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总督常指一个国家某个相对自主的区域的实际或名义上最高行的长官。明清时期，总督作为地方军政大员，又称总制，但在名义上，总督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派遣性质官员。总督代表中央发号施令，具钦差大臣身份，故地方官员对其礼让三分，不敢怠慢。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总督，对地方事务作用甚大。而其驻节之地，也由此成为高踞地方行政权力中心，产生多种区域效应，影响地方发展，向为朝野各界重视。以地方治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总督一职轻重有很大的差异。其人选固不待言，而其驻地选择，也所关甚巨，是一件头等军国大事。

　　两广总督始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总摄广东和广西军民政务，初因事而设，事毕即撤，到成化元年（1465年）才成定制，官阶正二品，但可通过兼任兵部尚书衔达到从一品。到清代才成为封疆大吏，主政一方，对两广政治、军事、民族、经济、社会产生重大作用，影响甚为明显。因明清时期两广在全国政治、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又经常要与洋人打交道，影响国家外交关系，因此，两广总督设置尤为要紧。梧州自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设两广总督府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历时100年。此后两广总督府设治肇庆长达182年之久，明崇祯五年（1632年）两广总督府迁移广州。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重新迁回梧州，康熙二年（1663年）广东总督府移驻廉州。翌年广西政务重归广东管辖，两广总督迁驻肇庆。之后，又有反复，干隆十一年（1746年），两广总督迁驻广州。总计明代共任命两广总督11位（一说15位），清代89位，两朝共100位。这样，两广总督驻节梧州时间占两广总督存在446年的22.4%，总督人数11%，说明梧州在明清政治版图上居重要地位。这是基于多种地缘因素的结果。特别是明朝在梧州设总督府，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首例，说明梧州具有特殊政治地位，非普通府州城市可比。

　　二、地缘因素

　　（一）两广水陆交通枢纽

　　两广为珠江水系流经主要地区，水道纵横，在交通落后的古代甚至近现代，东西和南北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在东西方向上，梧州至广东三水思贤滘为两江下游。梧州四面有大面积山地丘陵，西江切穿广西盆地，经梧州进入广东，梧州成为东西交通咽喉。溯西江可通夜郎、巴蜀，打通云贵川；顺流而下扺肇庆、广州，沟通珠三角和海外。在南北方向上，梧州北有漓江、桂江、即湘桂走廊，过灵渠，接湘江北上湖湘。南接北流江，经低矮分水岭鬼门关（桂门关）按南流江，出北部湾，连接海上交通，即古代由合浦港发航海上丝绸之路。另外，南北流向的贺江也在梧州附近注入西江，溯贺江进入湖南九嶷山接潇水，即秦辟“新道”，同样连接湘江流域。这个四水纵横、辐辏梧州的交通枢纽地位，使梧州能尽擅地利发展起来。刘尧梅《苍梧总督军门志·开设总府记》评梧州曰：“介乎两广之中，水陆相通，道里适均，群山环拱，三洪汇流，岭南形胜无可比拟。”请谢启坤《广西通志·梧州府》条也称：“梧州居百粤五岭之市，连九嶷七泽之胜。北接湖湘而为唇齿之邦，下通番禺而有咽喉之势。唇齿湖湘，襟喉五羊，南控容邕，西顾桂柳，与应广肇，于以坐制诸蛮。“这个交通地理格局，绾毂四方，控制五岭南北、西江流域和南部沿海，以及桂西等少数民族地区。

　　另外，两广总督还有监察地方官员，尤其是巡抚一类高官大吏的任务。为便于履行职责，总督驻地常不在省会城市，而选在交通便利之处。明代广西省首府在桂林，广东省首府在广州，梧州与两地距离相若，有湘桂走廊和西江直通，很适宜在梧州监察两省吏治，考察官员政绩，及时处理军政大事。两广总督驻节梧州，这些问题可迎刃而解。

　　（二）历代行政建置中心的文化积淀

　　政区建置是一种制度文化，有历史继承性，可供后世的地方建置参考。梧州自古以来即为岭南一个政治中心，有政治优势可资利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国后，在南越国苍梧地设置苍梧郡，下辖广信、谢沐、高要等10县。东汉至南朝宋、齐时期，均设苍梧郡，治所亦在广信。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年），全国设13刺吏部，交趾刺史部从越南的赢楼（河内）迁到苍梧郡广信县。交趾刺史部统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等九郡，梧州成为岭南最大一个政治中心。东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交趾刺史部改置交州，十六年（210年）交州治从广信移至番禺。不久交广分治，又复置交州。再到吴末帝元兴九年（264年），从交州分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置广州，州治番禺。这样，从西汉初交趾刺史部治梧州广信县到交广分治，广信县有370多年为交州治所，同是岭南最大一个行政中心。以后历南朝到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广信县改称苍梧县，仍为苍梧郡治。唐高祖武德初（619年），始称梧州。宋以梧州古广信为界，其东为广南东路，简称广东，其西为广南西路，简称广西，两广简称由此而来。

　　明设广西布政使司和广东布政使司，两广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为两广总督之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前元代梧州路改为梧州府，领苍梧、藤县、容县、岑溪、怀集、北流、博白、兴业、陆川九县和郁林一州，成为桂东南最大一个行政区。清因明代建置。可见，梧州作为各级政区中心，地位没有改变，是一个跨区域政区中心。特别是与广东一部分联成一个政区，如西汉苍梧郡，含今封开、高要、封阳（今怀集一带）、端溪（今德庆、信宜、罗定一带）、东汉、三国吴、两晋、南朝宋、陈大体继承这个建置格局。隋代封川、都城归苍梧郡（治封川），唐代开建、封川归梧州；南汉两宋因之，元代开建、封川归梧州路，都按山川形便原则划分政区，梧州所辖地域跨两广交界地区。

　　梧州长期处于最高或次一级政区治所地位，由此积累起政区制度文化高位势能，辐射、影响到它管辖的地区，也同时形成政治向心力、文化认同和地方认同，有助于地方管理。至以梧州为核心，桂东、粤西一些地区长期隶属于梧州管辖，形成密的地缘政治关系，这对后来两广总督府设置于梧州，无疑奠定了厚重的历史的和地域的基础。

　　（三）军事战略重地

　　总督作为封疆大吏，掌握军政大权，随时调动、指挥军事力量，以平定动乱，稳定四方，故必须将府衙置于军事战略要地，才能有效地实现总督所被赋予的军事功能。而梧州城的军事地理优势，适宜两广总督驻节城市。

　　上古虽很渺茫，但仍有资料或传说显示，梧州先民即古越人一支苍梧部落原居洞庭湖一带，后在多次部族战争中南迁入桂，形成古苍梧国，为一个实行部落联盟式土邦小国。赵佗立南越国，封赵光为苍梧国王，即有其历史渊源。苍梧人大扺在战国末期定居梧州地区，落户不走，并就地兴建城市、关隘，无疑也是看中梧州军事地理价值。考古发现汉初筑梧州郡城于漓江与西江交会的水口，并筑漓水关。这是一个军事战略要地。一是三江交会，扼西广交通咽喉。二是如同治《苍梧县志》评古广信城曰：“依茶山，傍桂水，大江绕其前”，“大云山麓，东北跨山，西南二面皆临江”。极利于军事防守、进退；三是与邻近贺江河口封开城比较，梧州在西江上游，封开在其下，相距22公里。倘有敌军从贺江南下攻击梧州，要逆水而上，势不利于作战，故选梧州为军事要害而舍封开县更为上算。明代两广总督府就坐落在同治《苍梧县志》所绘地图中凤台书院所在凤凰处，即“府治”之东。为城内最高点，总督府之右为总兵府，左为总镇府。后人考证故城周长60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人口万户以上。明代发生许多战事，两广总督即在梧州坐镇指挥。《苍梧总督军门志·地方军务疏》指出，在许多军事行动中，“广东惟借广西之兵力，广西亦借广东之钱粮”，梧州恰居中，极便于调动。1920年孙中山“援桂讨陆”（荣廷）战争，就以攻克梧州为转折点，结束旧桂系在广西统治，可见梧州军事地理价值之一斑。

　　（四）民族关系错杂之区

　　两广历史上为多个少数民族所居，发展到明代，西江流域成为瑶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特别是桂东和粤西是瑶族主要根据地。洪武初，广西“诸蛮”先后起义，反对朱明王朝的斗争此起彼伏。特别是瑶族，明代是它在广东全盛时期，其人口和村落即瑶山数量空前絶后，今广东辖境（时含海南）当时有两布政司10府一直隶州83州县，除琼州、潮州两府以外，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年），万历《广东通志》所记瑶山凡918处。其中与梧州府毗邻的肇庆府和罗定直隶州有瑶山542处，占广东瑶山59%。而广西，大批瑶人从岭北经广东进入广西，使广西成为瑶人分布最多地区。史记：“（明）广西瑶、壮居多，盘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山倚为巢穴，三十六源踞其腹心，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以蔓延。”天顺七年（1463年）十一月十三日，侯大苟率领瑶族起义军攻占梧州，后受到残酷镇压，大藤峡被改名“断藤峡”。但农民起义并没有停止。洪武初爆发的广西上林、忻县之间八寨农民起义，时起时伏。嘉靖末年起义军两次攻打南宁，并打到梧州、廉州等地，直到万历七年（1579年）在两广总督刘尧诲所部10万官军镇压下，起义才最终失败。在桂林、贺州地区，明代也先后爆发多次多处农民起义，给朱明王朝统治以沉重打击。

　　在广东，特别与广西接壤罗旁山区，从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到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瑶族起义凡48次，其中明代36次，清代12次，明代罗旁瑶族两次起义达到高潮，且与广西大藤峡瑶族起义相呼应，沉重打击官军。万历四年（1576年），明廷调动20万大军，才将起义扑灭，并于其地分置东安（云浮）、西宁（郁南）两县，升泷水县为罗定（罗旁平定之意）州统辖之。自此，罗旁瑶不复见于记载。

　　另外，明代广西壮族起义也不絶于史，仅明天顺至万历（1457-1619年）年间就有7次。且与瑶族起义互为犄角，联合行动。广东封开、怀集、都城的壮族也同时举事。这都使梧州地区深深卷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鋭而复杂深渊。

　　在这种多民族矛盾斗争交织社会背景下，两广总督的设置和坐镇梧州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五）防倭前线

　　明初，日本一些封建主为了掠夺财富，组织一些武士、商人、浪人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烧杀抢掠等海盗活动，这些日本海盗是为倭寇。两广是倭患严重省区，对国家安全龢民生造成很大威胁，故抗倭成为终明一代要务。尤其嘉靖以后，倭患愈炽。抗倭斗争成为两广官民头等大事，两广总督是最重要策划者和指挥者。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大举进攻江浙沿海，海滨数千里告急。明王朝命令兵部尚书兼两广总督张经组织广西壮兵紧急驰援。这支队伍先集中梧州出发，取道西江、北江，逾大庾岭北上，扺达浙东前线。张经统一指挥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部队，终于重创倭寇，取得重大胜利，显示这位总督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指挥技巧，名重一时。

　　在倭患日趋严重背景下，两广总督坐镇梧州，极方便谋划、调动、指挥各路兵马赴前线作战。上述壮兵先集中梧州出发，即利用西江水运接北江开赴前线。而借南北流江出北部湾可平息倭患。另广东南路沿海，取道漠阳江入西江，联接肇庆，梧州、亦方便平倭。明隆庆五年（1569年）两广总督殷正茂追逼海盗林道干、禇良宝、许恩、郑大汉至阳江。万历二年（1574年）11月，倭寇1000人狂袭阳江，殷正茂率兵进剿，大获全胜。类似的平倭事件不在少数，说明在对外军事斗争中，两广总督发挥应有作用。

　　三、区域效应

　　两广总督驻节梧州，不仅对梧州城市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对它周边地区的社会治乱、经济兴衰，尤其对两广区域关系都产生深刻影响，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借鉴参考。

　　（一）安定局势

　　明代岭南和西南地区，为多事之地，内有各族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政治斗争，外有倭寇、海盗侵扰，导致社会不宁，人心不稳，妨碍社会经济发展。虽然各省有布政使、提刑按察司，左右参议政，左右参议等官佐，各府又有总兵府、监军府等，但都在各自行政区域内行使职权，对跨境事务难以干预和企及。而在实际上，很多地方政治事件，不受行政区域所限而连片发生，地方政府难免鞭长莫及，贻误事机。而总督却是节制不同省区的，具有超越省级政区长官的职权，可以直接处理地方事务。时广东按察司佥事陶鲁、广东按察司佥事林棉，广东道御史龚晟分别上疏云：“两广地势错互，当如臂指相便，不可离析”；“仍乞命大臣总督便。上可其奏，起雍右都御史总督兼巡抚，于梧州开设总府。居其调度，两广副总兵、参将而下悉听节制，而两广巡抚复不设，仍总于总督，永为定制。”同时在梧州还设总兵府和监军府，“自是两广兵权悉归三府矣。”但三府实权仍归总督府，后两广总督全称是“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即统摄两广军政大权。这样，两广军政要务归于总督，减少两省各自制肘，提高效率，有利于调动指挥军事行动，取得统制大局、平息地方动乱、安稳社会效果。如明代西江流域瑶壮民族，在明政府阶级、民族压迫之下，不断起事。两广总督频频起兵平定，包括天顺二年（1458年）两广总督叶盛对化州、石康、茂名、信宜、阳江等地流贼围剿；成化二年（1466年）两广总督韩雍对新会、信宜诸蛮平定；正德十六年（1521年）肖翀对封开、贺县瑶乱平定；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吴桂芳平定德庆、罗旁下江山瑶；隆庆六年（1572年）殷正茂平定吴川、阳江海盗郑大汉。特别是万历三年（1575年）开始，历时数年两广总督凌云翼平定罗旁瑶民起事。事后在两广接壤地区建立西宁、东安两县，升德庆州为罗定直隶州，以及一些巡司、营堡之类军事性质机关和哨所，建立相互往来通道，这都使两广西江地区获得较长久社会安定局面。

　　（二）开拓南江交通

　　南江即罗定江，古称泷水，晋康水，为雷州半岛北上通西江要道，但因山路崎岖，滩多流急而难以发挥效益。然而，这又是一条西江南下出海捷径。屈大均《广东新语·水语》有诗曰：“西江一道吞南北，南北双江总作西。”即诸水汇于西江，南江与西江、北江、东江一样都是珠江水系一部分。但直到明代，南江交通地位还很低，未能产生运输效益。在平定罗旁事件以后，两广总督凌云翼即着于开拓“粤西驿道”事宜。其在《奉命大征功已垂成并预计善后之图以保久安疏》提出开拓南江航道计划，曰：“自省城水路直扺泷城，登陆直扺高州只有五站”，“泷水南行至地名曰?3\1沟水口，堪立一驿，计七十里，系平路。由?3\1沟水口至地名掘峒堪立一驿，计八十里，路沿山傍，俱半日可到。由合水至地名掘峒立一驿，计八十里。由掘峒至地名大陵堪立一驿，计一百里。二站俱有山岭，各须一日可到，通共四百五十里，计四日半可扺高州。”这是从罗定县城出发经信宜至高州陆上交通线，沿途设5个驿站，扺鉴江流域。另从南江口溯罗定江，经今郁南连滩镇、罗定县城、罗定太平镇、过信宜合水镇、入高州马贵垦镇、长坡镇，至高州县城。这条交通线经过罗定江源地鸡笼山（1281米）崇山峻岭，是一项很艰苦工程。后《罗定道陈公去思碑》载：“劻勷之初，法制未备，万山丛翳，遗孽潜伏，抚民未尽革心，水陆道路未尽通浚，土思未尽垦辟，商贾未安于途。且荟郁蔚蒸，师旅瘴疬不时间作，虽张官置吏历十载，而民未宁宇，此改流为土之邪说所由。”罗定知县陈文衡力排众议，亲自“露冕冒瘴雾，遍历林菁，率所部于诸县所。达州之路刊木造梁，以成通衢。”“浚泷江、大洚水通商旅”。为南江流域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据曾昭璇实地考察研究，南江上游太平河为战国时高州人入海要道，汉军南下假道南江，沿途出土可作40-50人饭食的六耳铜锅。东晋在南江上游置龙乡县，南北朝建置不少，有晋康郡和广熙郡，建县封官不在少数。唐宋时期，大批瑶人入居。明代罗平瑶起事失败，各地汉人移入开垦，出现新居民点。采矿和伐木业很发达，产铁多供应佛山，当地也冶铸，名产“连滩铁锅”为罗定所出，销往外地。入清开垦更盛，干隆末罗定人口突破10万人。圩市大量产生。赶圩人次上万的即有围底、素龙、泗纶、替滨、苹塘、船步、太平，万人次以下不胜枚举。整个南江流域，乡镇遍布，经济文化稳定一时。两广总督之设功不可没。

　　（三） 开凿运河

　　元明时代，雷州半岛盛产粮食，有大批余粮外运。而珠三角自明代起，经济作物种植业崛起，成为缺粮区。梧州时也因屯兵需要军粮，故运粮成为头等大事。“湖广左布政使兼广东按察副使领岭西道事”陶鲁为此倾力开凿阳江与恩平、漠阳江和新兴江之间运河，以打通西江粮道，保障广州、梧州粮食供应。但因巨石阻挡，未能排除而告废。屈大均《广东新语·水语》记载了开运河一事：“陶三广公（即陶鲁）。尝从高州开一河，直达肇庆，功垂成，为人所泪。……盖雷、廉、钦地方所以寥落，由水路不通，少商贩也。开此河，则四郡皆为沃壤，寇盗不治自弭。而雷、廉积滞之粟，由河至广州，广州因以资裕，地利至要也。又陶公欲开且河三道。一从那龙渡东一里许凿之，以通恩平县南阶山之水，以达蚬岗。一从绵阳涌凿之，使西流以达麻濠之水，皆遇石而废。一从南津港沿海而西，以达丰头港，今淤。然那龙之水达于阶山，不过十里；南津之水达于丰头，不过三里。今取他道另凿，迄有成功，亦百世之利也。”陶鲁所议，颇有见地。至其所言，“开浚河头小河”，即打通漠阳江和新兴江分水岭，开运河入西江。其曰：“新兴河头，有渠形在林阜中，可以疏凿，使水南行三十里许，直接阳春黄泥湾，以通高、雷、廉三郡舟楫，免车牛挽运之苦。谷米各货往来既便，则东粤全省之利也。此宜亟行。”这些工程，皆为解决西江与沿海交通对接而作，虽未能真正实行，但很有见地，值得后人借鉴。屈大均高度评价陶鲁这些动议，曰：“守土大臣欲兴水利，其以此地为先。”又曰：“今因前绪而继之，费不大而成水利。”这个意见后一直受到重视，民国时期有关部门曾测量过漠阳江和新兴江间凿运河经过地区的地形、水文等基本状况。但以各种原因，凿运河之事一直未果。至今仍有人议论此工程，以分流西江洪水，改善新兴江、漠阳江生态环境。由此可见，陶鲁是很有科学眼光和预见的。

　　（四）繁荣梧州区域经济

　　两广总督驻节梧州，节制两广军政要务，也促进梧州城市建设和经济繁荣。据载，明成化六年（1470年）在梧州总督府、总兵府、总镇府建于城东最高点。三总府周边还建厅堂楼阁、亭台轩栩等建筑群，勾连错落，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为梧州核心和权力中枢。据《梧州府志》、《苍梧县志》记载，前后有16位总督和七位总镇，总兵驻节梧州。明正德五年（1510年）时任兵部尚书的增城人湛若水出使安南（今越南）路过梧州，应邀将历代驻梧州总督、总镇、总兵姓名、籍贯、出身、勋衔、任期等都刻于《总府题名记》碑上，状元伦文叙钞写碑文，为梧州增色不少。此碑今存梧州龙母庙，供人观赏。

　　两广总督致力平乱后招抚流民，组织垦荒，兴修水利。不数年，梧州区域经济不但得到恢复，而且成为“农桑被亩，鸡犬相闻”富庶地区。如新成立罗定州“四方来占籍者日众，三都双脉，石步二村为新兴人；路话、新培等九村为翁源英德人；今城市商场多广州人。各操乡音，初甚庞杂，日久相化成为方言，与珠江流域大率相同。”至梧州城市，总督节制两广兼理巡抚，建置梧厂（税收机关），设课税司，管理自梧州来往人员、货物、船舶、征收关税。有研究显示，梧州80%居民来自广东。“梧州开府，雄镇一方”，“舟车之聚，货物充积”。明成化年间以来，梧州是广盐在广西囤积之地，设盐厂，抽取盐税。明万历和清康熙年间，梧州驻扎水师，既为商港，也为军港。志称梧州“人物繁庶，商船群众，地之灵，神亦附之。”“梧郡商贸辐辏，不逞之徒，每潜入为盗”。外地人在梧州，以从商居多。明末梧州：“盐商木客，列肆香炉，多以新（会）、顺（德）、南海人”。 1976年在梧州市郊塘源林出土景德瓷，被认为通过商贸进来，与江西发生商业往来。后来梧州“商业之盛，实为全桂之冠”，因而有“小香港”之誉，这都与两广总督之设奠定的政治、经济基础分不开的。

　　（五）促进两广区域联合

　　列宁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梧州作为两广总督驻节城市，积聚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势能，既发挥两者辐射，也同时产生吸引功能，极大地促进两广的区域联合和结合，使之成为一体。这个过程虽可上溯到汉代交趾郡（刺史部）、交州、唐岭南道，宋广南东西路、元湖广省，但只到明代，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从湖广划归广东，广东、广西单独设省，两广并称，成为两个区域关系几为一体的地理单元。两广总督驻节梧州，发挥它的政治、军事等功能，所及范围是整个两广。两地各种关系和联系进一步融合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流动和结合都产生积极效果，在多方面表现出来，但这主要是经济互补，主要是指盐和粮食的相互交流。明代广西盐业，几为广州帮商人受政府特许经营，在梧州设立盐厂，形成以梧州为中心，向桂北、桂西、桂东三条供应线。史载“粤西食盐非本地所产，皆取给于粤东”。销运桂林的广盐由梧州起解，溯桂江运至桂林再分销。西江以南地区食盐，也由高、雷、廉陆运，供应梧州、玉林等府州。广西粮食，也听任广州帮商人贩返。史称：“桂（林）、平（乐）、梧（州）、浔（州）、南（宁）五府米谷听广东采卖。”特别是苍梧县戎圩，是广西谷米集散中心。《干隆五十三年重建戎圩粤东会馆碑记》载，在圩上广东商号达518家，主要是广州帮商人。碑云：“（广西）中岁谷人，辄有余，转输络绎于戎，为（广）东省赖。故客于戎者，四方接靷，而莫盛于广人；集于戎者，百货连樯，而莫多于稻子。凡两粤相资此为重地。”故广西谚曰：“无（广）东不成市”。依赖广东供求，广西才形成自己市场，而广西自明代将钦廉和雷州半岛、海南岛划归广东以后，失去海岸线，切断与海洋联系，变成内陆省，梧州成为唯一对外口岸，故广西又有“无市不趋（广）东”之谚。这样，两广区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以梧州为核心结合起来，两广总督府作为两地最高军政指挥机关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四、小结

　　明清时期两广总督驻节梧州，是基于梧州作为两广水陆交通枢纽、历代地区建置中心、军事战略要地、民族关系复杂之区，以及抗倭斗争前线等因素。它们综合作用的结果，使梧州高踞两广行政中枢100年，在岭南区域历史上产生重大区域效应。在政治上，在两广总督直接策划指挥下平定地方动乱，安定局势；在经济上，两广总督开拓南江交通，沟通与高雷廉地区联系，促进商品流动。多次谋划、尝试开凿阳江与新兴、恩平等地运河，虽未果，但其卓识远见，为后人称道。在城市建设上，梧州以其政治地位，有利商业发展和繁荣，后确立“小香港”地位；在区域关系上，梧州作为两广最高军政机关所在地，其所产生政治、经济效应，有利于两广区域的联合和结合，形成两广一体的区域格局，具有重大促进经济和区域发展意义。在当今这对于建设泛珠三角（9+2）、珠江—西江经济带都有借览参考意义。

　　（原载黄振饶：《梧州——岭南文化古都》，广东旅游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