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派概念

　　学派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中外如此，按《辞海》解释，它原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师承性学派，即一位师长培养的门人或学生同治一门学问所形成派别，称“师承性学派”。如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兴办“万木草堂”，鼓吹变法维新，培养了梁启超、谭嗣同、林旭、马君武等一大批弟子，形成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维新学派”。辛亥革命元老张元济先生赞“南洲讲学开新派，万木森森一草堂”，即指其功。在古希腊，这种学派也大不乏其例。哲学家苏格拉底培养柏拉图，柏拉图又培养亚里斯多德，都是著名哲学家，形成科学史上最著名古希腊师承性学派。

　　学派也可以对某一对象或问题研究而形成一些学术群体，同样属学派范畴，称为“地域性学派”，或“问题性学派”，包括院校性学派。如近代后西方经济学，就有芝加哥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瑞典学派、剑桥学派、洛桑学派，以及重农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等。在建筑学，有中国八大建筑学派（流），即四合院、徽派建筑、江南民居、岭南建筑、海派建筑、川西民居、川西邛笼建筑、书院建筑等。西方建筑学派有法国古典主义建筑、巴洛克建筑、哥特式建筑、浪漫派建筑、古罗马建筑、古典复兴建筑、罗曼建筑等。在某一学科内，观点或研究方法不同，也形成学派。如地理学内就有区域学派和景观学派两大分野；在中国经济地理学内，20世纪70年代前就有以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为首的“生产力配置”北方学派和以中山大学曹廷藩建授为首“生产配置”南方学派，两派有过近10年争论，改革开放后才平息。在中国佛教内部，则有禅宗六祖惠能为代表南宋顿悟和以神秀为代表北宗渐悟两大派。在南宗内部，后来又出现“花开五叶”法流格局，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五大流派，各有自己特色，当然也是一种派别。

　　学派通常以地域为依托，接地气，故地域性学派显得有特别重要意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清干嘉年间汉学发展达到高潮，学术界几乎被它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识，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识，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总之干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

　　学术思想流派常常带有如梁氏所言地域性分野，更进一步是以地名作为标志学派，在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即有不少这种地名学派。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明白地指出：“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特点，大略的形式可以描述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起源于南方原不发达的楚、陈、宋。后来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同样在北方偏于保守的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周、卫位于各国之间的交通孔道，是商业兴盛之区，先后产生了不少专作政治交易的纵横家。”这是一幅先秦时期中国诸子百家地图，各学派都占有自己位置。

　　著名国学专家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总绪论》中也指出：“晚唐五代，词的两个中心都在南方。宋代理学的四个主要学派，以周敦颐为首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学，以张载为首的关学，以朱熹为首的闽学，都带有地域性。”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不止一次呼吁要建立“潮州学”，并取得许学开创性成果，堪为地方学派之榜样。文化或学术流派发展的地域性，经历史长期积淀，往往演变为地域或区域文化，它们的文化特质和风格、地域差异，结果发展为文化区。这种文化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地域性学派。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将全国文化划为分24种，也是24个地域文化区，或称24个地方文化学派。它们是三秦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台湾文化、吴越文化、两淮文化、徽州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江西文化、八桂文化、滇云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琼州文化、陇右文化、西域文化、岭南文化、青藏文化、陈楚文化、黔贵文化等。这套丛书划分地域文化后得到普遍认同，成为地方学派的基础。

　　对学派之论述，广东廉江人江瑔（1888—1917年）作为一代文化学者，更有精辟论述。只是其作埋没多年，鲜为人知，最近其后人 主编《江瑔著作汇编》才由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付梓面世（2017年）。他在《古今经学流派之大别》中指出：“古今学术，莫不各有其派别，而派别之多，以经学为最甚。群经有群经之派别，一经有一经之派别。同一经也，以经学为最甚。群经有群经之派别，一经有一经之派别。同一经也，同一派也，又每因时与地之不同，至于同源而异流。学者治经，必告求其派别之所在，而后视何派宜于己，从而治之，庶可以循序以进。否则冒昧从事，漫无家法，终于半途而废，其所关非浅鲜也。”这在总体上勾画了学派之大致轮廓。他特别根据我国地理环境差异，指出“南学北学之别”，“魏晋以后南北分朝，以地理上之区殊，于是有南学北学之别。然我国江河横亘、界限南北、风气既殊，学术斯判，固不待经学然也，一切学术莫不有之。”“大扺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汪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尚实际，则其学不外于记事、析理二端。尚虚无，则学多言志，抒情，往往寄想于冥漠。此南学北学之所由分也。”江氏又曰：“故后世一切诗文书画之学，亦隐然有南北之派别，不能尽举。况六朝之时，南北各自为国，制度不同，疆界划然。而南学、北学之名，遂于是益显矣。其时南朝都于江左，北朝都于河北。江左之学，谓之南学；河北之学，谓之北学……质而言之，北学尚檏实，南学尚浮华。北学宗训诂，南学谈玄理。……李廷寿曰：“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究，穷其枝叶，此即二派之大较欤。”

　　二、学派产生的基础

　　学派之产生，尤其是地域性学派离不开特定背景。这一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会结构，两者其同作用，形成和发展了不同的学派。

　　（一）自然基础

　　首先是自然环境，包括天文、气候、地形、水文、土壤、生物及其组合，形成作用于人的自然环境、人类采取适应环境的方式，也是一种文化形态。《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人类行为和观念取决于水土和五侯引导，也是自然和社会两个要素。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与资源复杂，且区域差异很大，对区域文化影响至为深刻，故古人对此颇有感受，并提供不少案例。例如：“邹人东近沂泗，多质实；南近滕鱼，多豪侠；西近济宁，多浮华；北近滋曲，多俭啬。”这是山东西南文化差异。而山东西北平原地区，“平原故址，其地无高山危峦，其野少荆棘丛杂，马颊高津，径流直下，无委蛇旁分之势，故其人情亦平坦质实，机智不生。北近燕，而不善悲歌；南近齐而不善夸诈，民醇俗茂，悃翀无华。在同一个山东省内，以地理环境差异形成鲁西南和鲁东北两大文化风格不同，应为两个地域性学派。

　　南方和北方一样，地域文化也深受自然环境制约。刘禹锡《送鲁周儒序》说到“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而安徽戴震家乡“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而居，商贸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再看“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举凡这类文化地域差异事例甚多，可归结于孔子曰：“近山则诚，近水则灵。”黑格尔也说过“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同一道理。

　　（二）社会基础

　　社会结构也是人文因素对地域文化的影响同样巨大而深远，但随时代变迁，其文化风格会发生很大改变，所以人文因素作用与自然环境不变或少变的作用不能等量齐观。以上述湖湘文化为例，唐宋以降，民风“清慧而文”，但近世纪，曾国藩建湘军，平太平天国运动，湘军名震全国上下，民风慓悍，从军尚武为荣，一改旧习。再上溯吴越两地，春秋时期，吴越两霸征战连年，尚武蔚为风习。《汉书·地理志》载：“吴越之君尚勇，故其民好用剑。”晋左思《吴都赋》更曰：“士有陷坚之鋭，俗有节慨之风，不亚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但东晋南朝掀起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大量中原移民来到江左，改变了吴越之风。史载：“永嘉以后，衣冠避难，多萃江左，文艺儒术，于今为盛，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以致“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实现了从“尚勇”到“崇文”转变，为中原文化南传结果，奠定了后世“江浙人文薮”的历史基础。这样事例还有湖北“蕲春人性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心，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 但也有历史作用根深蒂固，不因时代变迁，维持其固有文化传统。《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编者札记》援引安徽省徽州新安县宗法制度强大作用。其曰：“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絶无一杂姓渗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甲，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新安旧志》又曰：“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礽；千丁之家，未尝散处；千载之谱，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 这样严密宗法制度，对徽州文化传承产生深远影响，也是“徽学”派形成一个强大因素。

　　自然和社会结构相结合形成地域性学派，尤见于广东民系社会。岭南广府人多来自中原北方，居于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河谷平原和沿海地带，农商并重，又连通海外，海上贸易发达，经济较富裕，基础雄厚，操广府方言，即广州话、白话、或称广东话。居民聚族而居，宗族观念很强，有“顺德祠堂南海庙”之语。唐宋以降，形成广府系族群和广府文化，为广东四大区域文化之一。近年，不少有识之士动议建立“广府学”已获共识，成立广府学会和研究所，出版“广府人”杂志，并与海人华侨华人相联系，每两年举行一次海外广府人恳亲大会，效果甚佳，故广府学实为地域性学派。岭南客家人来于中原北方，宋元以降，进入山区，耕山为主，聚族而居，保持中原古风遗俗，尤重读书，宗族观念强烈，以客家大屋为凝聚核心，使用客家方言，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渐渐形成客家学，获得广泛认同，走向海内外，至今已成为一门显学，为典型地域性学派。广东还有一个潮汕民系，来于中原和沿海，使用潮汕方言，在地狭人稠背景下，形成种田如绣花精耕细作农业，同时大面积耕海，特重商贾，走向海洋，形成厚重海洋文化风格，也提出建立“潮汕学”（潮州学）。经多年研究，潮汕学脱羽成熟，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加盟全国地域学派之林。此外，广西八桂学、海南省海南学、雷州半岛雷州学，甚至香港学、澳门学等，都纷纷崭露头角，以一门地域性学派姿态，出现于全国地域学派之林。2004年，毛庆耆主编《岭南学术百家》，以人物为中心，分经、史、文、小（学）、术、医等家108人，从古到今，上从陈元、杨孚，下至陈树人、黄佛颐、罗列他们生平、学术成就和历史影响，几集岭南历史学术学派之大成，200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列入岭南文库丛书出版。也是珠江学派一件大事。

　　三、珠江学派形成简史

　　如果将学派分解为师承性和地域性两种结构，则珠江学派也囊括这两大部分。举凡由某个学问大师及其弟子形成、继承下来的某个学问群体，以及珠江流域各个干支流域产生地域性学派的总和，都可归入珠江学派概念之内。幷且由于这个学派形成历史久远，至少在千年以上，又发生在我国南方，大部分在泛珠范围内，可称“千年南学”，是我国学派的一大组成部分。

　　按照这个概念，珠江学派可从师承与区域两个系统出发，阐述各自发展脉络，提供一系列历史性剖面，也包括千年南学在内。

　　（一）汉三陈经学派

　　师承性学派，以教育为依托，学问大师靠教育弟子传播其思想文化成果，公私学校，特别是宋以来书院作用匪浅。故学校教育历史可钩沉师承性学派历史兴衰、隆替与规律。珠江流域学校教育始于汉代。东汉初，史载桂阳（今连州）郡设置学校。《后汉书·卫飒传》说卫飒任桂阳太守，“修庠序之教”，同书《栾巴传》也说顺帝对桂阳太守栾巴“兴立学校，以奬进之，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培养了一批人才。但真正形成师承关系的，当为汉灵帝时南海郡人黄豪，“年十六，能通《论语》、《毛诗》。弱冠诣交趾部刺史举茂才，因寓广信，教授门徒。”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南来学者私人办学不少，风气更盛。北海郡人刘熙在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91）南投岭表，郭棐《粤大记·官迹类》记其“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其中沛郡人薛综，“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汝南人程秉，“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南阳人许慈，“师事郑氏学”。这三人后来都入仕得益于刘熙，可以说是一种师承关系。另一个有代表性的是汉代苍梧学者三陈经学，既是师承，也是地域性学派。陈钦苍梧广信人，家学渊源深厚，后师从经学家黎阳（河南浚县）贾护，学业大进。后至京师，为王莽讲授《左氏春秋》、（已佚），是古文经学派带头人之一。其子陈元，继承父业，以对《左传》考证深入闻名，史称他“建武二年（26年）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后告老还乡，授徒讲学，着有《左氏异同》（已佚）。其子陈坚卿，继承家学，对岭南学术研究建树颇多。三陈经学，为岭学最早师承学派。阮元重修《广东通志》、《广西通志》评曰：“陈元独能以经学振起一时，诚岭南之儒宗也。”民族学家徐松石也赞“岭南经学，实以二陈为始。”继二陈之后，后汉士燮也是一位声名显赫经学家，后任交趾大守，网罗一大批南下士人，研讨经学，亦成学派，为珠江学派之先驱，详容后述。

　　（二）汉牟子佛学派

　　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经翻译家安世高从海路到达广州，后北上江淮。佛教在岭南传播，弁子起了很大作用。按牟子（170—？年），名融，幼年随母从中原迁交州，落籍广信。牟子从小研习诸史诸子，精通儒、道之学，是个饱学之士。但其鋭志于佛，着有《理惑篇》（或称《牟子理惑论》）37篇，是我国早期重要的佛学著作。牟子以宾主问答形式，阐述佛教义理，指出佛、儒、道精神一致。成仙、长生不无为无稽之谈。其论著对后世影响很大，被《中国佛学人名辞典·牟子》称“为我国著名弘化（佛教）第一人”，开佛教在珠江流域乃至在全国传播之先河，是为珠江佛学派。

　　（三）杨孚风物志学派

　　东汉番禺人杨孚（生卒年不详），早年致力攻读经史，经学功力深厚。77年，参加朝廷“贤良对策”入选而获授议郎，提了不少良好建议。后回到故里，今广州市海珠区下渡村，写成《异物志》流传至今。《异物志》系统记载了汉代岭南动物、植物种类，在经济开发方面的应用；记载了岭南物产和风俗，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例如最早记岭南人嚼食槟榔，海外贩入岭南黑奴，儋耳人文身，以及岭南最早诗歌等。

　　杨孚《异物志》开风物志之先河，此后有万震《南州异物志》、朱应《扶南异物志》、刘悯《岭表异物志》、王范《交广春秋》等，皆地志一类著作，实为风物志（或地方志）学派之延续。

　　（四）汉贵州三贤学术流派

　　在贵州，东汉有汉三贤，即最早解释词义专着《尔雅》的舍人，贵州第一位作家盛览，文学家、教育家尹珍（79—162年）。舍人生卒年不详，其为《尔雅》作注，为后世大量引用，作为先秦古文佐证，被尊为贵州“文学鼻祖”。盛览，西汉牂牁郡人，是著名辞赋作家司马相如之友，曾跋涉千里，至成都向司马氏学习作赋方法，深得真传。学成回贵州，传播学术文化和从事教育，被称“牂牁名士”，是司马相如辞赋传人，创作《合组歌》、《列锦赋》，惜已不传。尹珍，汉牂牁郡母敛县人（今正安县），著名教育家、学者、文学家，曾赴洛阳师从经学家许慎，返回牂牁教授生徒，传播中原文化，对贵州学术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史称“凡属牂牁旧县，无不称先师”。贵州汉三贤，为上古珠江上游学术流派之滥觞。

　　（五）东晋南朝葛洪道学派及其他

　　东晋南朝时期，北方动乱，一批士人南下珠江流域，带来了中原文化，也开创了珠江学派新局面。首先在两广西晋末江苏勾容人葛洪（约281—341年），24岁时来广州，后上罗浮山。还从广州远行至日南（今越南顺化）、扶南（今越南与柬埔寨南部）寻求丹砂。葛洪隐居罗浮山，从事炼丹术，并潜心著述，凡13年，有《抱朴子》、《金匮药方》、《肘后急备方》、《神仙传》等传世，开创了道学养生论和神仙论，为珠江学派最重要成就，影响甚广。《晋书·葛洪传》称其“博学深怡，江左絶伦，著述篇章，富于班（固）马（司马迁）”。

　　继广州、苍梧之后桂林悄然潜起为另一个文化中心。刘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年）山东临沂人颜延之（384—456年），秉承孔子第一弟子颜渊家学传统，来到桂林，任始安郡太守，以行政长官身份倡导为政以学，以学养政，为桂林文化浸染一种自主卓立的独秀精神，至今在桂林独秀峰仍保留颜延之读书岩，已为当地名胜。另一位博物学者嵇含（263—306年）任上当军事参议。嵇含在职期间，广集岭南植物资源，写成我国最早地方植物志《南方草木状》3卷，提出世界历史上早最关于利用蚂蚁防治柑桔虫害方法，开以虫治虫先声。其可谓是“问题性学派”的一个典范，与东汉杨孚《异物志》开创我国最早风物志学派一样，异曲同工。

　　（六）唐代诸派兴起

　　隋唐推行科举制，为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一项新制度和道路，珠江流域学术和文学流派应运而生，出现第一个高峰期。在广东有新兴人惠能创立南宗顿教，实现印度佛教中国化、平民化、世俗化和务实化，是印度佛教的一场革命，影响甚为深远。广东曲江张九龄，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才堪经邦科及第，授秘书省校及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授左拾遗，唐玄宗二十二年（734年）升任中书令，成为辅助唐玄宗成就开元盛世的名相。张九龄除了开凿大庾岭道等政绩，作为一代诗圣，以其诗歌改革，包括改变宫廷诗风；恢复《诗经》、《楚辞》兴寄优良传统；开创清谈诗风等，被屈大均评“东粤（即广东）诗盛于张曲江公。公为有唐人物第一，诗亦冠絶一时。”他还发拔和扶持了一批诗坛精英，包括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从而形成盛唐诗坛一个重要流派。丘浚评曰：“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烨烨有光气。”黄伟宗称他为“可与古代黄河文化诗圣李白和杜甫、古代长江文化诗圣苏轼并列的古代珠江文化诗圣。”在广西，则有晚唐诗人曹唐、曹邺，生平史载不详，但以“二曹”并称，以五言诗走进全国诗坛。

　　唐代珠江流域成为朝廷贬谪不同政见和罪犯之地，这些贬官逐客在当地传播中原文化，教育门生，形成师承关系，也是一种学派。如韩愈，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被贬阳山县令，兴教办学，宣传德礼，招生授徒，广东士子慕名请教者大不乏人，在阳山形成一班韩门弟子，当然是一个学派。韩愈在阳山贡献，如清人简朝亮《等贤令山》诗云：“阳山终不穷，天下知韩公。至今贤令山，何人继高风。”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入京师，被贬为潮州刺史。他在潮州兴办学校，改变当地风气。苏轼后来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后有“赢得江山都姓韩”之说，可称流寓学派之功不可没。另一位代表人物柳宗元，元和十年（815年）谪贬柳州刺史，在当地发展农业，禁止买卖奴婢，破除陋习，兴教办学，使“州人莫不兴起从学”，甚至“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清人汪森《粤西通载·发凡》云：“其兴文教也……若以粤西论，则宜推柳子厚始。昌黎（韩愈）云：‘从子厚游，经其指授者，其为文悉有法度可观’。子厚在柳五年，其造就柳士必多”，又曰：“昔人云，……柳其诗文传于粤西甚伙”。柳宗元与韩愈并称“韩柳”或“东韩西柳”，为师承学派不可少人物。

　　惠能开创禅学南宗，到南汉由文偃（864—949年）继承惠能“重法轻教”修持之法，进一步削弱宗教色彩，世俗化地加强佛法的理论与推广，彻底地以“自性”代替“佛性”论。文偃认为，佛法启示无需太多言辞修饰，最重要的是自悟。人人悟性不同，人人佛性不同，不可妄加断言。这是云门宗要旨，上承惠能，下传后世，为佛教师承流派一大法门。此前，在广西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自号“无量寿佛”的湖南郴州人释全真（谱号寂照大师）到全州创建净土院，弘传净土法门。净土宗以弥陀愿力为外缘，以行者念佛行业为内因，在打入与请入双功并修的作用下自性成佛。修行程序是口念13种阿弥陀佛名号，只要心口如一，即可成佛，转生极乐世界。这就为佛教大众化提供了特有格式。净土宗作为口碑式传教，与禅宗作为文盲式传教，共同形成大范围普及的佛教流派，且以后来居上之势，流行于唐直到民国时期，为广西佛教史上一次重大突破，故能成为一佛教流派。

　　（七）宋代岭南理学初兴

　　宋元珠江流域进入大规模开发时期，公私办学兴旺，尤以书院为盛，给学派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不少学派应运而生。屈大均《广东新语·潘序》说：“粤东（广东）为天南奥区，人文自宋而开。”一些地方官员大力推广理学，促使学派生长。潮阳郑南升、揭阳郭淑云到福建受业于朱熹，热心宣传理学，分着《晦庵语録》、《朱子蒙谷宗法》，他们被称为“南宋一代，潮海之醇儒。”惠州丰湖书院创始人罗从彦是著名理学家杨时的高足，是宋代理学“道南学泊”的代表人物，后被称为豫章先生，着有《圣宋遵尧録》、《议论要语》，作为授课内容，《宋史》有其传。其学生走出书斋，扩大到广大民间，散布岭南理学种子，也属师承性理学派。

　　南宋时，岭南理学家首推广州人李昴英。他是广东历史上第一个进士。他推崇朱熹以理学的基本理论来重新编注《四书章句集注》，认为：“《大学》、《中庸》之微旨，朱夫子发挥备矣”，指出治学之道乃在行于“由北溪之流，溯紫阳之源，而窥圣涯。”其对“天理”、“人欲”之说情有独钟，主张“去欲存理”，与传统理学“去人欲，存天理”无二。但李氏认为“理”即人心所向，百姓日用所求，“欲”即人的欲望。程朱理学，侧重自身修养，李昴英侧重为官必利国利民。唯其如此，有别于程朱理学，自成流派，也反映珠江文化务实风格。

　　宋代广西佛教有两位国级大师，一是楚圆（986—1040年）和契嵩（1007—1072年）。楚圆俗姓李，广西人，属禅宗一系，是唐代释义玄开创的临济宗七世祖禅师，为大乘南宗南岳宗法系。其成佛理论为“骨出髓”，即悟透自性即是佛。其门徒慧南将其生前所述编为《慈明和尚五会语録》，收入《五灯会元》流传至今。其弟子慧南、方会将临济宗发展为黄龙派、杨岐派两个分支。南宋时，两派都传到日本，推动了日本佛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化交流。契嵩藉助于其《辅教论》和《非韩》系列论文，运用比较法，力图证明佛教“五戒十善”与儒家“五常仁义”的根本一致性。《辅教论》否定单方面的原教旨主义，否定只有某种教派才有圣人而别的教派没有，因而相互排斥至雠恨的论调。契嵩既肯定“原教”，更肯定“广原教”，否定惟我独是而唯他独非，主张“真谛无圣论”，努力追求不同宗教或中西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制衡点。这种平等、开放、包容文化风格，是珠江文化最重要一个特质，也是契嵩教派特殊贡献。

　　（八）明代珠江理学派和诗派崛起

　　元代对南人采取高压民族政策，文化备受摧残，几无学派可言。明代才迎来文化发展高潮。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指出，广东文明“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又曰：“明兴，才贤大起。”[25]不仅广东，在整个珠江流域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人才鼎盛局面。教育随之兴旺，书院接踵而起，学派林立，各有师承，部门和地域学派蔚为大观，胜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中最重要一个学派是广东新会人陈献章创立“白沙学派”或称“江门学派”。其主要内容和创新：一是“自得之学”的自我取向。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对陈献章思想内容和理论特色作了经典式概述：“先生学宗自然，而要归于自得，自得故资深逢源，……可谓独门开户，超然不凡。”“独开门户”是指其偏离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另辟溪径，此其非正宗的思想特色在学术旨趣，价值取向等方面突破，超越程朱理学。陈献章心学而不同于理学，它直接从心出发，把心上升为宇宙本体，从而使道德本体与宇宙本体、心与理合一。就其价值取向而言，心的内在性、自觉性决定了道德本位在心，突出的是个体伦理。心与理合一就是个性伦理与群体伦理的统一。江门学派建立，从理论上解决了社会群体伦理与个体伦理的矛盾，挽救了社会道德的危机。二是“自然为宗”的人生真谛。“自然为宗”作为人生哲学的起点和基本要求，是排除一切人为的、外在的东西对人的束缚和干扰，使人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无拘无束地生活。其真谛就是提倡个性自由，人格独立，回归自然，消遥自在，既入世又超世，既体现道家的人生风范，又享受儒家的人世天伦之乐。江门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明史·儒林列传》则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近人认为陈献章上承宋儒理学，下启明儒心学先河，为一代开山大师。

　　江门学派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从陈献章游学者，代有其人，形成典型师承学派，也是区域学派。其代表人物增城湛若水（1460—1560年），学者称为甘泉先生。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取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吏部、兵部尚书。湛若水所到之处，必创立书院以奉祀其师陈献章，以示怀念。他到处讲学，亦培养大批弟子（3900多人），在明中叶逐渐形成一个学派。黄宗羲称之为“甘泉学派”，在理学界称之为“广宗”、“广派”，与以王守仁为代表的“浙宗”齐名于明代学坛，在京师亦有相当影响。湛若水和王守仁虽同为心学思想，但两者又有区别。史载“守仁以致良知为宗，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守仁言若水之学为求之于外，若水亦谓守仁格物之说不可信者四。又曰‘阳明与吾言心不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谓心者、备万物而不遗者也，故以吾之说为外。”湛若水、王守仁学术思想虽有不同，且各持己见，但王守仁佩服和尊敬他，并给予高度评价。王阳明身后，他的主要弟子邹守益、欧阳德等从学于湛若水，两家门人“递相出入”，“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絶”。

　　陈献章与湛若水，虽为师承关系，但两人在具体为学和维持方法上又有所不同。陈氏心学修养方法是主静，从静中生养出端倪，而湛氏则对此表示怀疑，主张动静、心事合一。这种差异，实由两人所处时代社会风气不同所致。

　　陈献章门下高足，除著名湛若水以外，还有南海人何柏维（1510—1587年）、东莞人林光（1439—1519年）、番禺人张诩（1455—1514年）等。而甘泉学派追随着也大不乏人，有增城人张潮（生卒不详）、东莞人钟景星（1478—1551年）、南海人郭棐（？—1600年）、澄海人唐伯元（1540—1598年）德庆人许孚远（1535—1604年）等。他们承前启后，都师承陈、湛之学，形成一个强大、历时甚长心学学派、问鼎于中国学坛。

　　明代贵州虽仍很落后，但学派形成也不是乏善可陈，其中黔中王学即为一个著名地域学派，这是王明阳在贵阳龙场讲学、悟道、成道而产生的一个学派。只是贵州交通闭塞，远在边鄙，过去很少人论及。甚至黄宗羲《明儒学案》也未载黔中王学，外地更鲜为人知。

　　王阳明（1472—1529年），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授兵部主事。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今修文县治）驿丞。王阳明在龙场备受艰辛、侮辱，但也得到不少人尊重和帮助，使他感悟人生真谛，经反复思虑，后世所称“龙场悟道”，终于形成“黔中王学”，开辟了珠江文化文化史一个学派新天地。

　　王阳明所悟之道，包括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和致知格物三个内容。在王阳明那里，“心即理”之理，指的不是自然的物理，而是伦理、道理之理；而“心即理”之“心”，是指没有私欲遮掩的纯洁的天理之心。人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是一个具有道德理性的存在，而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存在，不是自然的存在。作为伦理的之“理”只能存在于人的心中，即内在于道德主体身上，故云“心即理也”。这是人人都可以成圣的内在根据，是心学工夫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心外无物。此“物”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意之所在便是物”，是主体决识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他常说：“心者，天地万物之主”，这个“心无外物”，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主观唯心主义。致知格物，王阳明认为，格犹至也，至者，至极也，即穷尽也，格物就是从一事一物中去探求其理，致知即达到事物之理的认知，格物就是认知的方法，穷理就是格物的目的。格物是一个渐进、由博返约，由外及内的过程，最后达到格物与致知、穷理与明心的完全统一，物与心、心与理才合理为一。他又认为，格物就是格心，格心就是正心。王阳明晚年提出致良知，从而对格物致知作出了更为简洁明快的解释：“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理者，格物也。”尤场悟道，为最终形成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心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王阳明悟道以后，即在当地传道讲学，足迹遍及今修文县全境，并在当地乡民帮助下创建龙岗书院，不知疲倦地“讲学化夷”，感慕者云集听讲，乡民环聚而观者如堵，使闭塞的龙场书声琅琅，成为士人诸生向往的儒学圣地。前来听讲之人，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乃至外省人；既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既有地方官员，也有普通百姓。学有所成人很多，主要有陈文学、汤冔、叶梧等第一代弟子，也是贵州阳明文化第一批传播者。后王阳明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不但进一步扩大宣传其心学，也促进明代贵州书院大发展，出现自由讲学风气。特别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强调在实际行动中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主观信仰。这在明朝中晚期，曾激励很多士大夫积极奋起；在近代，这一思想又被一些进步思想家所接受，用作维新变化，救国图强的思想武器，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过良好作用。

　　王阳明在贵州悟道，创心学、办书院、讲学、培养大批弟子，影响深远。据载黔中王门后学有四代弟子，第一代著名者有席书、刘秉鉴、王杏、蒋信、胡尧时、冀元亨、陈文学、汤冔、叶梧、钱凤翔等，他是最早在贵州传播王阳明心学的学者。第二代弟子有马廷锡、李渭、徐樾、蒋世魁等，都各有成就，名驰一方。第三代弟子有孙应鳌、邹元标、萧重望、赖嘉谟、徐云从、李廷谦、冉宗孔、胡学礼、田惟安、郭子章等，成就可圈可点。第四代弟子有陈尚像、余显凤、吴铤和艾氏三兄弟等。这四代弟子大力宏传、发展学说，至晚明形成贵州阳明文化圈，在中国思想哲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也是珠江学派一项殊荣。直到17世纪20年代以后，贵州阳明心学由于社会动乱、明廷打击东林党、封毁天下书院，以及王学后继乏人等原因，“黔中王学”才衰落式微，但作为一个持续百年的师承学派和地域学派，它的名声和贡献却是不败的。

　　明初，岭南诗人相继崛起，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由著名诗人孙蕡、赵介、王佐、黄哲、李德“南园五子”在广州组成“南园诗社”开广东结社之先河，也是岭南诗派形成的标志。他们一扫元诗纤弱萎靡，重振雄直刚健的唐风，被《四库全书总目题要》赞为：“粤东（广东）诗派，数人实开其先，其提倡风雅之功，有未可没者。”只是明初文网甚严，五子诗作多散佚。但其诗风仍未泯灭、嘉靖年间（1522—1566年）陈暹辑有《南园五先生诗》百余首传世。如陈蕡《昭君》诗云：“莫怨婵娟坠胡尘，汉宫胡地一般春。皇家若起凌烟阁，功是安边第一人”。此诗颠覆过去对昭君和番的成见，高度赞扬昭君对促进民族团结，安定边疆的贡献，在600多年前就有这种独到眼光，值得传颂。明中叶，广东又涌现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旦五位代表性诗人，被称为“南园后五先生”。他们重振南园风雅，力图摆脱当时浓厚的拟古主义潮流，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留下诗作颇多，也蜚声中原。有明一代，广东诗歌，以前“南园五子”，后“南园后五先生”传承为标志，形成明末浙江人胡应麟在《诗薮》中称为“岭南诗派”的诗歌创作流派，现出在中国诗坛。但其主要成就和风格，大多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故后又有“近代岭南诗派”之称，容后述。

　　（九）清代岭南学派后来居上

　　清康熙亲政以后，采取一些发展经济、安定社会举措。广东走出“迁海”海禁阴影，继续走发展道路，在学术上形成一个檏学，即考据学流派，在全国居重要地位。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江苏仪征人阮元主粤，对学术重视有加，除了开局修志，还仿浙江诂经精舍模式创办学海堂，培养一批檏学士子，扭转广东学术滞后局面，使之走上振兴道路。志称：“自阮文达公督粤开学海堂以古学训士，经史词章，分门课习，然后人知风向，一时经师联翩蔚起，风气始丕变焉。”这些被阮元延揽、提拔人才，学问精深，专心学术，成就卓越，包括梅州人吴兰修、李黼平、南海人谭莹、东莞人邓淳、南海人熊景星、番禺人侯康等，皆一时之俊彦，并藉助他们传播檏学成就，在干嘉期间形成广东檏学派之规模。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了十三个方面，包括经书笺释、史料搜补鉴别、辨伪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类书编纂、丛书校刻等，都有代表人物和成果传世。道光后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运动在广东爆发，社会动荡不安，广东学术研究处于低谷。迨咸同中兴，广东檏学始有复兴之象，产生以番禺人陈澧为首东塾学派，重振广东檏学遗风。尤其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督粤办学务，开广雅书局，拨经费、赓续阮元事业，培养了一批全国性一流学者，使广东檏学仍能繁荣十余年，直到后来新学兴起，广东檏学在清末划上一号句号。但它作为广东一个学术流派，却留下深刻的痕迹，故近代广东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在《广东文化中心之今昔》一文中认为，广东在宋代学术中心地为罗浮山，明代学术中心地为西樵山，而清代学术中心则在广州。这个评价，殊为确论。

　　按东塾学派是指清代著名学者陈澧所创立学派。陈澧，字兰甫，号东塾，番禺（今广州），此学派因其号得名。陈澧担任广州学海堂山长数十年，晚年又主讲菊坡精舍，从游者甚众。著名者有廖廷相、林国赓等，后师承者侯康、侯度、梁汉鹏、谭莹、郑献甫、邹伯康等。

　　东塾学派学通汉宋，兼以郑玄、朱嘉为宗，但又不为它们所限，于汉宋学间不偏不倚，不拘泥于任何一方。陈澧之学，涉及天文、地理、乐律、音韵、算术，以及诗词、骈散文等。他尤好读《孟子》，服膺孟子性善论，论为人性皆有善，而荀子、扬雄辈毕不知。他主张学习汉儒，不仅要学习其学说，尤当学汉儒之行。清代考据学，源出的朱熹，不可反诋。清代考据学虽盛，但犹有不足，补予补充。

　　陈澧弟子桂文灿，长于考证之学，著作多种，与广东相关者，如《广东图说》、《海说》、《海图表》、《海防要览》等。廖廷相为陈澧入室弟子，“于经史、小学、古音切韵、舆图、算术无不综览详究，所长尤在三礼。”有《礼表》、《周官六联表》存世。林国滚从陈澧受经学，主讲端溪书院，认为“以经学非见之实溺，则无禆经世，故说经每以史证之；”又曰：“史学以地理最为要，故于中外形势险隘讨究最详”，有《近鉴斋经说轴録》、《元史地理今释》等。东塾学派影响甚广，张之洞评其：“庶几从此东塾学派流衍中原。”徐世昌《清儒学案》曰：“东塾后起，尤为大师……不为无益无用之学，其宗旨特为醇正。”这个评价至为精到。

　　朱次琦（1807—1881年）与陈澧同一时代，人称“九江先生”，故称其学术思想为“九江学派”。他以宋代程朱理学为根本，尤其推崇朱熹，主张清除门户之见，不分汉学、宋学，归宗于孔子。重气节、主经世，反对无用空谈，反对埋头科举、八股，强调经世致用。进士出身，当过知县，后辞官回乡，讲学著述20多年，培养大批学生。洪秀全、简朝亮、康有为、梁耀枢等皆出其门下，是师承学派的楷模。身后广东地方当局申报朝廷赐其五品卿衔，称其“讲明正学，身体力行，比闾族党，熏得善良。”清史有传，康有为撰写墓志铭，称其“始于为士，终为圣人”，誉其为“百世名儒”。

　　发端于宋，经元明至清，广东形成珠江流域著名的“广东实学”学派。代表人物有海南人丘浚（1421—1495年）、东莞人陈建（1479—1567年）、中山人黄佐（1489—1566年）、陈澧等，带有鲜明地域特色，为地域学派之典型。他们代表作有《大学衍义补》、《治安要义》、《学部通辨》、《东塾集》等。该学派各个人物，提倡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丘浚提出学术不能空谈心性而注重实用的实学思想，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实用的经济思想和理财之道，要求人们要认识财货的重要作用，认为财用为立国之本，食货为生民之本，而得民则为君之本，强调市场作用，劳动决定价值观点。陈建肯定朱熹而否定陆九渊学说，“流于空寂，并非圣贤之旨。”指出国家出路在于改革弊政，选用有才官员，军事上寓兵于农，加强边防。黄佐也批评陆王心学，反对理气在先，对朱学进行传承和修正，提倡自得和知本务实思想，要求做学问做事业应沿着格物致知的途径，不要说空话，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这些实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构成了岭南思想界一大实学风气，后人统称为“实学派”，或“广东实学”，对珠江学术作出重要贡献。

　　岭南诗派自明代发韧，时有起落，到维新变法运动，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下，由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积极倡导和推动，发生“诗界革命”，才使岭南诗派走上主流。这个流派诗人，紧扣时代主题，大胆改革创新，反映鸦片战争以后社会风貌和社会心态，特别是广东先进人物和事件，具有鲜明时代和地域特征，从而确立岭南诗派在中国近代诗坛上的崇高地位。其中黄遵宪是“诗界革命”最早一位倡导者，一生创作诗歌千余首，自编《人境庐诗草》。他改革诗歌形式，主张以“我手写我口”，具有明显向白话诗过渡特色。广东蕉岭人丘逢甲（1864—1912年），诗作英气勃发，激越雄豪，被梁启超赞为“诗界革命的巨子”。其诗不少写台湾题材，血泪迸发，感人至深。南社诗魁柳亚子评其诗云：“战血台彭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其约有万余首诗传世，无愧为一代诗宗。康有为政治上发动、领导戊戌变法，在“诗界革命”也是一位闯将，在创作中表现出飞动磅礴气势和积极向上、冲破樊篱的改革精神。早期自云：“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无处着元明。”晚年诗风失去当年鋭气，但不减强烈、深沉时代呼唤和革新精神。如《出都留别诸公》云：“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宇宙雾千重。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

　　梁启超在“诗界革命”中，既以其理论彪炳史册，也以新派诗歌创作驰聘诗坛。其力图打破旧诗传统束缚，采用散文化句式自由抒写，熔铸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入诗，努力创造“旧瓶装新酒”的新诗派。其诗风汪洋恣肆，慷慨激昂，生动活泼，极富鼓励性见称。即使亡命海外，仍自励不已。其《自励》诗云：

　　“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将哲理牔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郭立多时。”作者努力探求真理、改造社会精神涌动于字里行间。

　　清末，诗歌改革运动潮流地冲击到广西，出现临桂词派，又称广西词派、粤西词派，标志广西文学达到一个时代高峰，引起全国词人和文史学家的注意。其领袖人物王鹏运、中坚分子况周仪、刘福姚等都是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另有被称为“晚清四大家”的外地人朱祖谋和邓文焯。他们旅居京师城南宣武门外散场头巷（即校场头条），相聚一处，赋诗填词，品评推敲，不仅提高了创作水平，而且培养一批新鋭，形成一个庞大文学团体宣南词社，即临桂词派。

　　王鹏运（1849—1904年），同治举人，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社科掌印给事中，历经甲午战败、变法维新、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等重大事件，给他很深刺激。为此创作“七稿九集”，存词600余首，紧扣时代主题，反映重大事件，抒发深沉爱国主义情怀。如《满江红·送安晓峰侍御谪戍军台》有曰：“天难问，忧无已。真御史，奇男子！只我怀抑塞，愧君欲死。宠辱自关天下计，荣枯休论人间世。愿无忘，珍惜百年身，君行矣。”

　　况周仪（1861—1926年），21岁中举，授内阁中书，后结识王鹏运等，深受王氏思想和词风影响，写过不少有积极思想内容作品。代表作有《莺啼序》、《唐多令·甲午生日感慨》，微言大义，慨叹英雄无觅，又责怪自己无能为力，充满了矛盾。但其在词论方面，独树一帜。所着《惠风词话》，提出作词核心理论为重、拙、大。重指沉着，也就是“厚”、“拙”，即老子曰：“大巧若拙”，就是檏实、自然，有真情实感。“大”约指托旨重大，给读者以深刻思想启迪。民国上海惜明堂刊本《蕙风词》（话）发行，影响广泛，为广西词人所宗。叶恭绰在《广箧中词》评论王、况二人：“崛起天南，各树旗帜。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祠宗；蕙风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是称巨匠。各有其价，故无庸为之轩轾也。”民国革鼎以后，临桂词派日渐式微，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在近代珠江学派史上，却留下不可磨灭印记。

　　（十）近代广东中医和画派产生

　　中医具有强烈地域性，需按照水土特点诊断开处方。元代释继洪《岭南卫生方》明确指出岭南的地理、气候、饮食习惯、人的体质等均与中原有异，提出不少防病治病方剂，实为岭南中医学派之嚆矢。在岭南明代以来，尤其西医传入，与传统中医相汇，形成岭南中医三大学派，为全国罕有。一是岭南温病学派，兴起于明末以降。康熙至干隆（1662—1795年）江浙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四大家开始确立温病学派理论体系，并在岭南广泛传播。岭南医家以此为渊源，结合岭南气候、人体特征，在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岭南温病学派。以潘名熊、陈任枚、刘赤选等为代表医家，发挥上述四家学说的主张，提出“中和渗温”原则治疗岭南湿症，用药轻而有效；此后，相继有“清气透营西解”、“伤寒十无一二、温病十有六七”的观点，都收到实效。清末岭南鼠疫猖獗，中医罗汝兰着《鼠疫汇编》，提出“活血、祛瘀、消肿”治疗原则，主张“居要通风，卧勿粘地，药取清解，食戒热滞”，对治疗和控制鼠疫流行甚有效验。

　　二是岭南汇通学派，是近代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史上出现的新学术流派。岭南邻近港澳，对外交流早，接触西方医学机会多，成为汇通学派最早发祥地。清嘉庆以降，西医传入，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传播。近代岭南开明人士，主张积极学习，提倡医学维新，把学习和发展现代医学作为救国强国手段之一。大批进步医生，学习和应用西医，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促成这个学派产生。广东南海人邱熺，是中国第一个引入西方预防医学观念并施行牛痘接种技术的医生。其《引痘略》为中国第一部预防医学专着。新会人陈定泰、陈相静、陈珍阁祖孙三代致力于中西腑脏研究，成为中医界最早进行系统解剖实践的医生。他们以解剖为基础，指出“华夷腑脏同一式”观点，改良中医脉学。南海人朱沛文，主张中西参会、互补长短、求同存异，合而折中，力主中西汇通，被誉为岭南中西医汇通学派的先驱。此外，中山郑观应、南海梁章龙都在他们著作中提及中医应向西医教育和医疗制度学习、看齐，并指出中西医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反映汇通学派的求真、求实精神。

　　三是岭南近代经方派，出现于清末民初，在继承张仲景《伤寒》、《金匮》经方基础上，结合岭南条件，对传统理论作变通处理，注重医疗实践的有效性。其人其书甚多，构成这一学派强大阵容，以陈、黎、谭、易伤寒四大家为代表，时称四大金刚。陈伯坛（1863—1938年）新会人，采取“以经注经”方法，研究《伤寒论》，阐发气化学说，标本中气理论，体现中医整体观点，有著述多种存世。黎庇留（1846—？年）顺德人，临床以张仲景大纲大法为本。谭彤辉，南海人，亦儒亦医。光绪二十年（1894年）省城鼠疫流行，谭氏判断是一种腺鼠疫病，以升麻鳌甲汤主治，获得良效。易医荪（？—1913年），广东鹤山人，行医广州西关，在临床实践中对张仲景无字无方处予以阐述发挥，对金元四大家时方有所长者予以融汇吸收。其着有《集思医案》。民国以降，温病学兴起，经方派式微。

　　珠江学派之涌现，到清末民初，也见于艺术领域，其中岭南画派即是一个创新学派，形成于20世纪初，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创始人，提出“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的创作原则，以建立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的国画体系。“岭南画派”创始人，都有过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和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深受民主革命思想浸染和日本明治维新后美术革新的影响，鋭意革新中国画，在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融中国传统水墨画没骨法、撞水撞粉法、写生法和日本绘画善于渲染、富于质感、色彩亮丽的特点，以及西方透视学、光影法、比例学，解剖学知识于一体的主张。在构图上引入具有严密体系的西画构图法则，以自然为依归，并结合我国民族审美心理特点，提出“不拘一格”的构图法则，丰富充实了中国画“置陈布势”方法，打破“三段分疆”、“宾主相让”的传统定式；在画技上采用笔墨与色彩并重，兼工带写，既继承宋代画院的写生设色、随类赋彩的传统，又博采西洋画家的重光重色重环境气氛的渲染之长。这样古今中外绘画艺术理论和技法精髓，都尽可能吸纳、效法，在此基础作了提升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理论建构、画风和重要贡献，蜚声中国画坛。

　　岭南画坛以番禺人高剑父（1879—1951年）、高奇峰（1889—1933年）兄弟和番禺人陈树人（1884—1948年）为创始人，被誉为“岭南三杰”。各有其代表作，如高剑父的《东战场的烈焰》、《昆仑雨后》、《山村晓雨》；高奇峰的《枫鹰图》、《雄狮》、《秋江白马》；陈树人的《岭南春色》、《鼎湖飞瀑》、《太和洞口玉带泉》等。

　　岭南画派大师先后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卓有成就者代有其人，如肇庆黎雄才（1910—2001年）、阳江关山月（1912—2010年）、中山方人定（1901—1975年）、苏州苏卧农（1901—1975年）、番禺赵少昂（1905—1998年），以及“天风（楼）七子”黄少强、赵少昂、叶少秉、容漱石、何漆国、周一峰等。至今，在广东美术界主要在广州美术学院，仍有一批岭南画派巨子，师承画派画风，不时推出力作，继承和发扬其传统，使岭南画派旗帜仍在中国画坛上飘扬。

　　（十一）近世南学兴起

　　延至近世，珠江学派吸收中西文化精华，发展到理论建构新阶段。先是梁启超认为先秦学派分为南北两支，各有其文脉和精神。也有人认为学派始于南北朝，而盛于宋。清初，顾炎武在《日知録》中斥北方学者“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妇行小慧”，皆有其病，也是学风南北分野的表现。清雍正年间，还在国子监设“南学”机构，在国子监内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国子监考试者的北学。另外，南学又指南方之学术，除了江南，也包括岭南。晚清由于阮元、张之洞督粤，提倡办学，设学海堂等机构，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岭南学风始盛，声名鹊起。自此，南学强于北学。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有“文化中心流动论”，认为明以后我国文化中心在浙江，海通以后将移到广东。史学大师中山大学陈寅恪教授在论述近代中国学术流派地域变迁时，曾于1933年12月读了时在北京的岑仲勉论着后复北师大教授陈垣一封信中指出：“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己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陈寅恪之意，同样肯定南学，并预言它会超过黄河流域的北学。这里说的南学，其地域主要指岭南，因陈寅恪指的粤人岑仲勉是顺德人，并将粤、江淮、黄河流域并列，谅也是几个学术流派之地。此后，有人称“南学”即“岭南学”。陈垣将此信转交给岑仲勉，信今已不存。但当年读过这些信的广州圣心中学（岑在此校任教）一位岑的同事马国雄曾在香港出版物中回忆，陈垣“遂新笔致书于岑，其大意则云：寄来圣心校刊……得见尊者……考证明确而精审，珠江流域有此出类拔萃之学人，真可为吾乡扬眉吐气”，可见岑之学问卓然成就。华南师范大学曾昭璇教授即在不同场合，提出建立和研究“岭南学”问题。近年，各种学派研究已蔚为风气，形成气候。珠江学派也列入其中，其成果当可预期。

　　四、珠江学派的意义

　　学派是一种历史存在，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珠江学派也不例外，它是在珠江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凝聚的文化硕果，无论这些学派是师承性、问题性还是地域性学派，其形成以后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都有多种积极意义，非常值得珍惜、发掘和开发利用，为珠江流域社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

　　（一）学派是学术或文化发展成熟的标志

　　从珠江学派发展的历时性可知，只有当流域出现某位学问大师，并在其周围聚集若干追随着群体，形成学术凝聚核心，成为某一学术领域高水平的代表，这样一个学术集群是为学派。它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学术或文化达到成熟、定型的标志，而不是偶然的历史产物。如汉代苍梧三陈古文经学派离不开汉代广信（今广东封开与广西梧州一带）的岭南文化中心地位，大批中原人士南下，集结于此，设馆授徒，形成学术争论局面，出现经学领军人物，师生前后相继，独成一学术体系，只有在这种背景下，三陈古文经学派别，才卓然独立，雄视一方，比肩于汉代北方经学流派，也是广信文化成熟的主要标志。

　　又如广东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到进入全国先进地区之列，带来文化繁荣，各种学术流派接踵而起，于是有了陈白沙心学、甘泉之学、岭南诗派，到清代出现东塾学派，九江学派、广东檏学、广东实学、新诗派等，令岭外人士刮目相看。恰如屈大均说的：“广东自汉至明千有余年，名卿巨公之辈出，醇儒逸士之蝉连，操觚染翰，多有存书，其或入告之嘉谟，或谈道之粹论，或高文典册，纯载功勋，或短章数行，昭章懿行”，都成为学派产生的人文基础。“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广东享有如此崇高学术地位，即为得到这些学派支持结果。

　　（二）学派彰显学科成就、地位和影响

　　学派代表学术创新和某一学术领域的高水平，在某一地区和某一部门享有崇高地位和声誉。它们的带头人物才能为众望所归，学子人心所向，目为崇拜对象，负笈前来投师。故某个学派出现，对这个学术领域和它产生的地区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例如“黔中王学”，王阳明被贬谪到落后贵州龙场，官不过未入流驿丞，还受到重重磨难。在恶劣环境中，他悟道成学，在明代学坛中高张一帜，可谓是黔省理学一盏明灯，照亮了荒凉的贵州高原大地，且这一学派，传承了四代，为贵州百年文化最辉煌成就。广东理学，继明代陈献章心学之后，清代东塾学派、九江学派同时崛起，笼罩珠江理学坛，彻底扭转此前广东理学单薄状态，形成后来居上之势，成为明清广东学术一项殊荣。至于近世“南学”即岭南学，如陈寅恪所言，将超过北学，反映南学已有足够学术积累和实力，才敢于与北方竞争高下。

　　（三）学派既是学术集聚核心，也是对外辐射之源，是带动区域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

　　有学术大师或领军人物，才能建立学派。学派不只是一个人，而是由一个较大的人才群体构成的，他们以自己的学术成就，融汇成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吸引四方学子，产生集聚效应和学术中心。如汉代广信，明代贵阳、明清广州、桂林等中心城市，都以某一学派着称。学派具有人才和成果优势，经过不断成长壮大，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学派弟子外出授徒讲学，或刻印经书等形式，发生学术辐射，由此带动区域学术发展。1937年，罗香林《中国学术史上广东的位置》一文指出，广信乃广东学术源流第一时期的基地之一。中原的学术思想，由汉水南下至洞庭湖，溯湘水至粤桂交界。而扼西江要冲的苍梧，遂成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现在广东的封川，就是汉代交州刺史驻地及苍梧郡治的广信。当时的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表现，但可以代表广东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这里指的是以广信三陈为首古文经学派，正是他们一系列活动和成就，造就了汉代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繁荣。三国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广分治，番禺成为广州首府，逐渐发展为各个时期广东不同学派发祥地，也是广东最大文化中心，带动珠三角，以致整个珠江流域文化兴盛。但这要等到明代以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

　　（四）学派深刻影响地方文化风格

　　学派立足于地域，产生于地域，归结于地域，即所谓地域性学派。它们之形成，乃地域自然、人文、历史过程等综合作用的产物，打上地域深深烙印。它们产生以后，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核心或一面旗帜，必然深刻影响一个地域的文化特质和风格。因为学派源于创新。惠能禅宗顿教，以陈献章、湛若水为首“江门学派”都属学术创新，反映珠江文化的创新性。近世洪秀全将基督教组织形式和《圣经》神学理论进行创造，建立“拜立帝会”，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奠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理论基础。康有为、梁启超继承我国“经世派”的优良传统，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局限，较为系统地引入西方政治学说，主张用君主立宪代替封建专制，并在发动戊戌变法中把理论付诸实践。虽然变法失败，但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社会，同是一次文化创新，故康梁学派充分反映珠江文化创新风格。明清“岭南诗派”，以雄直、刚健风格着称，也是岭南文化风格一种表现，与珠江出海口江海一体，气势磅礴，少受中原北方大陆文化影响，而长期浸染于海洋文化环境有关。岭南画派在中国画坛上独树一帜，其自身即为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同时表明珠江文化对外开放、多元文化风格。清朱次琦“九江学派”、陈澧“东塾学派”，以经世致用见称，反对空谈，讲求实用，充分体现珠江文化务实文化品格。而明丘浚商品价值观念、商品生产、交换、货币理论、市场等经济理论，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与珠江文化重商性相一致，在他身上折射了珠江文化重商性品格。尤为突出的岭南近代中医各学派，多融汇了中西医理论和经验，故能卓然成家，反映岭南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风格。

　　五、结语

　　实际上，珠江各学派与珠江文化都属同一个整体，互为表里。珠江学派是珠江文化最重要一个组成部分，也最外在表现；而珠江各学派生成，又使珠江文化的特质、风格最为突出、张扬，两者相互推动，加速珠江文化和它的各个地域文化不断新陈代谢、蜕变创新。

　　（原载《珠江学派与理学心学》，广东旅游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