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地理大发现时代。这一时期地理学是西方历史上学术发展的一个惊人时期（此前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另一个为20世纪），这个时期延伸至17世纪初。在世界地理学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学，是近代地理学孕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奠定了近代地理学的基础，可以归属于近代地理学范畴。因为真正意义的近代地理学是19世纪下半叶由德国自然地理学者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和人文地理学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创立的，但他们离不开文艺复兴地理学的积累。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传入中国的地理学，即为文艺复兴地理学的成果，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地理学是清末民初由西方传入，经张相文、张其昀、丁文江、黄国璋、翁文灏、胡焕庸、吴尚时等一批地理学者吸收、整合中国传统地理学而成，但此前利玛窦传入西方文艺复兴地理学，以及清初全国性经纬度测量，在此基础上编制全国地图以及鸦片战争后大量翻译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学成就，却也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故可认为，利玛窦传入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应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而其传播地点首先就是在广东肇庆，然后扩布到南昌、南京、北京等地，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渐被中国人认识、吸收，与后来西方近代地理学一起，形成中国近代地理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肇庆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祥地，可谓实至名归，已是不争的事实。

　　明万历十年（1582）利玛窦从印度果阿进入我国澳门，翌年随同另一位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到广州，住进专为外国人来华居住的怀远驿，送给当地官员一幅世界地图和一些西方新式武器，使广州人耳目一新。但利玛窦深感在广州传教有许多困难，继而在当年转到两广总督驻地的政治、经济重镇、西江下游的肇庆作为落脚点。在肇庆，利玛窦获得肇庆知府王泮礼遇和支持，在传教之同时，传进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技术和宗教文化，包括西方地理学，不仅使时人大开眼界耳目一新，而且以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为代表，由这幅地图所承载的文艺复兴地理学内容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先是容忍，继而支持、尊重、欣赏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的肇庆知府王泮，可以说是最早打开视窗看世界的先驱者，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

　　利玛窦在肇庆传播文艺复兴地理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经纬度用于制图

　　中国虽然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已经使用简单工具，测得地形地物的方位和距离。唐代僧一行还进行过地理纬度测量，为以后天文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元代郭守敬在纬度测量上也取得重要成果。对地理经度在元初也有檏素概念，但无论纬度还是经度，迄今仍没有根据说明这些测量成果已经直接应用于地图制作。在中国地理学史上，为了应用西方地图投影法绘制地图而进行经纬度测量的第一人即为利玛窦。利氏为此先后亲自测量了广州、北京、南京、大同、杭州、太原、济南等城市的经纬度，数值与今天相差无几，精度甚高。利氏在《山海舆地全图》中，介绍经纬度作用、划分方法等问题，即东西向的纬度表示地球的长度、赤道为纬线的起线，向北数到北极为北纬90°，反之为南纬，也是90°。南北走向的经度表示地球的宽度，自今卡内里群岛起算，绕地球一周为360°。有了实测经纬度，即可在地图上对应起来，绘制成新地图。1602年李之藻刻的《坤舆万国全图》就是采用这种投影法绘制的，至今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和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都有收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溯自晋裴秀创造“制图六体”，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角，简称为计里画方）、道里（水准距离）、高下、方邪（斜）、迂直，后三者为依据地形高低起伏、弯曲大小而求取水准距离的方法，此为我国古代制图最大成就，沿用到清初。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汉代《地形图》就是按此法制作。但裴秀制图由于没有经纬度，也没有投影，用于小范围、小比例制图尚可，用于大面积则误差甚大，限制了它的实际应用。利氏传入经纬度，对此则迎刃而解，为我国地理制图的一座里程碑。到康熙时，皇帝派人从广州购进测量仪器，用新法测绘东北、江南经纬度和京师附近地图，康熙四十年（1708）开展全国地图测绘工作，历时数年即告完成，除了西藏以外，共测得经纬点641个，几遍及全国各省区。康熙五十七年（1718），根据上述经纬度测量结果，绘成一份具有相当高水准的《皇舆全览图》。全图纵横数丈，由二十八幅分图拼成，为全国地图测绘史上空前壮举，反映自裴秀制图法创立以来二千四百多年地理制图所达到的最高成就。显然，利玛窦传入经纬度用于制图是功不可没的。

　　二、首次确定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中心位置且沿用至今

　　春秋战国时期，交通很不发达，一般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央，而中原又居中国的中心，并以中原为坐标来确定东西南北，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非华夏族居住皆看成荒漠边陲之地，这种观念长期为中国人信奉。利玛窦为了满足这种古代中国人居天下之中的心态，在绘制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时，利用地图投影方法，将南北美洲放在亚洲东部，中国则居于地图中心位置，满足中国人的理想追求。这一制图惯例为后世沿用至今，为世界地图编绘所采用，实为利氏独创。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中国居天下之中，但把它绘在地图上却是始于利玛窦，因而说，中国（原）人的一个古老理想是在肇庆实现的，这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当然，这与肇庆知府王泮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利玛窦这幅地图绘出之初，王泮及其同僚看到中国在图上被放在地球最东边缘位置，很不满意，指出地球既为圆球，而球体的本性是无头无尾的，站在西方位置看世界，自然是以西方为中心，但站在大明帝国的位置看周围世界，应该以大明帝国为中心。利玛窦接受了王泮的这个意见，对地图作了修改，这便是后世所看到中国居世界地图中央的由来。

　　三、首次给中国人带来地球是球体观念——是一次关于天地观的质的飞跃

　　先秦早期就有所谓“天圆地方”说，主张“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曾参就认为：“诚如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其时人们认为，地是边长为八十五万里的平整的正方形，天顶高度是八万里，大地静止不动，日月星辰则在天空上随天旋转。西周时，则有“盖天说”，认为天如斗笠，大地像一个倒扣的盆子。这些天地观牢牢地囿限了中国人的思想，在实践上限制了人们的地理视野，后果非常严重。像明初郑和七下西洋远航那样的壮举，拥有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其船只有大海船六十艘左右，可载千人，连中小船只在内有百余艘，有时多达二百余艘，出航人数每次大约不少于27,000人。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前后历时二十九年，航程十万余里，到达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东非，却没有继续前进，都按原路折回，非常可惜。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天地观束缚、世界地图不发达的结果，否则郑和有可能发现新大陆。六十多年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这一连串的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即世界近代史上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此后，欧洲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过原始资本积累以后资本主义很快发展起来，创造了远胜于过去千百倍的文明。关于天地观的差异是其中一个原因。欧洲人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远航可以回到原点，而中国人则否。直到利氏来肇庆，通过制作地球仪、地球投影等，中国人才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利玛窦是这样介绍地圆观念的：“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面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 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

　　当然，中国人接受这种观点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无论怎样，利氏是传进地圆说的第一人。清初地理学者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说：“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而始知之。”又曰：“天文实用及地球经纬度，皆利氏西来而后始出。”这一学说在天文、航海、测量等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到清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航线有了新的发展。在明代的基础上，干隆年间新开广州—太平洋—合恩角—沿南美洲海岸北上—纽约航线和广州—巽他海峡—好望角—大西洋—纽约航线。嘉庆年间又开辟广州—大洋洲航线和广州—俄罗斯航线。这对于中国特别是对广东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瞭解，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些航线的开辟，与欧美国家的海上贸易是分不开的；而广东人地理视野的扩大和产生足够的勇气接受外来事物的挑战，从而能适应航海时代的到来，也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玛窦在肇庆所做的工作也是破天荒的。

　　四、地理专有名词的译定

　　利玛窦在肇庆改编的世界地图中还附有“图说”，确定了一系列自然地理名词，一直为后世所使用，如经纬度、南、北极、赤道、北极圈、亚细亚、欧罗巴、大西洋、尼罗河、地中海等。这些都是开拓性的工作，对统一地理科学用语，使之规范化、标准化，并写入教科书中，对传播地理科学贡献匪浅。

　　五、五大洲概念之介绍

　　利玛窦在肇庆所作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将世界分割为五大洲，即欧洲、非洲、亚州、南北美洲、南极洲（泛指南极一带，当时还未发现澳洲，清初方知），自此给中国人提供了世界的概念及世界各大洲组成的知识。五大洲分绘，地圆说也在中国第一次得到科学的印证。利氏还把五大洲位置及其四邻界地都作了扼要的说明，注上洲名、河流、湖泊、海、海岛等名称，给中国人展示了一个更详尽的世界图景。而在此前，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先秦时期，“中国”仅指黄河中下游地区，“蛮夷”也没有超过今日中国北方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秦统一六国，天下范围扩大，东到渤海、黄海、东海，南至越南北部，西至青海东部，北至内蒙古。汉代海陆丝绸之路兴起及延伸，中国人的地理视野远至中亚、南亚、西亚、非洲东北部，以及印度洋沿岸。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开辟，中国人目光再延至非洲东岸。明初郑和航海，也未能突破以往范围，郑和以后，中国对于非洲往来中断，对西方世界知之更模糊。直到利玛窦对五大洲的介绍，才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后又经明末另一位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纪》系统介绍了中国外部世界，中国人才更多地瞭解有关整个世界的自然、人文地理状况，在中国人眼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但不管怎样，其最大贡献者则首推利玛窦。

　　六、五带概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托勒米）时代，欧洲人已认识地球分五带，即按赤道与回归线划分一个热带、两个温带和两个寒带，反映全球气候地带性差异，在理论和生产实践上有重大意义。利氏把五带说传入中国，他在《坤舆万国全图》中，以赤道为中心，平分地球为南北两半球，并画了南北二回归线、南北二极圈线；相应地把气候分为一个热带、两个温带和两个寒带。这与古希腊、古罗马人对地球气候的分带一致。后世中国地理课本都采用这一地面气候划分法，此则为中国人对世界气候地带性认识之嚆矢。

　　七、世界各地情况之介绍

　　利玛窦世界地图介绍了各国方域、文物、风俗习惯等，使中国人瞭解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与其他各国的关系，瞭解海陆分布概况，弥补了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认识的不足，这都是前无古人的工作。

　　利玛窦在肇庆所作的工作和贡献，得到后人一致认同，并给予高度评价。利氏在书信中曾说：“我们的著作中，使中国人感觉兴趣的首推世界地图与数学之类的书籍，以及其他介绍新奇事物的书籍。”

　　地图即为地理学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清初学者剑华堂曾对利氏地图拍案叫絶：“呜呼！今日之天下，与古之天下异矣！……西人东来，地球图书，夫然五洲之土地，数十国之名号，灿然而分呈。”明末与利玛窦过从甚密的大学者章璜在其巨著《图书编》中即收録利氏《山海舆地全图》，并分成六幅插入书中，还与利氏配合作《山海舆地全图叙》和《舆地图图考》等文，曰：“自中国以达四海，固见地之无穷尽”，“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以及“普天下舆地分五洲，……各洲之国繁多难悉，大约皆百以上。”这些新地理概念，即从利氏地图中领悟而来。万历二十七年（1599），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要求居留南京的利玛窦重刻在肇庆所绘世界地图，并增加注释。利玛窦很快就完成这项工作，结果“这幅修订的舆图在精度上和印行数量上都超过了广东那个制品。它的样本从南京发行到中国其他各地，到澳门甚至到日本。”这样，无论官民都被利玛窦地图和它所包含的新地理概念所吸引，并广为传播。它传播的路线与利玛窦北上路线一样，是以肇庆为起点扩布的。台湾学者林东阳在《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一文中总结道：“当利玛窦扺达中国之时， 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一直停顿在中古水平，而他们的宇宙的概念仍然囿守古代盖天说。他们不知道大地是一个被海水包围的球体，其上分布几个大陆块，到处有人类生齿繁居。这是利玛窦首将近代的世界地理方法与知识介绍到中国。”“世界地图的绘制一直是利玛窦介绍近代西方科学的重要工作。世界地理新知的传播有利于中西之间文化宗教的交流。因为唯有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发生改变，他们才会产生足够的胆识去接受外来的新鲜事情。”这个评价是中肯和公允的。

　　利氏传播文艺复兴地理学的工作主要在肇庆完成，这些工作成为近代地理学在中国建立和后来发展的先河。所以说，肇庆是近代地理学在中国发祥地一点也不过分。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写入中国地理学史，填补已有中国地理学史在这方面的不足，并应作为肇庆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涵之一，得到继承和弘扬，纳入保护建设名城工作之列。

　　（原载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第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