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球的广东阳江“南海I号”宋代沉船，经过12年出水考古发掘，至2019年3月20日，清理出各类文物约18万件，比初时估计6万-8万件翻了一番。现发掘清理工作已接近尾声，据悉还有2万件文物正待清理。如此一来，这艘沉船所载实达16万件文物。不仅文物数量之多是空前的，而且它的类型之广、文化内涵之丰富、价值之巨、影响之大、历史地位之高，更是空前的、无以伦比的。故其发掘成果一经披露，举国震惊，称誉有加。“南海I号”是宋代海上丝路兴旺发达的有力见证。就出水文物而言，它全面、深刻、真实地反映了宋代海上丝路的性质、中外关系、商品交流、工艺制作、文化风格、海上交通等各个层面，具有重大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意义，完全有资格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之列。

　　一、“南海I号”验证了海上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平等往来之本义

　　自19世纪中叶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以来，中外各界人士都把它理解为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一切和平、友好、平等往来的代名词，显示了各方的真诚和友善，而不是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掠夺、征服、占有、甚至是铁和血的写成的文字。

　　“南海I号”发掘清理的出水物品，没有一件是武器，完全排除了使用暴力或暴力倾向，成扎成箩、一件又一件的是江西、浙江、福建生产陶瓷、铁锅，金银珠玉等饰物。如瓷器即有福建德化窑，泉州磁灶窑，江西景德窑，浙江龙泉窑及广州民窑等，含影青瓷、青瓷、青白瓷和铅緑釉的碗、盘、碟、壶、瓶等，铁器及制品，有铁锅、铁钉；还有银锭、铜环、钱币从东汉“货泉”、隋唐“五铢”、“开元通宝”到最晚“绍兴元宝”，发掘前期即达6000多枚（现已达上万枚）；生活用品种类更多，计有鎏金银腰带和虬龙纹环、金戒指、方楞金环、铜镜石、砚、石雕佛像、观音坐佛、朱砂、粉盒、手镯等女性用品、金条、漆器残片、石枕、眼镜蛇骨等，都是为了交换的民用物品，也有货主的装饰品、崇拜对象、宗教用品等，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而从贸易对象来看，“南海I号”沿着传统的丝路航行，如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说到“南海I号”博物馆所在今海陵岛，宋时称罗洲，亦称溽洲，为南海航线上重要寄碇处。“广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检司，谓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过溽洲则沧溟矣。商舶去时少需以诀，然后解去，谓之‘放洋’，还至溽洲，则相庆贺，寨兵有酒肉之馈，并防护赴广州。”沿途经过南海、印度洋、阿拉伯诸国。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航海外夷》条说“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今爪哇），其次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鸟），其次乃诸国耳。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马来半岛以东的海岛）与交洋（交趾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东）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karimata）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在今印度西南部）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入中国。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趾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国、阇婆之半。而三佛齐、阇婆又不及大食国之半也。诸番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考古专家根据这些航线所扺达的国家和“南海I号”出水文物的风格判断，“南海I号”从福建泉州港出发，驶往新加坡、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国，从事海上贸易。宋代社会经济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往来，公平买卖，没有必要使用武力，符合海上丝路的精神。如宋朝政府对各国贡使、商人十分友好，对所贡品，“估价回赐”，都超过其所值，在生活上提供种种照顾和支持，使之自在愉快，还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而宋代海商到了海外，也往往受到隆重的礼遇。如宋代商船到达渤泥国（今加里曼丹北部）后，“其王子与眷属率大人（王之左右曰大人）到船问劳，船人锦借跳板迎肃，款以酒醴，用金银器皿、禒席、凉伞等分献有差。”迨交易完毕，返棹之日，“其王亦酾酒椎牛祖席，酢以脑子、番布等称其所施。”完全是一派和平友好气氛。宋船每到一地，还会掀起新一轮贸易高潮，甚至建立起互信的贸易方式。如到了麻逸国（在今菲律宾一带），当地“蛮贾丛至”，搬运货物，“乃以其货转入他岛屿贸易，率至八九月始归，以其所得准偿舶商，亦有过期不归者。”这种商业诚信体系之建立，反映了宋商具有宽广的襟怀和当地人恪守信用，是海丝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些举措对稳定宋王朝与海外国家政治起了良好的作用。“南海I号”作为海丝使者，出水商品及其用途即隐喻了海上丝路的精神，反映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

　　二、“南海I号”反映了宋代高度发达的造船技术

　　宋代以海立国，大兴海上贸易，为此建立市舶司，推行市舶务，市易法，取消铜钱出口禁令等，以保障海上丝路畅通兴旺。为此，必须要有造船技术进步和导航技术提高等，促使宋代海上贸易踏上更高发展阶段，这在“南海I号”上得到充分体现。

　　“南海I号”船体显示宋代很高超造船水平。据考古测量，该船长34m，宽11m，高4m-5m，排水量500吨。在水下27米深的海底沉睡800年以后，船舷和甲板仍能保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特别重要是船体中设“水密隔舱”，即船体一格一格的隔断，隔断之间的舱室称为“水密隔舱”。平时水密隔舱用来装载货物，但更重要的作用是大大地提高了船只的安全性。当船体受损时，因隔舱板的存在，海水只能涌入受损舱室。即使两三个舱受损，也不至于危及整船体的安全，同时水密隔舱也增加了船体横向强度，大大增强了它的“抗沉性”。这是我国造船史上一个跨时代的进步。据朱彧《萍洲可谈》记，在广州装货记载，一般船舶有15个水密隔舱。而“南海I号”有8个水密隔舱。据研究，海船水密隔舱最早出现于唐代，过了近千年，18世纪这项技术才被西方人大量使用。但在宋代，这种水密隔舱已在南海航船上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1974年发现，1975年3月新华社报导在福建泉州发现宋代沉船，也有水密隔舱，被称为“世界考古珍闻”。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水密隔舱技术的优点：“若干最大船舶有大舱十三所，以厚板隔之，其用在防海险，如船身触礁或触饿鲸而海水透入之事，其事常见。……至是水由破处浸入，流入船舶。水手发现船身破处，立将浸水舱中之货物徙于邻舱，盖诸舱之壁嵌甚坚，水不能透，然后修理破处，复将徙出货物运回舱中”。从“南海I号”看，马可·波罗所言不假。按宋代海船分福船和广船，据考古发掘，“南海I号”应为福船，验证了它从泉州起航，南航东南亚，在阳江海域沉没。

　　船有行有止，必须藉助于船碇，下泊必须下碇，“南海I号”出水“木瓜石碇”呈菱形，两头略窄，中部较宽，长3.1米，厚近一尺，重420公斤，花岗岩制作，为宋代最大的石碇。如此规模的石碇必然与它所停靠的船舶是相适应的，由此可知，“南海I号”的几何尺寸在宋代船舶中，应是很庞大的。

　　三、“南海I号”出水货物结构差异反映的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

　　从“南海I号”出水货物看来，主要为外销瓷器、铜钱、金属制品及其他。这已如上述，特别是瓷器，灿然如新，色泽悦目，与它们原地所产的无异。对于这些出水的生活用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给予瞭高度的评价：“出海远航的船是一个单一性社会，人们会把那个时代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带上船，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将使我们洞察当时的贸易方式和生活方式，幷且提供地面上无从捕捉的考古佐证。”而按《宋会要辑稿》记载，通过海道进口货物约460多种，包括象犀、珍宝、香药、珊瑚、宾铁、鳖皮、玳瑁、玛瑙、砗磲、水晶、蕃布、乌楠、苏木等，尤其乳香数量最大。两相比较，出口货物多为普通生活用品，为一般百姓消费，而进口为昂贵的奢侈品，为王室、官员享用。这个不同的货物结构，显示宋王朝有发达的生产力、生产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如瓷器、各种工艺品等，都凝聚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反观进口的货物，多为原材料或初级产品，未经深度加工，如香料、禽畜、兽类等，说明进口国家地区，经济水平低，商品生产不发达，自然经济占优势。如《岭外代答·外国门·安南门》说“凡莅官，不支俸，唯付以一方之民，俾得属役耕渔以取利，兵士月一更，暇则耕种自给”；占城国“可耕之地絶少，无羊豕蔬茄，入采香为生。国无市肆，地广人少，多买奴婢”。三佛齐国（今苏门答腊）“国无所产，而人习战攻。”举凡这类国家皆不发达，朝贡于宋，即使与广州商贸最多的大食诸国（阿拉伯地区），“有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苏门答腊之北），……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产乳香、龙涎、真珠、琉璃、犀角、象牙、珊瑚、木香、没药、血竭、阿魏、苏合油、没石子、蔷薇水等货，皆大食诸国至此博易。”这份清单，几乎全是农林海产品，絶少手工业品和工艺品，虽见自然经济占优势，与宋王朝商品生产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形成的贸易往来不可或缺，也是海丝不絶的一个原因，同时显示了在宋代，海洋经济占优势，由此使国力强盛，在当时世界上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四、“南海I号”出水文物显示了货主的品牌意识

　　我国自古有商标，相当于品牌，是商品一个标记，也是商品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宋代商标使用已很普遍，见于各类商品，这也是知识产权表达方式。除了图案，人名也可视为商标表达方式。“南海I号”出水瓷器，有些在瓷器底处留有各种各样墨书，除了标志陶瓷生产的作坊、陶瓷家姓氏、商家名号以外，还是一种商业品牌，殊足珍视。例如泉州磁窑出产一些小瓷瓶足底，墨书“蔡”、“陈”、“林”、“郑知客”、“然”、“直”等字，可能为船上商人姓氏记号。另有一些墨书“几”、“由”、“杨”，还有“李大用”、“六哥”、“林兄”、“林长保□”等字，谅为商家或国家所作的记号。这类陶器或商品标记瓷碗也见于其他沉船。如1974年在泉州出土宋末元初海船，即发现大量的“南家记号”、“南家”、“曾干水记”、“林干水记”、“张干水记”、“干记”等字样的木牌、木签，谅是泉州本地的商家或为官家富户经营产业“干人”记号。“南海I号”与泉州沉船上瓷器的墨书记号惊人相似，除了它们产地相同以外，更在于这些记号，实为一种瓷器品牌，藉助于海上贸易，传到海内外，以扩大自己的销路和影响，也是一种营商模式，具有商业广告价值。所以“南海１号”生产和销售者，已建立起商品品牌意识，并运用于商品生产和销售，这在海上丝路和商业历史上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创举，应予系统地研究。随着发掘的深入和完成，这些瓷器名号的归类研究，将会得到很有意义的结论。

　　五、来样异地加工模式

　　“南海１号”出水一些瓷器风格与国内同类物品迥异，如“喇叭口”大小瓷碗，符合东南亚，阿拉伯等地区居民饮食习惯使用，很有可能是船主人按照这些地区商人要求，在中国某个窑址烧制的。这些外销瓷数以10万件，是一笔可观的定货。可以说是异地加工，运回本国消费。瓷器墨书多个商家和人名记号，完全说明这种“来料加工”生产模式，这在宋代是一个创新。而据出水的瓷器判断，这些瓷器分别出自浙江龙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磁窑、江西景德窑等地，跨三省区，相互间有上千里的距离，瓷器又是粗重货物，运输不方便，谅是分散加工，集中成品舶运海外。由此看出，货主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依靠其掌握的生产布局网络，建立起瓷窑生产体系。这说明宋代南方，商品生产和流通已有严密的地域分工和协作，以及运输体系，并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这些瓷窑所制作产品种类、风格不同，又说明来样加工的内容和形式很丰富，生产的专业化水平也不低。例如景德窑系生产的影青瓷、有划花碗、小瓶、葫芦形瓶等；德化窑系制作的以白瓷，以印花粉盒为主，而福建瓷灶窑系生产的主要为緑釉碟、碗；浙江龙泉窑系以青瓷为主，如划花碗、青釉盏等，这恰如一个瓷器小博物馆，反映了它们不同的文化内涵、风格、功用、货主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和情趣等，货主人和窑主人关系，以及两者与所在地区的运输、管理课税等部门关系，实际上显示了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故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指出“南海I号”是一个流动的文化载体，它包含着大量的信息。文化是有形的，相对容易发掘的，但更重要的是隐含的文化信息，而越是重要的信息，越不容易保存。这说明“南海I号”还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有待深入研究、解读，无愧为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

　　六、“南海I号”与南海丝路的航向

　　阳江“南海I号”出水文物显示宋代南海海上丝路与福建、广东、海南关系。宋代海上丝路虽袭前朝航线，但仍有推想成份，特别是停靠港湾，不无争议。“南海I号”出水和发掘，使一些问题得到更可靠的答案。

　　首先是航向。“南海I号”船头方位角为西南240°，指向南海，说明这条船从东北向西南沿我国东南海岸航行，是装载出口货物，而不是进口货物。至其始发港现在资料显示，应从泉州起航，广州停靠，因广州是宋代政府指定出发港，在广州办理出海手续，即使从泉州发航，也须在广州得到补给、休整、或补充其他货物。有论者认为，“南海I号”上装载大量铁锅，很可能是佛山铸造，在广州装船的。由于铁锅在上，导致船只重心过高，失去平衡中途发生沉船海难。从广州往西南行踏上海上丝路。二是转运港阳江。阳江港从萧梁时代起充当海上丝绸中转港的角色，故“南海I号”选择阳江港停靠完全在理，只是某种原因在阳江海域沉没。但这一事件，使海上丝路方向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三是阳江下一站是海南岛东部海域。据道光《琼州府志》和《万州志》，在万宁莲塘港附近有舶主都纲庙，俗称蕃神庙，祭时忌用猪肉，想为阿拉伯人崇拜庙宇，是海上丝路的一个港口。由此往南，取道西沙海域南行，经南沙再分赴菲律宾、新加坡、印度洋等航线。2007年泉州博物馆到西沙作水下考古，在“华光礁1号”南宋沉船上发现大批宋代瓷器，计有德化、安溪等窑瓷器，包括碗、盘、碟、瓶、盆等，表示这艘宋船是从泉州开出后沉没的。这样，宋代南海海上丝路的航线走向及其节点港口就很清楚。“南海I号”起了海上丝路标杆的作用。

　　七、新商品贸易方式兴起

　　宋代海洋经济达到历史高峰，海上丝路也处在兴盛时代，“南海I号”装载大量瓷器、铁器等生活器具和其他各种用品，即显示中外贸易远远地超过前代。外贸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这已为中外各界认同。为适应海洋经济或海上丝路发展的需要，一种以铜钱代替货物流通方式悄然兴起，成为宋代海上丝路发展的一个特征。在“南海I号”出水的上万枚铜钱，各朝代都有，但以南宋所铸为主，如“绍兴元宝”。本来宋朝廷严禁铜钱出境，违者会受到严厉处分。但铜钱是商品经济流通手段，海上贸易越发达，铜钱外溢不可避免，且发展为一种经济规律，不可制止。故宋代钱币成为出口主要物品，在南海周边各地、东非等常有宋钱币出土。这种随同货物夹带出口的铜钱，实际上反映了海上贸易的繁荣，货物已不能满足各方的交易需要，钱币特有的等价物、重量轻、便于携带、保存等优点被看中，要发挥其功能，必然铤而走险，舶带境外。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北宋）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锡钱币，亦用是漏泄外境，而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其弊卒不可言。”《宋史·食货》亦曰：“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远，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这是铜钱外流的一个原因，而外国也欢迎、愿意收用中国铜钱。史称：“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借居，不管大小，凡有势力者皆为之。”这样，买卖双方都希望以钱币作为中介，达到货物流通的目的。但基于禁止铜钱出口的法令，这种方式又是很有限的，幷且要冒很高的风险。然而商品经济要求冲破一切束缚它发展的枷锁，这是一个经济规律。随着宋代海洋经济繁荣，扩大铜钱流通势所必然、不可阻挡。“南海I号”采取在货物中夹带铜钱的方式外流出去，是一种新兴的贸易方式，是对传统以物易物交换方式的补充和扩大，它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促进了货币形质、货币制度的变革，为赵宋商品经济发展扫清了道路。故不少学者认为宋代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富的国家。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奬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北京“中美新市场经济论坛”发表《克服富国的障碍——经济政策 与经济周期》一文指出：“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认为：“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着，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南海I号”所夹带的铜钱虽是货币经济在海上贸易中的一种尝试，数量上不占主导地位，但它反映了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繁荣之一斑和预兆了货币经济的广阔前景，故《宋史·食货·钱币》记载：“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并用。”铜钱成为中外共同使用的硬通货。这是一种新兴经济现象，“南海I号”至少是开了一个先例的。

　　八、小结

　　阳江“南海I号”南宋沉船，经过10多年考古发掘，至今已近尾声。据悉，出土各类文物约18万件，少数尚在发掘中。这些文物连同船体，从多方面反映了海上丝路的文化本质是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和平、友好、平等的相互往来，展示宋代高度发达的造船、航海和海洋经济水平；在货物来样异地加工、货物标志品牌、钱币外流等方面有所创新，由此决定“南海I号”具有很高的考古、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而阳江作为南海丝路转运港，及其他港口关系，为复原宋代南海丝路走向、港口分布和空间格局提供了重要证据。包含丰富考古信息及其他重大社会经济和技术价值的“南海I号”，应予高度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为21世纪海上丝路建设服务。

　　（原载《阳江文史》2019年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