公开空间、关心社会议题和政治时局、群众认同参与的先例，它既是80年代学运能量的一次总爆发，也是解严后第一次非校园议题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也是台湾第一个学生代表可以直接与“总统”对谈、协商的学生运动，学运的正当性由此确立。“野百合学运”是台湾社会民主化的重要推手之一，既是对80年代学运的告别，也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学生运动的真正开端，至此以后，台湾学生运动逐步获得了群众运动的形态，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社会运动类型。

　　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象设定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学生运动”，时间界限为1990-2015年的学生运动。也就是从“野百合学运”开始，经1994年的“草山学运”、2004年“新野百合学运”、2008年“野草莓运动”、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终于2015年“反对亚投行运动”和“反课纲微调运动”，即最近25年来的学生运动。这些运动，除了“草山学运”外，都属于群众社会运动的范畴，代表了台湾学生运动发展的最新形态和趋势。当然，这25年来发生的或学生参与的社会运动，并不止于这几次运动，只不过它们更具影响力，更有代表性罢了。

　　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全面瞭解台湾学生运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为相关部门应对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台湾社会运动可能引发的台海危机提供参考，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贡献智慧。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未来，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智慧则国智慧。两岸的统一大业，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也需要两岸青年共同贡献卓越智慧。本课题着眼于祖国未来的统一大业，聚焦于对台湾青年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研究，目的在于为两岸青年和平往来、深入交流并最终携手实现祖国统一提供有益参考。

　　第一、细致地、清晰地梳理台湾政治转型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台湾地区学生运动的演变过程，着重分析引发学运持续爆发的内外因素，尤其是学运与岛内政治取向与两岸力量博弈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内在关联性，并对台湾学运的发展规律与未来走势进行总结和概括。

　　第二、从台湾学生运动的演变轨迹出发，深刻揭示学运对台湾政局、社情民意以及两岸关系的重大影响，着重分析台湾学运的未来走向可能对两岸关系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并就这些复杂情况和全新挑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贡献力量。

　　第三、透过对历次学运的缘起、动员策略、组织过程、理论资源和实际效果的认真分析，着重把握当前台湾青年一代的意识状况、价值诉求和心态变化，特别是他们在国家龢民族认同方面与大陆青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就两岸青年的友好往来和深层互动作出可行性的筹划。

　　二、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本课题研究的总体思路是从历史考察到理论分析再到对策制定。

　　首先，本课题拟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收集与考证，对台湾地区1990年以来的学生运动进行历史考察，既要对这一历史时期台湾学生运动的发展轨迹进行粗线条地勾勒，也要对“野百合学运”“草山学运”“新野百合学运”“野草莓运动”“反媒体垄断运动”“太阳花学运”“反对亚投行运动”“反课纲微调运动”等一些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运事件进行深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全景式呈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学运的总体图景。

　　其次，在对台湾学运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本课题拟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从历史表象深入到历史本质中，努力揭示学运的社会历史条件、动员组织过程、运作特色、历史联系以及未来走向，并对台湾学运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说明。

　　最后，以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的结果为依据，结合当前台海的政治形势，针对近年来台湾学运对两岸关系提出的新挑战，着眼于两岸早日统一的伟大目标，本课题拟尝试提出有针对性且具可操作性的因应策略。

　　2.本课题的研究方法总体上是历史考察、理论分析和科学实证相统一的方法。

　　首先，历史发生学方法。学运的发生并非突变的结果，而总是有其历史性的因素累积而成的。因此，首先要运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对每一次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深刻解读，进而铺陈出1990年以来整部台湾学生运动史。

　　其次，唯物辩证法。在考察具体的学运事件时，既要注意其自身运演的实践逻辑，也要理清其历史逻辑；在评判学运的基本性质时，既要注意学运兴起的动机，也要考量其最终的走向和实际效应；在分析学生运动的实际效果时，既要看到它对岛内政治局势的影响，也要看清它对海峡两岸可能带来的影响；在提出应对策略方面，既要看到它对两岸和平统一带来的挑战，也要看到它可能带来的积极因素。

　　最后，文献阅读与比较的方法。受制于社会条件和时空的限制，对台湾地区过往的学运事件的考察，主要依赖于对相关史料的收集和考证，具体包括查阅当时海峡两岸各种媒体的报导，收集学运当事人的著述、口述，分析后人的一些研究性文献等等，尽可能做到对事实的客观再现。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与框架结构

　　1.在近代历史上，学生运动对当时的政权都具有较大的威胁性，因此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各个政府往往对此研究抱持警惕，学运研究属于研究的敏感区，所以本课题选择以学生运动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一个有巨大挑战性的难点问题，虽然重点研究的是台湾地区的学生运动，但因为研究本身又牵涉到两岸关系，因而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话题。除了上述的政治因素之外，本课题还有以下几个具体的重点难点问题。

　　首先，本课题重点研究的问题有四个方面：一是阐明台湾学生运动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二是阐明台湾学运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影响剧增的深刻原因；三是阐明台湾青年学生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怎样的处事原则、社会心态和价值追求；四是面对台湾学运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应该拿出什么样的具体对策。

　　其次，本课题研究的难点问题在于：一是如何从形态各异、波谲云诡的学运事件当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对学运的未来走势做出准确的研判；二是如何立足两岸关系复杂多变的现实状况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未来前景，提出切合实际的应对策略，既不流于一厢情愿的蓝图勾画，也不过于琐碎地叠床架屋。

　　2.本课题研究内容共分为十章，具体章节架构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价值和主要目的、海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评价、研究对象的限定、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问题以及框架安排等。

　　第二章主要以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爆发的“野百合学运”为研究对象。首先从整个80年代台湾社会逐步转型的大背景之下深入剖析1990年代第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兴起的原因，并以“时间+事件”方式全面展现这次学运发生发展直至结束的全过程和全貌，在此基础上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阐释学运的影响，并对这次学运的特点进行总结。

　　第三章主要以发生于1994年文化大学的“草山学运”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的校园专制逐步遭到挑战的大背景出发，从校园文化氛围、系主任滥权等方面分析学运发生的原因，再以时间线索全方位展现学运发生发展直至平息的整个过程，在此基础上与“野百合学运”进行对照，分析此次学运的特点及其影响。

　　第四章主要以2004年4月2日至5月17日发生的“新野百合学运”为研究对象。从其发生的背景、诉求议题以及具体经过出发，分析此次学运所产生的影响，并将其与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作比较性的分析。

　　第五章主要以发生于2008年11月6日至2008年12月7日的“野草莓学运”为研究对象。本章从分析学运爆发的背景入手，梳理了“2008年野草莓学运”的缘起、经过和结果，阐释了“野草莓学运”的特点和所造成的影响。

　　第六章主要以2012年7月爆发的“反媒体垄断运动”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台湾的经济、政治、民众思想的方面介绍了这次运动发生的背景，其次则以时间为经，主要事件为纬，全方位展现运动的过程和各个方面，最后深入分析运动的特点、性质及其影响。

　　第七章主要以发生于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的“太阳花学运”为研究对象。本章首先从全球化、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岛内政党政治状况等方面分析此次学运爆发的原因，进而以戏剧化的写作方式全面展现学运爆发、发展、高潮、落幕的完整过程，再以学运的参与主体、组织形式、主要诉求作为三个主要观测点阐释运动的鲜明特点，最后则从岛内政局、青年意识、两岸关系等方面分析学运所带来的近期和远期影响。

　　第八章主要以2015年3月31日至4月1日发生的“反亚投行行动”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台湾的经济状况、政治环境、民众意识形态三方面分析了此次学运发生的背景，其次以时间为线索展现了运动全貌及各界反映，在此基础上总结其特点，分析其本质，阐释其影响。

　　第九章主要以发生于2015年5月1日至8月6日的“反课纲微调运动”为研究对象。本章从台湾中学课纲调整中历史观念的变革出发，结合学运发生的社会背景，试图厘清学运发生演变的历史线索，分析马英九当局试图拨乱反正的课纲调整遭到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激烈反对的原因，探讨台湾地区高中生是以何种姿态走上街头，首次成为台湾学运的主导力量，以期增进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学生运动的发展动向的把握和理解。

　　第十章是本章的结论部分。首先从学运的表现形式、动员结构、社会影响、价值取向等方面说明近25年来台湾学运的基本走势，然后从经济、政治和文化心理三个层面深入分析台湾学生运动对于当前两岸和平发展的挑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因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