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是广东四大族群文化之一，在岭南文化版图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顾名思义，客家文化载体客家人为外来移民，他们在历史上一批一批地从中原北方迁居岭南，将中原北方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合，经过长期碰撞、整合而产生不同于原居地的客家文化。在这里，移民时间早晚，入居地环境，以及当地原文化的差异，对客家文化特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使客家文化内部也形成某些差异。在这个问题上，注意者似乎不多。通常是将客家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而罕有在共同的文化特质之内，仍有其地域差异。实际上，东江与梅江作为广东两个水系，以它们为基础的客家文化，东江客家与梅江（州）客家文化在共同性基础上，仍可找到不少个性，例如形成时间先后、语言、风俗、民间信仰、民性等。但不管这些差异如何，都与移民有千丝万缕联系。本文旨趣，力图通过移民这一因素，对东江客家文化形成作一肤浅解读，以求证于方家。

　　一、东江流域是客家先民最早入居地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平岭南，设置郡县，广东大部分属南海郡，下辖番禺、四会、龙川、博罗、揭阳（一说建于西汉）5县，其中东江流域就有龙川、博罗，约占秦在广东置县的半数。一个县的建立，说明当地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成熟程度。秦代东江流域有如此规模政区建置，一是东江为北通江南、中原交通要道，也是重要行军路线所经。《淮南子·人间训》记秦平岭南五路大军，其中一路是“南野之界”，其地望虽有争议，但仍有学者认为，这路大军越过赣江与东江分水岭，南下龙川，并经营为军事要塞，奠定龙川立县政治基础；二是区域经济已有一定基础，可以负担建县行政费用。近年考古发掘证明，先秦在东江地区存在缚娄国，虽是土邦小国，但从出土文物判断，地区开发已达一定程度。东江流域之博罗、增城、惠阳、河源、连平等春秋战国墓，发现不少青铜器。龙川坪岭头遗址还有炭化米粒，可能是人工稻遗存。这两个要素，说明先秦和秦代东江流域应是岭南相对先进地区。秦平岭南，也带来早最一批移民，赵佗带领号称50万大军，平定岭南后不少人“皆家于越，生长子孙” 。另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土率衣补。秦皇可其一万五千人”  。至于这一万五千名女子是否都到了南越，不得而知，但肯定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东江流域。另外，秦在岭南推行实边政策，一批“贾人”、“逋亡人”、“赘婿”和“狱吏不直”者也谪至岭南，东江地区当为首选之地。晋陶潜《搜神记》载：“秦始皇时，有王道平者，长安人也”，后“被差伐征，陷落南国”  。此南国应为岭南。而记载秦代移民落籍龙川最为清楚的是《全唐文》曰：“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之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  ，其中一家就是唐朝时龙川人进士韦昌明的先祖，系从陕西迁来。韦昌明《越井记》说：“昌明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实与越井相始终”  。编《龙川县志》收入全县现有140个姓氏，仍有《越井记》所列赵、韦、官、任四姓，显见秦代东江移民来源相当广泛。

　　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文化。赵佗在东江地区兴教办学，推广汉字，建设城市，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开辟土地，修筑水利工程，发展农业。韦昌明《越井记》说“南越王赵佗，昔令龙川时，建治所，以嶅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登山望景，惟此为中。厥土沃壤，草木渐包，垦辟定规制”。赵佗在龙川为县令七八年，又在秦统一岭南之初，更需要和更有可能首先在龙川试行推广汉文化政策和措施。以后赵佗称王称帝，这些文化政策和措施推广至整个南越国，所以，赵佗在龙川推广汉文化，实为客家文化之先声，其作用无可置疑。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说龙川“唐宋以来，宗工哲匠，接踵而生”。这些由移民产生的文化传播，为以后客家文化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幷且，从整个岭南地区观察，由于东江地区开发早，中原移民人数多，又是赵佗兴王之地，汉文化传播规模和文化发展水平比其他一些地区要大要高，也在情理之中。故东江流域为客家文化最早一个摇篮当无可置疑。

　　二、东晋南朝是客家文化孕育时期

　　如果说秦汉进军岭南，部分中原北方军民入岭，带来中原文化，并与土著南越文化初步接触，还难以划分岭南文化的区域或民系差异的话，那么到东晋南朝，随着我国第一次移民高潮的到来，从中原入居东江流域的汉人更多，两地姓氏的血缘关系和文化地缘关系进一步靠拢，客家文化在东江地区进一步孕育成长。

　　关于这次移民高潮的记载甚多，在此不赘述。但这次移入主要地区是长江流域之湖北、湖北以至江西一带居民。移民在这些地区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再迁广东，东江地区是主要入居地之一，而“还没有大规模地进入广东的兴梅地区”。作为客家文化主要标志的客家方言，“由于客家的先民离开中原的年代还不很久远，而且地近北方话区，其方言尚未真正从中原汉语分化出来。客家方言的分化，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基于这一时期移民群体既有中原人，也有江南人，来源较复杂，反映在语言上，则带有他们原居地语言，故后世东江流域客家话，包括惠州、东莞、增城一带客家话语音五花八门，甚至一县、一乡之内，语音声调都不一致，显见是人员来源不同所致。例如明中叶以后，东江“水源话”，既以东江发源地得名，有人认为属客家话，也有人认为是粤方言，但实际是客家话。这种争议，恰好说明东江客家先民多个来源，带来不同方言，致有语言参差不齐、归属有争议现象。

　　三、宋元东江移民达到高潮与客家文化形成

　　唐末黄巢起义，粤东北未受波及，成为移民乐土，但人数不会很多。唐开大庾岭道后，无疑有利于客家先民人居粤北南雄、始兴、曲江一带。据统计，唐代广东各州人口增加最快的是韶州，由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6960户、40416口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的31000户、168948口，分别增加了3.5倍和3.2倍。粤北成为客家先民居住的重要地区，东江和梅江地区的中原移民更不在少数。但只有到宋元时期，客家才作为一个独立民系形成，客家文化也同步产生，成为岭南四大民系文化之一。理由如下：

　　（一）外来人口在当地占优势

　　如果把主、客户理解为人居时间早间早晚，则两者比例关系反映外来人口对当地人口强弱。北宋元丰初年主客户比例在各州分布，其中广东惠州、梅州和广西融州、浔州的这个比例都在50%以上，表明外来人口在当地占优势，奠定了客户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人口基础。后来惠州、梅州成为客家人在广东的大本营。宋末元初，进入闽、赣、粤交界地区的汉人更多，大量地方文献和谱牒记载了这个移民盛况。据罗香林《客家源流考》统计，南宋从江西、福建，以及安徽、江苏南迁广东龙川、五华、和平、梅县、大埔、蕉岭、河源、始兴、南雄、兴宁、惠阳、平远、翁源、丰顺、揭阳等地的有魏、曾、徐、谢、饶、丘、华、邓、刘、巫、何、张、温、吴、罗、黄、廖、陈等18姓。如《五华魏氏族谱》云：“时值宋末，天下混乱……我祖兄弟，惊恐流涕，商议只得移别处逃生。……至公至惠州长乐（五华）为一世开基祖。”《兴宁黄陂曾氏族谱》记：“宋政和壬辰年（1112年）由南丰徙福建宁化石壁卜居焉。因宋元兵扰，不能定居，由宁化徙广东长乐县家焉。现居兴宁、梅县、平远、镇平、五华、龙川、惠州、河源、和平、广州、新宁（台山）等县之曾姓，皆为此祖之后。”刘士骥《梅州丘氏创兆堂记》云：“谨按梅州丘氏……先世由中州迁闽。……少与乡人谢翱善，信国勤王师起，与翱同杖策入幕府。信国既北行，复与翱同归闽，道梅州北，今镇平之文福乡，喜其山水，因卜居焉。”又南雄《南阳堂邓氏联修族谱》曰：“名世之孙升，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升为散骑郎。……越三世坤钟，避宋季乱，徙居南雄象湖。”王象之《舆地纪胜》引《梅州图经》（已佚）：“（南宋时）郡土旷民惰，而业农者鲜，悉汀、赣侨寓者耕焉，故人不患无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给废。……然由其说可知南宋以前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侨寓之多。故〈太平寰宇记〉载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四十八，则是宋初至元丰不及百年而夸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户），且浮（高）出十之一二矣。”近年有人对209个客家氏族人居广东的时代分布作了调查，得到以下结果。

　　209个客家氏族迁广东时代分布

　　表格略

　　除时代不明的氏族以外，宋元人居广东氏族占有明确时代记载氏族135个的68％。这些氏族人居对客家系在广东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同一项研究结果，还展示这些氏族地域分布的集中现象。

　　宋元62个氏族迁广东地区分布

　　表格略

　　这些县除潮州、揭阳、海丰以外，都为客家人主要迁入地。这包括梅州和河源。梅州移民姑且勿论。河源移民可以龙川为代表，宋元时达到高峰。如龙川黄氏有258村，多为五代宋初江西黄峭山子黄井后裔；龙川刘氏有179村，南宋人刘开七为入粤之祖，共有14子，共中9子支系衍入龙川。龙川曾氏有108村，五代宋初有一支徙河源大湖田。又龙川杨氏有135村，祖上任职江西吉州，后有一支迁梅州及至龙川。另龙川邹氏有119村，传从江西吉水辗转外迁，南宋时有邹应龙中进士，后裔经大埔、梅州入龙川。有论者认为，龙川半数以上姓氏，特别是人口在一万人以上的大姓，都由江西迁来，主要从宋经元至明初[13]。可见东江是客家人另一个大本营。另据光绪《嘉应州志》指出：“其后屡经丧乱，主愈强，至元初大扺无虑皆客，元史所载，亦不分主客，疑其时客家之名已成，无主之非客矣。”[14]这里特别提到元代“客家”专称已经形成，说明客家作为一个独立民系至少在人口结构上已占压倒优势，在地域上主要指梅江和东江地区。

　　（二）主客民族地位变迁

　　原先与客家先民共存于粤东的畲族在宋元及其后陆续他迁，向闽南、闽东、闽北等地转移。原因除了封建王朝对畲族强化统治、滥征赋税以外，恐与客家先民到来有联系。一方面是客家先民难免与畲人有摩擦或冲突，如兴宁邓氏在《请神文式·请天神文》称“春瘟夏瘟，秋瘟冬瘟，时瘟瘴气，远隔千里，上来隔山，下来隔海，斩碛五姓贼人”（即畲族）[15]，将畲人与瘟疫等量齐观，想见矛盾很尖鋭。另一方面是随着客家先民人口增加，对山多田少的山区环境压力日益加重，人地矛盾愈加突出，而畲人以土著身份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番（畲）人自斫，番火自烧”[16]，也引起外来客家先民的不满。甚至兴宁客家先民婚嫁，也须向畲人纳钱[17]。但后来客家先民势力越来越大，而畲族人口单薄，文化又处于劣势，自难继续与客家先民争雄。为了保全自己，畲人只好他迁，向条件更为艰苦、人口相对稀疏的地方转移。这就使得客家先民有可能反客为主，发展为一个独立民系。

　　（三）共同经济模式形成

　　宋以前，迁居广东的客家先民人数不多，他们虽然也开山辟地，耕耘荒野，但毕竟未能形成自己的经济模式，当地仍广泛流行刀耕火种，即烧畲。宋代以来，大批进入广东山区的客家先民，必须选择适应新地理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从平原到山区，从种植小麦、稷为主的旱作转到开垦梯田或盆地水田为主的稻作。从大地主庄园式生产转到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生产等，可以说是一种热带亚热带山区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形态。北宋仁宗时，广南（两广）已有“溪洞人户争论田土”纠纷，这些人户当然也包括山区客家先民和畲、瑶等族人。南宋时，仅梅州、潮州就发生多宗田户诉讼案，其中梅州有一宗案20年仍未能了结，显然是为争夺土地而产生的官司，想见土地开发规模比较大，否则不会牵动官府，由此推及土地利用已成为客家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

　　客家先民与畲、瑶族人杂处，也深受他们影响，在经济生活中注入有益成分，构成自己经济特色。畲、瑶族人在山岭上遍植“畲米”，客家先民也在山坡和秋地上普遍种植“畲禾”；畲、瑶族人喜种薯蓣（后为番薯）、芋头，并作为主粮，客家先民也同样种植这些作物，后有“半年番薯半年粮”习俗。畲、瑶族人普遍以草木灰为肥料，客家先民也用这些肥料；畲、瑶族人采薪卖炭为一项重要副业收人，客家先民也同样如此。这说明畲、瑶族经济对客家农耕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借鉴和启示作用。客家梯田农业即为畲、瑶游耕农业的改造和发展，并为客家地区主要农业景观。这种梯田农业一经形成便历久不衰，随着客家人迁移流布各地，成为这个民系最显着的经济特色。

　　（四）共同心理素质形成

　　岭南汉族虽来于岭外，但以入居地环境差异，他们共同心理素质也仍有不同。复旦大学吴松弟博士总结了广府系211族迁广东记载，其中明确由外省迁来的仅65族，占总数30.8％；而客家系209族迁广东记载中，有206族记从外省人广，占总数98.6%，说明客家系的地域观念和宗族观念更强更深。这与客家人由中原或江淮转入湿热岭南山区环境有很大关系。在居住方面，客家人从原来民族和文化比较均一的地区转到多民族多文化杂处山区，为了避免矛盾，减少冲突，保护自我，往往聚族而居，形成新社区，并采取富有中原特色的建筑形式，即客家大屋或围龙屋。这种群体屋式可容数十户甚至数百户居住，内部有严格功能分工和布局，充分体现客家人以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据报导，这种屋式在梅县松源（何岭）、宝坑、隆文等地已发现建于唐代遗存遗址，但更多的是建于宋元，兴盛于明清，与客家人南迂历史相符合。在东江地区，从增城到和平都有这种屋式，著名的有和平中宪第、谦光楼、颖川旧家、东源县潘家园、河源苏家围等。在服饰方面，为适应山区环境和艰苦劳动需要，客家人无论贵贱都放弃原来长袍马褂，换上适于农耕的短衣短裤。同样，客家妇女后来不像其他民系妇女那样缠足束胸，而一个个天足宽胸，自然健美，承担起家庭、田间等一切繁重劳动，成为客家妇女特有的精神风貌。在教育文化方面．客家先民许多人是中原衣冠望族，来到蛮荒的岭南山区，可供谋生的门路不多，于是发挥自己固有的文化优势，以读书作为求出路的一种手段。故崇文重教成为河源客家一大文化特色。有人指出，“其突出表现是河源客家‘四重’的道德价值观念。‘四重’即重名节、重孝悌、重文教、重信义”。这是河源客家文化核心价值所在。

　　（五）客家话成为独立的一种方言

　　客家先民原使用中原语言，东晋南朝以降历经社会变动而在不同地区停留，一方面其语言与母语隔离，另一方面又与南方或少数民族语言交流、融合，逐渐脱离母语，发展为另一种方言即客家话，这个过程持续了几百年。但在宋代以前，客家先民入居岭南人数少而分散，在其他民族包围下，他们不可能形成新方言。宋代在岭南山区已出现反客为主人口格局，这个客民集团有人保持原有语言，有人使用带有当地特点的方言。周去非《岭外代答·风土门》说到钦州居民中“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这些北人，其中就有一部分是客家先民，他们使用的语言兼具南北语言特点。宋末元初南迁客民主要不是来自早年中原而是江淮、两湖和江西。他们所操语言脱离原来语言环境，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即一方面保存中原汉语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又发生新的变异，到宋元之际完成了从中原汉语分化的历史过程，成为一种新方言，但时间上比粤方言和潮汕方言要晚。所以清人郑昌时比较广东方言指出：“潮音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则说客话，而目潮音为白话……而客音去正音为近。”[21]这说明客家话作为一种独立方言已经形成。但对于东江客家，明中叶以后，由于居民的迁移，从龙川、河源到惠州、博罗一带，又形成一种既不同于梅州客家话，又有别于赣南客家话的水源话，称客家话惠河片，或客方言水源音[22]，成为东江客家文化一大语言特色，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客家方言。

　　四、小结

　　东江客家之形成，移民是一个最大动因，其发生于秦，出现最早一批客家先民，也是客家文化之先声。继经东晋南朝第一次移民高潮，入居的移民更多，来源更加广泛，使孕育中东江客家文化，带有多元文化成分。但只到宋元时期，随着更大规模移民高潮到来，以主客户比例为标志，东江、梅州地区都出现反客为主局面，外来居民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但更重要的是，以梯田和水田稻作为主的共同经济模式、崇文重教共同心理素质，以及客家话成为一种独立方言，共同整合成东江客家族群和东江客家文化，与梅江（州）客家族群和客家文化，共同出现在岭南客家文化版图上。但如上述，东江客家来源早，成份多，是一种复合或混合型客家，其中夹杂不少畬、瑶等少数民族文化成分。又东江客家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对外交流少，文化水平逊于梅州客家，但保留古风遗俗不少，是一笔宝贵文化资源，可供发掘和开发利用。通常对梅江客家研究和注意较多，东江客家则相对少而薄弱。实际上，他们都是同一个客家族群和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文化共同性之下，仍有小异而已。但这丝毫不减对东江客家研究的必要性，欲达此目的，还要倾注更大的努力。

　　（原载《惠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