疍民作为为独一无二的水上族群,几千年以来一直栖息在南海沿岸的大小港湾以及各条江河。通常按其居住的不同水域而分为“咸水疍”(即居住在海上)和“淡水疍”(即居住在江河)。由于疍民和陆上居民在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历史文化、民俗信仰等诸多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使其文化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格。疍民文化属于海洋文化,有着悠久而古老文化传统,堪称海洋文化的一个“活化石”,特别是其中所藴含的原生态的文化形式和特质,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非常丰富多样,但就从整体上归纳其文化风格而言,似显不足,尤其是从疍民对环境适应的这一视角来研究其文化风格形成的根源,仍然有很大的可供研究的空间。而疍民的文化风格对认识疍民文化的价值犹如一个物体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疍民文化产生的历史和地理基础
疍民作为古越族的一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发展缓慢,保留了许多原生的文化形态,被视为一个古老的族群。从新石器时代贝丘分布遗址看,疍民靠捕鱼为生,傍水栖居,其活动区域遍及珠江口、东江,以及西江沿岸和上游的左、右江两岸的台地上。根据张寿祺先生考证,在粤方言中,“疍民”被称为“疍家”。其中“疍”出自古越语,为“乘小船”之意,“家”是古汉语藉词,意为“人群”,故疍家或疍民就是指生活在船上的人群,是中性词。但迄今为止,不同的学者对于疍民的来源仍各执一词,未有定论。其中被广泛认同的有以下几种:(1)疍民为“越族遗裔”,大多数学者都赞同这一看法,影响深广。(2)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疍民是由印度支那半岛或印尼的海上进入中国南方,以及东南沿海各个水系聚集而成的群体。(3)疍民是“僚僮中水上人的通称”。(4)疍民为“龙蛇族,亦即伏羲女娲的一大支派”。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疍民来自瑶族,或在陆地上为狚(侗族的一支),在水为疍等,这些均有可议之处。
先秦时期,疍民的先祖们就在江海上栖息劳作。秦平岭南,不少越人逃至江海上,其分布区域有所扩大。汉初有一些秦人也加入疍民中。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1)征南越宰相吕嘉属下有几百个越人逃亡入海,加入疍民中。东晋末年,浙江农民起义军卢循率部扺退至交州、合浦之间,有一部分人留在珠江口,以捕鱼为生,自称为卢亭,亦是疍民来源的一种说法。南宋末年,宋元两军战于新会银洲湖,一些宋军进入海岛,后来加入疍民中。清初,清军攻打广州城,致使南明军队“大小船只千艘,一时奔窜出海”,这些人员也很有可能成为栖居海上的人群。疍民不仅来源非常广,而且还是一个很古老的族群,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历久不衰,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积累了厚重的文化地缘,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果按照时间序列复原他们在各个时代的变化和特点,将有助于钩沉、描绘出其一系列时代剖面,寻找出其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作为解读疍民文化的历史基础。
地理环境特点深刻影响文化产生的性质和特点。疍民广泛分布于岭南江海间,水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适应这个环境采取的方式,或为疍民文化风格的一个最普遍的根源。历史上疍民虽然遍布在我国南方,但主要是在粤、闽、琼、桂等地的河岸、海滨和岛屿上。其中,广东为疍民分布最广的省区,正如北宋《后山丛谈》载:“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瑶人;舟居谓之疍人;岛居谓之黎人”。疍民和瑶、黎并列为三大族群,凡广东水域所在之处,皆有疍民。明代《炎徼纪闻·蛮夷》也载广东疍民依水而居,住所为船或岸边的“干栏”,以捕鱼为生。清代有关疍民分布的资料比较多,《古今图书集成·潮州府部》云“潮州疍人有五姓,……岭东河海在在有之”。珠江口众多岛屿为疍民聚居地。1843年香港第一次人口调查结果显示,疍民人口总数占了全岛总人口的2/3。疍家墪、疍家井,疍家湾、疍家山、疍家圩等地名在深圳、中山、港澳、珠海、台山等地甚为普遍,表明瞭珠江口一带是疍民长期居住的地方。据清初顾炎武《天下都国利病书·广东条》中记载“东莞、增城、新会、香山(中山),以至惠、潮尤多”疍民。古代广州距离珠江口更近,屈大均《疍户》诗,生动地展现了番禺、新会、江门一带疍民的生活状况:“疍户纷无数,为生傍水村。食鱼多子女,在艇有鸡豚。罾布时能作,渔歌亦未喧。夜来西潦发,笭箵满江门”。
疍民也广布于西江各河段。这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和《翁山诗外》中皆有详尽而生动的记载,如 “西截昂扬牂江水,人家半捕鱼”、“一路鱼花步,江人取不稀。潮来炎海远,瘴到郁州微” 等,形象地再现了西江疍民的分布景况。
咸水疍主要集中分布在阳江海陵岛、电白博贺、湛江东海岛、硇洲岛、北部湾合浦等地。宋代秦观《海康即事》诗曰:“合浦古珠池,一熟胎如山。试问池边疍,云今累年闲”。至清初,屈大均记廉州“海上余珠市,城中尽竹房。居临鲛室近,望入象村长”,“城西江水贯,妇女卖鱼桥。珠母生明月,鲛人出紫绡。海光千里接,霞气五黄(山)标”。疍民水居生活和采珠劳作的景象历历在目。
海南岛的海口港、文昌铺前港、清澜港、琼海、陵水、三亚等地也有很多咸水疍,他们说粤方言,自云来自广东的顺德、番禺和阳江等县市。
粤桂琼三省区的疍民人口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陈序经先生《疍民的研究》书中估计,20世纪40年代,珠江流域及广东沿海疍民约有100万。50年代初调查的广东疍民人口大概有90万人,主要栖居于广东沿海、珠三角沙田区,以及内河的各个支流。沿海大致有十多万疍民以渔业为主,珠三角沙田区主要从事农业、部分从事捕鱼业和城市商业的疍民有40万人左右,内河也有十余万疍民。广州海河港兼具,故亦有很多疍民聚居。据1937年广州市公安局人口调查,全市大约有11万疍民,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1946年,广州有疍艇3万多艘。1987年4月19日《广州日报》报导,广州有1.5万疍民,主要以摆渡、捕鱼、运输、餐饮等为业。
从上述疍民地域分布可见这一以江海水域为生的族群,其物质生活来于水环境与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生活,包括他们的价值观念、信仰、习俗、饮食、服饰、丧葬、娱乐等都离不开水,由此形成的疍民文化的风格迥异于陆地文化,属另一种类型的文化体系。加上历代统治者和陆上居民对疍民的歧视政策和偏见,甚至迫害,使疍民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社会群体,直到见过其社会地位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故作为历史投影产生的疍民文化,其特质和风格显然有许多独到之处,这是本文要探讨的旨趣所在。
二、疍民文化风格
南海疍民的生产生活区域主要在河口、港湾、沿海滩涂、近岸海洋,疍民的物质文化生产形式主要为捕捞水产、采撷珍珠、耕耘沙田等,为典型的“以海为田”的海洋农业文化,疍民的服饰、饮食、娱乐、习俗等精神文化,也同样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质和风格,是为其文化的海洋性。
(一)亲水性
早在南宋,杨万里的《疍户》诗中就曾描述过疍民在江海上劳作的情形。疍民以水为生,离不开船。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载:“疍户,以船为生,居无室庐,专以捕鱼自赡”。疍民除了在近岸作业,还常深入海中岛礁捕鱼。清代以降,有关疍民的文字资料广见于地方志。
采蚝、采珠、捕虾蟹也是疍民的主业。特别是采珠,作为一个最古老行业,自汉代即有“珠还合浦”之说,历代不衰,仅明代以后,下水采珠为兜囊取珠法和小舟拉网取珠法取代,疍民珠户才取消,但其贡献功不可没。
疍民结为江海社会,其起名也离不开水。如 “水有”、 “水添”、“虾妹”、“虾女”等都为疍民常用名。反映了疍民以水为财、为福的追求。此外,疍民使用抗风的包头布、耐盐的银质腰带,方便水上作业的贯头衣、男子上身赤膊,下穿短裤、嗜食水产,饮圣水、小孩随身系葫芦等,都源于水环境,处处体现出其亲水的文化个性。
此外,疍民在城乡江河摆渡,在珠三角沙田地区受雇耕作,放养鸭群等都以水为劳动对象和生活环境,同样孕育培养了他们的亲水性的文化品格。
(二)认同性
疍民具有较强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且长期维持下去,是为疍民文化的认同性。因为在江海漂泊,充满瞭风险,只有相互关照、相互守望,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族群,即表现为他们牢固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如来自三水的疍民就自称三水艇家,来自阳江就自称阳江艇家,来自汕尾就自称汕尾艇家等。在东莞一些来自桥头镇的疍民为不忘故土,用“新桥”命名新聚居地。另外,珠江口疍民的大渔船经常到东沙群岛或汕头海面作业,他们称潮汕船民为“学佬”,潮汕船民则称他们为“广佬”,说明疍民的地域观念很强,语言、风俗通常保持原状,较少随住地变化而变化。
(三)相对封闭性
疍民政治地位低下,经济落后,加之陆上居民对他们的歧视和偏见,疍民与外界往来少,长期固定在族群内部生活,世代相传,甚少变更,是为疍民文化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对神灵的崇拜尤笃,包括妈祖神、南海神、水仙神、龙母神等,每逢出海都要到这些神只的庙宇去膜拜一番。另外的一些各种怪异的自然现象,以及传说中的水鬼、水猴、海龙王等都崇拜有加。疍民与陆上居民很少来往,基本上不受外来信仰的影响,所以这种以水神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世代相传,甚少变更。充分体现了疍民文化的相对封闭性。
(四)原生性
疍民作为古越人的一支,在古越人其他支系先后演变为其他民族,如壮族、黎族之后,疍民仍作为一个族群保存下来,历经几千年,很少改变其文化特质,维系着其固有的文化风格,是为其文化的原生性,并在多方面表现出来。
按越人,一说为生活在水边的族群,疍民既为古越人的一支,又历代以江海为家,故其保留了越人的文化风俗,即带有浓厚的越人遗风,为展现越人文化特质的“活化石”,彰显了其文化的原生性。古越人以狗为图腾,疍民喜欢以“久”给孩子起名,如“××狗仔”。“久”与“狗”同音,寄寓孩子像狗一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茁壮成长。今雷州半岛保留下来不下10万尊石狗塑像,亦为越人狗图腾崇拜的遗存,与疍民喜以狗字命名如出一辙。又疍民喜戴如同鸡肠的长耳环,亦为古越人遗风。古越人梳髻,连南越王赵佗也仿效此俗。今疍民妇女普遍梳髻,加一支篦牌,称“后船髻”或“汕尾髻”,也说明瞭此俗的古老来源。古越人流行对歌择偶,现很多少数民族有此俗。疍民流行“咸水歌”,即疍歌。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说“疍人亦喜唱歌,婚夕两舟相合。男歌胜则牵女衣过舟也。”又疍民自称“龙种”,称蛇为“小龙”,膜拜蛇神。举凡此类习俗均反映了疍民文化是从很古的时候继承下来,保留了很多原生的文化形态。
(六)融合性
水具有融解万物的特征。郦道元《水经注·巨马水》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生活在江海中的疍民更受水环境浸染,其文化风格也具有水文化的特质,加之疍民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在与强势力量相处的过程中,其包容、忍让的一面,诠释了水文化最为重要的特质之一即融合性。如疍民卖鱼即便常在价钱上吃亏,但往往泰然处之。屈大均《疍妇》中载:“要米量偏误,争钱数未工。”疍民漂流江海,如遇风浪,常常只能祈祷神来庇佑,故神灵崇拜很普遍,但如遇溺水者,虽怕冒犯神灵,殃及自身,但也会用两全的办法,即把烧饭的炉子当替身丢入水中后,再施于援手;遇浮尸,则通常将之打捞上岸,并代为埋葬。表现了疍民善良、包容的风习。另外,一些疍民地区在每年农历七月初十盛行举办水陆超幽活动,来超度溺死者,并祈求神明的保佑。这也涂上了一层人与神、生与死之间融合的色彩。
三、疍民文化的价值
综上,疍民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文化价值可归纳如次。
(一)古越文化的一个活化石
古越族见于先秦至隋唐,宋以后或汉化,或演变为壮、黎等少数民族,但作为古越族一部分的疍民,仍在江海这个特殊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保留很多古越人的文化风格,被视为古越文化的一个活化石。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资源,可为人类学、民族学、环境学、风俗学等学科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以钩沉、解析其文化基因,探索人类古代社会的结构、生存、发展演变特点、动力、过程和规律等,具有重要的科学和应用价值。如疍民适应环境的能力、维持族群生存的机制,也有很重要的环境生态学和社会学意义。尤其是在古越人大部分不复存在的背景下,疍民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从上述视角考察,无疑凸显了其文化价值。
(二)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样本
疍民常年在水上漂泊,以船为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生存和活动的空间狭小、水面太阳辐射强烈,带盐水汽蒸腾、弯腰摇橹等活动,使疍民的体质特征明显异于陆上居民。如疍民的腰普遍相对弯曲、臀部较大,患眼疾人特别多。由于在长期的水上摇摆不定的活动,疍民的中枢神经已形成了固定的反应模式,一旦离开江河海面,移居陆地,即产生“晕陆”现象,与陆上居民晕船现象一样。这些差异,归根结底是人适应环境的结果。故研究疍民的体质人类学有重要的人体解剖、运动医学等意义。这一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山大学人类学黄新美教授曾对珠江口疍民作过体质人类学的调查,后出版了相关专著,颇多好评。疍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尚有不少专业课题可供研究。
(三)海洋文化的一个典范
疍民既以海为田,也以海为商,以及其适应江海环境采取的方式,均属海洋文化概念之列,包括了海洋文化的主要内涵和特点,是一个从生产生活环境、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创造都以水为平台和载体的族群,故其所体现的海洋文化有很宽广的范畴、形式和结果,可作为海洋文化的一个典范加以研究,特别是疍民为适应江海生存环境,敢于冒险、精诚团结的精神文化品格,展示了海洋文化的特质,完全可从中找出许多海洋文化的内容,以补充时下海洋文化研究的欠缺。
(四)顽强生存的族群
在变幻莫测、环境恶劣的江海中,屡经劫难,疍民以其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坚忍的毅力,克服了种种艰辛险阻,历数千年,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在封建王朝的压迫下,没有屈服;在受陆上居民的歧视、欺压之下,独立自强,艰苦奋斗,坚守在惊涛骇浪之间,形成了一个与陆地相对应是江海社会,而未被其他强势文化或族群同化,也没有消失,这在人类社会上也是一个奇迹。疍民的生存方式的多元化极大地提高了其社会适应的能力,他们既耕海,又耕田;既依托江河,又涉足三角洲沙田;既从商,又出卖劳动力;既为民,又从军等,在多种社会分工和职业中都有他们的踪影。唯有如此众多的生存模式和广阔生存空间,故不管如何改朝换代,生活环境怎样不同,疍民依然淡然处之,安之若素,这部江海社会生存斗争史、族群拼搏史、发展史,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研究价值,相信通过有组织地系统研究,当有更多的成果面世。
四、小结
综上所述,在特定的江海水环境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岭南疍民作为古越人的一个族群,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疍民文化,成为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亲水性、族群和地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封闭、原生、冒险、融合等文化风格,构成了这个族群文化的本质特征,与陆上居民文化有显着差异。由此决定了疍民文化为古越文化的一个活化石、体质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样本、海洋文化的一个典范,以及其顽强生存的方式和本领等,都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总结加以应用的实践意义。在疍民作为一个族群行将消失的背景下,抢救疍民文化遗产,开展相关研究,实刻不容缓,应予充分证实,并加大研究力度。
(原载林有能等《疍民文化研究》,香港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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