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地域文化传承在区域发展历史上的有重大的贡献和重要的地位，是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但基于孕育、形成文化的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地域文化类型、特点和风格也各异，其中以江河、湖沼或海洋等水环境条件发展起来的流水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作用力，不仅决定了其地域文化的风貌，也深刻地影响其区域内人群的气质和品格。俄国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代表之一列甫·梅契尼柯夫在《文化与伟大的历史河流》一书中写道：“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的活动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力……不仅仅在地质学界和植物学的领域中，而且在动物和人类的历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的发展，刺激文化从江河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向大洋过渡的力量。”水的这一作用既反映在作为物质形态的水资源开发利用上，也表现在以水为根源和核心的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上，共同形成流水地域文化体系，支持并推动流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珠江是中国的第三大河流，江海一体，具有宽广的陆向和海向腹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珠江文化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与风格，尤其是近现代的珠江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的先进文化，是改造社会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广州是珠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也是珠江文化的代表和最强大的集聚与辐射中心，其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赖于珠江文化，其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也同样是依托于珠江文化提供的强大支撑。珠江文化所具有的多元、开放、重商、创新等文化风格也深刻地影响了广州城市，成为这座城市的灵魂，也是其历史发展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文化根源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所在。故传承珠江文化传统就显得非常必要，是广州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不可或缺的战略决策和举措之一。

　　一、广州城市因水而生的地缘优势

　　珠江兼具自然和人文两种属性，不仅是一种自然环境和资源，而且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广州正是利用了珠江的这两种优势兴起、发展成为一座千年不衰的城市，并持续至今。

　　广州地处于东、西、北三江交汇的珠江三角洲的顶点，河网密布，南临大海，形成江海一体的扇形地理格局。经西江，广州的内陆腹地可扺桂、云、贵、川等大西南；经北江、东江翻越五岭通道，可接湘、赣，及长江流域的其它省区；通过大运河，可达黄河流域的各省区。如此一来大半个中国被纳入了其腹地的范围。

　　此外，我国古代和近代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在南海周边、印度洋沿岸和阿拉伯地区，以及欧美、大洋洲等，广州作为海上交通枢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拥有我国最大的海向腹地。加之历代中央王朝，即使在严行闭关锁国的时期，也对广州采取开放的政策，保持一口通商格局。广州独占此天时、地利与人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从未间断地发展起来。这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全世界城市的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二、珠江文化风格对广州城市发展影响

　　城市是地域文化的中心，集中反映了其所在地域文化的特质和风格。而一种地域文化形成后，又会以其所在的城市文化予城市发展巨大的影响。实际上，这是同一个文化体的两个侧面，两者共存并同步发展。珠江文化形成于珠江流域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下，广州是这个流域的文化中心和亮点，广州文化可以代表珠江文化，但不是珠江文化的全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珠江文化覆盖了广州文化，故珠江文化风格对广州城市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多方面：

　　（一）珠江文化的开放性与广州城市开放发展相互动

　　黑格尔曾说过：“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在江海相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上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背景下形成的珠江文化，既是多元的，也是开放的，两者互为因果，推动珠江文化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给它代表的城市——广州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由于开放，外来文化流布广州，在城市文化的各个层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如南北朝时引种广州地区的外来花果即有茉莉、柚子、枇杷、枣椰、无花果、波罗蜜等；唐代有芒果、油橄榄等；宋元有占城稻、花生、西瓜，明清有番薯、玉米、烟草等。明中叶西风东渐以来，西方器物文化，包括铸炮、造船、枪弹、自鸣钟、摄影，及近代各种工业技术、西式建筑等陆续传入广州，并在当地立足、发展。明末，继天主教传入之后，基督教也传入广州，继以广州为中心向珠江流域扩布；西方的理性科学，包括利玛窦等教士传入的西方地图、天文、历算、建筑艺术、语言文字、医学等，尤其是西方政治制度文化的传入，为最先觉悟的中国人接受，并萌发和掀起一次又一次革命运动，广州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广州的开放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华侨群体，他们遍布世界各地。以他们为载体形成的华侨文化，同是珠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侨文化有反映近代西方文化重要成果的优势。为有它的参与，广州城市无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可见华侨文化的景观和思想轨迹，如大量侨资产业、骑楼建筑、医院、学校、住宅等。梁启超曾说“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拙，义愤自生。”还说：“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一部中国近代史为有华侨文化参与才演得有声有色，而广州恰是这部历史的中心。

　　（二）珠江文化的包容性使广州成为一座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城市

　　郦道元《水经注》云：“水德融和，变通在我”。一则水有溶解万物的属性，二则珠江水网稠密，流量大，四时不絶，并与南海相通，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不仅可在流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由地发展，又可相互交流、融合，形成和而不同、圆融互动的状态。在广州，佛、道、儒、伊斯兰、天主、基督各教及各种民间信仰崇拜和平共处，互不伤害，絶少出现因文化特质的差异而发生重大的冲突、对抗事件。广州人在享受西方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迷信鬼神，保留了许多落后、蒙昧的陋习，但并行不悖地共存、相安无事。这些相悖的现象，皆缘于珠江文化的海量胸怀和博大气派。

　　（三）珠江文化的重商性造就了广州千年商都

　　珠江流域远离中原，少受“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儒家教条和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加之海岸线漫长，港口众多，广州港一直对外开放，商业贸易比较自由地发展。交换价值、重利思想深入人心，铸造了珠江文化重商的风格，并以此比雄于其他大江大河文化。

　　六朝时期，广州依靠海上贸易，富甲一方。唐代，连僻在天南的徐闻也有“欲拔贫，诣徐闻”之谚。宋代有50多个的国家和地区和广州有贸易关系，元代则上升到140多个。明代，珠三角的商品经济日益兴盛。清初，经商发展为一种社会风气，席卷了广大城乡和各社会阶层。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无贾不官”，“儒者从商者为数众多”，“粤中处处是市”，形成一个近乎全民经商的热潮。“广州帮”、“潮州帮”、“客家帮”等三大地域商帮集团的生意遍及海内外，其中势力最为强大、资本最为雄厚的是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广州帮”。鸦片战争前，广州出现的十三行不仅是著名的中西贸易街市，同时也是广州商业文化的中心。追求财富成为了当地人的普遍目标，因而对财神的崇拜也远超过对其他神只的崇拜。赵公元帅、关羽神像被请进了广州的千家万户，并占据了神圣空间里最中心的位置，受到虔诚奉祀。时至今日，广州大到超市，小至鸡毛小店，无不以这两位财神压店，全天候供奉，为广州商业文化最触目的景观。

　　（四）珠江文化的创新性成就了广州成为弃旧扬新、图强变法的摇篮

　　珠江流域具有对内相对封闭、对外相对开放的地理格局，受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影响也相对薄弱，又深得海外风气之先，使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珠江文化有较多创新发展的优势，形成创新性的文化风格，其影响最为集中、效应最为凸现的城市当首推广州。

　　汉初，赵佗以广州为南越国都城，割据岭南，他既传播中原文化，也尊重当地文化，并仿效越人束髻，自称“蛮夷大长”，对中原文化而言，这是一种礼仪创新。唐惠能创立禅宗顿教，其剃度与部分佛教革新工作是在广州完成的。明代以陈献章，湛若水为首“江门学派”思想，突破了程朱理学读书格物求理的方法，开以自然为宗一代学风和“自得”、“静坐”达到认识事理方法，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创新，广州是这个学派发祥地之一。战后，洪秀全将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和《圣经》的神学理论进行再创造，建立“拜上帝会”，并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部著作，奠定了太平天国组织和革命的理论基础。康梁变法，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志士，提出了许多维新变法的主张。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等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革命性的活动和成果，几无不是以广州为基地展开和实现的。

　　珠江文化创新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代、不同层面有自己代表成果。西风东渐早期，广州人用粤语注读葡语，称“广东葡语”，18世纪以后，又以同样的方法注读英语，称“广东英语”，达到中外交流，也是一种化洋为中的创新。20世纪初，广州引入西式骑楼建筑，但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结合岭南的气候和重商的特点，加以创造性改良，形成自己的建筑风格和街景。至近年改革开放，从港澳、海外传入广州的各种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时尚礼仪等，皆有改造革新的成份，实际上也属文化创新的范围，由此形成广州城市景观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在全国城市中独树一帜。

　　（五）珠江文化的务实性使广州成为一座不尚空谈、以讲求实际利益为上的城市

　　在古代恶劣的环境、远离政治中心，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发达、追求财富为社会风气背景下形成的珠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务实风格。举凡无论是各类器物的使用，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审美情趣、行为方式等，皆以讲究实用为目的。如广州人特别讲究功利，既努力赚钱，又注重享受，故追求奢华、时尚成为潮流。这类各式招牌、广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近代广东吸收西方文化，也以应用性的器物为主，而对西方人文社会和理性科学引入较少，以致当年康有为不得不跑到上海采购西学图书。朱谦之先生说：“北方黄河流域即代表解脱的知识；中部扬子江流域可代表教养的知识；南方珠江流域可代表实用的知识，即为科学的文化分布区。”这种文化惯性影响至今。这种务实性固可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故广州城市高消费、越级享受大行其道。但因轻视理论建设，使自身的文化后劲不足，竞争力薄弱。广州至今在基础理论及其应用研究方面仍逊于北京、上海等城市，与其在全国经济地位不相适应，这说明珠江文化也有其先天不足之处的。

　　（六） 珠江文化的领潮性与近代现广州在全国崛起

　　文化创新和领潮同是一种文化属性的两个侧面。为有文化创新，才能为自己积累高位的文化势能，并向周边地区辐射，起引领文化潮流的作用，由此形文化创新与文化领潮互为因果关系。

　　珠江文化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脱羽成熟，跻进全国先进文化之列。战后，珠江文化经过蜕变与新生，更成为一种时代先进文化，形成很强的向外辐射的态势。梁启超曾说广东在中国“实为传播思想之一枢要”。1925年李大钊悼念孙中山挽联云：“广东是现代思想汇注之区，自明季造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戊戌变法时期，康、梁在广州、长沙、桂林等地传播维新变法思想，许多知识分子茅塞顿开，纷纷回到自己所在的府州县，开创维新变法的新局面。如梁启超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给当时顽固保守的湖南旧势力以猛烈冲击，此后湖南新式学堂日渐增多，民智以启，风气大开，大批有识之士走出三湘，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云贵地区，梁启超办的《时务报》拥有不少读者，贵州宣传新学的“仁学会”、“贵州不缠足会”接踵而起，显系受康梁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文化效应。又广东维新人物在鼓吹政治革命同时，也倡导文化革命，如梁启超、黄遵宪等先后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在全国掀起文学革命的滚滚波涛，猛烈地荡涤了旧中国的文坛。至代表近代珠江文化最高成就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一直在引领中国近代革命的潮流，并取得推翻清政权、结束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伟大胜利，广州无疑是这个潮流的渊薮。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创立的理论思想、体制模式、管理经验、各类产品、生活方式等，包括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各个方面无不以自己开拓创新成果，辐射全国，在某些方面引领时代潮流。基于此，广州也以改革开放前沿地定位树立起自己的城市地位和形象。近年流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谚语，主要指到广州。这个不争事实是广州受惠于珠江文化最突出的成果，也是城市发展一个强大的驱动力。

　　三、广州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需珠江文化支持

　　据报导，2016年2月19日，国务院批准了《广州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首次将广州定位为“我国重要中心城市”，具体提法还有广州为“国际贸易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等目标，要把广州建设成为经济繁荣、和谐宜居、生态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规划期末，广州城市人口达1800万人，城市占地面积达7434平方公里。这样，广州从“华南中心城市”上升到“国家中心城市”，并在规划中首次出现“国际”二字，在国际层面定位广州城市的性质，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赋予了广州崇高的历史使命，展示了广州辉煌的前景。

　　这个总体规划还在城市空间结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区域关系与分工、与周边城市关系，以及各项产业、事业建设等方面勾画了发展蓝图，将极大地鼓舞广州人民朝这个目标迈进，效果当可预期。为此，必须采取多种科学合理、强劲有力的策略与措施，但其中不可或缺的是需要珠江文化的有力支持。这是基于：

　　第一、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对外关系而言，广州必须是一座外向、开放的城市，使国内外的商品、人员、资本、文化、信息等可以在广州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往来、交换，取得它们流动的最大利益；从文化关系而言，广州必须是一座多元共存、共生、共荣的城市，这就要求广州城市文化风格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各种文化在广州都能找到自己存在的空间、方式、平行不悖、互不伤害、平等互动地发展起来。

　　第二、广州作为上述两个中心城市，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势能和文化势能，才能发挥经济和文化的集聚力和辐射力，不但自身得到发展和壮大，而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广州要保持这种崇高的经济、文化地位，必须不断地进行创新驱动发展，使自己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珠江文化作为支持这种发展的力量源泉是一个强大的基础。近现代中国历史表明，珠江文化在改变中国社会、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前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力量来源又依靠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是珠江文化“经世致用”的风格。从洪秀全、康梁、孙中山到国共合作，都有许多成功的事例反映珠江文化的软实力作用，不可等闲视之。故郭沫若在1926年撰《我来广东的志望》一文中云：“我们要改造中国的局面，非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不能相当；我们要革新中国的文化，也非在国民革命的空气中所酝酿的珠江文化不能为力。”过去如此，在现今广州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尤应如此。

　　第三、广州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必须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都市，集散商品是其主要功能和基本活动。广州20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表明广州城市的本质是千年商都、从不关闭的商品进出口岸。广州的其他性质、功能都是第二位的（如政治、交通、文化等）。所以重商性为广州文化，也是珠江文化最重要的特质和风格。在经济全球化、空间一体化、“地球村”时代，商品流通以全世界为市场。珠江文化的重商性可以获得最广阔的彰显自己作用力的平台，为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服务。

　　第四、广州要维持“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地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除了创新发展，还必须在全国、在珠江流域或在一个大区域内，充当领头羊的角色，也就是要领潮争先。近30年改革开放，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等在全国起了领潮争先的作用，促进广东成为全国经济高峰区，令世人刮目相看。领潮争先也由此成为珠江文化的一个突出风格。在广州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只有继续发挥这种文化作用力，才能保持广州城市的生机与活力，不但自己得到发展，还应作为一个典范，带动其他城市发展。珠江文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可为建设这个中心城市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积极贡献。

　　四、小结

　　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它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一种历史存在，处处留下它深刻的印记。广州作为珠江流域最大的城市，其历史发展得益于珠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资源优势，特别是三江交会、江海一体扇形地理格局，从而获得广阔的陆向和海向腹地，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珠江文化促使广州发展为全国最大的一个商业都会，并留下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应予传承和发扬。

　　珠江文化的传承是通过自己文化风格来影响城市发展的。珠江文化的开放性，与广州城市千年不衰港市地位同步前进；珠江文化包容性使广州历史人缘、地缘得以和而不同地共生、共存；珠江文化的重商性决定了商业贸易是广州最根本的城市性质、功能和基本活动；珠江文化创新性使广州不断获得发展动力，成为近代现社会思潮的重点和革命策源地；珠江文化务实性又使广州人讲求功利、追求财富，既努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又不断改善生活，尽情享受；珠江文化的领潮性使广州与时俱进，不断创造出新文化成果，尤其是在近现代，引领全国某些文化领域的潮流。珠江文化风格的综合作用最终造就了广州城市的千年商都、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珠江文化中心地、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历史地位，这将在广州建设“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其重要的文化软实力的支撑作用。

　　（原载广州文史馆：《文化传承与理想广州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