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是我国一个最古老、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地域文化。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河洛文化一般指以伊洛平原为中心河南全境地域文化，而广义河洛文化，除河南省外，还包括晋南、关中、冀南、鲁西、鄂西北等地构成的地域文化，被视为是中原文化的代表。这里所论的主要是指广义河洛文化。而岭南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类型，覆盖范围在五岭以南，指今广东、广西大部，海南岛、港澳，以及越南北部。虽然两地距离遥远，文化历史进程、特质和风格有很大差异，但那些连结两种文化的纽带，从未断絶并一直在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形成很密切的文化碰撞、交融与整合关系，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格局中两个重要成员，南北辉映，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繁荣中华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一、文化交流地缘和史缘基础

　　河洛文化和岭南文化都属开放性文化系统，基于以下原因，它们的文化交流有着深厚地缘和史缘基础。

　　（一）文化形态南北差异

　　河洛文化区域在我国北方，属暖温带范围，又深处内陆。在这个地理环境下，决定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建筑形态、饮食、服饰、风习，以及人的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文化特征与处在热带亚热带、濒临海洋的边缘地区的岭南文化特征有很大不同。正因为这种纬度地带性产生的南北差异，使作为物质形式的文化交流，是一种有与无的关系，而不像经度地带性产生的东西差异，是一种多与少的关系。河洛地区需要热带、海洋产品，必须从岭南取得，反之，岭南也同样需要北方文化产品，故地区交流不可或缺。河洛是商朝中心、多个王朝都城所在。战国时期著作《逸周书·王会解·伊尹朝献》说伊尹制定四方献令，对“正南，……请令以珠矾、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

　　另据道光《白云、越秀二山合志》关于越人公师隅条下说：“时三晋惟魏最强，越王与魏通好，于是使隅往复南海，求犀角、象齿以献之魏。”我国出产这些贡品的正南地区，应为岭南及南海。当中原已进入奴隶社会时，岭南还处在原始社会晚期，同样需要中原文化产品来发展自己。岭南地区考古发掘不少青铜器，广见于粤西、粤中和桂东等地。有论著认为“中原青铜器在两广出现，最大可能是在楚国势力直接进逼岭南时传入，时间最早不超过春秋晚期。”

　　这种物质文化产品互补，成为沟通地区交流一个重要动因。

　　（二）文化势能地区差异

　　岭南开发历史，至少比中原地区要迟上1000多年，先秦中原已是文明社会或进入封建社会，而岭南是蒙昩社会，或刚进入不完全奴隶社会。《吕氏春秋·恃君览》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敞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即为一些部落或土邦小国。前者代表的是一种强势文化，或主流文化，而后者代表的是一种弱势文化，也是非主流文化。文化发展水平高低的地区差异如此之大，中原文化向岭南地区辐射势在必然，这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播的一个普遍规律。

　　（三）南北山川形势，利于两地文化交流

　　黄河支流洛水与长江支流汉水在秦岭南麓今商洛一带分水岭并不很高峻，其间有通道可向通两大水系，河洛文化可假道汉水下长江，经洞庭湖，溯湘江，经五岭间道传入岭南。岭南文化也可走这条线北上中原。隋代修筑以洛阳为中心南北大运河，元代裁弯取直，使南北交通更为便捷，两地文化交流由此建立起强大通道。

　　二、先秦时期河洛文化在岭南的传播

　　先秦中原是中国文化重心和代表。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积累瞭高位文化势能，迅即以高屋建瓴之势向周边辐射，到达岭南虽已成强弩之末，但仍留下深刻痕迹和产生重大影响，为秦以后岭南快速进入封建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历史文献记载、神话传说和风俗遗存，说明河洛文化在岭南传播是有事实根据的。这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一）尧舜禹对南方的征战

　　中原是尧舜禹的根据地，他们发动对南方土著的一系列征战活动，直接进入或影响到岭南，实际上给岭南带来中原文化。据郑樵《通志》和《后汉书·律历》推算，约在公元前25世纪，颛顼成为中原族群酋长，《史记》说他：“治气以教化，挚诚以祭礼，……南至于交趾。”即中原伦理道德开始影响到岭南。稍后，帝尧执掌中原政治势力，命羲叔掌握天文地理，《尧典》说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讹，后人认为应为化，指今广东化州）。但这一过程出现阻滞，尧继派后羿发动南征，刘安《淮南子·木经篇》将其神话化，衍生出“后羿射日”故事，实为对南方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南方部族或部落的战争。按肇庆刘伟铿先生考证，猰貐即苍梧，凿齿在今西江下游，九婴即枭阳，大风为风姓之裔，任姓的番禺等氏族，封豨在今贺江流域，这些部族主要分布在岭南。

　　舜继尧位，据《史记·五帝本纪》载，时三苗作乱，平息后，“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驩兜又写作驩兜，为“番禺”之异译，其地望一说在今珠三角一带。而“三危”在赤水东，赤水一说即今广西红水河。《山海经·中山经》曰：“朝歌之山，无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荣”。《山海经·大荒南经》又曰：“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刘伟铿认为，朝歌之山在今韶关以北韶石山，舜在此奏韶乐，故名。无水即武水，荣水（又名英水）则即北江，不庭之山即番山，在今广州，朝歌之山在今粤东。若此，则舜很多活动发生在岭南，最后卒于苍梧。此说实属无疑，在苍梧有舜帝庙，杜甫《暮冬送苏四郎徯兵曹适桂州》诗有“为入苍梧庙，看云哭九疑”。苏东坡从惠州再贬海南昌化军（今儋州），路过苍梧，参拜过舜帝庙，有诗云：“幽人推枕坐叹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边父老能说子（子由，其弟苏辙），白发红颜如君长。”此外，在桂林有宋代理学家张栻重修舜帝庙。明人周进隆有诗曰：“远民疾苦劳君心，虞帝南巡车驾临。”又韶关舜南巡奏乐处，旧名九成台，改称韶州后，韩愈贬岭南经此，亦有诗云：“暂欲系船韶石下，上宾虞舜整冠裙。”舜在岭南遗迹堪为河洛文化在岭南一个缩影。舜后被视为珠江文化的哲圣。

　　禹时，战争仍在继续，《墨子·非攻》曰：“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三苗。雷电悖振，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扼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若按上述三苗迁三危的理解，则禹在岭南也有其活动。后来禹治理了洪水，平定战乱，奠定高山大川，把天下划野分为九州。岭南在扬州外徼，而河洛在豫州，居九州之中，成为中原文化中心地，对外文化辐射进入一个新阶段，与岭南文化关系，也同步发展。

　　（二）岭南原始文化对中原传播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在三代前后这段文化交流中，岭南文化也有向中原地区传播的一页。

　　上述伊尹所制四方献令，还规定：“正西，昆仓、狗国、鬼亲、枳己、闟耳（即儋耳，今海南岛西北），贯胸，雕题，离丘，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纰罽、龙角、神龟为献”。据考，这些土邦小国，有一部分在岭南，如《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伯虑国（一说在今博罗）、离（儋）耳、雕题（在今西江、海南等地）、北朐国，皆在郁水（西江）南”，所贡献为矿产、畜产和水产品，与岭南多种环境与资源相符合。

　　南北部族或以部落联盟，或以婚姻结成新的族群，也是中原与岭南文化交流一种方式。据考，分布在贺江流域以猪为图腾的原始人群封豨人，历经变迁和北上，到三代时，一部分人北上与陈人结合成陈锋氏，在今河南淮阳；一部分与巨人结合而成封巨氏，在今河南封丘，当然还有与其他氏族结合的。到西周时，封狶分化成两部分，一部分被掳北去为奴，被都郭国（在今河南郑州），作为贡品送给周天子，另一部分仍留在原地，即今广东封开。

　　《楚辞·远游》、《山海经·海外西经》等先秦古籍屡有羽人、白民、羽民记载，在岭南秦汉考古中，也常见羽人服饰图案（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羽人），这实为鸟图腾民族，分布于南北流江流域。这是溯湘桂走廊，出湘江，北上中原交通孔道。一部分羽人后北上，与偰人结合偰俞氏，即猰貐人，居今河南阳武；另一支与娄人结合为于娄氏，居今河南固始县东南。羽人善种甘蔗，《山海经》称之为“甘木”。晋郭璞为之作注云：“甘木即不死树（即宿根蔗，可多年生），食之不老。”谅羽人可能将此作物传至河南，因先秦河南气候比后来暖湿。近年在河南濮阳约6000年新石器遗址中，即发现古人用蚌殻摆成龙型图案，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说明这一带气温比现在高2—3℃，适于野象、犀牛生长。故九州中有豫州，其中“豫”一说为象被系以绳子。野象可长，则甘蔗传此也在情理之中。

　　伊尹为商汤所制“四方献令”中列有：“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土邦小国名称。其中“桂国”在今桂林一带。桂国人以青蛙为图腾，常铸于铜鼓面和腰部。蛙有预知雨水生理感应，被当地人称为圭虫，圭与卜组合为卦，同音衍为鸡卜，为古越人盛行风俗。刘伟铿先生认为伏羲的八卦应从桂人北上与戎人结合成的邽戎处传入。举凡这类由于军事征战、民族融合等带来的文化交流，当大不乏其例，但基于山川阻隔、社会形态差异等原因，这种交流都是自发的，效果亦当有限。

　　三、秦汉以来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互动

　　秦汉以降，岭南已纳入中国版图，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建立，中原文化也伴随军事活动、人口迁移等方式进入岭南，成为岭南文化一个成分。但在直到唐代，岭南土著势力仍很强大，中原文化未能成为其中主流，仍处于两种文化碰撞、交融状态。

　　秦汉进军岭南，可以说也是一次有组织的移民。《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遗戍”。实际上，这只是随军而来非战斗人员。而秦征岭南号称50万大军经越人顽强扺抗，留下来的大概不足10万人，主要留屯于珠江三角洲和西江地区，是最早一批军事移民。秦军统帅赵佗来自今河北正定，属冀南，应为河洛文化范围内。同书《淮南衡山列传》又曰：“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土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批女性，对加强两地民族血缘和文化交流同样不可忽视。而赵佗作为河洛文化或中原文化的代表，在他创立南越国期间所推行封建政治、军事制度、教育、礼教、城市规划和建设、土地垦辟、生产技术等皆来自中原，其残迹保留至今。广州任嚣城（秦城）、越城（赵佗城）、龙川佗城布局完全按照《周礼·考工记》营城规制进行，另有记载并经文物普查认同的还有乐昌“赵佗城”、湘粤边界仁化城、英德、清远间“万人城”等。赵佗积极推广汉语言文字，史称“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

　　 使得岭南“华风日兴”，“学校渐弘”。汉高祖为此下诏称：“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直到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仍称“而任嚣、尉佗所将率楼船士十余万，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今粤人大扺皆中国（原）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又云：“盖越至始皇而一变，至汉武而再变，中国之人，得蒙富教于兹土，以至今日，”甚至“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

　　当然，岭南文化也北传中原。如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曾封“织”为地跨闽、粤、赣三省区的“南海国”的南海王。《汉书·严助传》说：“南海王织上书献璧帛皇帝。”这是岭南出产玉石、织锦一类文化精品。赵佗更将岭南荔枝、鲛鱼进献给刘邦。汉武帝平南越国当年（前111年）即从岭南引种龙眼、荔枝、槟榔、千岁子、柑、橘等奇花异果百余种至长安，虽无一成活，但到底是一次岭南文化北上。南越国灭亡时，少数有功南越降将被封侯，安置在南阳等地，包括术阳侯建德、膫侯毕取，安道侯揭阳（史）定、随桃侯赵光、湘成侯监居翁、临蔡侯孙都（稽）、涉都侯喜、下鄜侯左将黄同等。

　　他们是一批有深厚南越文化底藴南越国官员，对封侯地文化应是有贡献的。

　　东汉建武十六年（40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反汉，扶风茂陵人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平乱。这实为一场中原封建制度对交趾奴隶制度的战争，以前者胜利结束，封建文化自此大规模在交趾地区立足。事后在今合浦一带留下谪戍士兵，“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同”。至今这一带仍操一种名为“马流话”方言，为中原话在岭南见证。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原通岭南湘桂走廊、南北流江沿线，乃至合浦港一带，发现大批汉墓，如兴安马坪、灵川马山、平乐银山岭、昭平、梧州鹤头山、藤县、玉林、北流、合浦等。仅合浦港地区即有汉墓5000多座，（已清理发掘数百座），延续时间从汉武帝元鼎至东汉献帝建安年间，约300多年，出土各类文物上万件，包括青铜器、玉器等首饰，属汉式器物，也有铜、陶仓等越式器物，以及玻璃、水晶、奇石等舶来品，显示中原、百越和海外文化在这里交融。马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海南各地几乎都有伏波庙和两伏波（另一位为西汉路博德）传说，郭沫若为此作诗曰：“有祠有井思永在，邳离新息并功多。”中原文化留迹海南。

　　秦汉代开始，岭南已成为贬谪罪犯、官员之地，其中因入岭南交通线偏重于湘桂走廊关系，不少中原官员、贵族“徙合浦”。有人据《汉书》、《后汉书》统计共有16处提到此事。这些人多为朝廷大员、外戚等。他们都是中原文化载体，对岭南文化作用自无可置疑。

　　汉代，岭南人北上，在洛阳、长安等地或学习汉文化，或为官，后来返回岭南，也成为河洛文化传播者。如东汉的著名学者番禺（今广州）人杨孚在洛阳为议郎，深得汉和帝器重，后回到家乡，将其居地称为“河南”，即今广州市海珠区，也是海珠岛称“河南岛”由来之一。并在海珠区下渡村保存有“杨孚井”，潄珠岗建“杨议郎祠”。杨孚撰有我国首部《异物志》，为重要地志类作品。传顺德人陈临，也在洛阳官至太尉，后回到故乡。后人为纪念陈临，称其所在地曰陈村，明清以来陈村发展为著名花卉之乡。

　　岭南文化在土著文化基础上吸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之长，到汉代已形成自己文化体系，同样向河洛地区传播。据《史记·封禅书》载：“是时既灭南越，……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鸡卜是越人风俗，已流入长安，成为汉武帝预卜吉凶手段。又有一些骆越人被北迁至汉水中游中卢县（今湖北襄阳）。东汉初，刘秀和公孙述都争取这批人为他们所用，无疑是看中这些骆越人的文化所致。1973年襄阳附近汉墓出土“越人口二户”的户籍简牍，验证此事属实。

　　马援征交趾，常吃薏苡，有辟瘴气之效。马援胜利回朝，载了一车，“欲以为种”，

　　也是岭南热作文化北上洛阳一段佳话。

　　汉时岭南政治中心在广信，即今两广封开、梧州一带，也是名重一时的教育和学术中心，有“史在苍梧”之说，涌现了一个经学大师群体。他们在岭南治学之同时，也北上洛阳、长安讲经，传播岭南文化。如经学家陈钦，苍梧广信人，公元九年，王莽称帝，陈钦上京师，为王莽讲《左氏春秋》，颇多创新见解。其子陈元，也是一位经学家，曾赴京师为郎，对《左传》注疏周详，见解精到，一时名噪京师。在东汉那场古今文经学论战中，他以掷地有声之论，驳倒对方，深得汉光武帝器重，被诏立为《左传》博士榜首。从中原落籍广信的弁子，为我国最早佛学家，其所着《理惑篇》（或称《弁子理惑论》，亦为不朽佛学著作，传遍我国南北。东晋南朝，广州成为佛教一个中心，禅宗始祖达摩在广州登陆，后上河南嵩山面壁，对佛教在河洛地区传播贡献甚大。今洛阳白马寺，甚至还奉供禅宗七祖像。祖籍山东汉阳，出生于广信士燮，既为交趾太守，同是一位经学家，所撰《春秋经注》、《公羊传注》、《谷梁传注》（均佚），也是很有成就著作，还有其弟士壹、士䵋  、士武被称为“四士”，皆为饱学之士，对我国经学贡献很大，其成就当传播到经学中心洛阳。

　　四、客家人迁移与河洛文化流布岭南

　　岭南客家人作为我国客家人主体，其作为一个民系形成应在宋元，但其先人从中原南下入岭，可追溯到很早，且与河洛文化有很深渊源。黄遵宪曾在《梅水诗传》序中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而守其语言不少变。余尝以为，客人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盖考之于语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诬了。”

　　实际上，岭南各民系，在唐以前未分化时，中原移民都是他们共同先祖，唯客家人更重族源而已。按岭南移民高潮常分五次，第一次在“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即入岭以后，这些移民文化已朝着异于河洛文化方向发展。唐末，岭南相对安定，“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在政治割据背景下，岭南文化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两宋两次移民商潮，一部分是北人，另一部分是江淮、两湖和江西人，进入五岭南北山区，以客家话成为一种独立方言为主要标志，说明客家民系已经形成。这一过程，伴随河洛文化在岭南传播，客家人是一个最重要的载体。

　　基于客家人深厚中原文化基因和对故土的眷恋，到新居地聚族而居，这除了进入陌生环境，须相互照顾以外，更源于客家先人在汉魏南北朝时中原宗族是聚族而居的，并采取坞堡式大屋。这种聚居方式和大屋建筑形式随着他们的南迁而带到新居地，大屋式在山区演变成堂屋或围龙屋。曾昭璇教授在研究了客家屋式以后，同样认为：“客家家屋之基本形式，乃中原型式。……今日屋式之特殊，正因其移动急速，与土著间不能立即讲和，是以屋式呈堡垒形态，此与历史或风俗学研究所得结论相同。” 此外，客家民居都以堂号、堂联彰显其本根文化意识。此堂号、堂联折射了中原文化在岭南生根、发展。堂号是祠堂的名号，是家族标志，有历史、血统意义；而堂联是祠堂大门对联，上联为本族发祥地，下联多为赞誉祖宗功德、激励后人文字。据侯月祥先生对广东139姓堂号、堂联摘辑，经粗略疏理，这些姓氏来源于陕西、山西、安徽、河南、河北、山东、江西、湖南、甘肃、江苏、浙江等省区，分布比较分散，但来自河南的相对集中，表示河洛文化作为中原文化之根或者代表是有根据的。例如邓姓“南阳堂”，堂联为“南阳世泽，东汉家声”；钟姓“颖川堂”，堂联为“高山流水，金陵世德”；郑姓“敦睦堂”，堂联为“荥阳世泽，诗礼家声”；丘姓“河南堂”，堂联为“鸿胪世泽，枢密家声”；谢姓“陈留堂”，堂联为“鸟衣世泽，宝树家声”；利姓“河南堂”，堂联为“忠臣世泽，贤相家声”

　　等，都充满儒家礼教，传承祖居地人文精神。客家人俗重读书，追求功名，即与此一脉相承。

　　河洛文化最大的一个亮点是周易，其中风水理论在客家民居堂屋和围龙屋中得到充分运用，也是河洛文化在岭南一个长生点。按客家屋和围龙屋形制和布局，一个是中轴对称，主次有序，以厅堂为中心组织院落，体现了皇权至尊思想；二是屋前必有半月形池塘，屋后也有半月形化胎（隆起土堆），两个半圆相结合，形同阴阳两仪的太极图式。两个半圆围遶方正的堂屋，寄寓于中国古人“天圆地方 ”理念，将整座屋宇比喻小宇宙，又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五、岭南神明崇拜中河洛文化

　　按“河图洛书”之传说，龙马在黄河出现，背负“河图”；而神龟在洛水出现，背负着“洛书”。后来龙和龟演变成图腾，不仅为北方人崇拜，也为岭南人奉祭。据《山海经·大荒南经》曰：“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后来这位神即南海神，受到隆重祭拜。岭南越人也同时拜龙和蛇神，实际上它们都是鳄的化身，龙的原型即为鳄。宋代以前，鳄遍布岭南，龙崇拜大行其道，龙母庙广见于珠江干流，可以推想这种龙崇拜与黄河龙马应有某种联系。而龟作为预测吉凶的神灵和长寿动物，早就为南北人崇拜。《史记·龟策列传》记南方老人用龟支撑床脚，因龟有“行气异引”之功，使老人获得长寿。此俗曾长期在岭南流行，至今在个别偏远地区仍有保留，其渊源当离不开“河图洛书”里的神龟。

　　另外，龟和蛇在北方称为“玄武”。洪兴祖注释《楚辞·远游》曰：“玄武谓龟蛇，位于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玄武位居于北方，属水，为北人崇拜。宋代，宋真宗改“玄武”为“真武”，信仰更盛，受祀更加隆重。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吾粤多真武宫，以南海佛山镇之祠为大、称曰祖庙。其像被发不冠，服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剑竖前，一龟一蛇，蟠结左右”。不过，许多真武庙在岭南又称为北帝庙，广西梧州、广东雷州、台山、阳江等地都有北帝庙，属水神庙宇。岭南农业发达，用水多，故司水玄武神有很高地位。《广东新语·器语》曰佛山祖庙“岁三月上巳（三月初三）举镇数十万人，竞为醮会。……凡三四昼夜而后已”。这是河洛文化在岭南传播和影响最显着事例。

　　六、结语

　　鉴于南北之间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特质的差异，以河洛文化为本根的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自远古时期开始即发生以部族征战和融合，以及方物贡献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文化交流，中原文化居于强势和主流文化地位。秦汉以来，自北向南的军事活动和移民，成为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主要方式，并产生深远影响。而岭南文化则以广信经学和百越文化某些特有内涵传入中原。宋元以后，客家作为岭南一个族群形成，其在深厚宗族观念、俗重读书、聚落选址和建筑布局，以及包括整个岭南在内的龟蛇神崇拜等方面，都彰显客家人是中原文化传播入岭南的主要载体，对岭南文化和区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原载《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