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盗文化概念

　　海洋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是以海为商。这个靠从事海洋商业活动谋生的群体既包括普通的商人，也包括海盗，他们亦商亦盗，或平时为商、乱时为盗。这个特殊商人群体，他们的部分行为，也是海洋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另外，海盗纵横海面，横行无忌，与官府对海洋管理乏力、无能等相关。而在海盗内部，也有自己的奬惩、管理、分配等准则，作为其存在、活动于海洋的支持。所以，从海洋制度文化而言，海盗问题可纳入这个概念之内，故海盗文化被视为海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无道理。

　　二、南海海盗文化历史变迁

　　（一）明代以前海海盗文化初始

　　历史上，在贫富不均、社会动乱背景下，陆地居民走向海洋以盗为命，世代不絶，贯穿整部海洋文化史。秦汉时，已有一些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败北皇室成员、海上疍民等逃亡海上、沦为海盗。如秦始皇进军岭南，曾受到土著越人猛烈扺抗，在秦夺取陆梁地（即岭南）后，部分越人离开陆地，逃人江海，成为疍民。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丞相吕嘉及末代南越王赵建德连夜带家属数百人亡命海上，散处珠江口及南海一些岛屿上，靠海生活，也有一部分人厕身海盗之列。晋末孙恩、卢循在浙江起义，在官军镇压下流窜广东沿海岛屿，以海为生，成为广东疍民一个主要来源，被称为“龙户”，即疍民一种异称。唐僖宗干符六年（879年）黄巢起义军从福建海上进攻广州，城破有12万阿拉伯人被害。黄巢兵败后，一些起义军从海路逃亡，相信部分人加人海盗队伍。

　　卢循转战两广、越南，纵横海陆于一时，虽然终归失败，但从海盗文化史视野，被认为是中国海盗活动的揭幕人。道光《廉州府志·纪事》曰：“孙恩寇温、台。恩赴海死，众推卢循为主，从海道寇广州。此中原海寇之始也。”因孙恩卢循建船队，造战舰，据海岛，开辟海上战场，反抗官府，积累了丰富海上用兵经验，为后世所宗，他们甚至成为海盗的代名词。

　　海上贸易致富，招来海盗蜂起。唐高祖李渊曾诏设招讨海盗使，负责平息江浙、闽广一带海盗。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年）还派遣特使前往岭南，“巡视海岛”，并在东莞置屯门镇，以防海盗，足见南海是海盗活动最猖獗的海区。

　　宋代实行开放政策，海洋经济崛起，但贫富差异日趋扩大，浙闽海盗应运而生。广东海盗也接踵而起，相互策应，南海海盗活动进入频繁、炽热时期，为祸海上比过去更加惨烈。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真德秀奏曰：“比年以来，海盗不时出没，舶商间遭劫掠。”南宋理宗淳佑年间（1241—1252年）海盗活动尤为猖獗。福建提点刑狱包恢奏曰：“海盗虽未尝无之，然未见近年之猖獗；近年虽无岁无之，然未见如今年之凶横。前乎此，但闻就海劫船，后则敢登海岸而放火劫杀矣。前乎此，犹闻舟小人寡，今则聚众至数千而巨艘千数矣。”这与南宋朝廷偏安一隅，赋税来源减少，但无度挥霍不止，加紧对百姓盘剥，激起官民矛盾所致。尤其东南沿海，土地兼并严重，渔民、船户赖以为生的船只时被征用，这些人无以为生，铤而走险，下海为盗。也有商人不堪官吏盘剥，不得不放弃合法经营，转而武装走私，亦商亦盗。刘克庄曾指出其根源在于，“愚民以命易货于鲸波万里之外，幸登于岸，重征焉，强买焉，或临陷之罪而乾没焉”。在苛政之下，商人只有冒犯海规，变为海盗。

　　元代海上贸易制度虽有时禁时开变动，但开海仍是主流，南海贸易远胜赵宋，与广州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市舶收入仍是朝廷财赋一个主要来源。但元政苛暴，实行高压民族政策，南人受压迫最深，反元斗争此起彼伏。志称约在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南行台御史任格“盛暑乘传诣广州，按问省臣盗海舶罪”。这反映了贪官污吏破坏外贸之事激化社会矛盾，海盗随而产生。特别是元代福建泉州第一大港的外贸利益甚丰，首先成为海盗劫掠的对象。史称自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福建盗起”，“大者据州县，小者雄乡里”。这必然波及广东沿海，助长海盗活动。在宋末抗元斗争中，海盗黎德武装势力至为强大，为抗元一支主力军。另外，元代在广东洋面活动的海盗有李祖山、卢实善、王一与刘进等人，宋元盘踞沿海岛屿，至明初才为官军剿平。总体上而言，元代中国南海平静时候居多，海盗未成为海洋上的主宰。

　　（二）明代海盗文化复兴

　　明朝廷对海外贸易，采取“时开时禁，以禁为主”朝贡贸易政策，加之明初方国珍余党仍在东南沿海一带活动，海禁政策愈加严厉。这都严重影响闽广沿海商民生计，故铤而走险商民有一部分不得不贩私或亦商亦盗。明初中国南海海盗已相当活跃。明廷在严禁官民下海律令中规定“奸豪势要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明中叶以后，随着新航线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已形成全球性大循环，海盗活动也获得更广阔空间。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他们实际上亦商亦盗，东南亚诸国相继沦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殖民地。中国一部分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疍民等也加入这支海盗行列。这样中国南海烽火不断。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葡萄牙一支以迪哥·卡尔乌（Diogo Calvo）为首的远征队和另一支以柯亭何（Goutinho）为首的远征队扺达广东洋面进行海盗活动，为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指挥舰队驱逐。此为有名的“屯门之战”，葡萄牙人伤亡惨重，被生俘男女111人，仅三只船突围逃命。英国是继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后最强盛的殖民国家，向东扩张不遗余力，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亚洲殖民活动大本营。崇祯十年（1637年）东印度公司主任威忒尔（John Weddell）率领舰队从印度果阿出发，欲登陆澳门未果，遂于八月二十二日强行占领虎门，烧毁当地官府衙门，劫掠乡民粮食和财物，又暗中贿赂广东总兵陈谦，行队开入黄埔和广州，购得货物一批，然后“奔走下舡……扬帆离虎门”。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第一次强行进人广州通商贸易，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暴力行径和海盗角色。

　　实际上，中国南海的海盗，也有不少是两广商人，他们在海上贸易旗帜下，也从事劫掠勾当。史称“广东惠、潮、琼崖狙狯徒，冒险射利，视海如陆，视日本如邻室耳，往来交易，彼此无间”。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潮州商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年），澄海县海盗商人林道干，“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嘉靖末年，林道干曾为官军所败，亡命台湾北港昆仑岛（Polu Condoo）。万历六年（1578年），林道干慑于官军追剿，率部南航到暹罗大泥（Datni）。史称：林道干“擅其边地以居，号道干港”，聚集那里的广东、福建海盗四千余人。林道干后被暹罗附属国北大年女王招为婿，用华人为大臣，鼓励华人移居，北大年成为广东人移居最多地区之一。后有论者说北大年之吉兰丹波赖村，“全村住的都是三百多年前集体移人的华人。他们现在讲的还是汉语客语系语言。传说移入时的领袖张伯才是海盗领袖。考三百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无须解释这些移民便是抱着反清复明的华侨先民了”。在印度尼西亚诸国，华人流寓的也很多，广东人梁道明、陈祖义、施俊卿等在旧港、杜板、新村等地聚居。  “嘉靖末年，闽粤海寇遗孽逋逃至此，积二千余人。”南海县商人梁道明永乐三年（1405年）贸易于旧港，“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长”，“雄视一方”。自是海盗之首，当然也是开发旧港有功之人。

　　在粤东海面，海盗素来猖獗，前述澄海林道干、饶平林凤等即为其昭着者。而粤西高雷廉琼，也是海盗渊薮。明万历年间，“疍户苏观升、周才雄招亡命数千人，纵掠雷廉间，杀断州千户田治”。两盗来于安南（今越南），他们不仅危害沿海居民，且偷盗北部湾珍珠，直接损害官府利益。志称，苏观升、周才雄一伙“在雷廉间盗珠为生”。《万历武功録》载“苏观升、周才雄石城二疍民也。其先皆安南夷，常欵石城塞。……是年，苏观升、周才雄亦以十八艘（船）入合浦犯干体村，斩疍民林三，焚烧男妇六人，畜产亡算。其后又犯安南永安州，我兵追亡逐北甚急，观升等乃遁逃还”。这批海盗被官军平定后，又有疍民海盗梁本豪在珠江口外勾结倭寇在万山群岛作乱，万历十年（1582年）被剿灭，俘斩1600余人，沉舟200余艘，招抚投降者2500人。其他小股疍民海盗散见于沿海各地，如正德六年（1511年），“疍民麦冬仔作耗海上，设法捕之，其党悉平”。据诸史不完全统计，明代千人以上规模的海盗集团主要发生在万历年间（1573—1619年），拥有战船450艘，从盗近万人，主要活动于雷州、廉江、珠江口海域。这都与这些区域法网宽疏，民风剽悍，或经济发达，吸引海盗前来作案有关。  

　　在明代南海海盗中，又以顺德黄萧养被称为“海寇之雄”。黄萧养本为顺德县龙江乡一位贫苦农民，受雇于人，因争夺田土，殴死人命，被官府拘捕。正统十四年（1449年）越狱成功，流人海洋为盗。广州官府追捕不舍，黄萧养乘势起义，围攻广州和佛山，未果。在官军包围下，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十七日黄萧养在广州白鹅潭江面中箭身亡，起义最后归于失败。黄萧养势力最强时，拥兵十余万，楼橹二千艘，盘踞五羊驿，称“顺天王”，建元东阳，在广州海珠岛筑行宫，设置官吏，有比较完善的政权形式，与一般海盗不同，称之为海盗文化甚为典型。事后明政府割南海、新会部分地区建顺德县，取意“顺从德政”，此即为顺德县建置由来。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人语》中专设《黄盗》条称黄萧养为“海寇之雄，莫过萧养。”

　　清初，在抗清斗争中，郑成功在粤东一带很活跃，与潮州抗清军民相互支援，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其中即有海盗加入。如海盗黄海如和陈斌原为明朝官员，闻清兵攻克南京，旋即“逐招亡命，揭竿称乱，籍命兴复”，曾率众驾船攻打海阳（潮安）南桂都和潮州府城。顺治七年（1650年），“成功入潮，探潮州沿海各县积贮稍饶，岁驾舟索以为常”。在潮阳县洋面，则有邱辉、李虎子等打着郑氏旗号，攻略揭阳、澄海、惠来、普宁等沿海城邑，后失利，亡命台湾。

　　在广州地区，受郑成功抗清大军鼓动，番禺周玉和李荣组织武装船队抗清。志称其“郑成功兵至，辄助剽掠”。最后沦为海盗。 

　　在海南岛，朱明政权副使朱由真、千户曹军辅等乘机发难，打着复明旗号，借海盗王吉之力，合作攻克万州州城，为祸一方。

　　在广州绍武政权期间，朱明王朝残部也纷纷利用海盗为抗清效力。在东莞有郑、石、马、徐为首的四姓海盗，曾调动战船千余艘，进攻香山县。在新会，有一支称为“白旗贼”的海盗武装，两次围攻新会县城。在惠来、海陆丰，在高、雷、廉州粤西地区，海盗也纷纷加入抗清队伍。包括雷州海盗王之瀚、王之鉴兄弟、钦州龙门邓耀、杨二（杨彦迪）、吴州人陈上川等，抗清声势威壮一时。他们失败后，不少人流亡海上，重为海盗。

　　清初这个以抗清斗争为主流的海盗活动，遍及南海北部省区，既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又不离海盗本性，两者糅合，显示在政权交替时代，海盗文化的复杂性、交叉性。

　　广东商品经济到清中叶发展到兴盛阶段，珠江三角洲成为著名富庶之区，由此引起海盗垂涎，也势所必然。且海盗也变换过去的明火执仗手法，改为变服潜入市中，探知情报，再另起事。时人曰：“比者，海中奸人往往伪作商贾，厚挟金钱以入省会，而奸牙、愚民之谓其平价与民，毋宁重价与寇，诚养痈之大患也。”这种新的斗争方式，说明海盗活动也很注重谋略。

　　清中叶，华南地区生态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人地矛盾十分严重，尤以广东为甚，人多地少，人口过剩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从干隆五十二年到嘉庆十二年（1787—1807年），广东人口以30％的速度递增，远远高于全国平均24％的水平。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将广东推上从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到生态危险，且三者相互激烫的边缘，逼迫沿海百姓无以为生，唯下海铤而走险变为海盗。

　　清干隆年间，安南（越南）发生黎氏和阮氏政权的争夺动乱延续了数十年。中国海盗介入事件之中，越南海盗也乘势进入粤洋海面，造成内外海盗为祸华南的局面。投奔越南阮氏政权的有中国海盗陈天保、莫扶观（一说莫辅观），受到国王阮光平接见，并接受二人建议，“乃遣乌艚船百余，总兵官十二，以采办军饷为名，多招中国海盗，使为响导，入寇闽、粤、江、浙”。越南由此成为这些海盗的后勤基地和销金窝。魏源《圣武纪》备述其详：“嘉庆初年而有艇盗之扰。艇盗者，始于安南，阮光平父子窃国后，师老财匮，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兵船，诱以官爵，令劫内洋商船以济兵饷。夏至秋扫，踪迹飘忽，大为患粤也。继而内地土盗凤尾帮、水澳帮亦附之，遂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而夷船恃土盗为响导。三省洋面各数千里，我北则彼南，我南则彼北。我当艇，则土盗肆其劫；我当土盗，则艇为之援。且夷艇高大多炮，即遇亦未必能胜；土盗狡，又有内应，每暂循而旋聚，而是时川陕教匪方炽，朝廷方面注意西征，未遑运筹岛屿，以故贼氛益恶。”这股以越南为后盾的海盗，后被阮氏政权交还清政府法办。

　　这股纵横南海海面的“土盗”，计有郑七、郑一、乌石二（麦有金）、乌石三、吴知青等，曾投靠越南，后失势返回粤洋。经过分化组合，这些海盗后以色旗为标志，分为红、黄、青、蓝、黑、自等六个帮派，其中红帮主郑一、黄帮主吴知青、青帮主李尚青、蓝帮主麦有金、黑帮主郭婆带、白帮主梁宝（保），其他小股旗帮，难以计数。这些帮派“船日伙，党日益众，剽掠拼噬之势日益张寇氛不可制”。他们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其中粤洋东路潮惠洋面为红、黑帮，中路（广州、肇庆府洋面）也为这两帮地盘；西路（高、廉洋面）为蓝、黄、青、白帮共同活动范围。郑一所部黑帮兵强马壮，势力最大，横行珠江口一带至其东西海域。郑一死后，黑帮分裂成两帮，一帮为郑一妻石氏其为首，称“郑一嫂”；另一帮为疍民出身郭婆带（后改名字显）。这两帮曾武装抗拒官府，得到沿海百姓支持，屡败官军，甚至深入内河，曾攻打香山（中山）、新安（宝安）、番禺、顺德等地，与乡勇恶战多时，互有伤亡。

　　郑一嫂后又成为红帮首领，也是粤洋各帮海盗之首。盛时拥有大船三四百艘，人员1.6万余众，手下有张保（仔）、萧稽兰、萧步螯、梁皮保等悍将。郑一嫂具有卓越的指挥才干和很强的组织能力，在珠江口、广州湾（今湛江）等屡败政府军，威震华南，甚至拦截西方洋船，在珠江口炮击英国军舰，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郑一嫂后来接受清政府招安，安置好部众，自己不为官，闲居广州终老，备受后人赞誉。而其部将张保（仔）归降后，曾协助清政府剿灭其他帮派海盗，被委任为驻澎湖“闽安协副将”。至此，嘉庆年间粤洋海盗大规模活动基本停止，由此衍生出的海盗文化也凸现出自己的文化特征。

　　三、海盗文化的历史价值

　　海盗产生和大规模活动，有深刻政治、经济、生态等根源，从海洋管理、海洋贸易、海岛开发、造船和价值观念方面评价这一现象，可窥见海盗文化是有多方面历史价值的，而不能完全囿于海盗即为在海上剽掠财物团伙这一简单结论。

　　（一）海洋商业文化一部分

　　明清海盗出现在大部分时间海禁时代，而海盗多数亦盗亦商，具有鲜明的以海为商的海洋商业文化色彩，而这又是与封建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相悖的。即使康熙皇帝统一台湾后开海贸易，仍有许多限制，如不准商民打造二桅海船，垄断多种货物进出口等。这些限制商业贸易的政策，势必引起海商的不满和反抗。他们迫切要求冲破一切妨碍商业贸易发展的罗网，自由地从事海上商业买卖，故一部分海商联合海盗，进行武装贩私、走私活动，掀起海上自由贸易热潮，使明清政府“海禁愈严，贼伙愈盛”，“不可胜防，不可胜杀”。所以海禁与反海禁，限制通商与自由通商，实际上是新兴资本主义萌芽与古老封建主义之争，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争，也是当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一种时代潮流。海商联合，海盗武力对抗官府，客观上顺应了这个潮流，而且他们在为盗之同时，也直接经商。如明嘉靖时，潮州海盗许朝光自称“澳长”，占据多个港口，对商船征税。嘉庆年间广东各旗帮也在沿海一些港口征收商税。这对清政府各种贸易征税是一种否定和扺制。从制度文化意义而言，海盗之行为，表达他们自由贸易、发展海洋商业文化的诉求，具有积极要求开放的海洋商业文化品格，有其进步意义。

　　（二）推动航海事业发展

　　海盗要求开放、自由通商，势必要开辟海外市场，把生意做到商业利润所在的一切地方。为此，就要多辟海港和航线，这又是与闭关锁国政策背道而驰的。而南海海盗，在他们占据的地区，即积极营建港口，通番贸易。据载，海南岛南部临川（在今三亚）在南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就为海盗陈明甫、陈公发据为海上贸易基地，每年组织闽广沿海居民数百人航海往“外番”贸易[29]，成为后世海盗从事海外自由贸易之先河。明清时期，海盗与海商先后开辟广东南澳、南洋、辟望村、牛田洋、河门渡、鲍浦、甲子所和铺前港等民间海外自由贸易港。另外，在东南沿海，还开辟柘林、烈港、岑港、大员和澎湖，以及广西北部湾龙门港等，经营海上贸易。

　　新辟港口必须与新辟航线相接，才能发挥吞吐功能。明代嘉靖至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年），海盗至少开辟南北两条海外航线。一条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各港通日本和朝鲜；另一条从江、浙、闽、粤通交址、占城、柬埔寨、暹罗、彭亨、爪哇、旧港、马六甲等国家和地区。海盗在航海中积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对航海事业发展也功不可没。  

　　（三）制度文化建立

　　海盗对内部管理，也有自己的制度，有效地约束了海上行为，赢得百姓支持，实为海盗文化一个有价值的部分，堪可供后世参考。如郑一嫂所统领的红帮，就制定了三条帮规：

　　①如有人擅自上岸，就将其逮捕，并当众刺穿双耳。如其再犯，立即处死。

　　②战利品未登记前，不得拿走一针一线。战利品均分为十份，两份分给船员，八份当作公共财物入库。未经许可，不得从库房中拿走任何东西，被抓获者处以死刑。

　　③未经许可，不得私自占有从村落掳掠来的妇女，凡对妇女施暴或强占妇女为妻者，格杀勿论。

　　为有这些铁的纪律，郑一嫂海盗帮“独雄于诸部”，每获大胜，堪为“盗亦有道”典范。

　　（四）开发海岛资源

　　南海无论是近岸还是海洋，岛屿罗列，多为无人之岛，为封建王朝管治所不及处于荒废状态，往往成为海盗巢穴。他们在这些海岛上修寮棚，造房屋，建城寨，开田地，辟港口，经营渔盐，开海贸易，发展海洋经济，贡献匪浅。如南澳岛，处于闽粤交界海中，为南海南北交通要冲，形势十分重要，加之山高林密，有淡水，土地肥美，附近是著名的东沙鱼场，盛产鱼盐、谷米，可据险扼守，自耕自食。志称“历代居民率致殷富”，也为“内洋海盗必争之地”。明代许栋、许朝光、林凤、林道干、曾一本、杨老等海盗曾“先后据为窟宅”，苦心经营，南澳岛后成为郑成功抗清的一个根据地。在广东沿海，东从北澎、中澎，经黄冈、大澳、放鸡、广澳、钱澳、赤澳到珠江口外小星、沱泞，伶仃山、九洲山、老万山、大横琴、小横琴、三灶岛到北部湾龙门岛，乃至海南岛周边一些岛屿等，都曾为海盗盘踞、亦盗亦商的一个根据地。他们在这些海岛上开发经营，发展渔盐业，开展商贸，形成“海岛经济”，对海洋经济发展，不无建树，也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五）反对外来侵略

　　中国海盗，虽然多出身贫苦农民、疍民，但他们反对的是封建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并不是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一群。在面对外来势力侵略面前，这些海盗也表现出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他们西方海盗式的行为，同样激起中国海盗的义愤和反抗，这些事例史不絶书。

　　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入侵广东东莞县屯门，抢劫商旅，掳掠年轻女子，犯下无数罪行，后为广东水师击溃，收复屯门。与此同时，葡萄牙殖民者，也进攻海南岛琼山铺前港，为海盗施和击败。道光《琼州府志》云：“（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五月，佛郎机夷船三只泊铺前港，海盗施和率众攻之，佛郎机桅折，避入港。”施和这一痛击葡萄牙殖民者的壮举，为后人称赞。清代诗人程秉钊为此诗曰：孙恩设计未全非，不学弦高犒乘事。犹有中朝雄武气，夷船能破佛郎机。

　　潮州饶平海盗林凤，在明政府军队追剿下曾远走吕宋。当他闻知在吕宋华侨备受西班牙殖民者欺凌、迫害时，义愤填膺，万历二年（1574年），组织一支由62艘战船、武装男女5500人组成的远征军，从澎湖起航，直指吕宋国，讨伐西班牙殖民者。林凤深得华侨和菲律宾人民拥护和配合，坚持与西班牙殖民者作战数年之久。后来虽因西班牙殖民者与明朝廷的联合进攻而被迫返回潮州，后又亡命海外。但林凤这一壮举，是中国人民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一次重大较量，他所表现的高度民族气节龢民族情怀，却为中菲人民称誉有加，被史学家称为“东方英雄”。

　　嘉庆年间，红旗帮海盗首领郑一嫂，目睹英国殖民主义者在珠江口洋面种种罪行，非常愤慨，决意伺机痛击入侵者。嘉庆十四年（1809年）十月初三，郑一嫂带领她的海盗武装，对珠江洋面英国战舰发动攻击，大获全胜。光绪《广州府志》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石氏令贼船人内河也，自乘大舰浮于海，而守港口，防官军掩袭。时有夷船三艘归其国，遇之。贼击获一船，杀夷人数十人。其二船逃回，遇香山知县彭恕所募罛船百艘，夷人与约击贼，又自募夷船6船。觇石氏舟少，往围之。石氏偃旗息鼓，使长龙船入内河，呼张保（仔）港合战。十月初三日，内河贼船尽退。夷船与战，大败，罛船尽逃。”郑一嫂把英国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此举堪为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第一枪。正是这些海盗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挫败了英国侵略者的威风。

　　（六）高超造船技术

　　海盗纵横海上，以海为家，舟楫为其实力标志，故造船与海盗生死攸关。南海海盗在这方面的成就，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和文化品位，也是海盗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晋卢循航海南下，攻克广州，曾“伐木造船”。史载“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板，居室四层，高十余丈”。元代，广东海盗黎德有船7000艘，加上其他海盗船，总数在万艘以上。明正统年间黄萧养起义，有“橹楼二千艘”，其他黄三、徐海、刘季、郑芝龙、李九成和广州郑、石、马、徐四姓海盗，各有海船千艘以上。嘉庆时仅粤洋蓝旗帮海盗乌石二即有海舰千艘，连同其他各帮，总共达2000余艘。这些海船，除征用民船以外，多为海盗自己打造，这需要很高的技艺水平。海盗王直所“造巨船，联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林凤远征吕宋，在当地玳瑁港造战舰30艘；郑芝龙“造巨舰于五羊城南”，“艨艟高大，坚劲，入水不没，遇礁不破”，航行迅速，可敌荷兰夹板船。而官府所用船只短小，破旧，战斗性能差，较之海盗舰相形见绌。打造如此规模巨大的战舰，涉及选材、加工、铸造、灰料、绳索、帆、碇等材料和技术等问题，加上对导航、海况、天气等要求，是一项综合性的庞大工程，显见海盗中有一批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才能胜任这样的制作事业。他们的成就，对造船业的发展，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的。

　　（七）积累海战战略战术和经验

　　海盗活跃中国南海广阔洋面，与中外势力不断交手，大小战斗不计其数，积累了丰富的海战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海洋文化财富。海盗 “习于风险”，在海战中屡败官军，大显身手。施和、王直、林凤、郑一嫂、郑芝龙等，虽称为海盗，实际上也同是海舰统帅、军事指挥家，有一套成熟的战略战术，颇具海洋军事文化意义。

　　在火器使用上，明清时已使用火药发射炮弹的火炮，尤用于海战。但明政府官兵不敢使用，原因是“中国诸大神器（指火炮），近来临敌不敢遽用”。恐其威力巨大，伤及自己。而海盗则天不怕、地不怕，不但善于使用这种火炮，而且还能铸造、武装自己。黄萧养船队所用“神机大炮”，重500斤，攻打广州“炮声震地”。嘉庆时粤洋海盗普遍装备火炮，每船数门，配置火药数百斤，其威力令官军闻之丧胆。另在海盗船上护以牛皮、渔网、毡絮等，以稳固船身、防御对方强弩和统炮袭击，这种船只称“艨冲”。嘉庆时，福建海盗蔡牵，曾打造这样的船只。道光年间，有人评其“殊难扺御”，可用于海上抗击英国军舰，其装备和战斗力非同小可。

　　此外，海盗还在海上活动中不断变换使用旗号、灯火作为军事行动规则。如香港岛上太平山，又名扯旗山，其来历一说即为郑一嫂、张保（仔）占港时，在山顶上设置瞭望台，扯旗导航而得名。

　　面对强大官军，海盗到底是弱小的族群，为保护自己，战胜对方，海盗也很善于用兵，充分利用海洋地理环境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出奇制胜。如根据风涛大小、港汊分布、海流深浅、潮汐高低、时间早晚等，审时度势，相机而战，几无不胜。仅明清时期，黄萧养、张琏、林凤、林道干、郑芝龙、郑一嫂、张保（仔）等驱驰海上，打得官军蒙头转向，自叹不如。所以海盗这套海上作战韬略，具有重要的军事文化价值。毛泽东曾说：“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次的武剧……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很多地方习俗，妇女是不能上船，尤不能参加战斗。而中国南海的海盗却一反这个传统或习俗，不但女性可以加入这个海上武装集团，还可成为其首领。上述林凤远征吕宋舰队，即有1500名妇女，约占全军27％，这对封建势力是一个何等严重的挑战。郑一嫂在其丈夫战死后，不但统领全军，成为一名出色的海盗统帅，而且取其养子为丈夫，这对封建礼教又是怎样一种蔑视和颠覆。从这些女海盗身上，折射了海洋时代新生女性地位的光辉。

　　正因为如此，海盗的军事文化历受重视。明李贽曾认为海盗可利用为政府服务，主张招抚海盗林道干，若任其为“郡守令尹”，“是可胜兵三十万”。鸦片战争期间，魏源认为海盗首领“皆偏裨将才，其属皆精兵”，是一支抗御外敌的力量。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也“使人探夷事，翻（译）夷书，知洋人藐视中国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于是招募丁壮五千人”。这五千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则为海盗。他们在抗英斗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完全值得讴歌。

　　四、小结

　　海盗文化是海洋文化一部分，一个主要特征是亦盗亦商，在特定条件下有其存在某种合理性。自古以来，海盗文化即在南海存在，但代有兴衰，明代开始复兴，清中叶发展到高潮，与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有某种对应关系。基于时代所限，海盗文化对发展海洋商业有一定积极意义。充分认识海盗文化价值，对于发掘南海海洋文化内涵、开发这种文化资源，具有科研和应用意义。

　　（原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