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断续线（亦称南海传统海疆线、南海九段线、U形线）内存在的南海诸岛，历属中国领土主权范围，这已有大量历史文献、舆图、考古发现、中国人生产活动等为凭，毋庸置疑。但是，在这条断续线内中国的主权主张，并非只针对一个或几个岛屿的主权主张、而是概括性地对整个断续线内水域内所有的岛、洲、礁、沙等提出的主权主张。不仅整个南海诸岛作为一个整体如此，而且组成它四大群岛，也同样以其整体性出现在各种公私文献、舆图、海防和生产活动中，构成为南海诸岛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的一个强有力的法理根据。南海诸岛这种整体性是一个实际存在，只是对其研究长期被忽视，本文试作探索当有助于论证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领土主权。

　　一、南海称谓整体性的演变

　　中国政府和人民，自古以来就认识、发现、开发和管理南海和南海诸岛，这贯穿它们历史的始终。根据“名从主人”原则，地名作为领土主权一个标志，它也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和变更，但无改于它主人的归属和变更的权利。中国对南海的命名即如此，在历史上一直以整体性形式出现，而从未有以其某部分海域来命名整个南海海域。

　　中国人民早就活动在南海海面上，成书于战国时期我国古籍《尚书·禹贡》有“入于南海”记载，其确切地望虽有争议，但泛指我国南方及其附近海域却无可置疑。此前，《诗·江汉》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为南海最早地名。只是其范围与后世南海并不完全一致，但无损于它是以整个海域作为地名覆盖范围的。

　　我国到秦汉由许多方士述作汇编的《山海经·大荒南经》曰：“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同书还有东海之神曰“禺号”，西海之神曰“弇蕬”，北海之神曰“禺疆”，于是中国四海都有专名和相应神。南海之神“曰不廷胡余，有神名曰因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南海神与风神“因因乎”联在一起，应与南海多台风有关。“因因乎”掌管南海风起风停，反映临海百越人对南海台风朦胧认识，并视“因因乎”为一种主宰的力量。《山海经》的记载虽有神话色彩，但也有其现实根源，显示百越人对南海气候有一定理解。

　　根据14C测定，南海诸岛大部分岛屿露出水面时间距今约5000年，即南海平面比后来要低，远古人类可以使用独木舟在海南上往来。史前考古的器物验证了中国南方百越族先民曾在史前时期在南海周边海域活动，树皮布是有力的证据之一。中外人类、考古学家在树皮布起源上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以及密克罗尼西亚等许多岛屿的原住居民都使用树皮布作为服饰。而考古发现显示：香港、深圳、珠海、中山出土过制造树皮布用的石柏，台湾台南也出土过条沟状的树皮布打棒。香港大学邓聪教授对树皮布作过田野调查和深入研究。他指出：“环珠江口文化的树皮布石柏，流行于距今6000—5000年前之间，是迄今东亚已知最古老的树皮布文化系统。由珠江口南向中南半岛、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有丰富的树皮布资料，年代可能在距今4000—3500年之间。泰国及马来半岛的树皮布文化稍晚，在距今3500年稍后。菲律宾、中国台湾等地都有别具特色的树皮布文化要，年代迄今所知不超过3500年。”邓聪进而强调：“发源于南中国的树皮布文化，从西南中国经中南半岛，席卷东南亚岛屿后，从海陆跨过太平洋进入中美洲。树皮布在中美洲更广泛被用作纸，具有记载文化的功能，对中美洲的历史影响甚为深巨。”海南黎族即为制作树皮布能手，在现今五指山市海南民族博物馆中仍陈列着制作树皮布的工艺和式样。由此，可知树皮布自北向南传播，必然假道南海诸岛海域，百越先人也是最早发现这些岛屿。

　　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一面铜鼓，鼓身绘有双身船纹图形，形式与现在南太平洋诸岛民族（如汤如、萨摩亚）使用的双身独木舟极为相似。1973年肇庆松山先秦墓葬中出土当时中国尚未能制造的琉璃（即玻璃）。此物只能来自海外，显示岭南沿海与海外某个地区发生经济文化交流，意味南海海洋文化已经萌芽。又语言考古学研究表明，史前时期，在西南大平洋地带，包括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和我国台湾，以及岭南地区广泛使用“南岛语族”。百越先民是南岛语族不可分割组成部分，彼此间有深刻亲缘关系。只是秦汉以后，中原势力南下，郡县制推行，百越一南岛系统土著民族文化被汉藏语族文化覆盖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不等于终结，其仍以文化积淀方式留存下来，在岭南和台湾壮侗语族各方言中有不少南岛语遗存。据民族学家徐松石研究，汉语和南岛语有对应关系，如女婿——阿郎、尊者——都老、海——麻翁、船——须虑、头——鸟颅、目——麻撒、足——丁丁、死——马歹、水——喇淋、盐——几鲁、铁——麻理等。这表明岭南百族先人早在南海上活动，构成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百越先人成为海中岛屿最早发现者。

　　先秦时期，岭南已进入不发达奴隶制，出现一些军事民主制土邦小国。《山海经》中“大荒经”、“海外经”、“海内南经”等记载，这些土邦小国有驩头国、贯胸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长臂国、周饶国等，都从事与南海相关经济和风俗活动，后演化为南海北部一些少数民族。这些土邦小国，先秦时已被中原人发现和认识，因而被记载上述相关史籍中，成为最早在南海活动部族的来源。而其时南海周边其他地区，至公元前500年，东南亚还处在文明诞生之前  ，亦即野蛮或蒙昧时期，不可能对南海有多少认识和命名，在这方面最有可能是生活在南海之滨的百越族先人。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中原政治力量扺达南海北部，建立起南海郡和象郡，“南海”正式成为政区地名，可见南海即为中国海洋一部分，纳入封建王朝疆域范围。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平定南越国，重置南海、苍梧等九郡，南海再次成为政区地名，并开辟从徐闻、合浦出发经过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扺达东南亚、印度洋各国，对南海和南海诸岛有更多的瞭解。

　　东汉时，广州河南下渡村杨孚着《南裔异物志》（亦称《异物志》）第一次使用“涨海崎头”，表示南海珊瑚岛礁，自此，“涨海”成为整个南海另一称呼。因南海是有潮海，多台风和风暴潮，遇风潮时海水陡涨，故名“涨海”。此后，“涨海”泛指整个南海没有中断。三国吴康泰《扶南传》曰：“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唐代“涨海”这一称谓用得更多，徐坚《初学记》曰：“按南海大海之别有涨海”。《旧唐书·地理志》设“南海”条，直称南海郡区位在“五岭之南，涨海之北”。韩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曰：“州南近界，涨海连天”。韩愈时贬为潮州刺史，他的谢上表带有官方性质，故被认为唐政府正式认定“涨海”为中国海疆。其时唐高僧义净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年）“附舶来广州，举南海，爰历诸国，振锡西天。”可知义净是遍历南海全境才扺达印度港口。

　　唐代“涨海”这一称谓，也为外国人使用，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Suleiman）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由印度航海来中国，在所着《中国印度见闻録》（亦译作《苏莱曼东游记》）中记载，从西拉夫出发，经马斯喀特岬角等，再东行一月，扺故临（今斯里兰卡）进入海尔肯德海，经朗迦婆鲁斯岛（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再继续前进，经2个多月至占不牢山，穿越“中国之门”，进入“涨海”，约一个月到广州。

　　宋代，南海航运更加发达，南海又有“交趾海”之称。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三合流》曰：“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头濆涌而分流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显见，这个交趾海四通八达，是指南海而言。

　　元代曾发兵远征爪哇，南海也袭称交趾洋。史称，元军“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今柬埔寨），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Pulo condor）洋入港。”在这里，明确显示交趾洋为整个南海，过此才能扺达爪哇港口。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每次都经过南海。在《郑和航海图》中，清楚地标示从粤东大、小甘岛、珠江口大、小奚山、下川山到海南岛独猪（珠）山 （在万宁东南海上），其东南和南部有石星石塘（东沙群岛）、石塘（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南沙群岛），至外罗山之南为交趾洋。按外罗（Waeo）一带为中越两国水域分界线。明黄衷《海语》指出，自东莞县南亭门放洋南行，“分水在占城之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由马鞍山扺旧港（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巨港一带），东注为诸番之路，西注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设险，以域（划）华夷者也。”故《郑和航海图》的交趾洋继承了宋元说法。但南海也同时使用，黄衷《海语·暹罗》曰：“暹罗国（泰国）在南海中”。此外，明代外国人称南海为“大明海”。 确认明政府对南海海域的主权和管辖。

　　清代，中国人民对南海认识进一步扩大和加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广州海员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録的《海録》一书的附图仍标南海为“大明海”，而外国人则称之为“南中国海”。此后，南海一直使用至今。

　　纵观南海名称的历史演变，从先秦南海，汉以降“涨海”，宋元“交趾（海）洋”，明代“大明海”，清代“南海”以及外人称“南中国海”，或间有称“大州洋”、“琼洋”等，都指实为整个南海海洋疆域，中国人开发、经营、管理活动即以其为疆域开展，理所当然是这片海洋的主人。

　　二、南海诸岛岛群分野的整体性

　　南海断续线内的岛群，基于海洋地质、地理原因，是有规律地成群分布，形成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它们各自相对独立，又组成一个整体，合称南海诸岛。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它们为平台实施主权管理和经济活动，同样是对它们拥有领土主权的一个重要依据。

　　南海诸岛由四大自然地理实体组成

　　地史研究表明，约在3.2万-1.7万年前，南海海底扩张末期，中央盆地四周陆地相继下沉，形成南海雏形和以北东—南西走向为主的一系列地质构造带，南海四大群岛即在这个基础上发育而成。深受海洋地质、地形等条件制约，以珊瑚礁构成的南海诸岛，包括暗滩、暗沙、暗礁、沙岛以及岩岛等都呈有规律的排列，除岩岛以外共同的物质组成和共同的形态，形成一个完整的岛群系列。

　　首先，这四大群岛，除中沙黄岩岛以外，东沙、西沙、中沙大部和南沙主要发育在南海大陆坡或大陆坡台阶上，分别称东沙隆起带、西沙隆地带、中沙隆起带和南沙隆起带，隆起带之间，为深水的海槽。这些隆起带，具有300-1000米水深，有共同或相似的底质（变质岩、花岗岩、沉积岩），包括重力、磁力、热流等地球物理、水团、海流、海浪、潮汐、水温、盐度、透明度等海区水文和海况；太阳辐射和气温，降雨、季风、台风、云雾等气象气候，以及土壤和植被等自然地理特征等，既有其共性，又有个性。这些自然要素相互紧密联系，自成体系，形成四大群岛也是四个自然地理综合体。其中：

　　（一）东沙群岛自然地理综合体性

　　东沙群岛在南海东北部，为大陆架外坡形成的珊瑚岛礁，发育于东北一西南和西北—东南向一组相互交汇断裂上。地形为陆坡上的海底高原，台阶状地形明显，水深一般在300—400米；由东沙岛、南、北卫滩组成，形成一圆形环礁，中间为舄湖，深约16米，湖内还有珊瑚小丘和浅滩。东沙环礁的东南边缘坡度急剧变陡，很快向大陆坡过度。东沙环礁恰处在大陆架和大陆坡之间的过渡地带上。岛上丛林茂密，盛产海人草，为驱蛔虫特效药。鸟粪层厚达2米，为上等肥料资源。附近海域是一个渔场，以石斑、鲨鱼、乌贼等为主。东沙岛礁盘内舄湖沟通外海，为主要航道所经。

　　（二）西沙群岛自然地理综合体

　　西沙群岛在南海西北部，分东西两群，东部是宣德群岛，由7个岛组成，称东七岛；西部是永乐群岛，由8个岛组成，称西8岛，合称东七西八的西沙群岛。两群岛相距不远，发育在大陆坡的宽阔平缓的西沙台阶上，基座水深约900—1000米。西沙岛洲、礁滩已命名的共40多个，其中永兴岛为1.85km2，在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其他岛礁大小不等。西沙位处热带中部，属热带季风气候，炎热湿润，降雨丰沛，热带作物可正常生长，台风多，平均每年有7—8个。海鸟甚多，且参与珊瑚礁成土过程，形成多种磷质石灰土，另有滨海盐土和滨海沼泽土。岛上共有种子植物213种，以及各种灌木丛。西沙海域渔产丰富，有各种螺类、鲍鱼、海龟、梅花参等。西沙海鸟翔集，形成很厚鸟粪层。西沙纵横50多km2，其中岛屿面积约10km2。上述自然要素联系紧密，在南海中自成一地理单元。

　　（三）中沙群岛自然地理综合体

　　中沙群岛在南海中部，唯其黄岩岛在南海之东，露出水面，其余凡33个暗沙和暗滩隐伏在水中，形成一个长140km，宽61km，略呈椭圆形中沙大环礁。发育在大陆坡的中沙台阶上，台阶东坡陡然降至4000m，属大洋型地殻深海盆。南海最深处就在这里。环礁中为舄湖，有多条天然水道通外海，称“外沟”，为南海南北航线所经。黑潮暖流经过大环滩，产生上升流，沉渣泛起，带来营养物质，形成著名中沙高产渔场。

　　（四）南沙群岛自然地理综合体

　　在南海南部，东西长916km，南北宽897km，海域面积82.3万km2。南沙海底高原被纵横交错的断裂分成槽谷网，由此按其分布位置又分北、中、东、西、南五大群，发育在水深1500-2000m南沙台阶上，下临4000m中央海盆，属大陆型地殻，部分沉积厚度达4000m以上。储有油气，尤其曾母暗沙一带是浅海大陆架，石油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在热带和赤道带海洋季风条件下，珊瑚生长非常旺盛，形成众多岛礁。岛上全为石灰质土，乔木、灌木、草类芃芃生长，吸引大量海岛栖息，鸟粪堆积成层，胶结为鸟粪矿，可供开采。热带海洋生物种类甚多，其中鱼种1000多种，仅海蛇达16属49种，具有很高经济价值。南沙渔场即为南海南部最大渔场，盛产金枪鱼、旗鱼、鲨鱼、马蹄螺、海参等。南沙最大太平岛，面积0.43km2，位居南海心脏地带，具有重要交通军事意义。

　　（五）联结四大群岛整体性的纽带

　　南海四大群岛，虽各自相对独立，但受制于地质构造、海底地形，仍被认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少负奇气，……附舶以浮海者数年然后归。其目所及”，写成《岛夷志略》，将宋代许多著作出现将南海诸岛称为“长沙”、“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名称统一为“万里石塘”作专条记述。认为“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逦如长蛇，桓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今加里曼丹）及古里地闷（今帝汶岛）；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今越南广东群岛）。盖紫阳朱子谓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屿”。作者以宋代大儒朱熹地质学思想中的“地脉说”来解释和命名南海诸岛。即南海诸岛是由潮州南部海面发出的“三条石塘之骨”（地脉），一直向西南延伸，分三支至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帝汶岛及至现在近加里曼丹的南洋群岛（即马来群岛）一带。这三条地脉把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四大群岛连成一体。这样，作者高度概括了南海海盆的地貌形态，并把南海诸岛看成是一个地貌系统。虽然作者没有具体指明三条“地脉”经过那些岛礁，但近代中国渔民在南海诸岛从事生产活动的三条主要作业路线，恰好通过作者所说的上述那些海区，这容后述。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它深刻反映古代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自然地理观念认识水平及其与生产、航海等活动的联系。

　　三、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管理

　　政治实体应指对南海诸岛实施行政管理、军事存在及其附属物的总和。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故南海诸岛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也是一个历史范畴，虽每因时代而变迁，但它的存在形式和管理效果始终在中国主权之内，并保持着自己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不为任何外国势力所左右。

　　（一）政区设置的整体性

　　行政建置是实施政治管理的空间形式。唐代南海诸岛已正式划归中国疆域，确立中国主权。《旧唐书·地理志》载：“振州，……南至大海，……东南至大海二十七里，西南至大海千里。”从地理格局看，以振州为起点的四至八到呈一弧形面，含有南海为中国疆域之意。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全国划为十道，在岭南地区设岭南道，同年设崖州都督府，督率崖州、儋州、振州军事。唐宪宗长庆三年（823年）工部尚书郑权出任岭南节度使，韩愈写过一篇《送郑尚书序》，说“隶府之州，离府远者，至三千里。……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岛，帆风一日，踔数千里。……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由此判断，南海诸岛在岭南节度使管辖之下。

　　宋袭唐代在海南建置，为适应海南开发需要，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置琼管安抚司，统辖全岛和南海诸岛及邻近海域的军政事务，这比唐代更加明确。宋赵汝适《诸蕃志》曰：“至吉阳（三亚市）乃海之极，亡（无）复陆涂，外有洲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渺茫无际，……四郡凡十一县，悉隶广南西路。”时海南为广西所辖，南海归入广西行政版图。元代在海南设干宁军民安抚司、万安军、吉阳军、南宁军、南海行政分由这些司、军管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派遣大将史弼领兵5000人远征爪哇，“发泉州……过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据考证，这次进军，先经西沙，可能包南沙海域。

　　明洪武二年（1369年）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合浦地区统归广东省。此前洪武元年（1368年）成立琼州府，领三州十县，稍后又置一卫十一所，差不多同时成立还有雷州府和廉州府，具体实施对所属南海海域和岛群管理和开发。

　　明代在岭南地区行政建置为清代继承，有效地保障了所属海区管辖和开发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划归琼州府管辖。

　　民国时期，海南仍沿用清朝行政建置，1940年设海南行政区，1947年广东政区进行调查，广东分11个专署行政督察区，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分属第六区和第十区管辖。

　　综上所述，可见自唐代起，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已成为中国疆域和确立主权，历宋、元、明、清、中华民国各朝政府都设置相应行政机构，继承了这种行政职能和主权，实施整体性管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海断续线内海域和岛礁，则完全稳定地广东省管辖之内，1988年，海南设省，则除东沙群岛仍归广东版图以外，中沙、西沙、南沙划入海南省政区范围，2012年6月成立三沙市，标志着对南海和及相关岛礁整体性管理达到新高度。

　　（二）军事存在反映的政治实体及其对南海诸岛管治

　　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保障政治实体存在的有效形式。在南海断续线内海域和岛礁，自古以来即在中国军事存在之下，主权得到维护和开展各种开发经营活动。

　　据有关史料记载，至迟从宋代起已设置水师，保卫和行使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区管辖权。

　　成书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405年）曾公亮《武经总经》载：“本朝平刘釒长（南汉最后一个皇帝），复建方镇，……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巡海范围，“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石），又三日至占不劳山（原注：在环州国界），又南三日至……陵山东；其西南至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九乳螺洲即西沙群岛一带，而占不劳山和陵山即为中越海域分界线。宋政府不断充实这支水师，“招收广南巡海水军，予以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这使海上防务大为加强，维护了宋王朝海洋权益和海洋经济发展。

　　元帝国重视海运，商贸发达，中外往来频繁。据元陈大震《南海志·诸蕃国》载，与中国外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144个，大部分发生在广州。元政府乃“置白沙水军，巡海上”。白沙在今海口港（习称秀英港），负责海上常态巡逻，进一步加强对南海诸岛水域的管辖。

　　明朝为加强海疆地区统治，防范倭寇和海盗侵扰，打击西方殖民者入侵，保护海上航行安全，不断加强南海海防。明初全国设浙江海道，福建海道和广东海道，尤以广东海道至为重要，管辖整个南海海域。《苍梧总督军门志》称：“广东省会郡属错居海上，东起福建，西尽日南，沿洄六、七千里，中间负海之众，无事则资海为生，有事则借之为暴。自嘉靖末年倭夷窃发，连动闽浙，而潮惠奸民，乘时遘衅，外勾岛孽，内结山寨，恣其凶虐，屠城铲邑。沿海郡县殆人人机上矣。”基于此，明嘉靖年间广东海防分东、中、西三路，沿海设置卫、所、水寨，另置广东按察司巡视海道副使兼广州兵备一员，系兵备兼理分巡，原驻广州，后移至宝安南头。其中东路为惠州府、潮州府所辖海域；中路是广州府所辖海域；西路是高、雷、肇、廉、琼、钦等府州所辖海域。无论中、中、西各路，下设数量不等的卫、所、水寨，构成严密海防体系。特别是险要之处，必派兵防守，海面则有巡哨制度，规定出汛日期、地点、以策安全，故时人评曰：“守队之制，亦云密矣。”

　　卫所以外，明嘉靖中，广东海防三路还设水寨，从潮州至廉州直下琼州，都有水寨以守。广东共设6个水寨，即潮州柘林寨、惠州碣石寨、广州南头寨、肇庆北津寨、雷州白鸽寨、琼州白沙寨，都扼守南海北部海岸。水寨间建立会哨制度，即相互交换情报，有利联防出警。与此同时，在卫所和水寨之间，还设立烽堠传警制度，即建立报警烽火台，仅阳江北津水寨防区沿线，即有10多处，其他水寨也不在少数。这样，明代由卫所——水寨——烽堠组成的海防体系，使南海防卫更加统一、灵活和有效。这对防范海盗、打击海上走私，保障交通畅通，起了重要作用。清初潮阳县令蓝鼎元评曰：“明人防海知设水寨于柘林，而不知南澳之不可弃，迁其民而虚其地，遂使倭奴、红彝盘据猖獗、昊平、林凤、林道干、许朝先、曾一本先后盗兵，边氓涂炭。万历年间，始设副总兵守之，国家镇以元戎，游魄水靖。盖闽广上下要冲，厄塞险阻，外洋番舶之途，内洋盗贼必争之地，去留明政，固彰彰若此也。”这表明，明朝政府对南海近岸和远洋的防务和打击内外敌对势力是通盘部署、上下一体实施，这自然包括南海诸岛及其洋面。

　　清代对南海巡防进一步加强，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10—1713年）广东水师副将“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今西沙），四更沙（今海南昌江县境），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实际上，清初以来，已在海口设琼州镇标右营，督隶水军战船，对所部海面分汛防守。道光十二年（1832年）规定崖州协水师副将和水师守备，轮替出洋巡辑，其“分管洋面东从万州东澳港，西止昌化四更沙，共巡海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泰国）、占城夷洋”。[27]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一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官兵170余人，分乘“伏波”、“广金”、“琛航”三艘军舰到西沙勘察和巡视、命名和树碑，重申对西沙领土主权，同时彰显一次强大军事实力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冬和1947年春，中国政府在各国公认之下，派遣“太平”、“中业”、“永兴”、“中建”号4艘军舰前往接收南海诸岛。其中“永兴”、“中建”两舰接收西沙；“太平”、“中业”两舰接收南沙，“太平”舰后又奉命接收东沙岛，并派兵驻守太平岛和东沙岛。这不但说明中国将南海诸岛作为一个群岛系列加以接收管理，而且以武装力量驻守一些主岛上，例如太平岛和东沙岛即作为主权的重要标志。至于一些无人常住岛屿，是由于条件所限而未驻军，但它们的巡逻、防务等事宜，仍由它们附近主岛负责。

　　四、中国人的经济活动反映南海诸岛是一个整体

　　（一）东沙群岛经济活动

　　在南海诸岛作为一个地理整体的基础上，中国人世代以它们为平台，开展各种经济活动，足迹遍及各岛礁和海域。这包括了捕捞、航海、采矿等，足以反映南海诸岛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空间体系，验证它属于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

　　东沙群岛距离粤东最近，也最早为中国人认识和开发。晋裴渊《广州记》曰：“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有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这是指东沙群岛而言，新中国成立前，有人在东沙岛海滩上拾得铜钱多枚，其中最早有汉代五铢钱，与上述记载符合。又据东沙水下考古，发现有汉、唐、宋、明铜钱，东沙为航海所经之地，这些文物为中国人海上活动证据。清末《地学杂志》曾载《大东沙岛》一文，称“大东沙……，昔日本人未到该岛以前，沿岸渔船及闽粤渔户，通年匀计，不下数百艘。此外尚有捕鱼半捞海半采矿之小船，不计其数。每年获利，大船自数百金至数千金不等。”此前光绪年间调查，中国渔民在东沙海域“捕鱼为业，安常习故，数百余年。”实际上中国人在岛上从事捕鱼，采鸟粪磷矿、海人草，记载甚多。一些人埋骨岛上，岛上建有祠堂、“大王庙”。英国1855年出版《印度指南》记载1813年在东沙岛上见到中国庙。这种庙为中国人到东沙岛居住、生产经营的历史见证。早在同治年间，中国海关拟在东沙岛建灯塔，但直到1935年始建成灯塔、气象台、无线电台各一座，标志东沙群岛经营开发进入近现代阶段。

　　（二）西沙群岛经济活动

　　西沙群岛接近海南岛，中国人在岛上和附近海域活动最早，也最频繁。晋代左思《吴都赋》有“穷陆饮木，极沉水居”之句。唐代李善注曰：“饮木，朱崖海中有渚，东西五百里，南北千里，无水泉。有木斩之，以盆瓮承其汁而饮之。”许多人认为李善所注这个大范围岛群，应为南海诸岛。而“饮木”应为椰子树。实际上与左思同时代刘欣期在《交州记》中已称“椰生南海”，可见南海诸岛种植椰子树已很普遍，岛上也会有中国人作为临时居民。1974年3—5月，广东考古人员在西沙11个岛屿进行文物调查，发现唐至清晚期大批瓷器，这些瓷器胎质很精密，火候够，制作精致，与广州西村皇帝岗、潮州笔架山、廉江窑头村等地宋窑风格一致。另有一大批从新莽经唐宋到明代铜钱80706枚，总共403.2公斤。据有关专家鉴定，这些文物不是首先沉落在大海中或岸边后被海潮冲上岛内，而是古代居民直接携带上岛的。这次调查，还发现岛上有古庙14座，内供佛像、供器，名称不一，多称“孤魂庙”或“兄弟孤魂庙”，其中一座庙门联曰：“兄弟感灵应，孤魂得恩深”，横批是“海不扬波”。这些庙宇形式和风格与海南岛的庙宇很相似，说明是海南渔民在西沙活动遗址遗存，西沙与大陆有很多往来。

　　（三）南沙群岛经济活动

　　即使远离大陆的南沙群岛，也有大量中国人在岛上和附近海域活动证据。《梁书·扶南国》条云：“又传扶南（柬埔寨）东界即‘大涨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诸薄国（应在加里曼丹境内），东有五马洲。复东行涨海千余里，至自然火洲”（即菲律宾活火山岛）。这说明大涨海很大，正为南沙群岛。中国和环南海各国贸易，多经过南沙海区，采集珊瑚运回中国贩卖。唐代“广州通海夷道”远通亚非等地，南海周边增记了不少国家，如乌笃（南印度）、陀洹（在泰国）、诃陵（在爪哇）、多蔑（在缅甸）等，可知航路经过这些国家应在南沙岛礁停留，并记録在案。唐徐坚《初学记》称环礁为“石塘”、礁坪称“石床”。这些称呼为后世袭用至今，应是唐人在南沙活动的见证。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三合流》说：“传闻东大海洋，有长沙、石塘数万里，……昔尝有舶舟为大西风所引，至于东大海，尾闾之声，震汹大地，俄得大东风以免”。这显示有船只经过南沙群岛，为风吹至岛上。后来王象之《舆地纪胜》引《琼管志》说吉阳军（今三亚市）南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舶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有人认为这里指的是南沙群岛。常有宋人船只往来，上岛活动。

　　明代南沙群岛各礁滩地名始见于记载。顾岕《海槎余録》（全一卷）记一个“鬼哭滩”，“极怪异，舟至，则没头，只手，独足，短秃鬼百十，争互为群来赶舟。人以米饭频频投之即止，未闻有害人者。”这虽有神话色彩，但说明我国渔民已到南沙群岛，因文中“短秃鬼”实为海豚之类哺乳动物，当投以米饭，即群来争食，似秃头鬼。

　　清代，广东、海南渔民常年在南沙活动，所到南沙岛礁至少有78处地名，不少岛上有较长住居民。而这些地名，包括东沙、西沙在内都有渔民名称（海南方言读音），如东沙岛称“月牙岛”、西沙永兴岛称“猫注、吧注、猫岛”。南沙这类地名更多，与标准地名一一对应，如最大太平岛称“黄山马峙”，中业岛称“铁峙”、鸿庥岛称“南乙”、“南密”，最南曾母暗沙称“沙排”等，都是海南渔民在岛上下生产活动的证据。据1982年2月，原海南地名办工作人员调查，历史上南沙不少岛礁有海南渔民；如中业岛上世纪30—40世纪种植有蕃薯、木瓜、捕捞海龟、砗 磲、海参。早在清嘉庆年间，文昌县铺前人蒙宾文居太平岛，1950—1951年，琼海县李、黄、许姓船主病死埋骨岛上。

　　（四）中国居民在南海渔业和航海活动

　　入清以后，南海诸岛的为外国势力觊觎，在他们的记载中，也不乏中国人在岛上活动凭证。如1855年英国出版《印度指南》一书，记録1813年4月孟买海军船长罗斯（Rose）在东沙岛非法调查，发现岛西部有船港，“俾供早期对中国渔民来此捕鱼作避难所用，岛上还建有中国庙等”。清同治六年（1867年）英国测量船“来福门”号（Rifleman）到南沙测量，报告：“各岛俱有海南渔民之足迹，以捕取海参介贝为活，颇多常年留居于此，而由海南居民，每岁遗小舟来此，供应粮食，易取参贝”。说明来南海诸岛的船舶数量很多，渔民在诸岛上生产生活，从未间断。

　　我国人民在南沙活动都是以整个南沙海域为平台开展的，有人总结勾划了千百年来这种活动分为三条习惯路线，或称“最佳路线”，即东头线、西头线和南头线。其中东头线又分东支、马欢岛和东南支三条，分别从双子群礁或杨信沙洲（铜金）到西月岛；从马欢岛（罗孔）到五方礁（五凤）和蓬勃暗沙；东南支从西月岛经太平岛等到舰长礁（石龙）和半月礁（海公）。西头线从太平岛经永暑礁、南威岛等到日积礁。南头线从九章群礁的景宏岛开始经30多个岛礁扺达南屏礁。这三条习惯作业线见图示。这样，整个南沙群岛，都被这三条渔民作业线联成一体。

　　图1  海南岛渔民历年在南沙群岛生产活动作业线示意图

　　航海路线分布最能反映中国人在南海活动及其岛礁联系，上述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地理门》，说到南海中三合流，“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这三合流，实为南海三条航线。由于礁盘遍布，需借风力往来，否则进入礁盘，舶无风难出而发生海难。到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海门》条指出，广东沿海港门甚多，有广州虎头门、最小虎跳门、鸡踏门、鸡啼门曰“三门”，称“中路之海门”，东莞有南亭，新安（安）有小三门，即屯门、急水门、中门、鲤鱼门、双筋门、南佛堂门、北佛堂门；新宁（台山）有大金、小金、寨门、官门；惠来有甲子，潮阳有河渡，澄海有水吼。这些港门称“东路之海门”；新会有厓门，松柏、顺德有黄杨、香山（中山）有金星、上十字、下十字、马骝、黄麜，吴川有限门，海康有白鸽，“此西路之海门也”。“凡三路，东起潮州，西尽廉（州），南尽琼、崖”。皆为出航港口，航向南海各地。到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録《海録·噶喇叭》条直接指出西沙群岛东西两侧有两条不同航线：“噶喇叭（雅加达）在南海中，……海舶中往广东者，走内沟，则出万山（群岛）后，往西南行经琼州，安南至昆仑。又南行约三四日到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走外沟，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少西，约四五日过红毛浅（中沙群岛），有沙坦在其中，约宽百余里。其极浅处止四丈五尺。过浅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即西沙东面一条叫外沟航线，西面一条叫内沟航线。这两条航线至今仍在使用，由新加坡直航香港的航线，基本上走外沟。而内沟航线起于东西竺（Pueo Aor），沿海岸到马来半岛，然后横渡泰国湾，再沿柬埔寨和越南海岸一直到岘港，由此航经海南岛西南海域，入文昌七洲列岛，再渡琼州海峡扺电白或阳江海陵岛，继转扺两广沿海各港。这两条航线是联结整个南海诸岛纽带。

　　在海南民间，明清以来使用的“水路簿”或“更路簿”一类文字资料，类似今天航海指南或海图，也反映南海诸岛结构整体性特征。这些资料所称 “更”为航海路程，一更即30公里。据1974年以后在海南渔民中发现“水路簿”手钞本10余种，如苏德柳和许洪福《更路簿》，郁玉清《定罗经针位》、陈永芹《西南沙更薄》、王昌国、林鸿锦《顺风得利》、麦光铣《注明东，北更路簿》，李根深《东海、北海更流簿》，以及符宏光《西南沙群岛地理位置图》等。据统计，这些“水（更）路簿”共收録南海诸岛海南土音地名96处，其中属西沙的有24处，南沙的有72处。而整个南海诸岛，这类地名有187个，占中国1983年公布南海诸岛标准地名287个的65%。这些土 音地名，地理内涵丰富，包括以地形、水文、生物、海产，以及位置、数字、顺序、大小、颜色、传说等命名，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更是我国渔民在南海波涛上生产生活的指证。且其分布，有自北向南，数量逐渐增加趋势，空间距离长，按上列渔民在南沙作业图量算，在南沙范围，从北纬11°25′的南子岛到北纬5°22′的南屏礁，跨6°3′约672公里。东西距离，从东经111°40′的日积礁到东经116°58′的蓬勃礁（暗沙），跨5°18′约588公里，约占海域40万平方公里。海南渔民世世代代在这片海域活动，用传统方法记载他们的历史事件，充分反映南海诸岛及其海域与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联系。

　　五、小结

　　综上所述，在中国南海断续线内，整个南海诸岛的存在、认识和管理，自古以来都在以“南海”为主命名中国海域内，体现了“名从主人”的原则，而且整个南海海域都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中外文献中，成为它属于中国一个有力证据。在南海断续线内，南海诸岛的四大群岛的组成和分布格局，深受共同的地质构造、地球物理、海底地形和自然地理特点与规律制约，形成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四个自然地理综合体，相互间既相对独立，更由从潮州海面出发，统称为“万里石塘”三条“地脉”，即海底地貌连结为一个整体，且和中国大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南海诸岛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整体，而且也是一个政治实体，中国政府历来设置隶属于岭南的行政区划、实施对岛礁和海域行政管理，并设置巡海水军和相应海防设施，它们始终作为一种军事存在，有效地保障中国政府对它们拥有领土主权和其他海洋权益。南海诸岛海域为历代中国人民从事渔业、航海等经济活动的平台和路线，说明四大群岛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事实。这些证据表明，在南海断续线内，南海诸岛无论自然地理、还是历史人文地理，历来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发现、开发和管理，无可置疑地属中国的领土主权一部分。

　　（原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