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地方学研究近年在我国方兴未艾，蔚为风气，大从黄河、长江、珠江等各流域文化，经省区为对象地域文化，到名镇名村的乡土文化研究，都接踵而起，彰显我国地方学一片繁荣景象，形势十分喜人。但问题在于，由于地方学是一门具有高度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研究对象欠明确，研究人员成份复杂，学科出身不同，研究视野、理论指导、研究技术路线、研究方法等都较大出入，故研究成果，也五花八门，难以定于一尊。但凡一门发展中学科，难免有理出多门，各自显山露水，成果复杂纷繁景象，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当它发展经历一个阶段以后，应进入实践总结、理论提升阶段，建立学科基本概念，确定学科对象、任务、方法等，形成地方学理论体系、内涵、知识、技能和方法。这样，地方学才能真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在我国学术之林，而不因为它的综合性和交叉性而失去自己独特性，被其它学科替代、屏蔽或冲淡。而时下即因地方学在这些方面的模糊、疲弱而未能坚挺地与一些成熟的学科平起平坐，在我国学科体系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就有赖于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总结和提升，建立学科坚强架构、稳定的研究队伍、推出系统、深入、高水平研究成果。这样的地方学，不由人不信，自然能卓然独步于学术之林。

　　本文以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15年来研究珠江文化的成果为例，总结珠江学作为地方学的一种，它的学术历程、学科成果、社会评价等，作为地方学的一个案例，当有助于地方学建设参考。

　　二、珠江文化发韧与研究成果

　　珠江学以整个珠江流域文化为对象，研究它产生环境、历史过程、各文化要素特质、风格、时空分布规律，文化资源评估和开发利用，以及流域文化差异与分区，文化地域组合及相互关系等。从珠江文化概念提出到上述研究分化与成就取得，大约经历了近百年时间。1926年郭沫若到广东投身大革命运动，在其《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中说：“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不能担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按珠江有狭义广义之分，后者是上世纪30年代确定的概念，泛指整个珠江流域，而此前珠江仅是流溪河流经广州市从白鹅潭到虎门一段河道，故这里说珠江文化应以广州为中心的区域文化，或称珠三角区域文化。只是珠三角文化概念提出以后，长期无人研究，直到1988年，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在《论珠江文化及其典型代表陈残云》一文，才提出珠江文化概念，与60年多前郭沫若所提不谋而合。2000年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在广州成立，正式全面开展以珠江文化为核心的珠江流域文化系统考察研究。15年来，陆续出版《珠江文化丛书》110种，其中约300万字大型史着《中国珠江文化史》从学术上确立了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列的地位、文化特质和风格，是珠江文化研究最浩大的系统工程，为珠江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已赢得各方面好评。

　　这套《珠江文化丛书》出版发行，前后耗时15年，实际反映了珠江学研究的心路历程。按丛书内容，大致可分为：

　　（一）珠江文化发展史。包括司徒尚纪《珠江传》、《珠江文化与史地研究》、《中国珠江文化简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东卷》；谭元亨《中国文化史观》、《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广府寻根》、《客家文化史》、朱崇山《珠江文化的历史定位》、张镇洪《岭南文化珠江来》、许桂灵《中国泛珠三角区域的历史地理回归》、黄伟宗《珠江文踪》、《郁南：南江文化论坛》、江门日报社《西江历史文化之旅》等，展现了珠江自诞生以来的历史进程，在纵向上总结了它的形成、发展规律。

　　（二）珠江海上丝路历史。基于珠江有8大出海口，海岸线漫长，江海一体，与海洋关系非常密切，故海上丝路研究可视为珠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心，也是珠江学研究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粗略统计，涉及海上丝路著作约30多种。代表性作品有陈永正编注《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谭元亨《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黄鹤、秦柯编《交融与辉映——中国学者论海上丝绸之路》、黄启臣等《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黄伟宗、薛桂荣《海上丝路的辉煌》、陈立新《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黄伟宗、谭忠健《海上敦煌在阳江》、谭元亨《开洋》、王元林《内联外接的商贸经济：岭南港口与腹地、海外交通关系研究》，周义《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开发》、黄伟宗《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纵横论》、谭元亨《海国商道》、刘正刚《徐闻古港——海上丝绸之路第一港》、王潞、周鑫《南海港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古港》、王元林《海陆古道——海陆丝绸之路对接通道》、刘永连、谢汝校《古锦今丝——广东丝绸业的前世今生》、陈韩辉、吴哲、黄颖川等《广交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生和发展》等。

　　海上丝绸之路只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重点成份，对海洋文化，珠江文化研究会也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谭元亨《中国南海海洋文化论》、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史》、戴胜德《中国南海海洋文化传》、张镇洪、邱立城《中国南海古人类文化考》、潘义勇《中国南海商贸文化志》、蒋明智《中国南海民俗风情文化辩》，这些论著涵盖了海洋文化的有关要素，展示了南海海洋文化的特质与风格，是珠江文化在海上的延伸。

　　（三）珠江文化门类著作。珠江文化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组成，它们又包含不同的文化要素，一起构成珠江文化各个门类的成果。在佛教方面有《中国禅都文化丛书》，包括罗康宁、《出生圆寂地》（惠能）、戴胜德《顿悟开承地》、郑佩瑗《坛经形成地》、谭元亨《农禅丛林地》、洪三泰《报恩般若地》、冯家广《禅意当下地》，以及郑佩瑗《沧海航灯——岭南宗教信仰传播之路》等；在珠江沿线城镇文化方面有谭元亨主编《广信：岭南文化古都论》、抹楚影、谭志新《千年雄州，璀璨文化》、黄伟宗、朱国和《凤岗：客家文化论坛》、黄伟宗《云浮：中国古都文粹》、《良溪——后珠玑巷》、谭元亨《广府寻根，珠玑祖地》、《城市晨韵》，司徒尚纪《侨乡三楼》、黄伟宗、金繁丰《郁南：南江文化论坛》、洪三泰、谭元亨、戴胜德《百年宝安》等。珠江文学艺术方面，有洪三泰《珠江诗雨》、《女海盗》，谭元亨《珠江远眺》、《岭南文化艺术》、《客家与华文文学》，戴胜德《珠江流韵》，黄伟宗《珠江文踪》等。这些论著，以各自学术视野，彰显了珠江文化的风采。

　　（四）珠江文化产业著作。为社会实践服务、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强省、为泛三角建设提供文化产业决策参考，始终是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工作的一个宗旨，出版的相关论著或规划、设计成果也为数不少。如洪三泰、谭元亨电视剧本《祝福珠江》、洪三泰《通天之路》，谭元亨《珠江文化之旅》、《顺德乡镇企业史话》、谢鼎铭《海上丝绸之路画集》、冯海波《香茶陶珠——特产及其文化交流之路》、黄伟宗《梅州：“一带一路”世界客都》、崔勇、肖顺达《海上敦煌——南海I号及其他海上文物》等，都为发展某一文化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有关地区先后建立了文化产业基地，开发了各种旅游文化产品，都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应。例如封开被论证为“岭南文化古都”，开发出岭南第一个状元莫宣卿“状元文化”，引发海内外莫氏大联谊和招商活动；论证徐闻为广东西汉海上丝路第一港，在港址附近建设“大汉三墩”旅游区，游人络绎前来；在南雄梅关和江门良溪，论证前珠玑巷和后珠玑巷两个移民文化和海陆丝路对接点，使广府人联谊活动成为定例，每次参与者数以万计，影响广及海内外。怀集燕岩本为一普通溶洞，利用海燕栖居资源，打造出“全燕文化之都”，成为旅游热点，带动了相关的系列产品；宣传广东新兴六祖惠能禅宗文化，促使其家乡易名为“六祖镇”，成为佛教旅游、休闲基地，全镇不少人赖以为生。东莞凤岗本为普通侨乡，经论证为“客侨文化”之乡，带动了当地商居、制造业和旅游业兴盛。发掘粤北乳源古驿道，提出复原和开发“古道文化”，引起当地高度重视，乳源被誉为“世界过山瑶之乡”，古道旅游成为时尚。在阳江海域出水南宋沉船“南海I号”，被研究会定为“海上敦煌”，明显地提升其文化品位，成为海上丝路游一个亮点。梅州松口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树立起“印度洋移民广场”碑，利用这个机遇，发起客属海上丝路研究和客家人联谊活动，盛况空前，其冲击波荡漾海内外。举凡这类活动和文化产业基地建立，都离不开地方学文化成果的支持，舍此无异于釜底抽薪。

　　（五）珠江历史名人。名人是珠江文化一个载体、珠江文化精神体现者，他们身上反映珠江文化风格。已研究和出版的有关珠江历史名人有仇江等《岭南状元传及诗文选注》、谭元亨《广府寻根》、《顺德人》、《客商》、《客家文化大典》、《肝胆相照——饶彰风与邓文钊》、《华南两大族群的文化人类学建构》、《广府人》，王元林《东莞历史名人》、《袁崇焕传》等。

　　（六）珠江自然人文基础。珠江流域自然环境与资源，是珠江文化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是珠江文化研究会致力研究考察基本课题。已出（在）版著作有司徒尚纪《中国地理百科·珠江卷》、谭元亨《南方城市美学意象》、许桂灵《广东生态文明论》、陈伟明、王元林《古代中外交通史略》、梁健、邓建华《瑶乡乳源文化铭作选》等。实际上，以上著作，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使用珠江自然人文基础条件作为背景，继开展实质性论述。这个基础研究，也贯穿研究会工作始终，成为日常研究不可少的一部分。

　　上述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15年来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得到各级领导、同行专家、学者、相关部门和地区负责人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包括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汪洋、现任省委书记胡春华等都以不同形式表彰研究会工作成就和贡献。《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等还作为广东省领导出国访问的礼品，赠送给东南亚有关国家。在创会10年和15年庆典上收到了各方面的贺信和贺电，说明这些成果立足珠江流域，对保存和发扬光大珠江历史文化遗产，为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同时是建设地方学体系的坚实基础。

　　三、地方学内容体系之构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学机构多达数十个，地方学的名称也很多，但由于学科理论久充，内容体系不一，技术路线模糊，研究手段简单等原因，不少机构昙花一现，所提的地方学也销声匿迹，说明地方学发育尚未成熟，仍须倾注极大的努力和热情加以培育、呵护和发展，使之成为配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门显学。

　　根据上述，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构建地方学的内容体系，使之研究有所指引。

　　（一）地方学研究对象

　　一门科学只有独具特有的研究对象才能成立，否则很可能被其他学科取代，而不成为其科学。地方学应是有独特地域文化内涵的特定地理单元为对象，也是地域文化发生、形成、发展于某个地理区域，在此基础上产生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质和风格，在一个更大区域体系中占有自己的地位、空间和格局。如此一来，地方学所依托或承载它的必然是个形式文化区，有相对稳定范围，但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否则就是一个功能文化区。不管那种形式文化区，它都应接地气，牢牢地植根于区内土壤，并藉以滋润、壮大自己，最终发展为一门地方学。

　　上述珠江文化研究，初始是以广州附近珠江为对象，后来扩展到整个珠江水系。从文化辐射功能出发，珠江文化范围比自然地理即流域范围要广，在它边缘出现一个过渡带，比如粤东潮汕、赣南、湘南、黔北、滇西，以及雷州半岛、海南岛，都属于这个地带内，主要为珠江文化与长江文化过渡带。以珠江流域为对象的珠江学，即在这个区域内研究珠江文化概念内所藴含的相关内容，间或也会涉及过渡带的一些文化现象，但这是次要，为相互比较而言的。

　　（二）地方学研究内容

　　地方学属于区域地理科学之列，在这个区域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现象，都属于地方学的研究内容，但重点是区域内的人文或文化现象，自然现象或曰自然环境与资源只是文化发生的条件或基础，不能不顾及，但不是重点。总结珠江学对珠江文化的研究，上述《珠江文化丛书》所列的各部分内容，并不是它的全部，但解析丛书的各部分章节，仍可归纳出珠江学的内容大致可分：（1）珠江文化形成自然基础；（2）珠江文化形成、发展历史过程；（3）珠江文化门类结构；（4）珠江文化特质和风格；（5）珠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6）珠江文化生态；（7）珠江文化区域分布；（8）珠江文化产业。这些内容整合，构成珠江学的基本架构。

　　当然，每一个部分内容又可解构出若干单元，作为进一步研究课题。如珠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就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内中又有文博考古、名城名镇名村名人、民族、族群、风俗、宗教、器艺、文学艺术等文化资源，不一而足。

　　（三）地方学研究任务

　　地方学研究对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意志为转移，一个对象可有多门学科研究，但一门学科只有一个特定对象。例如一个几何体，几何学研究它的空间性质和变化，物理学可研究它的物理性质，艺术学可研究它的色彩和美感，如此等等。而研究任务是主观范畴，是根据对象而提出要解决的问题。地方学立足当地，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故可承担多种任务，为解决地方发展实际问题提供决策参考。例如城市规划，涉及问题甚广，城市规划学或城市地理学等发挥主体作用，但地方学提供城市资料及与城市相关历史、建筑、街区、社会、文化等研究成果，都是城市规划不可或缺的；又如修方志，涉及面更广，地方学与之配合，可谓珠联璧合，大可增补其不足，发挥自己综合性强特长和优势。

　　（四）地方学性质

　　根据珠江文化研究过程和成果，可以认为地方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区域性和应用性学科，是四者的结合和统一。地方学以研究一个特定的地理单元固有文化现象为对象，这个区域即由自然、经济、人文、社会等多个要素构成，且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一种有机结合关系，而不是它们的机械相加。研究这个综合有机体，不是单个或少数学科可以完成，而需要它们配合、集成，才能取得预期成果。例如上列珠江文化研究，就是地质、地理、生物、考古、文博、人类、民族、语言、海洋、历史、文化、人口、水文、水利、国土、规划、建筑等学科人员参加，体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等的综合。这些学科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在研究成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划分彼此，清楚地印上学科交叉性的烙印。地方学植根、依托一个特定区域，它的对象在地方，承担的任务在地方，研究成果也为地方服务，所以区域性是它固有性质。也由于此，珠江学无一不以珠江流域为对象，珠江文化即为珠江母亲河而生，珠江学用于其他河流，不可能有珠江文化成果。同样，用黄河学、长河学来研究珠江文化，得到的可能是另一种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地方学往往基于社会发展要求而生，即任务带动了学科。例如城市和区域规划与建设，提出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促进了对城市和区域的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结果使地方学应运而生。在广东，广州学、潮汕学、客家学等即如此。近年，泛珠三角经济区规划和建设，需要对珠江流域作综合性、全景式研究，作为泛珠三角经济联合决策参考，珠江学大有用武之地。珠江文化的成就即找到它起作用平台，故地方学的应用性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上述珠江学研究成果，即广为地方服务，有的成为县市区域发展战略依据、产业建设和布局指南、树立城市和区域形象、标志的观点来源，或成为吸引港澳台侨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宣传材料。广东近年发起海外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寻根问祖热潮和开展联谊活动，即建立深厚的地缘、族源、血缘和文缘基础上，地方学成果对此功不可没。

　　（五）地方学研究方法

　　基于地方学的对象、性质和任务，它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除通常占有、使用大量地方文献、文物考古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以外，以下几种方法也是不可或缺，非常有效的。

　　一是多学科立体交叉研究。地方学要建立的理论和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是综合性、全面性的，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地区与部门，需要动用各方面理论、知识和技能。这就决定它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相结合、时间和空间科学相结合，观察问题视角是多元、立体、动态的。

　　二是野外考察方法。地方学研究对象的资源和信息很多隐蔽于历史荒烟蔓草中，或在人们遗忘的角落里，需认真钩沉、发掘。故野外考察不可或缺，有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专家学者，平均年龄60岁以上，个别人年届或超过80岁高龄，依然为寻求历史文化遗迹遗址，多次奔走在野外考察荆棘丛中，才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例如粤北西京古道、大庾岭道、湘桂走廊、潇贺古道、南北流江海陆丝路对接通道、西汉海上丝路始发港徐闻、合浦、南江文化走廊、五邑、梅州华侨建筑、粤北瑶壮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两广客家大屋、珠三角历史围垦和基塘农业等，都是亲临其境，现场踏勘，反复论证而下结论的。这些结论业已经过时间考验是正确的，故能为地方或有关部门应用，取得明显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侯仁之先生说，历史地理是一门又古又今，既要读书，又要走路的学问。珠江学研究过程，验证了侯先生此言的正确性。

　　三是科学、文史工作者与地方领导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地方学成果，应用于实际、为地方服务，才是它最大一个目的。为此，地方学研究应得到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的支持。这样才能使地方学研究与地域发展相结合，并转变为生产力。所以，科学文史工作者研究，野外考察应尽可能有地方干部参与。这不仅有利于工作开展、对提高干部对地情的认识水平和地方学成果的应用推广，也是有好处的。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多年的研究，特别是野外考察都是这样的，故有可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四、小结

　　综上所述，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15年的工作历程和成就，实可作为地方学研究的一个范例，也是建立珠江学的实践基础。但一门学科的存在、建设和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地方学应以此为根据，确立自己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在当今地方学尚未成熟，争议颇多背景下，应走出书斋，广泛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总结相关经验基础上，提升出地方学建设的理论和应用问题，相信会取得预期效果。

　　（原载《三门峡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