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廷藩教授是我国著名地理学家，现代经济地理学理论大师之一，对我国现代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建设有过重大贡献，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我国南方和北方学者在该学科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争论中起到了南方旗手的作用，并基本上结束了这场争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影响。据有关统计，曹先生一生完成专著5部，发表论文20余篇，约150万字。问题不仅在于在当时这是个很大数字，而更为重要的是文章载道，反映曹先生哲学家缜密思维、科学家踏实作风和兼容百家的大家风范，不但处处闪耀着他学术思想的光辉，而且洋溢着感人的精神力量。在景仰先生文章道德之同时，尤为重要的是追溯他学术成就的根源，使一代名师有更多遗泽于后来学人。这恰如先生自己所言:“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外古今经济地理学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包含进去，阐述清楚，作为中国经济地理学成长、发展的养料。”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一、负笈武昌，奠定深厚历史学的功底

　　先生虽然出身贫寒，但有家学渊源。他父亲是位小学教员，言传身教，对子女成才不无影响。师范学校毕业后，先生即负笈千里，南下我国中部学术重镇武昌，先后进入武昌大学预科和武汉大学，攻读历史，傍及地理、哲学等科，受到系统的史学训练，其间曾任中学史地教员。这样，先生在历史学方面有了扎实的基础，也打开了以后从事地理研究的大门。因为史地本为一家，一个从时间，一个从空间研究自然社会现象，但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洞悉事象的运动变化规律。先生以后常对人说自己早有研究历史地理之志，想也缘于此。据科学出版社陈宾寅女士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她在中大地理系读书时，先生把上面有重点内容圈、点、眉批的历史地理名著《禹贡》让学生阅读，不时解释书上古奥字句，启发学生学习地理应结合历史。华中师大刘盛佳先生说他研究地理学史，多次得到先生的热情支持和鼓励，并告以治学的原则和方法。正是在先生教导下，刘盛佳先生穷半生精力，写就《地理学思想史》专著面世，并获多种奬项。笔者作为先生学生，也获益匪浅。1986年11月，先生以多病之躯，在家人搀扶下赴京参加本人历史地理博士论文答辩会，对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提了不少改进意见。1988年本人以所编着《简明中国地理学史》请教，他在眼疾发作情况下仍阅读了全文，提出修改意见，并嘱设法出版。此书至1993年才得以刊行，惜先生已经作古，不胜悲怆。细检先生论著，也处处体现他熔史地于一炉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在以他为首着的《经济地理学原理》中，即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作了详尽历史回顾，从《禹贡》五服、荀子《地员》、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至历代地理总志，以及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等，无不阐述它们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先生还指出对中国地理典籍，“其中所积累的丰富资料，都是极其宝贵的，需要加以重视和发掘”。这与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对待传统文化态度截然不同，先生不仅自己热爱中国历史文化，贯彻终身学术研究，而且支持、保护与此相关的地理研究，从而使他本人和受他感召、教诲的学生取得显着成就。

　　二、留学英伦，登堂入室，夯实地理学基础

　　1937年，先生考取河南省公费留学英国，在二战阴影中度过了一段艰苦岁月。他先后在伦敦大学、牛津大学龢利物浦大学攻读地理学，接受地理学系统训练，并很快登堂入室，成为他终生从事地理事业的转折点。英国也是近代地理学一个摇篮，诞生过麦金德(H.J.Mackinder，1861-1947)、奇泽姆(George G.Chisholm，1850-1930)、斯坦普(L.DudleyStamp，1898-1966)、赫伯逊(A.J.Herbertson，1865-1915)、罗士培(Fercy M.Roxby，1880-1947)、达贝(H.Cliffeorl Darby，1909-1992)这样巨大的地理学家群体，以商业地理、农业地理和历史地理见长，尤其在土地利用研究方面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林超、侯仁之、吴传钧即毕业于利物浦大学。英国地理学以区域研究为主体，特别强调应用地理学发展。而英国经济地理学则是从商业地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商业贸易是英帝国的经济生命线。先生除在这些著名学府攻读以外，还到法国作地理实习和考察，深受法国区域学派的熏陶。这一学派在地理学坛上占有崇高地位，我国著名地理学家吴尚时先生即留学法国而在区域研究上作出杰出贡献。这样，英法地理学的思想和风格对先生地理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他以后学术活动中处处表现出来。1940年回国后，先生在湖南大学地理系任教，在所着《世界经济地理》、《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地理》这三部100多万字教材中，皆贯穿区域研究为主体的思想。例如《世界经济地理》一书，世界自然和人文要素的经济地理评介有13章，而区域经济地理有29章，为前者一倍以上。又三部教材插图多达497幅，亦基本上以区域为单元编绘。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也一再强调研究生产配置或布局离不开以区域条件为依托，在所着《经济地理学原理》中指出:“经济地理的研究絶不能离开区域而必须联系到一定地区，对与生产分布有关的各种自然条件和各种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都必须重视地区个性和特点，以利于因地制宜，配备生产;不仅要研究地区内部的情况，还要研究区与区之间的关系。过去曾有一个时期，过分强调经济地理的经济性，忽视经济活动和一定地区各种条件的依存关系，曾使经济地理缺乏地理味，这个教训应当吸取。”一语中的。先生这种高度重视区域研究的思想，不仅显示他吸取近现代地理学精髓，深得它的要领，而且他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警示作用。现在有不少地理研究论文因为忽视区域个性，失去区域依托而显得不像是地理作品。先生在主持中大地理系和组织广东地理界活动期间，更重视区域地理研究。他参加华南热带资源综合考察、土地利用、农业区划等，范围尺度不同，内容多少不一，但都在对区域条件透彻瞭解基础上进行，故有关成果能为有关地区和部门采用。这也是他秉承英国地理学强调应用性传统的表现。后收在《经济地理学主要理论问题研究》中的好些论文，如《关于经济地理学如何为生产服务的问题》、《自然条件经济评价的几个主要问题》、《关于经济地理学及其各分支学科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一些问题》、《农业区划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等，都集中反映他紧密结合实际、为社会服务的学术研究宗旨。先生指出:“只要从生产任务出发，然后充分运用经济地理科学的特点，时刻密切注意生产中有关经济地理方面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地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则经济地理在生产上是可以起作用的。”他还教导人们，“作为一个经济地理工作者，应该好好地向生产部门和计划部门学习，他应该成为生产部门和计划部门的有力助手”。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1964年4~8月间，中大经济地理专业师生50余人开展湛江地区农业区划，先生自始至终参加领导和实地调查，提出许多独到见解，为专业师生和当地干部折服。先生这种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注重野外调查作风，即使在地理信息系统发达、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不失它的意义。

　　三、创建全国唯一的经济地理系

　　在我国地理教育史上，虽然地理科系设置的名称不一，如新中国成立前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设有史地系，中山大学、南京大学等设有地理系，但都没有一个称“经济地理系”的，至今仍是这样。然而，在先生的努力下，1950年在湖南大学成立经济地理系，先生任系主任，在全国独树一帜。这一年成立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但它仅是国民经济计划系属下一个科室，与先生主持的经济地理系作为一个独立学系不同，这可谓是先生的一个创举，具有不寻常的科学意义。先生留英所接受的英国经济地理学，比其他国家有胜一筹的发展水平。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先生在湖南大学地理系讲授经济地理已达10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经验，对这个学科有深切的瞭解，能站在视野更宽广的历史制高点上观察学科发展方向，单独设系比留在地理系内可能更有利于学科发展;另外，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迫切需要经济地理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先生素来注重地理学的实用功能，所以一旦社会有了这个需要，经济地理系应运而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时我国地理学还未受或少受苏联地理学的影响，又处在新旧社会转变中，这个经济地理系还不可能摆脱西方地理学的框架，但后者毕竟有它的长处，所以这个系成立的积极意义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到1953年院系调整时它被撤销，师生分散到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地理系等，但它为我国培养了最早一批经济地理人才，如陈宾寅、张克东、肖志斌教授等，有些人至今仍活跃在经济地理舞台上。直到1956年我国才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设置经济地理学专业，但这是按苏联经济地理模式建立的，在时间上也比先生所建立的经济地理系晚了5~6年。先生筚路蓝褛，以启山林之功固然不可没，而其长远的眼光，科学的敏感和深刻的洞察力，尤使今人赞叹。但对先生这一创举，现有地理学史未予充分注意，实有必要发掘、总结，作为经济地理学发展一种借鉴。

　　四、高举“生产配置”论大旗，结束全国经济地理研究对象争论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经济地理学深受欧美地理思想影为经济地理是研究地理环境与人们经济活动或生产活动之间关系的一门科学。先生在1942年刊行《经济地理·导言》中也认为“经济地理固然主要研究自然环境和各种经济资源的产销中间之关系”。显然，这深受英国商业地理的影响，或者说是英国经济地理思想在我国移植，先生还不可能超越经济地理发展的那个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在引进苏联经济地理学过程中，在苏联原来就有分歧的主张经济地理研究“生产配置”的经济学派和主张研究“生产力配置”的区域学派两种相左的观点也同时被引进来，并在我国经济地理界引起热烈争鸣。先生在接受苏联经济地理学之同时，非常注意这场学术争论。他对两种不同观点认真分析比较后，从1958年开始，相继在《地理学报》、《地理》、《地理知识》、《中山大学学报》和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近20篇论文，从经济地理学科对象、性质、任务、生产配置一般规律、为生产服务等不同层面，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学科中存在的地理学派(区域学派)、经济学派，以及技术学派的学术根源、主要特征、优点和缺点等，科学系统、令人信服地阐述了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配置、生产力配置等不同概念的界定、内涵和本质差异，并使他极力主张的经济地理对象是研究“生产配置”这一科学论断为全国同行大多数人所接受，从而结束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孙敬之教授为首的北方学派和以他为首的南方学派这场长达10多年之久的学术争论。先生自此被公认为经济地理学理论权威，“生产配置”论代表人物，他的论著被奉为学科圭臬，赢得全国同行尊敬和信任，1962年被选为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领导的中山大学地理系也成了经济地理学在南方的学术中心，吸引大批莘莘学子负笈前来，先生为发展我国经济地理学作出重大贡献。

　　恩格斯在评价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作用时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在我国经济地理领域内，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流行经济地理研究对象争论，决不仅是一两个名词实语之争，而涉及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为社会服务，以及学科发展方面等。恰是先生的贡献，基本结束了这场争论，使之走上正确发展道路，并更多地转到为社会生产服务方面来。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先生创立的湖南大学经济地理系是我国经济地理学发展道路上一块碑石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前夕结束的这场争论，则是这条道路上一个最重要转折点。十年动乱期间，先生为探索专业发展所倾注的努力，并终于确定以城市规划作为专业发展一个方向，这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地理的全面振兴起了先锋和带头作用。所以，先生以自己的卓识远见，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先生的名字也由此与学科发展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得到人们高度评价和崇敬。如地理学者钟功甫先生说:“曹廷藩先生的结论性论点就比哈特向(RichardHartshome，美国知名地理学者)的理论更加系统而完整，更为鲜明、突出。曹先生不愧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之一，曹氏的《经济地理学原理》一书，堪称富有中国特色的杰作。”这个评价是中肯和公允的。

　　曹先生在经济地理上创造性的贡献，一是源于他具有包括地理学史在内的高深地理哲学造诣，深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哲学流派，尤精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方法论，故能比他人站得高，看得远，无论怎样复杂的地理问题，一经先生之手，犹如庖丁解牛一样，被剖析得一清二楚而游刃有余。例如被人们弄得混沌不清的关于经济地理众多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在先生笔下都是那样明白清晰，可以一览无遗。科学对象和任务关系为一些人大惑不解，先生指出“科学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门科学的对象，都不是人们的意志可以任意规定的";而“任务是人们在认识了客观以后向科学所提出的实践要求，它属主观的范畴”。这种深入浅出对两者关系的说明，使惑者恍然大悟。正是先生掌握了地理哲学这个鋭利武器，故能在长期学术争鸣中得心应手，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先生作为全国罕见毕生致力于经济地理事业的学者，具有博大精深地理科学知识体系，对地理学发展历史、现状、各学派源流、特长等瞭如指掌;对地理学与其他科学关系洞若观火;加上他长期的地理实践，掌握有大量地理案例，这都赋予他以深刻的科学洞察力，能见他人所不见，发他人之未发，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导出规律，从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先生虽已作古，但他遗留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座高大丰碑，为后人仰止。语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用之于曹先生，诚不为过也。

　　（见司徒尚纪主编：《曹廷藩教授纪念文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