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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话传播与广东地名文化景观

  闽南话是广东一个主要方言,分布从潮汕到海南岛沿海地带。以闽南话为最重要一个依据,划分出福佬民系和福佬文化区,与广府、客家文化区一起,构成广东区域文化版图。福佬文化有许多显着文化特质和风格,在区域文化各个层面上都有鲜明表现,其中在地名文化上反映也甚为突出,是福佬文化区一个很有个性的文化景观。藉助于这些地名分析,可瞭解福佬文化历史、内涵和对外传播,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意义。

  一、闽南话在广东传播的自然和人文背景

  闽南话分布广东莲花山脉和南海之间,为河流冲积或海积平原与台,地势低平,河网交错,海上交通方便,利于人群往来。广东相邻的福建,北部多山地丘陵,人口多集中于南部平原和低丘地区,与潮汕平原实为一体。明人王士性说“潮(州)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泉二郡通”。这种区域关系,为闽南话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自然和人文基础。

  福建与潮汕地区一样,古代为闽越人居地,族源相同。唐杜佑《通典》云;潮州“亦古闽越地”。宋欧阳忞《舆地广记》曰:“潮州春秋为七闽也,战国为越人所居。”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也指出:“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漳潮之分。”故闽南和潮汕自成一体,有别于岭南其他地区,加上两地在历史上有过一个时期属同一个政区。唐太宗贞观三年至十年(629—636年)潮州与福建同属江南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潮州隶于福州都督府,翌年潮州与漳州脱离福建,改隶岭南经略使;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漳、潮二州一起割属福建经略使,天宝十年(751年)再归岭南经略使;唐肃宗至德上元元年(760年)复归福州;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潮州割隶岭南节度使。自此以后,潮州才经束与福建的行政建置关系,稳定地在广东政区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但这前后有140多年在同一政区之下所形成的牢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无疑为闽南人迁移和文化扎根潮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故后有潮汕“亲闽疏粤”之说,与此不无关系。

  二、闽南话形成和对外传播

  据语言学者研究,上古时代,在各种社会变动中,吴越人向南迁移,给福建带来吴越语,潮州也被其影响,渗入吴越语成分。东晋南朝以降,中原汉族曾四次大规模进入福建,大大地增加了福建地方人口,也带来了中原汉语,与吴越语、闽越语相互交流和融合。特别是唐代陈政、陈元光父子开发漳州,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包括了语言的融合,闽南话基本形成,幷覆盖潮州。一个有力证据是韩愈贬潮州,“以正音为郡人诲,一失其真,遂不复变”。即以中原汉语统一当地语音,但未见成效,可见潮州话已基本定型,难以改变。这自然离不开闽南话的传入。

  唐末五代十国,福建在王审知治理下,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成为东南富裕之邦。到宋室南渡,大批中原人士避乱入闽,福建人口急剧增加,土地承载不了巨大人口压力,只有外迁到近潮州和广东其他沿海地区。宋代入居潮州人口增加,经济文化兴盛,杨万里诗云:“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这进一步加强了闽南话的发展和与闽南文化交流、闽南话成为与粤方言幷存的一种方言。

  宋代以后,大批闽南人迁入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闽南话与与当地土话发生交流,融合和变异,最终发展为闽南话的两个分支,即雷州话和海南话,成为闽南话在广东的两大板块。康熙《海康县志·风俗志》曰:“雷之语有三,……一有东语,亦名客语,与漳、潮大类。”道光《广东通志》也云:“琼岛孤悬海外,音与潮同,杂以闽人。”同时的《琼州府志》也记:“琼语有数种,曰东语,又曰客话,似闽音。”这样,宋明以来,琼雷地区已纳入闽南话分布区,与潮州地区一起,形成广东闽南话,也是福佬话地带,各种语言文化景观也同时出现。

  三、广东闽南话地名文化景观

  地名是一种可视又可悟文化景观,具有丰富的历史、民族、民系、文化等内涵。闽南话在广东传播,使闽南话地名成为它分布地区一种很有区域特色文化景观,异于广东其他方言区地名。

  移民到达新地,建立聚落,多以故土地名命名。这类闽南话地名在潮汕地区至为普遍,包括以厝、阪、墘、社、湳、汕等为首尾地名。其中厝为典型闽南话,意为房子、家,扩大即为聚落。厝这个闽台常用字,在福建用作聚落等地名有3643处,至于粤东有多少,据不完全统计,潮州厝地名有36处,揭阳13处,汕头28处,汕尾46处。从地名结构看,多属“姓+厝”模式,即一厝一姓,移民聚族而居,地名闽南话特色很明显。如饶平有张厝、李厝、陈厝、林厝、崔厝、施厝等,澄海有刘厝、黎厝、蔡厝、廖厝、灰厝、王厝,海丰、陆丰也有不少以厝为聚落地名。而丰顺则有罗厝、张厝、林厝、洪厝、胡厝等,但已属个别地名,说明丰顺为客家文化区与福佬文化区过渡地带。至于埯(安)、阪、墘、陇(垄)、埭、社、湳等字地名,俗字不少。有些不见古书(如埯、墘),作为地名在闽台很常见。而据《广东省今古地名词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广东省卷》,这类地名在粤东很个别,说明它们多为小地名,不为一般地名工具书所载。如饶平有上社、阪上、安田、下安、光陇等;汕头有上社、南社、蔡社、淘墘、金山塭、草塭、李厝塭、公塭、新田塭、埭头、上埭等。汕尾有前中社、社尾、博社、社排、社径、水墘、田墘、社前、阪英等。此外,“陇”字地名也不少,计潮安有12处,汕头有19处,汕尾有9处,揭阳有10处等。“寮”字地名,饶平有13处,汕头有37处,汕尾有49处,揭阳有21处等。但在民系混杂地区,地名分异也很明显。如揭阳市普宁县东部为闽南语地名群,西部为客家地名群。前者有丰美、新厝、洋古金、何厝围、华陇、林厝寨、新寮、吉洋、郭厝寮、乌堆洋、社香寮、布袋寮、埔上、埔下、扬美、付浦、潮来港、华溪等。后者则有大排岽、黎头岽、麻竹坑、白水磜、长山輋、雷公嶂、峨眉嶂、禾輋、磜仔下、水背岗、丰田坑、岭下、田仔坑等,明显带有山区地貌特点,恰是客家人居地,与上述分布在沿海台地、平原地区闽南话地名形成鲜明对照。

  闽潮人迁居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许多聚落地名也在两地传播。福建常用一些表示人文地理的地名在海南很常见。在海南1:100万地图上527个地名中,有87个(占17%)可在福建省地图中见到。这些相同的地名反映了两地地名特点。如文昌县较大地名在福建沿海同样出现,文昌有东郊、东坡、东门,莆田也有;铺前港为文昌一个港口,福建闽侯、同安沿海也有此地名;东阁、蓬莱、南阳、后湖、凤尾、竹林这些都是文昌较大的居民点,同样的地名在福建的福清、闽侯、晋江、漳浦、长乐、平和、东溪等县出现;在儋县、昌江沿海有海头、海尾、光村等港湾,它们分别在福建龙溪、莆田、晋江可找到。以上地名主要分布在岛北部沿海,又以文昌为集中,西南和东南沿海较少,中部几乎絶迹,少数在山区边缘,这与闽潮商人活动地域不无关系。今日福建常见地名如坑、田、围、尾、头、潭、塘、坡等在海南很普遍。移民到达新居地,希望安居乐业,于是以安、仁、丰、兴、福、龙、和等命名周围地物,这类含义的地名在两地屡见不鲜,乃两地居民共同心理素质的反映。另外,两地相同地名,在福建者主要在泉州、漳州、福州等沿海地区,内地甚少,反映这一带历史上商业和航海盛况。而在海南同一地名往往出现在福建多个地方,说明海南移民来源于福建很广泛。如澄迈县有太平,在福建永春、南平、浦城、建瓯等县皆可见;定安县有龙门,同样出现在福建漳平、龙岩、安溪、长乐、大田等县;蓬莱在文昌,也见于福建安溪、永春、长泰、闽侯等县。这类事例甚多,当然不是每个地名都有必然联系,但它们的一致或相类,应是两地移民和文化传播的结果。

  而在雷州半岛,现有南田(塍)村、林宅(厝)寮村、平余(村)、平原(村)、白院(村)、那卜(村)、那双(村)、麻扶(村)等。据有关考证,其中“田”、“宅”与闽语“塍”、“厝”读音一致,“余”、“原”、“院”韵母与闽语相同,“那”、“麻”声母与闽语相同,都说明闽人移入雷州半岛留下地名。它们读音差异和用字不同,为后来音变结果.但无改于移民文化地域转移的事实。另外,雷州半岛一些小地名,皆以“仔”相称,与闽南话相似。在海康(今雷州市)即有井仔、网门仔、下寮仔、坑仔、六洲仔、下元仔、东塘仔、英龙仔、新村仔、坡仔、调错仔、贤样仔、培家仔、油河仔、迈创仔等。在遂溪县有钗仔、石塘仔、打铁仔、分界铺仔、牛圩仔、湾仔、田头仔、黄川仔、石滩仔、那梭仔、急水仔、岭尾仔、迈典仔、河图仔、高塘仔、高田仔、新塘仔、莲塘仔、尖仔等。湛江市郊区有铺仔、后塘仔等,徐闻县有田亩仔、枝仔、梁村仔、龙仔、南林仔等。廉江县有新屋仔、田头仔、良村仔、塘仔、黄塘仔等。显见,这些仔字地名有较强地域性,未见于《湛江市地名志》,为小地名,故不收,但恰好有闽南语地名特色,为移民带来所致。

  除了上述聚落地名,广东福佬系地区以闽南话表示的涉海地名也不在少数,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与聚落地名重复的。作为政区名称反映了临海特点,如汕头、汕尾、潮阳、潮安、潮州、澄海、海丰、南澳,以及海南、海口、琼海、海康、徐闻等,皆离不开与海有关的含义。

  福佬人以耕海为生,以“洋”、“港”、“埭”、“埕”、“陇(垄)”、“塭”等为首尾的地名不少。“汕”即为一种捕鱼工具。港湾、海滨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这类地名很多,如牛田洋、枫洋、社光洋、南坑洋、黄竹洋、内洋、大坡洋、靖海、海山、海门、洋背、鸭头洋、舵浦、浮洋、湾头、官田洋、秀浦、海埔底、靖海、遮浪、下西港、港西、后港、大港以及海安、清澜、潭门等。持别是带“牛”字地名,鲜明地反映了以海为田的农耕文化。除牛田洋外还有不少这类地名,如澄海有牛埔,南澳有白牛,海丰有牛湖、牛头港、牛巴脊、牛脚村、牛皮地、牛母笏等。潮汕人围海造田,称为塭,以塭为通名的地名很多,如澄海有咸塭、新田塭、公塭,汕头市郊有周厝塭、草塭,金山塭,陆丰有町下塭、新塭、大塭头等。此外,煮海、采珠也为福佬人经济来源之一,这些产业地名有灶浦、珠浦、盐鸿、蟹地、盐屿、盐町、盐町头、珠池等。这些产业多依托海滨沙堤兴办,当地称沙堤为陇,即土埂,潮汕有东垄、北垄、内垄、陇尾、营垄、塘垄、金陇、陇一、陇二、寄陇、横陇、蔡垄、西陇、南陇、挑里陇、陇头、冠陇、下长陇、梅陇等。陇与“埭”皆有土坝之义,于是“埭”字地名在潮汕也常见。仅澄海一地即有尾埭、美埭、上埭、上埭尾、下埭尾、埭头、海埭等。闽潮人到了雷州半岛,也把很多海洋词彚带来,如“洋”字地名在雷州市有37处,如草洋、北泮洋等,在茂名则有亚洋、洋六水、洋头坪、洋桥、大洋、湖洋角、湖洋湾等,反映福佬海洋文化在粤西南的烙印。

  两广沿海,特别是海南岛渔民远涉鲸海,开发南海诸岛,那里很多地名也属闽南方言。海南渔民称环礁为“筐”或“圈”,故西沙群岛羚羊礁也称“筐仔”,华光礁也称“大筐”或“大圈”,南沙群岛榆亚暗沙在深水中,则称“深筐”或“深圈”。环礁中澙湖称为“石塘”,西沙永乐群岛多环礁,渔民称之为“石塘”。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传闻东大洋海,有长沙、石塘数万里”,西沙华光环礁则称“大塘”。这些名称说明南海诸诸岛自古以来已为我国人民认识、开发和经营,福佬系渔民功不可没。

  妈祖作为闽潮雷琼人奉祀至笃的海神,除了小孩命名与妈神相关以外,以其为通名的地名广见于沿海,尤以航海、渔业发达地区为甚。例如在汕尾,1949年前后7个街区中有4个以妈祖命名,即新宫妈、凤山妈、后寮妈、千金妈。在妈祖(天妃、天后)庙分布地区,这类地名甚多,包含着深刻的海洋文化底藴。

  四、小结

  基于相类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闽南和潮汕实为一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闽南话应首先形成,继向潮汕地区传播。唐末五代,闽南社会经济进一步高涨,人口增加,闽南方言继续进入潮汕,潮汕方言即福佬话基本定型。宋代以降,闽南居民大量迁入潮汕,同时扺达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幷发展为当地居民的主体,统称福佬系(人)(后又分潮汕系、雷州系和海南系,闽南话随而传播福佬系地区,并成为广东主要方言之一,主要沿广东沿海分布。闽南话具有丰富文化内涵,文化特质和风格,其中伴随移民传入广东闽南话地名,在聚落地名、涉海地名等方面,呈大面积分布,反映广东沿海地形、聚落规模、宗族、农业、手工业、渔盐业、水利工程、文化交流等众多内容。说明闽粤间具有深厚历史人文渊源和紧密的区域关系,是一种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应予珍视和开发利用,为建立区域经济合作,构建泛珠三角(即9+2)经济区服务。

  (原载《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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