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自古以来中国人即活跃在广阔的海洋上，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建立起和平、友好、平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即海上丝绸之路。这条海上丝路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始终。期间虽有过波澜起伏，但一直没有中断，发挥它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功能，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只是鸦片战争的结果，使

　　这条海上丝路的性质发生改变而自此中止。本文旨趣，力图以中国海上丝路历史过程为经，以其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和影响为纬，提供其演变的若干历史剖面，从中总结其发展规律、经验和启示，以期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路提供参考。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或称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现已进入国家战略层面，备受中外关注。目前正迅速推进和发展，效果自可预期。实际上，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存在已有2 000 多年历史，是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平等的经济、文化、政治、外交等交往之路，以丝绸作为文化符号，故名。但海上丝路作为一个专门用语出现，不及200年。其最早提出者是著名的德国地质地理学家F·V·李希霍芬1833―1925 年）。他于1860 和1868年2次来华旅行，还途经广州、三水、英德、韶关等地。后出版五卷本《中国亲程旅行记》，其中1877年问世第一卷《中国》，首次使用“丝绸之路”来描述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古代陆路贸易交通线，并详加论述；后在一张地图上提到“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但未作解释。自此“丝绸之路”被广泛接受，研究成果不絶如缕，而海上丝路研究却十分寥落，仅1967 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一书，成为专论海上丝路的专著。另国学大师饶宗颐1974 年在其论文中提及“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该时期，中国正经历文化大革命，海陆丝路研究陷于中断。直到1985 年，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出版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2 部专著，才开拓了海上丝路研究的新局面[1]。1991年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由30 多个国家50 多人组成考察队伍，乘坐“和平方舟”号，扺达沿途16个国家22个港口，包括广州和泉州，行程2.1万km。此后，海上丝路研究、考察接踵而起，牵动学术界、政界和产业界等。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也从中西交通史延及宗教史、贸易史、外交和文化史等，时下方兴未艾。海上丝路所运载物品，丝绸只是其中之一，更多的是香料、茶叶、陶瓷、铁器等，故海上丝路也称“香料之路”“茶叶之路”“陶铁之路”等。

　　海上丝路作为连接全球的纽带，深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影响。海上丝路虽古已有之，但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以后，其不断受到冲击。对中国而言，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使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海上丝路性质完全改变，中西方交往变为铁与血写成的文字，不复称为海上丝路。所以，海上丝路下限至鸦片战争，不能无限地延伸；之后，其处于时间断层状态。近年，我国继承丝路传统，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其中“一路”称“21 世纪海上丝路”或“新海上丝路”，即为这一概念历史传承和新背景下的发展，但已注入新时代气息和内容了。

　　二、海上丝路的萌芽

　　史前时期，我国东部、南部沿海生活居民统称为越人土著居民，“越”人一说为滨海之人，即水居部族。考古发现，距今六七千年左右，山东半岛先民已漂过黄海和渤海，将龙山文化的石器龢民俗带到辽东半岛。而据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对新石器时代有段石锛的考证，这种工具曾从闽粤沿海传到台湾、菲律宾、北婆罗洲以至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社会群岛等地。根据14C 测定，南海诸岛大部分岛屿露出水面时间距今约5000 年。这为该时期原始人类在海上活动提供了便利，即可以乘独木舟或木筏在岛屿和大陆之间往来，文化交流随而发生。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南海西樵山为一巨大的新石器加工场，其代表性细石器和双肩石器，除辐射岭南、西南地区以外，还南传到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成为史前时期这些地区海洋文化往来的吉光片羽。

　　先秦时期，北方沿海航海活动日趋频繁，齐、吴、越等国利用其海上优势，相互进行海战。前567年，齐国征服莱国，成为海上强国。浙江钱塘江口的越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俨然海上霸主。而南海周边古越人也驱驰于海上，不让于北方民族。1989 年珠海高栏岛发现相当于春秋时期的摩崖石刻，图像中有众多舟船造型，展现“海船一体”“天船一体”景界，还有对海洋保护神祈祷仪式。这幅石刻被公认为先秦古越人航海活动的有力凭证。在香港东龙岛、石壁、蒲台、大浪湾、长洲、大庙湾、滘西洲等处，发现不少史前岩画，图案上多有卷曲线条和类似眼睛、须、爪等造型，被判断为“龙形的观点”，为水居南越人海事活动的证据。而1982 年发现澳门岩壁画，图案内容可能是带桅杆的船只，同样显示南越人有漂洋过海的生活经验的足迹。考古学和人类学还证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人类往来和文化传播在先秦时期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中证据之一是海南黎族来源，一说是黎族祖先部分在远古时期从东南亚各地漂流南海而踏上海南岛土地。林惠祥教授认为，善于航海的印度尼西亚族人和黑矮人这一时期也曾沿着广东、福建、浙江沿海东进；原广东民族研究所刘耀荃研究员指出，马来人亦广义印度尼西亚人一支从南海漂流到海南岛，过着以海产为粮的生活。无独有偶，1982 年广州南越王墓出土铜提筒，外壁有四组船纹，绘有杀俘猎头图案，为古越人祭河神或海神庆功情景。船上装配三帆一橹，桅杆上羽饰迎风后扬，破浪前进，驶向远方海洋。

　　语言考古学研究表明，史前或先秦时期，西南太平洋地区包括印尼群岛、菲律宾群岛、我国台湾和岭南地区，广泛使用“南岛语族”，以这种海洋语族为纽带，构成一个“亚洲（亚澳）地中海文化圈”。南海周边各个族群，都是其成员。秦汉以后，中原势力南下，郡县制推行，汉文化成为当地文化主流，南岛语被取代或覆盖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仍有不少成份积淀下来，保留在各地方言中。据民族学家徐松石教授研究，南岛语与汉语方言对应用词有如：乌颅（头）、麻撒（目）、丁丁（足）、须虑（船）、马歹（死）、麻翁（海）、几鲁（盐）、阿郎（女婿）等。有学者认为，我国南方仅侗泰语词彚与南岛语有关的词约有330 个，至今仍在使用，其中海南黎语使用的数词与印尼语、台湾高山语形式很接近。中国南海无疑是南岛语传播重心。

　　有器物考古也证明：海洋族群居民古代普遍使用树皮布作为服饰，岭南又是树皮布起源地。香港大学邓聪教授深入研究和考察过树皮布文化，认为在3 500~4 000 年前，树皮布从珠江口经中南半岛、越南北部、菲律宾、台湾，席卷东南亚岛屿，从海路跨过太平洋进入中美洲，对这些地区历史文化影响甚大。海南黎族是制作树皮布能手。现今海南五指山市海南民族博物馆仍陈列着树皮布工艺和式样。笔者在2011 年4 月深圳文博会上亲见海南馆展示由见血封喉树制作的树皮布，开口要价1 万元。这些人类、器物、考古、民族、语言、服饰等材料显示，在海上丝路开通之前，民间海洋文化往来早已发生，演奏了史前和历史早期我国与周边地区海上往来的序曲。

　　三、秦汉海上丝路正式开辟

　　秦作为第一个统一六国的王朝，对外海上交通仍有不少记载，只是多囿于传说。如江苏方士徐福，受秦始皇派遣，带领数千名童男童女、五谷百工艺等，从今山东胶南县出发，寻求海上仙岛仙山的长生不死药，结果一去不归。有说徐福到了日本和歌山县，在日本传授耕作、纺织、冶炼等技术，本州山梨县视徐福为纺织之神，请进神社供奉。据此，可以说徐福是我国海上丝路的先驱。真实记载海上丝路开辟的文字，见于《汉书·地理志》。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平定南越国后，乘势派遣黄门译长等从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和越南北部日南（时属汉帝国）港出发，沿越南海岸航行，中经缅甸到南印度洋孟加拉湾，历时约1 年。他们带去黄金、各种丝织物，换取明珠和其他珍奇异宝，一路受到沿途各国热情接待。只是这条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名字，虽经中外学者反复考证，仍无统一意见，但起航的3 个港口却无可争议。日南港在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合流处；合浦港在今南流江出海口，附近有上万座汉墓，清理出近万件文物，产地在印度、非洲、欧洲，与海上丝路记载相符；徐闻港当时的具体位置现在争论颇多，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今徐闻二桥、仕尾一带，现已建成“大汉三墩”旅游区；也有人认为在今雷州市南渡河出海口通明港附近，容进一步考察论证。

　　四、三国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路始发港

　　魏晋南北朝时期，孙吴特别注重海上贸易，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前者指台湾，后者指日本列岛），派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史载由海上来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5 个。而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广州成为海上丝路的一个始发港。此前广州仅是中外商品集散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全国19 个城市，番禺（即广州）列为一大经济都会，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三国吴黄武五年（226 年）首置广州，极大地提高了其政治经济地位。东晋时丝路航船从广州取道西沙海域直航东南亚各国，由此奠定了广州作为南海交通枢纽的基础地位。1974 年广东省博物馆西沙水下考古采集到南朝六耳罐、陶环等文物，验证了西沙航线开通，缩短了广州至东南亚各国航程，直接导致合浦港、徐闻港式微。广州海上交通贸易一片繁华。《晋书·吴隐之传》说“广州包山带海，珍异所出，一筐之宝，可资数世”。当时朝廷未设置外贸管理机构，地方官员视外贸部门为肥缺，大肆贪污，凡任广州刺史者，多发横财，史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之说。海上丝路兴起，带来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第一次文化大交流。这包括了各种新农作物，器艺、宗教等，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例如，传入岭南的有棉花、枇杷、桂木、山荔枝、枣椰、无花果、茉莉花等。广州被称为“花城”应始于晋代。

　　佛教也借海上丝路大举传入，岭南是首途之区。相传东汉灵帝建宁末（170―171 年）已有佛教徒来广州之说。东汉光和年间（178―183 年），苍梧牟子经合浦入交趾，攻佛学，后撰《理惑篇》，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佛学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三国时，印度克什米尔等国僧人先后来广，兴寺院，收信徒，撰著述，禅风日盛。梁武帝中，禅宗始祖达摩泛海来广州，创建西来庵，其登陆地点曰“西来初地”，后为广州名胜，保留至今。佛教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对我国思想、建筑、艺术、文学、语言、风俗等产生重大影响，历代不衰。

　　我国僧人假道海上丝路外出求道亦已开始。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 年），法显以60 岁高龄从陆上丝路出发到天竺（印度）求经，义熙七年（411年）取道南海回国，原打算到广州登陆，殊料被季风吹到山东崂山，后扺南京弘法。法显是我国第一个涉足印度河流域的高僧。他辗转循海道回国，花了5年时间，无愧为海上丝路探险者。法显以经历的30 多国见闻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是我国古代记述中亚和印度地理风俗第一部著作。全书不满一万字，但皆为实地考察所得，不但感情热烈真挚，感人肺腑，更重要的是地理观念十分精辟，确切反映当地的地理特点，包括沙漠、雪山、大海自然景观，城市人文风貌，地理知识十分丰富，读起来亲切感人，后被译成多种文字，流布世界各地。

　　五、隋唐五代海上丝路兴盛

　　隋唐封建统一国家的再造和当时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为海上丝路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因陆上丝路的阻滞，又加强了海上丝路的地位和作用，促使它走向兴盛。隋唐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保护、鼓励、开明政策，吸引外商到来。而唐政府在广州首设市舶院，征收关税，从此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海上丝路由此被置于重要地位。

　　隋炀帝大力开发南方海外交通，大业初年（605年前后），先后用兵交州、林邑，使南洋一些国家遣使入贡；大业三年（607 年）派遣常骏从广州出发，出使赤土国（在今马来半岛一带），归程带回许多赏赐礼物，谒见隋炀帝，受到奬励。常骏后着《赤土国记》二卷，惜已失传。

　　唐朝空前强盛，以健全心态敞开国门，与海外诸国往来，为此开拓了一条沟通亚、非、欧洲海上丝路，唐人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丝路从广州出发，穿过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辗转可扺东非海岸，经历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1.4 万km，为唐朝最重要、最长海上交通线。从我国典籍《新唐书·地理志》，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到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録》等都记载了这条航线经过海峡、海湾、港口、航向、里程、城市、人文风俗等信息。考古也发现沿线岛礁出水不少唐代陶瓷、钱币等，证实了该航线的历史存在，并形成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四大名港，以及交州、福州、登州、温州、苏州、雷州、恩州、潮州等港口，尤以广州世界大港地位至为突出和繁荣。各国商人纷纷来广州互市，唐太宗贞观初年，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到唐玄宗天宝年间（713―755 年）已上升到70 多个，它们多经过广州，从事贸易往来。据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统计，唐代每天扺广州外舶约11 艘，一年约4 000 艘，设每船载客200 人，则一年扺穗者约80 万人次。这些登陆者来自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真腊（柬埔寨）、阿陵（爪哇）等国。唐政府让他们集中居住在广州今光塔路一带，时称“蕃坊”，人数至少12 万，实行自治，为广州城市一块域外文化板块。

　　唐玄宗天宝七年（748 年）唐高僧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未成，漂流到海南三亚一带，后北上广州，见珠江停靠外舶不知其数，满载香药、珍宝，一派繁华景象。唐玄宗加封航海保护神南海神为“广利王”，意为广收天下贸易之利。而自张九龄开通大庾岭道后，南北交通大为改善，大批穿着各色服饰的外国客商往来其间，大庾岭道成为海陆丝路对接通道，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强大通道。唐代传入岭南外国水果即有菩提树、芒果、油橄榄、波萝蜜等，大批“海药”引入广州，被种植利用，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尤其是西亚伊斯兰教、景教、袄教等假道海上丝路传入岭南。保留至今的广州怀圣寺、光塔、广州先贤古墓等，即为伊斯兰文化在广州圣迹。阿拉伯语地名也在广州占有一席之地，如朝天街阿拉伯语意为朝天房，诗书路为狮子音译，海珠中路为送别巷音译，蓬莱北街为真主至大，这类地名集中分布在光塔路一带，与“蕃坊”范围相一致，折射了岭南文化强大包容性风格。意义尤为重大的是，唐代佛教大兴，外国高僧大德来华多在广州上岸，再北上。中国僧人也经南海西行求法，远至印度，梁启超称之为“留学运动”。学有成者大不乏其人，如义净、慧超、不空等，皆名垂佛教史册。新建寺院也接踵而起，在广东即有潮州开元寺、西江白云寺、香山寺、峡山寺，龙山寺、国恩寺、佛山塔坡寺，乳源大觉禅寺、海康天宁寺、阳江石觉寺、罗浮山华首寺、明月寺、梅州灵光寺、海南振州大云寺、儋州和崖州开元寺等，皆为重要禅林。特别是新兴人惠能创立南宗顿教，掀起中国佛教史上一场革命，使印度佛教中国化、平民化、世俗化，成为中国佛教文化最高代表。惠能由此被尊为禅宗六祖，在韶关南华寺弘法30 多年，徒众如云，名僧辈出，遍布岭南各大丛林，都自成一家，形成支脉，有“花开五叶”法流格局。惠能顿教后来又传播至泰国、朝鲜、日本，以及欧美，从岭南走向世界。五代时期，岭南为南汉政权割据。南汉主十分重视海上贸易，实行开放政策，鼓励通商，与阿拉伯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并大获其利，国库充实。故南汉有足够财力大修京城兴王府，即广州，包括广州城南区，称“新南城”；另广筑园林、宫殿，以及大批寺院，不少保存至今，如药洲、流花桥、昌华苑（今海珠区官洲北亭）、六榕寺、华林寺等，显示当时广州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成就。南汉时被誉为“小南强”，实源于海上丝路取得的效益。

　　六、宋元海上丝路的发展和繁荣

　　宋元继承和发展了隋唐对外开放政策，造船和航海技术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北宋时指南针首用于航海，也正式使用海图，可以直接放洋而不必沿海岸线航行。南宋政府为支付对金人巨额赔款和庞大军费开支，不得不扩大海外贸易来增加收入，促使海上丝路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据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宋代新开辟一条从我国沿海广州、泉州、甲子、屯门等港出发经南海、横渡印度洋，经亚丁直达非洲东岸的航线。同一时代赵适汝《诸蕃志》列有国家和地区达57个，外国物产47 种，范围远达北非和地中海。到元代，海上丝路涉及地区更广。据陈大震《南海志》，与我国有通商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144 处，大部分发生在广州。汪大渊《岛夷注略》记有海外国名和地名达220 多个，显示宋元海上贸易远胜于唐代。宋初即在广州设立主管海上贸易的市舶司，为朝廷开支的一个主要财源。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说：“自兹以往，广东始渐为重于国中矣”；又曰“自宋以前，以广东之交通，而一国食其利”。这完全建立在海外贸易上。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 年），广州、浙江、福建三路市舶买货物达200 抽万缗，主要来自在广州市舶司。按照海上交通和贸易地位，宋代首位城市是广州。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广州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印度、也门，乃至我的家乡摩洛哥。”外商不断涌入广州，“城外番汉数万家”，包括很多黑奴、昆仓奴，仍以蕃坊为聚居中心。为满足广州人口增加，保护商人利益，广州有财力筑城，分别为子城、中城和东城，称“宋代三城”。此后修缮达10 多次，城区面积达20 km2，为广州城建史上空前壮举。近年，广州市政建设发现宋代城墙砖和城遗址，展示于今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此外，广东潮州、肇庆等城市也修建坚固城墙，还兴起潮州、鮀浦、揭阳、辟望、阳江、雷州、海口等海港。此外，其他省区沿海也随着海上丝路扩大和延伸，涌现众多贸易港，如登州、密州、镇江、江阴、太仓、青龙镇（在上海）、上海、杭州、澉浦（杭州湾北岸）、明州、温州、泉州等，分别对朝鲜、日本、琉球、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东部）、真富（今马来半岛）、阇婆（今爪哇）、渤泥（今加里曼丹）、大食等国家和地区贸易，并形成“蕃坊” 侨民区。

　　在宋元交替之际，广州遭到很大破坏，海上丝路中心移到泉州。泉州外商多为阿拉伯人。宋理宗宝庆二年（1225 年），到泉州贸易的国家发展到50多个，超过广州，跃居为全国第一贸易港。1292 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经泉州回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写：“刺桐（即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199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泉州定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这是一个重要依据。

　　近年水下考古的发现，完全验证了宋元海上丝路的繁荣。2007 年12 月，在阳江海域出水南宋沉船“南海I 号”，初步清理出以瓷器为主各类文物4 000 多件，总数估计18 万件，被誉为“海上敦煌”。另1974 年在泉州湾发现宋代沉船也凸显了泉州在海上丝路的主港地位。

　　宋元海上丝路文化意义，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以从占城传入新稻种（占城稻）而言，其后闽广大面积推广，产生了巨大经济和社会效应，被誉为我国粮食生产史上第一次革命。同时从海外引入小粒花生种，广种于沙土；明代又引入大粒种，产量甚高。花生油取代过去以猪油或茶子油为主的烹调习惯，对饮食食物结构和生活风俗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外，宋代海上航行兴盛，航海保护神妈祖应运而生，成为我国沿海最普遍最重要的民间崇拜。其神宇林立，以福建最多，因是妈祖诞生地，目前仅广东尚存妈祖庙100 多座，海外也不少。而妈祖崇拜反映勇敢、无畏、正义、慈爱品格，与海上丝路和平、平等、包容精神一致，故妈祖崇拜千年不衰，已成为海上丝路一个表征和文化符号。

　　七、明代海禁下海上丝路由盛转衰

　　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进入海洋时代，并逐步形成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这本应有利于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如同欧洲人藉助于海洋使自己获得迅猛发展，但明王朝以遏制张士诚、方国珍等余党和防范倭寇为藉口，宣布海禁，严厉制裁下海者，使在宋元形成的海上丝路大好局势发生倒退。

　　幸运的是明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独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广州成了全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港口，广东也独擅外贸之利。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明代走私贸易十分猖獗，且和海盗活动相结合，在广州以外，仍出现一批走私贸易港，计有浙江宁波双屿港、福建漳州月港、广东潮州港和南澳岛等。这种民间海上贸易，也是海上丝路的一部分。

　　海洋时代伴随着新海上交通线的开辟，明代从广东起航或经广东放洋的航线有经广东至非洲南端厄加勒斯角航线，为海上丝路最长者；有广州经澳门、果阿到欧洲航线；广州经澳门、马尼拉到拉丁美洲航线；广州经澳门到日本长崎航线；广州经澳门、望加锡到帝汶航线等，形成环球航行网络，广州成为全球航海中心之一，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巅峰。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 年）到宣德八年（1433 年）历时29 年。目的为巩固永乐帝政治统治，宣扬明朝国威和富强，开拓海外市场，追求海外奇珍异宝，但实际上是一次和平、友好、互利、平等的远航，在我国海上丝路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而载入史册。

　　郑和（1371―1435 年），本姓马，名和，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人（今晋宁），回族。青年时到北京作宦官，后随燕王朱棣（即后永乐帝）起兵有功，被赐姓郑，任太监。郑和下西洋最多时有60 艘大海船，可载千人。最大海船一说长约500 m，宽约60 m，另说长55 m，宽13.3 m，排水量约1 200 t，比哥伦布、达·伽马使用海船大得多。每次出航人数不尽相同，但不少于2.7 万人，配备各种人员。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经黄海、台湾海峡、南海、印度洋，最远到达东非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航程累计10 万余里，到达30 多个国家，带去大量丝织品、瓷器、香炉、烛台、香油和金银等。带回象牙、香料和珍禽异兽。据《郑和航海图》注记航线有100多处，地名500 多个，其中我国地名200 多个，外国地名300 多个，反映这是一次国际性远航。南海是必经也是活动最频繁海区。据万历《广东通志》卷2 载，郑和第二次是从广东某个港口始发的，这需进一步论证。

　　郑和下西洋是以政治目的为主，未将经济利益放在重要地位，因而遭到悲剧性结果。时过境迁，原有政治目的很快消失，远航失去动因，突然偃旗息鼓，不但远航中止，连下西洋的档案也被烧毁。这主要是明王朝采取错误的取消主义政策的结果，同时有一些客观原因。例如，中国传统的狭隘大地观，即认为天圆地方，地平的大地观根深蒂固，限制了这次远航不是环球航行。另外，中国传统地图的缺陷，没有经纬度，计里画方只适于小比例尺而不适于大比例制图，中国古代世界地图不发达，没有突破传统航行，因此未取得地理大发现。

　　明代，特别是16 世纪开始，欧洲人东来，开启了中西文化大交流时代。这是海上丝路发展的另一种结果。最值得重视的有3 件事：一是新作物传入；二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三是利玛窦来华。前者是万历年间从海外传入番薯、玉米、烟草、花生（大粒种）、菠萝、南瓜、辣椒、甘蓝等新作物品种，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土地利用方式，并产生多种社会经济效益，进一步昭示海上丝路的巨大作用力。

　　番薯原产美洲，后由欧洲人传入东南亚，当地视为保护品种，禁止外传。至番薯何时何地传入我国，有多种说法。包括从福建漳州、晋江、广东电白、东莞等传入之说。吴川人林怀兰、东莞人陈益、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为直接输入者。福建巡抚金学曾推广番薯有功，故番薯又称金薯。电白霞洞镇有番薯大王庙，为纪念林怀兰而建，甚有海上丝路文化价值，惜毁于文革。番薯具有粗生、高产等特点，是一种救荒作物。闽广为番薯首途之区，晚明已为闽广主粮。大面积红土、砂土，及其他作物不能利用的土地，皆可种薯，形成薯稻轮种，坡上、坡下、河谷、盆地分异格局，不但救活大批人口，且带动养猪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发展。到清初、番薯已推广到北方，成为全国性粮食作物，番薯由于以上优势，被认为是继宋占城稻之后我国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

　　玉米比番薯引入时间要早，广东为最早从南海传进地区，继为云南，可能从印度、缅甸或中亚传入，后传播全国。玉米耐乾旱、粗生、抗病强、高产，高阜斜坡、山地均可种植。引入后很快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并向北方推广。番薯怕冻，只能种在坡下，而玉米可种于坡上，形成垂直分布带，化大量无用土地为有用，为土地利用开辟了一个新方向。

　　烟草原产美洲，后由欧洲人带到东南亚，继传入闽广，再转入江、浙、两湖和西南各地；也有说自菲律宾先传入澳门，再经台湾，17 世纪初始传入内地；还有一说是从南洋或越南直接传入广东。烟草可治寒疾，有祛烟瘴功效，但久食成瘾，于健康不利。故传入之初，为明廷严禁，重者可判死刑。但当时抽烟已成风气，这一禁令因形同虚设而逐废。清初烟草风行全国，成为普通消费品，也大面积在两广、海南种植，后扩布全国。

　　明末西风东渐，所传海外爪果、蔬菜、花卉等，多带“洋”或“番”字命名，如“洋山茶”“番菊”“蕃茄”等。顺治时吏部尚书宋荦《洋山茶》诗云：海舶春风初到时，空帘微雨挹芳姿。从来邢尹（汉武帝两位夫人）多相妒，分付牡丹开小迟。洋山茶难免与我国土产牡丹争妍斗艳，暗指中西文化冲撞，牡丹退让迟开，显示文化包容风格。

　　澳门本为珠江口香山县（今中山市）南端一个半岛，因处在东南亚与东北亚海上航线中继点上而为葡萄牙殖民者看中，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行贿明地方当局，取得租赁权。澳门自此逐渐发展为世界航运中心，一座海风吹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城市。澳门聚集着不同肤色、国家龢民族人群，多元文化在此荟萃，具有很强的文化势能。特别是西方宗教，首先在澳门立足，继向内地宣传，第一站便是广东。1565 年澳门成立圣保禄公学，后上升为圣公禄学院（俗称大三巴），培养大批教士。他们成为向内地宣教先锋。一方面是西学东渐，另一方面是中学西传，双向运动，在当时世界上十分罕见。传入内地的有西方数学、西医、西药、物理、建筑、工程技术等科技，语言、音韵、哲学、论理、美术、音乐等人文社会科学；西传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经典、语言文字、文学、中医药、工艺美术等。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完全是明代海上丝路产物。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对此有段经典性论断：“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可惜的是，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这种重要地位，注意者甚少。……。明末清初传入西方文化者实为葡人，而据点则在澳门。”

　　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利玛窦（1152―1610 年）就是从澳门入内地，开展其传播西方文化事业的。利玛窦是意大利人，青年时代攻读神学和自然科学，学识渊博，笃信耶稣，决心献身传教事业。1582 年利氏进入澳门，翌年同另一教士罗明坚一起进入广州，送给当地官员一幅世界地图和一些西式器物，使广州人耳目一新。但利氏深感在广州传教有许多困难，继落脚两广总督驻地肇庆，开始宣教事业。利氏在西江边建立我国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后毁）。在内展出西方图书、仪器和西洋器物，使当地人甚为诧异。利氏用粤语讲解天体运行、日蚀月蚀原理，用象限仪测量崇禧塔高度、井深和路长，测量精度为人折服。利氏在肇庆编绘世界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把中国放在地图中央，开创了世界地图按该范式编绘的先例，且成定制，在地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利氏在讲解天体运行原理时，实际上将地球是圆球体之说传入我国，动摇了自古流行的“天圆地方”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清干隆学者刘继庄评曰：“地圆之说，直到利氏东来始知之。”利氏还和罗明坚合编我国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葡华字典》，首创用拉丁字母注汉字语音，以及合译《天主十戒》《天主实録》等。利氏在肇庆传教6 年，使之成为继澳门之后西方文化在内地传播的最早基地。

　　利氏后来到了韶关、南雄，前后6年之久，传教之余，将儒家经典《四书》译成拉丁文，使我国传统文化传到欧洲。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利氏离开广东，经南昌、南京，扺北京，做了许多传播西方文化工作，幷亲自测量了北京、南京、大同、广州、杭州、西安、太原、济南等城市经纬度，其结果与现代测量值相差无几。利氏来华，在世界两半部，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总之，耶稣会教士的贡献虽说内容复杂，但却有一种较高的投机性质。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中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絶，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利氏在华活动及其贡献，是我国海上丝路史上最可圈可点的一页。

　　八、清代前期海上丝路从鼎盛到终结

　　清初，我国沿海历经多次海禁，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直到平定台湾，结束郑成功势力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海上丝路才踏上继续发展道路。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粤海关，在江苏松江设立江海关，在浙江宁波设立浙海关，在福建厦门设立闽海关，统摄海上贸易。沿海百姓纷纷下海贸易，外商也积极来华，形成中外贸易新形势。但由于清政府限制和西方国家反限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干隆二十三年（1757 年）清政府封闭闽、浙、江3 个海关，独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垄断了全部海外贸易，广州和粤海关这个地位维持到鸦片战争前夕。

　　该时段，海上交通已在明代基础上，新辟广州至北美、广州至大洋洲、广州至俄罗斯3 条航线，形成全球性大循环海上交通格局，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发展。同时外贸港口更多，四海关时就有广州、潮州、厦门、宁波、乍浦、上海、天津、牛庄等。广州一口通商以后，主要是广东沿海口岸接踵而起，梁廷枏《粤海关志》列举重要关口有省城广州大关、澳门、庵埠、梅緑、海安、乌坎和海口7 大总口，69 处小口，均可对外贸易。由此出洋经商，竞相高下，志称：“富家巨室，争相造船。”这些海商“通于山海之间，远而东西二洋。”广东依靠外来洋船谋生者约数十万人，遍布世界各地。往来南海外舶数量大幅度上升。据《粤海关志》统计，从雍正八年到道光十年（1730―1830 年）外舶进入广州贸易吨位增加25 倍，其中又以英国商船最多，其他则为荷兰、丹麦、瑞典、普鲁士等，广州港联结如此众多国家海上贸易，其繁忙景象可以想见。广州进出口贸易和商品种类空前增长，仅经广州出口全国各地商品多达80 余种，以茶、丝、土布、铜、糖为主，进口早期以银元为主，后为鸦片，以英国为主要角色，后由此导致鸦片战争。在清代广东近乎全民性经商潮流中，一个专门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崛起，这就是粤闽商，主要又是粤商。按其地域和族群可分为广州帮、潮州帮、客家帮，各有自己经商之道和文化风格，但以广州帮人数最多，资本最雄厚，也富有代表。广州帮商人产生于珠三角和两广沿海，生意足迹遍及全世界，广州帮又以十三行商最有代表性。原先是清初以来到广州的外商不断增多，许多国家在广州设立商馆，在广州西关一带租地建屋，具有外交和经商两种功能，但以经商为主。这些外国商馆大概维持十三家，故名十三行夷馆，十三洋商。其中文洋名是黄旗行、大吕宋行、商公行、东生行、广源行、宝顺行、鹰行、瑞行、隆顺行、丰泰行、宝和行、集义行、义和行等，相应于丹麦、西班牙、法国、美国、瑞典、英国、荷兰等国夷馆。十三行夷馆旧址在今广州文化公园一带，后毁于大火。

　　为加强外贸管理，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清政府将国内和国外贸易分开，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也从牙行中分出，单独设立“洋货行”，专营外贸。分行商制度成为清政府控制外贸的一种重要制度。后“洋货行”简称洋行。广东十三行即为这样的洋行，其商人称为“行商”或“洋商”。这是一个新兴商业集团，得到官府认可，代表清政府主持外贸业务，故十三行商具有半官半商双重身份，后称为“官商”。有代表性的如南海颜亮洲创立泰和行、番禺潘启创立同文行、南海伍国莹创立怡和行等。这些官商拥有先进经商理念、管理制度和成熟技巧，把生意做到海外各地，大赚其利，富可敌国，在广州拥有大量物业，既经商又购买土地，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广东商业经济特征。

　　清前期海上丝路带来中西文化交流，不同于以往以商品为主，而具有更多科技含量。传入文化包括西洋历法、天文、地理学、制图学、西医学、西药学、钟表、眼镜、望远镜等器物，以及西方生活方式、习俗等。例如，英语在广州经过改造成为“广东英语”，流行于上层社会，后传到上海，演变为“洋泾滨英语”。中国文化也西传海外，包括中国典籍、文学、儒家思想、重农思想、中医、中药、园林艺术等。据悉《易经》传到海外，有力推动了欧洲数学发展。莱布尼兹创立微积分，即受《易经》启发，发明二进位数学。

　　实际上，自16 世纪欧洲殖民者东来，海上丝路已受其蹂躏、摧残和破坏，沿线许多国家变成其殖民地，海上丝路也渐渐失去原有的光辉。古老的中国虽仍维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但闭关锁国的主导思想和政策，最终扺挡不住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1840 年首先在广东爆发的鸦片战争及其结果，我国沿海主要港口被他们控制，成为其掠夺原料、倾销商品的基地；我国失去外贸和关税自主权，双方海上贸易完全变性，名扬四海2000 多年海上丝路自此絶迹，只留下历史遗迹遗址和集体记忆，供人回味和研究。

　　九、结语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从秦汉开辟到清鸦片战争后终结，虽然代有兴衰，但从未中断，对广东尤其如此，始终保持其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并保持中外双向文化交流，对中国农业土地利用、器艺等物质文明和以宗教、科技、思想观念为主体的非物质文明的进步，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中华文明也借此流布海外，对人类文明和进步产生同样的效应，影响至今。历史经验显示，只要坚持海上丝路的文化精神和相互交流的格局，中外都可以从中获益，促进双方的文明进步和发展。应充分继承和发扬海上丝路这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从中吸取其积极的文化交流的经验启示，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服务。

　　（原载《热带地理》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