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吴尚时(1904—1947)广东开平人,原中山大学地理系系主任,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是一位才华横溢地理学家,在自然地理、区域地理、读图与制图学等领域颇多新发现,建树累累。其中他发现广州七星岗古海岸遗址,论证和肯定珠江三角洲的存在,是对广府文化两个重大贡献,至今仍不失去它的意义。珠江三角洲今已成为全国 经济高峰区,蜚声世界,这一地理区域存在和论证,吴尚时是第一位功臣。为有这一科学概念的建立,才为后来珠三角研究和区域经济起飞,奠定了科学基础,在这里姑且不论。而1937年5月14日在广州七星岗发现古海岸遗址,则是一项重大科学发现,证明距今5000-6000年左右,珠江口曾在这一带,至今已向南推移约150公里。这虽属自然现象,但它反映广州海陆变迁规律,由此衍生出对城市规划、土地利用、产业布局、城市未来等意义,以及对这一遗址保护、开发利用,和它的世界性影响等问题,则属科学文化范围,是广府文化一个亮点,广州城市文化一大名片。今年是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发现80周年,在遗址所在地已建立广州地学科普公园,树立吴尚时纪念像,建立相应陈列馆,并有一系列纪念活动。基于此,充分认识、弘扬吴尚时先生发现这一遗址的科学贡献和文化价值,显得十分必要,而且应列入广府文化一项主要内容,科学合理开发利用,以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增光。
二、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发现过程
1924年吴尚时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5年,转入中山大学英文系,1928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获金质奬章。1929年考取公费留学,就读法国里昂大学和格勒诺布尔大学,专攻地理学。除刻苦攻书,他还足迹几遍及整个欧洲,作地理野外考察,培养起过硬的野外工作能力和本领。还曾在里昂,向法国地理界作中国古代地理学家邹衍的“大九州”概念科学报告,引起震动。1934年,吴氏回国,任教于中山大学地理系,很快以发现广州白云山东麓断层崖,提出广州东濠涌治理方案,在台山那扶发现抢水地形,考察西江羚羊峡和北江飞来峡,提出旱峡生成理论等崭露头角,为地理界瞩目。
海岸地貌是地貌学中一个很活跃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海岸升降问题,向为中外地貌学家所注目。华南海岸升降问题也一样,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众说纷纭,难以论定。其争论焦点之一,是珠江三角洲地殻运动和海平面变化是上升还是下降。这个问题与珠江河口有无三角洲又是紧密联在一起的。上世纪20—30年代,许多学者都参加了这场争论,其中主张珠江口或华南海岸下沉的有中山大学地质系冯景兰、张茗会(1928年)、乐森璕 (1929年),美国G·D·休伯特和中国李庆远(1935年)等。而持相反意见的则有C·H·亨利(C.H.Heanly,1928年)、安哈姆(1929年)和J·L·希尔斯瑟(J.L.Shell shea,1932年)等。但以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提出者)1912年在华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影响最大。他提出中国海岸以杭州湾口舟山群岛为界,其北属上升海岸,其南属下沉海岸。在中国海岸地貌研究发展初期,欧美地貌学在中国占了统治地位,这一结论被许多人奉为经典。而上列那些人争来争去,写了不少论文和报告,都由于缺乏有力证据,只能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可就是没有人对李希霍芬结论提出质疑。历史选择了吴尚时,他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奇迹,推翻外国人的论断,指出李希霍芬的错误在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并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这就是广州河南七星岗古海岸遗址的发现,它与吴尚时的名字一起,已被载入中国地貌学的史册。
善于静观密察的吴尚时非常注意这些学术争论,对各种不同观点作了认真分析比较。1935年,他带领中大地理系学生到番禺县进行野外实习时,瞭解到市桥台地东南边缘平原上的村落是宋代以来建立的,这意味着珠江口狮子洋西侧平原是宋朝以来逐渐淤积出露的。同年他学生罗开富考察羚羊峡和流溪河平原,亦收集了不少海陆变迁资料。直到1937年5月14日在广州七星岗发现海蚀平台地形,才为吴氏关于华南海岸上升的科学论断找到最有力的证据。这一发现以《十公尺海蚀台地之发现》(La d’couverte d’uue ancienne plate—forme d’abrasion marine)为题,中法两种文字发表在5月20日《中山大学日报》上,并附有海蚀洞表面示意图。吴氏明确指出,该海蚀地形由海蚀台地、悬岸和岩洞组成,“海蚀与台地相交之处,高出今日之海面约10公尺(根据广州市1:1万地图),是乃当时海面之高度”,(笔者按:当时地形图基面比现在地形图基面低几米,七星岗遗址高程,一说为2.5-2.8米。)首次肯定这是古海岸遗址。同年7月,吴氏在《广州附近地形之研究》一文中,还首次报导在石榴岗赤沙滘东面小丘麓有4个海蚀洞;在南海松岗附近也发现一条长400米、宽100米的海成沙堤,沙堤与山岗之间为古舄湖。
吴氏这一连串发现,在当时都是空前的。因为在他之前,国内外很多学者虽然对广州地区作了许多研究,写过不少论文和报告,但都没有提到这一现象。这包括国外地质地理学者T·W·科格斯迈尔(T.W.Kurgsmill,1868年)、G·内肯(G.Nacken,1878年)、F·赫克(F.Hirk,1873年)、A·K·阿几斯茨(A.K.Agaisiz,1891年)、R·A·利奥特(R.A.Lieut)、怀阿特(Qluiet,1862年)、S·W·威廉斯(S.W.Williams,1928年)、安哈姆(1929年)、W·克勒脱纳(W.Crekner,1932年)、W·卞沙(W.Panzen,1934年)等。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事后经著名地质学者陈国达、地理学者曾昭璇等证实,并为中外地学界一致公认。例如陈国达在1948年发表题为《广州附近之上升浪蚀台地》论文,即用这个古海岸遗址作为说明地殻最近上升的证据。1951年陈国达仍在《中国海岸线问题》一文中继续使用这个例子来阐明华南海岸线属“复式海岸”。此后,关于华南海岸的升降问题,在地质学、地理学、地貌学、海洋学、水文学等科学领域里争论很活跃。虽然一时难以论定孰是孰非,但争论是科学进步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引发这种争论和推动这些学科进步之首功者,当然是吴尚时教授。
三、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发现科学意义
当时人们并不一定都清楚吴氏这一发现的意义,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研究深入,证明这在当时是华南地貌研究一个重大的、破天荒的发现,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去它科学的光辉。特别是在科学落后的旧中国,地学上的新发现一般都以外国学者的观点为标准,外国学者论断过或外国教科书上写下的结论,国内许多学者把它们奉为经典,谁也不持异议。吴氏却不予苟同上述结论,以自己的重大发现,突破这种是非界限,时年30岁。
其一,动摇了上述李希霍芬关于中国海岸升降地段划分观点,使争论已久的华南海岸升降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即趋于上升这个总的趋势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当然,由于不同地域的地殻构造运动性质的差异,海岸升降运动也是很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吴尚时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到1941年撰写《广东年鉴》地形章时,即根据在香港和广州附近所见到的海蚀平台等证据,指出广东海岸阳江以东最近为微上升区,阳江以西最近为微下降区。这一修正,使他的海岸运动学说更为详备周密和符合实际。后来很多学者都很赞同吴氏的见解。另外,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也被用作说明全新世地殻上升的见证。因为这个遗址比现在珠江三角洲平原要高1米左右。也有一些学者用它来说明古代海平面比现在要高。据1993年7月19日《羊城晚报》报导,有人预言,100年以后,上海、香港、东京、曼谷、亚历山大、里约热内卢等十余座世界上最大的沿海城市将被海水淹没。原因是全球性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以及大量抽取地下水等。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结合古海岸遗址所提供的佐证,这也是有道理的,值得人们警觉。
其二,复原了广州沧海桑田的历史。这个古海岸遗址,形成时间距今约五六千年。其时广州这一带为海岸边缘,南面则一片汪洋。今海岸线已经推移至150公里以外的珠海市一带。它同样可以说明珠江三角洲存在和形成年代。因为它处在珠江三角洲北缘,即珠江三角洲形成晚于这个遗址年代。几千年沧海桑田,建造了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平原。这个遗址俨然是这段自然历史的“见证人”,为研究广州乃至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
其三,这种足以证明地表“沧海桑田”巨大变化的遗址,在广州地区除了七星岗,还有市区内惠福路五仙观里的“仙人胟迹”(俗称仙人脚印),都是研究我国古海岸和古河岸重要地点和良好例子。特别是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它比著名的意大利古海岸还要深入大陆。因为它达150多公里,而后者的海蚀迹地离海岸只不过50公里左右。所以,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具有国际意义。1956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戈尔什科夫教授两次到此参观,初次认为遗址是河成的,第二次同意是海成的。当时在北京大学工作的苏联地貌专家列别捷夫也有类似看法。波兰地理研究所地貌专家杜曼诺斯基考察后也认为是海蚀地貌。随着国际科学文化交流的发展,七星岗古海岸遗址这一自然历史遗产将成为全人类的财富。
其四,为以后地貌学者调查研究华南海岸遗址和海蚀平台建立了一个标准地貌剖面。新中国建立后,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剖面已被引用到多种地质和地貌学教材,在国内外广泛流传。这一地点也被广州等地区大专院校确定为地质、地理等课程实习的一个基地。
其五,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也是广州一个罕有的科学旅游景点。这类景点在世界上往往具有很大吸引力。例如意大利那不勒斯海岸的罗马塞拉比斯古庙建于公元前2世纪,历经沧桑,其遗址至今仍在水下250厘米,吸引大批游客,为意大利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1956年在吴尚时的弟子曾昭璇教授建议下,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已被列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来参观的游人不少。十年动乱期间,遗址受到严重破坏。1982年9月,广州市人民政府重新确定其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由广东省地理学会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在该处重建围墙、纪念亭和纪念碑,构成一组科学文物景观。其碑文全文是:
古海岸遗址
七星岗古海岸遗址,距海约一百公里,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吴尚时教授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四日发现的。
历经有关专家研究,确认是古海岸地貌,约形成于距今五六千年。这对于研究海面变化、陆地升降、沧桑变迁等都很有价值。一九八二年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东省地理学会 立石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九月
“古海遗址”碑,镌于碑亭外墙,由已故中山大学教授、我国著名金石家商承祚先生篆。碑文则由已故著名书法家秦咢生先生用小爨字体书写,精美絶伦,很有文物价值。曾昭璇教授说,此“书法介乎隶楷之间,开唐宋以来百家”之一。这都为古海岸遗址增色不少,因而此举得到遗址所在地区新滘镇人民政府和驻军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尤为广大地学工作者和热心发展旅游事业的各界人士欢迎和感谢。遗址得以抹去历史灰尘,重放其科学和旅游光华。2016年,在广州市政府重视下,七星岗古海岸遗址重新得到清理,改造和建设,建立起广州地学科普公园和纪念吴尚时教授的铜像、博物馆等。
吴尚时在发现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以前,已经注意到高出海面2米的海蚀平台和珊瑚礁平台广泛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包括中国、夏威夷、美洲西部和澳洲海岸等地,所以海蚀平台生成原因,不是局部地区,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1937年这个遗址发现以后,吴氏即联想起美国地貌学家D·W·约翰逊教授1931年在国际地理学会上发表的论文《论太平洋沿岸2米平台》(Supposed two—metre eustatic bench of the Pacific Shore)。约翰逊认为环太平洋海岸2米平台为波浪侵击而成,不能作为陆升或海降的证据。吴氏则与之相反,认为2米平台是海岸上升的结果,并驰书约翰逊教授,申明自己的见解,指出其观点之病,此即1937年2月25日发表的《与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逊教授论“二米平台”书》。这不仅是一篇见解精到的学术论文,而且是一篇激扬着一位年青中国地理学者的满腔爱国主义热情之作。约翰逊教授后来回信给吴氏,认为他提出的问题“至为恰当且确切”,表示要按照他的观测方法,“重新考虑此问题”。吴氏文章还提交给中国地理学会1937年第四届年会上讨论,引起很大的反响。而七星岗古海岸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吴氏见解的科学性,也引起更大的争论。半个世纪以后,回顾这场与约翰逊教授争论的原委和过程,以及后来的发展,吴氏所表现的智慧、胆识和勇气,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作为广州文化景观的价值
七星岗古海岸遗址,不仅是自然遗产,也是广州城市一个文化景观,无论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科普教育或科学旅游,其价值都异乎寻常,非常值得重视。
每逢吴尚时生卒或重大科学发现日子,有关单位多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例如1987年5月14日为吴尚时发现广州七星岗古海岸遗址50周年纪念日,广州市海珠区科学技术协会、文联、新滘镇政府联合举行纪念活动,学习吴氏的崇高品德和治学精神,宣传保护这颗科学和文物、旅游明珠的重要意义。广州地区地理、地质、地方志、文物、历史、书画、文化界等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活动,包括商承祚、曾昭璇、黄玉昆、黄进、李春初、陈代光、罗国雄、麦汉兴、郭彦汪、梁为铁等。纪念活动之后,《羊城晚报》、《澳门侨报》、《每天快报》发了消息报导。主办单位还撰写《纪要》报送广州市、海珠区有关部门和领导,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会后,海珠区科委、科协编辑发行《海珠科技·七星岗发现古海岸遗址五十周年纪念专刊》,收録有关论文,其中广州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华堂撰《学习吴尚时教授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一文,在吴氏逝世40年以后总结他的业绩和影响,尤有说服力。该文指出吴氏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一是热爱地理科学的思想;二是不怕艰难险阻,做好地貌调查研究工作;三是敏鋭的观察能力,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四是他的治学精神,专心一致,不为恶劣条件所动摇;五是坚持地理学研究要结合生产的思想。这在今天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专刊收録那次活动中一些专家学者即席挥毫的诗句,无一不是为吴氏业绩与精神所感而作。兹録如次:
曾昭璇:《题广州七星岗古海遗址》
谁识洪蒙古海边,幸承祖国有先贤。
红岩浪蚀留遗址,说道离今半万年。
杨永权:《七星岗古海岸遗址》
云山迤逦水茫茫,蔗壮鱼肥话沧桑。
一自惊涛百里外,教人长忆七星岗。
麦汉兴、杨永权、郭彦汪、周树坚联句:《古海岸遗址》
惊涛拍岸忆当年,几许沧桑景物迁。
最是海崖长映月,风清浪翠逐花妍。
麦汉兴:《古海岸遗址》
斯年寻梦谈珠海,巨石斑斑波浪痕。
谷变陵迁非妄语,于今物物示来人。
沧海桑田自古今,飞沙走石细追寻。
当年尚是波中物,化作山丘长緑林。
惊涛骇浪想当年,碧海茫茫远接天。
物换星移尘世改,于今难料是良田。
郭彦汪:《七星岗古海岸遗址随感》
河南遗古海,莽莽数千秋,
逝水今何去?明珠一緑洲。
梁为铁:《纪念七星岗古海迹发现50周年》
古遗海迹七星岗,慧眼吴师辨莽荒。
着意珍存璀灿璧,群贤雅叙话沧桑。
书法家周树坚、画家谭大鹏、谭荫甜等即席题字,泼墨作画,后收藏于有关部门,成为纪念吴氏珍贵历史文物。
七星岗古海遗址,更是成为广州市重点保护文物,作为风景旅游点,也成为学者们纪念吴氏的现场地点。广东省地质、地理、海洋和地学等方面学会、学者每年都有举行活动,还有外国有关专家也多主动前来看看这处世界上最深入内陆的古海遗址。
有关旅游方面的书籍也都把吴尚时发现的这个古海遗址作为广州最古老的文物古迹看待,无论在专著还是在小册子中,一提到古海遗址即有一句“这是我国著名地理学者吴尚时发现的”。小学、中学学生也把它作为课外科学活动的场所,而有关院校大学生更把它作为野外实习的场地,可见吴氏的发现已深入人心,对后人遗泽之深。从学术观点看,这一发现已成为群众爱好的、有无限科学价值的景点。而吴氏的学术观点还有许多方面有待学者们去开发,去发展之、光大之,使一代名师能有更多遗泽于后来学人。
30多年前已有人建议将七星岗古海遗址辟为科学公园,建设望海楼、海岸馆等,一直至去年底,才初步建成。而吴时尚纪念馆,吴尚时铜像亦于同时落成。这都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增添新亮点。
吴氏遗属及门生,也经常为文,缅怀他的业绩。1984年,任教于广州外语学院的李慰慈教授撰文《忆我丈夫吴尚时》,追述了吴氏不平凡的经历和事迹;六弟吴尚势由美国寄来《纪念尚时五兄》,对其青少年时代刻苦用功事例和在海外影响,如数家珍;儿子超羽,父去世时仅三岁,长大后立志继承父业,选择自然地理作为自己专业,在中山大学地理系读书时经常阅读其父遗文,1981年赴美,继续攻读自然地理学,1986年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地理学及海洋学博士学位,旋应纽约州立大学海洋研究中心之聘从事博士后研究工 作。但以非所宿愿,毅然放弃海外优裕生活,于1982年回国,为社会主义祖国效力,今已为中山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教授,学术成就斐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
五、小结
广州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名人众多,历史文化遗址遗存荟萃。中山大学原地理系主任、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者之一吴尚时教授即为一位蜚声海内外地理学家。罗开富在《吴尚时教授和我》指出,吴尚时的一系列开拓性地理发现彪炳中国地理学史册,广州七星岗古海岸遗址就是其中一项,为广州名城增色不少,非常值得纪念和讴歌。该遗址已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也许这项重大科学发现从性质而言属自然科学范畴,除了地学界,瞭解其价值的人不多,故长期湮没无闻,近20年来更成为垃圾堆放、盲流猬集之地,令科学界侧目,并在不同场合鼓与呼,要清理、整治遗址环境,树立其科学地位,重视其科学价值,顾及国内外影响等。这种声音在广州上升荡漾已久,直到近两年,广州市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此事,并拨专款,指定有关单位负责相关事宜,终使遗址重放光芒。今已形成广州地学科普教育基地和地学文化博览园,也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一张饮誉海内外文化名片,一笔宝贵旅游文化资源。故应在妥善保护基础上,充分开发利用,为普及科学知识,建设广州国家中心城市服务。
(原载广州文史馆:《文化传承与理想广州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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