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潮流席卷全国城乡，尤以经济发达地区为甚，广东珠江三角洲首当其冲，引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全面变革，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不少负面效应。这已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重新检讨城镇化的利病得失，经验教训和启示。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改革发展的战略方针，同时提出新型城镇化的口号，成为今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效果当可预期。基于此，回顾30年多来传统城镇化的特点和经验，比照新型城镇化要求的差异，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而本文注意的焦点，是在总结传统城镇化引起传统文化变迁基础上，根据新型城镇化要求，提出应对策略与措施，以供有关方面决策参考。

　　一、传统城镇化对传统文化的主导观念

　　近30年多年，我国城镇化走的是一条以农村人口、产业、土地向城镇转移为主要内容的道路，对生产力发展、扩大城镇人口和建成区规模、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素质，改变人生活方式等，发挥巨大作用，效应非常明显，无可置疑。但这个迅猛社会变革，对农村传统文化也不能不生产剧烈振动，后果也很严重。这首先应归结于城镇化对传统文化的观念上，存在不少偏差。这反映在以下各方面：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城镇化主要停留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并未顾及对传统文化可能产生的冲击和后果。故这个城镇化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例如广州城市人口在1978年为168万人，到2010年为1270万人，增长6.6倍。建成区面积从1978年68.5km2扩大到2011年990.1 km2，增加了13.5倍。这个数字背后伴随一系列社会经济巨大变迁，传统文化自不能幸免，但并未进入城镇化指导思想上，未占应用位置，失误由此产生。

　　第二，在城镇化政策上，没有明显规定或突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延续和继承、发扬等问题。结果潮流一来，传统文化被裹挟其中，冲击得支离破碎，后果容后述。

　　第三，巨大外来工人工作为传统文化载体，进入城市，占领那里文化空间，与当地文化难免发生矛盾和冲撞，如果政策滞后，或调适不当，诱引一连串社会问题。例如在珠三角，集聚了广东3000万外来工大多数，又以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最为集中，一些地区甚至超过当地人口，文化差异导致社会管理问题不少，为决策者当初始料不及。

　　这些应属城镇化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引方面的问题，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形势下，难免失之考虑不同、指导滞后或片面，甚至粗糙，以及反应迟钝麻木等，由此产生的后果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城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这首先是三农问题突出，引起农村传统文化根基被动摇，进而削弱它存在和发展基础。

　　近年政府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遗余力,确实取得良好效果，受到各界的好评。但在城镇化影响下，三农问题依然存在。首先是农业，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是一个自古未有的历史性解放，极大地减轻农民负担。很多人由此离开土地，当然更多的农民被卷入城镇化潮流，进入城市，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减少，很多农田抛荒、弃耕，非常可惜。这己不是个别现象，甚至在许多城市郊区，土 地非常珍贵，但一样有农田为野草、瓦砾、垃圾覆盖。次为农村，大量人口尤其是主要劳动力转入城镇，农村人口结构产生巨变，留守农村的大部分为老弱妇孺，即使暂在农村青壮年，出不愿从事农业劳动。笔者在雷州农村看到，当地收割水稻、甘蔗等农活，雇佣贵州人或河南人代收，当地青壮年则游手好闲于乡间，不愿承担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重任。又进城务工或致富农民在城里购房，成为新一代市民，原来住房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布满蜘蛛网，不少有价值的古建筑被拆除或移作他用，失去传统建筑价值。很多农村一片萧条冷落，成为“空心村”，与城镇形成鲜明对比。笔者在东江客家地区、雷州半岛、西江、粤北连山、连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等所见这类现象比比皆是。这不是缩小而扩大城乡的二元结构，城市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农村的凋零为代价的，这非常值得反思；三是农民，一部分农民因各种建设征地而失去土地；另有主动弃耕，不再依附土地，已失去农民的身份，变为无根的一族。这样做的结果，在短期内可不致产生严重问题，但我国到底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虽然城镇化力图使他们改变身份，但这不是简单的户籍变更，而广及文化教育、知识普及，道德修养等提高人口素质水平问题，也首先是人的现代化问题。还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使之分享现代文明等城乡协调发展等问题。故进城后农民，多数人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安全感，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被边缘化也由此产生。人口盲流现象也同时出现，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盲流人数不少，很多人依靠抬荒为生，形成严重治安、环境污染等问题。实际上，农民对土地依恋仍很浓厚，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说，不管他们漂流到何方，土地仍是他们的根，失去土地，农民就会失去安全感，所以城镇化与三农，仍有其矛盾一面。据有人在广州、东莞对外来一族问卷调查，在“是否完全融入城市”回答中，两地有如下答案：

　　表1  融入城市感的城市差异

　　表格略

　　也就是东莞有82.7%、广州有82.3%外来工没有或仅有部分融合入城市感觉。而另一项“被调查对象对当前居住城市的不适应地方”，则更鲜明地反映外来工的传统文化对移入地方文化的冲突和“扺制”详见下表。

　　表2  被调研对象对当前居住城市的不适应地方

　　表格略

　　将各项不适应元素综合，则东莞约有73%比例不适应，广州也为73%。可以说外来工大部分不能适应当地文化环境，深层根源是文化冲突。即外来工离来原居地，他们所承载传统文化基本上难以在城市立足，又未能认同和接受他们打工的城市文化，成为没有文化根基的一族。这实际上是抽掉了农村传统文化基础，使之漂泊不定，无所依附，是传统城镇化带来一个隐性文化忧虑。

　　二是传统农村或社区的宗族文化功能大为削弱，不利于解决族群内部或族群与族群之间矛盾，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以祠堂、姓氏为核心宗族组织，有很深厚群众基础和巨大凝聚力、向心力。旧社会宗族势力甚至把持地方事务、代替政府。在当今条件下，宗族仍是政府以外一种很强地方力量，起到政府不能起作用，特别在广东这种移民社会里，宗族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由于大量人口入城市而发生解构，青壮年入城，剩下留守老弱妇孺难有组织、活动能力，宗族组织的功能脆弱不堪，或蜕变为老人会和老人活动中心，发挥不了辅助社会管理功能。更由于农村传统聚族而居的方式被打乱，族群被空间分割；而“城中村”的改造，使大片居屋为“石屎森林”取代。村民上楼成为居民，变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一族。仅保留下来的祠堂只作为宗族象征和一种文化符号，失去了作为宗族文化核心作用。广州颇负盛名猎德村、杨箕村、石牌村等，经旧城改造后，悉变成现代化城市一部分，不复有乡村文化景观，村民有事上村委会，祠堂冷落，标志着宗族文化被肢解，稀释，是否需要保留或传承，这都要在城镇化过程中认真思考和寻求正确答案。

　　三是城镇化造成社会转型，严重冲击文化认同和地方感，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挑战或失落，但其作用并未泯灭。城区或开发区扩大、新楼盘、住宅区兴起，吸纳大量农村人口入居。这些都是新型文化空间，有各种现代化设备和服务，但它们并不为新移入居民认同。因为新社区改变了人们交往方式和人员结构，使原来的熟人社会向业缘社会转变。新移入居民思想还比较守旧，重视昔日情感生活，宗族、家族、乡里、乡亲的传统关系根深蒂固，并在情感世界交流中起主导作用。他们对原来群体的认同远远大于新居地城市居民的认同，其价值取向仍偏重于原来标准。亦即人入新社区，但文化认同、价值取向还是旧的，非一时可以改变。故不少进城后的农村居民，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居住一段时间以后，往往要求返回原居地，因哪里有他们熟悉的人群和浓浓的乡情，实是传统文化再把他们拉回故乡。所以仅有人口、土地、产业的城镇化而没有文化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是临时的、不稳定的，因而是不持久的。过去城镇化恰恰忽视了这个精神层面的城镇化，反过来又说明传统文化是一种本根文化，具有深厚社会土壤和强大生命力，往往会超越形势和政策，顽强地存在和发挥作用。

　　四是农村风俗文化被削弱，功能大为下隆，不利培养地方感和文化认同感。东汉应劭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为其上也。”我国很多节假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等都是按风俗活动安排的，风俗是农村传统文化最重要元素，其力量不容忽视。城镇化以后，农村大量人口入城，风俗活动由此变得冷清、淡化、弱化，只有春节放假，打工者回乡才热闹一时。而对城里的风俗活动，包括节日仪式等，对外来工而言，节日的意义发生转移，仪式也淡化，甚至缺乏参与意识。以下一项调查反映了这种变迁。

　　表3  被调查对象喜欢节目情况 

　　表格略

　　外来工只对春节、国庆节，五一劳动节认同和喜欢，其他节日对他们都缺乏吸引力，也不会参与。这同样说明，风俗活动一旦离开它们的原生地，也就失去生存土壤。外来工在城市实际上被排斥在这些活动之外，而原居地风俗活动又不能参与，造成风俗文化的悬空状态，

　　也是一种异化现象。这恰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 bvre）指出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一些新的异化特征，第一个即是风俗的消失，而风俗的消失即是节日的消失。” 城镇化对乡村的风俗的冲击即正好如此。

　　五是农村生态文化受到损害。至少在广东农村，历史上很讲究村落风水，即环境工程，成了适应自然、以期保证人的好运气的一种空间模式。即村落应“枕山、环水、面屏”，通常是前塘后村作为总体布局方式。池塘常在村落之南、东南或西南方向；与水塘方向垂直的，为纵向巷道，交会于塘边的为滨塘大道或晒谷场。池塘最好为明月形，距巷道3-5米，既有心理因素，亦符合功能需要，包括养鱼、蓄水、洗涤、积肥、消防等，还有调节小气候、美化环境等功能，称为“风水塘”。而滨塘大道平时可作晒场，社交游息，后山或村背广种树木，以造成緑化环境。此外，还根据地形特点，还有造桥、建亭、修堤、修建文昌阁，文风塔等，以增加村落锁钥气象和人文氛围，有利于保护祖先人文教化与事物，祈求子孙繁衍，文化兴旺。梁启超在新会茶坑故居，即为一典型乡村聚落。这种聚落选址和布局，包含很丰富的自然和生态文化内涵，是一种处理人地关系良好模式，千百年来维持村落生生不息至今，是传统文化一项瑰宝。

　　几十年来，村落合并、旧村改造、新宅建设、各种征地、人口外流、土地转让、承包等，时时在侵蚀、损坏村落格局和风貌，良好生态环境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失去了生态文化功能和意义。

　　即使被现代化了“城中村”，也仅是千城一面的建筑物堆砌，不见人文关怀，没有人情味，人际关系冷漠，人成为物的奴隶，根本不可能与生态文化的传统村落同日而语。

　　六是民间艺术失传，后继乏人。民间艺术植根于农业社会中，反映了历史民间艺人创造的杰出成果和聪明才智，具有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如广东陶瓷、刺绣、雕刻、漆器、葵扇、草席、彩扎、剪纸、年画等都享有很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它们分布在城市、大部分在农村；在城镇化冲击下，这些以个体手工劳动为主民间艺术，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而萎缩，大部分青壮年入城而缺乏继承人，也甚少有人愿意传承这类艺术，使之面临着失传危险。如何在这种危局下摆脱困境，走出低谷，是城镇化潮流中要妥善处理好的问题。

　　三、新型城镇化下传统文化保护和发展

　　近代以来世界强国崛起和经验表明，依托工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是走向富强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近三十多年城镇化的成果，已验证了这一道路的正确性，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以上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等矛盾和问题。近年，新型城镇化口号被提出，并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正强有力地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在新型城镇下背景下，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也与日俱增摆在人们面前。还有不少人认为这个新城镇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益；强调城镇化过程与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相协调；强调各社会群体尤其是农民、城市低收入者在其中的普惠性；城镇分布空间格局的均匀性；城镇发展动力的内生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性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生态文明来统摄新城镇化。在这个主体思想指导下，改变过去城镇化一些模式和方法，以求新的效果，包括城乡一体化，就地城镇化，发展中小城市，限制大城市，以及经济、资金、制度安排、生态保偿等一系政策性规定等，以保障新城镇化的贯彻落实。在这些理念、政策之下，传统文化仍是一个绕不开、必须正确处理妥善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上述存在问题和经验教训，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传统文化宜在观念和对策上提出如下建议：

　　（1）新型城镇化与传统文化是一个统一整体，两者不可分割，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而应通盘考虑，统一规划、建设和实施，以此作为新型城镇化一个根本性指导思想。

　　历史经验显示，城镇化是一个包括人、自然、产业、历史文化、社会、生态等在内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是一个本根文化，既不能丢，也不要淡化或边缘化，而要与这一过程同步发展，不断研究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使之得到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发展，与城镇化同步前进而毫不逊色。

　　（2）要防止和警惕传统文化在新城镇化中消失或被“化掉”。传统文化实是一个地方、一个族群的灵魂，地方认同、文化认同的根基，一旦消失，后果很难挽回。如很多古建筑被拆除，即使恢复也很是假古董；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不可能再生，就像珍稀物种一样，不可复制。故在新城镇化进程中，要预先划定传统文化保护区、保护名单、文化传人，并创造有利条件，保障它们的存在、传承和可持续发展。例如对一些有文物价值古建筑、名村名镇、传统街区、名优特产、工艺、器物、风俗活动、民间信仰，甚至罕见方言等应纳入传统文化之列，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一个民族或族群，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地域的族群之林，不能没有本根文化，它就是传统文化。

　　（3）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的文化素质，作为保护传统文化的根本措施。人是传统文化最主要载体，人文化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对传统文化价值判断取向、保护良窳和开发利用方向。在新型城镇中，“人”和“物”是城镇统一体中两个关键要素。“以人为本”就是要以生态文明的理论、知识、制度等来教育、提高人的文明程度，树立正确的生态文化观，使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历史遗产，实现从“农民”到“市民”转型。为此应加强对农村人口的文化宣传教育，建立农村传统文化信息资源库、各类民间文化遗产博物馆，培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建立名镇名村和传统文化保护区，以及相应法规制度等。根本目的在于普遍提高人文化修养，真正成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与“以人为本”的另一面，是“以物为本”，在城镇化中，容易出现见物不见人状况，只建设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和各种设施，而忽视人文精神的培育。在城市创造和拥有巨大物质财富之同时，形成财富崇拜和金钱崇拜的社会风气，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危机后果，由此付出的代价，反过来又扺销了物质文化的富有。所以，在新型城镇化中，坚持以人为本，而不是唯“物”至上，就有可能造就一大批生态文明人，自觉而不是自发承担起保护、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重任。

　　（4）改造传统文化资源，加入现代文化内容，使之跟上时代前进步伐，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

　　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范畴，有它特定时代烙印和内涵。如果说在过去城镇化中，受到各种冲击是难以避免的话，那么，面临新一轮城镇化挑战，传统文化也必须作出响应，不是消极地等待，而要积极地自我调适，自我更新，自我提高，充实以时代内容，增强自己竞争力，为自己 赢得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新型城镇化与传统文化发展应是同步进行的。新型城镇化既是城乡一体化，那么，传统文化无论是乡村的还是城市的，都会卷入这个潮流，分享它的成果，从中得到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迈向更高的文化层次，这个前途是毫无疑义的。

　　（5）加大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纳入新型城镇化轨道。

　　传统文化是一笔宝贵文化资源，应充分利用新城镇化的机遇，加大开发力度，在保护中开发，又在开发中保护，这应是对待传统文化最好的方式。这包括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旅游业，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并与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结相合，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产品市场，加大资金，人才扶持，鼓励群众参与，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和政府监管等。例如广东不少传统文化项目，都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得到传承。包括疍民咸水歌、客家山歌、雷歌、舞狮、舞麒麟、汕头英歌舞、雷州人龙舞、群众性游艺活动如佛山秋色、番禺沙湾飘色、紫泥飘色、市桥水色，以及一些特技表演，如雷州爬刀山、翻刺床、穿令箭、下火海等；甚至古老地名，也归入传统文化保护之列。例如龙川、新兴等，已被联合国有关组织认同为“千年古县”，挂上匾牌，当地人引以为荣，对强化当地人地方感，作用匪浅。可见传统文化将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新城镇化一部分，撤脱过去城镇化被动和被冲击状态，而以崭新姿态和装束，参与新城镇化建设，并为自己开辟新前程。

　　四、小结

　　近30多年农村城镇化，在取得巨大成就之同时，基于对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意识薄弱而产生不少负面效应，包括由于三农问题而出现乡村本根文化被动摇、宗族、风俗文化被削弱，生态文化受损等。在新一轮城镇化高潮中，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基础上，应以生态文明观为主导，树立对传统文化正确观念，防止其消失或受损，并采取相应对策与措施，使之纳入新城镇化轨道，得到保护、继承和开发利用，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原载《北京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