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曾昭璇先生（1921—2007）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地理学名家，在地貌学、历史地理、地理学史、第四纪地质学、人类学、方志学、民族学、海洋学、考古学、古文献学、环境学等领域都卓有贡献，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其著作等身，一生出版学术著作78部，论文500余篇，约1000万字，在全国地理学界堪为翘楚，影响深远。个人作为他的后学，在此仅就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作一扼要论述，一方面是对曾先生的怀念，另一方面是最主要的，总结、继承、传播曾先生对地理学的学术创新和精神风格，以为地理学的新发展和应用服务。但曾先生是一位学术领域甚为宽广的学者，本文所及，恐挂一漏万，谨抛砖引玉。

　　一、中国近代地理学开拓者吴尚时教授的大弟子

　　曾先生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开拓者之一、原中大地理系主任吴尚时的大弟子，在吴尚时身边学习和工作了近十年，师生感情甚笃，继承了吴氏的思想和方法、联名撰文、发表多篇开拓性论文，填补了华南、西南地区地理研究的许多空白。这些论文计有《雷州半岛地形研究》（1944）、《仁化南部厚砂岩地形初步研究》（1945）、《南雄丹霞层位之新见》（1945）、《南岭何在》（1947）、《珠江三角洲》（1947）、《广东南路》（1947）等，其中许多卓越见解至今仍被奉为不刊之论。[1]曾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既源于师传，又发展了吴氏学说，为现当代中国地理学的一位大师。

　　二、学术创新

　　曾昭璇教授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贡献，尤其是在地貌学各分支学科成就斐然，并旁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一）地貌学  

　　地貌学是曾教授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他在地貌动力、各个地貌类型、区划、分布、开发利用等方面多有创新见解，与前苏联、欧美学者有所不同，甚至超越了他们的学说，在我国地貌学中独树一帜。

　　1.在岩石地貌方面

　　在1950年曾教授在地质出版社出版的《岩石地貌学》中，提出地貌是内外营力和岩性作用的产物。这一见解突破中外学者认为地貌是只是内外营力作用所致，他增加岩性一项，这是一个独创，已得到广泛认同。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貌学接受前苏联学者观点：地球内力和外力相互作用是地貌发育的动力。曾氏以为这不尽然，提出“地貌是岩性、动力相互作用的发育阶段表现”。这与美国地貌学者M·D·台维斯关于“地形是构造、动力和时间的函数”的观点也有不同。事实证明曾氏之说在当时也是一个创造。他以此成功地解释多各地形的成因，在这个学科领域里独具一格。

　　丹霞地貌广泛分布在我国南北方，但首先发现和命名是在广东仁化丹霞山。研究者有地质、地理各个领域专家，曾教授对丹霞地貌研究作了总结，提出丹霞地貌的雄、奇、险、幽、美五大特征，并统一诸说，1978年命名为“丹霞地貌”。2010年，这类地貌以此名被列入为世界自然遗产。

　　2.在流水地貌方面

　　曾氏长期在我国东南地区考察，对流水地貌的认识非常深刻，除了创新性地提出冲缺三角洲的概念以外，1959年还提出了流水地貌阶段发育理论，发表《流水地形发育论》一文，即流水地貌由散流片蚀、坡面沟蚀和谷地河蚀三种力量合成，它们的不同作用可能对各种地形产生破坏后果。这一理论明显不同于美国地貌学者W.戴维斯 “河蚀轮逥”论，即台维斯理论只谈河流侵蚀而忽视散流、暴流自蚀的不足，曾氏理论对此是一个重要补充。也有别于德国的B.彭克的等坡后退形成准平原面理论，同时动摇和打乱了传统的地文期划分，这是曾氏在流水地貌方面主要贡献之一。

　　3.在海岸地貌方面

　　珊瑚礁海岸在我国南方分布甚广。曾氏1948年考察台湾海岸时就注意岛南部有隆起礁，并把它作为一种地形划分出来，时日本学者也未能做到这一点。1960-1961年，曾氏继续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学者合作考察过的海南岛沿岸的珊瑚礁。他亲自潜入海底采集珊瑚标本，编绘珊瑚礁分布图，纠正外国学者威尔逊（E.H.Wells）等认为只有海南岛才有珊瑚礁海岸的结论，将我国珊瑚礁分布界线推进到粤东沿海。曾氏还划分了海南岛有岸礁、离岸礁等类型，提出珊瑚礁成长率类型划分，与新构造运动的关系，对后来的研究很有启发作用。

　　在海岸地貌方面，曾氏早年与吴尚时研究珠江三角洲时就开始注意区内山岭与地质构造线走向的关系。1957年明确指出珠江口及华南海岸受“多”字形地质构造支配，形成同样格局的水道、岛屿和半岛，这种特殊海岸称为“华南型海岸”，是一种新的海岸类型。即华南海岸既有海岛，又有港湾，是个良港区，对港口选址、布局建设大有参考意义。

　　1960-1963年，曾氏在广东沿海一些砂质海滩上发现一种最新生成的砂砾岩，后来定名为“海岩滩”。1964年曾氏与黄少敏联名发表我国第一篇关于海滩岩的论文《试论南海沿岸海滩砾岩的成因及其地形学意义》，指出这种岩石不但反映了热带海岸地貌的形成环境，而且也是新构造运动的一个佐证。曾氏的这一发现引起了我国地学界的极大关注，也推动形成了与此有关的海岸地貌研究高潮。这一发现对研究海岸上升、海岸变迁有重大意义，曾氏是这一发现第一人。

　　1980年以后，曾氏在珊瑚地貌研究上不断创新，颇受国内外同行瞩目。1980年，他在其担任主编、全国唯一发行的《热带地貌》杂志上撰《试论中国珊瑚礁的地貌类型》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各类珊瑚礁地貌的成因、过程和形态，以及地理分布等，这既是一篇对珊瑚地貌研究的总结性论文，同时也标志着其珊瑚地貌学说更加成熟。特别是他独辟蹊径，从珊瑚生物路线出发，追踪珊瑚礁形成和分布规律。这比其他现有的研究方法更加全面、有效，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创新。此外，曾氏还研究了我国人民对珊瑚礁地貌认识的历史过程，指出我国史书上称南海诸岛为“涨海崎头”“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实为不同形态的珊瑚礁。这不仅为确认南海诸岛自古以来为我国领土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对当前南海诸岛国土和地名管理也有很重要意义。由于曾氏这一系列的杰出成就，1981年他再次被推举为中国第四纪研究会珊瑚礁分会主席，并主持1983年12月在华南师大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珊瑚礁学术会议。

　　1997年，曾氏总结了其30多年的珊瑚礁研究成果，出版了科学巨著《中国珊瑚礁地貌研究》，颠覆了C.达尔文认为南海珊瑚礁是由火山岛沉没所形成的论断；明确提出南海珊瑚礁是在华南地台的准平原沉没过程中由礁丘发育形成，环礁再受海面动力影响，形成礁盘、沙岛、台礁等。这一结论在这一领域独领风骚，为外国学者所不及。该着对维护我国南海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上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证据，1999年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奬”暨“科技进步”三等奬。[2]

　　4.建立历史地貌学

　　曾氏可谓我国历史地貌学者第一人。他将地貌学和历史地理学相结合，建立边缘性历史地貌学，为一创新性、开拓性成果，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上有重大意义。  

　　曾氏一贯主张地理研究必须追溯历史，到了晚年，在积累大量资料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上，在我国历史地理学上开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方向——历史地貌学。他明确地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而这种变迁是“生产实践的结果”，讲清了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这方面的成就集中反映在1985年问世的《历史地貌学浅论》一书中。该著作于1990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列入《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第一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中。[3]

　　5.提出和证明珠江三角洲存在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吴尚时和曾先生一同提出的科学概念，并已被实践验证了的重大科学发现，在理论上创立了珠三角洲溺谷生成学说，平息了中外学界对珠三角的争论，在实践上有重大的开发建设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后，曾氏更多地从历史地貌学角度研究珠江三角洲的演变，指出珠江三角洲的形成是在沉降与海浸的背景下河流泥沙堆积的结果，并为此发表多篇论文，充分反映了他这一新学术思想和新成果。1987年，曾氏《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研究》出版。这是他多年奔赴珠江三角洲各地调查考察的总结，也是已在上面述及的他创立“历史地貌学”的一个实际例证。此书1988年获广东省高校科技进步三等奬，后又被编入《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要览》。此外，曾氏又从珠江三角洲水文、地貌特点出发，提出对珠江三角洲整治意见，总结出珠江“口门宜通不宜塞”的规律，颇得有关部门和地区重视，并在整治、开发珠江三角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今日珠三角成为中国经济高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依托，吴、曾两位教授功不可没。与此相关，1934年吴尚时发现广州海珠区七星岩古海岸遗址，复原了广州沧海桑田的历史，今已辟为广州海珠区古海岸公园、广州一大科普和旅游景点。

　　1957年曾氏还主持珠江三角洲综合考察，后撰写《珠江三角洲地貌类型》一文，发展了早年与吴尚时创立的珠江三角洲学说，提出“冲缺三角洲”概念，藉以解释珠江三角洲水系格局与地质构造关系，同时指出珠江三角洲作为一个热带性三角洲的特点，都得到同行认可和广泛使用。1962年曾氏将这些新研究成果收入他主编的《珠江三角洲地貌图》中。这是广东地貌区划主要图件之一，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6.岩溶地貌（喀斯特地貌）

　　我国西南石灰岩分布广泛，具重大理论和生产意义，曾氏长期研究不止。1956年出版《论石灰岩地形》一书，创造性地提出岩溶地貌发育模式，在云贵高原、广西盆地，地下水运动方式不同，后果不一。云贵高原以垂直运动为主，形成漏陷地形和峰丛地形；广西盆地以水平运动为主，产生峰林地形（桂林山水）。这一结论对认识两地岩溶性质、景观价值甚大。为岩溶地貌理论一大创新，在土地利用、旅游开发上有重大意义。

　　7.首次提出华南沿海“老红砂”沉积，开创研究先河

　　南海沿岸，尤其粤西、海南岛存大片的海岸风砂，危害甚大，淹没耕地、村庄，使人患砂眼病，危害不亚于西北风砂。1960年，曾先生提出这种海岸地貌，并命名为“老红砂层”。特别是成因上，他认为红砂层是以海岸线浅水沉积为主，“是较老的古海岸线浅水堆积层”和“陆源近岸处海滩堆积”，是“由海岸陆成台地向海冲下的红色砂子堆积”，具有“交错层结构、层理清楚和现代沙堤的交错层相似，表示风和浪的作用”。他的这种风浪形成观点，后来受到现在风成派挑战而不败。后以华南师大为主力研究团队在“老红砂”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吴正教授即为代表人物，但曾氏开拓之功不可没。[5]

　　8.纠正地貌学上的错误

　　长期以来，横亘两广北部的南岭被认为是一条山脉。实际上并非如此，曾氏与吴尚时经过实地考察，于1947年联名发表《南岭何在》一文，对南岭山脉说这个传统观念大胆提出了质疑。根据南岭结构、分布，该文提出南岭不是一条山脉，而是一群山地，其间有不少通道可以往来。这一纠正至今仍有不少人未知，仍因袭旧说。

　　另外，根据珠三角地形、河流水文特点，以及围垦经验教训，正确地指出三角洲“宜通不宜塞”的建议，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警示人们不要盲目围垦，以免重蹈覆辙。

　　（二）综合自然地理（区域自然地理）

　　区域为地理学研究高峰、起点和终点。李希霍芬有言：“地理学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区域内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吴尚时深受法国区域学派的影响，将区域地理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之一。曾氏完全继承了吴尚时区域地理思想的精髓，用于综合自然地理研究，并有所创新。曾氏总结出综合自然地理研究的“六目一纲”原则，“六目”即气候、水文、地貌、土壤、植物、动物等6个地理要素，“一纲””即以上要素归结于综合，归结于区域，形成自然地理综合体。以此为指导，1960年写成《综合自然地理学》讲义，作为教材及开展相关研究。曾氏明确提出景观学是综合自然地理学的核心，全面阐述他的“先分析，后综合，贯历史”的综合自然地理学思想。曾氏这一学术思想，在实践中处处表现出了其科学性与正确性。例如关于我国热带界线的划分问题，20世纪从60年代起，各家各派争议甚多，难以统一。曾氏即从综合自然地理学观点出发，结合野外考察所见和历史动物及现代栽培作物分布，提出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应属热带，热带地区还可划分过渡性的半热带、热带和赤道带三部分。这一方案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理论和生产实践上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为建立橡胶园提供了科学依据。农垦部门接受了这一分区方案，今已有不少胶园割胶生产。曾氏又对20世纪60年代前后一些学者主张中国划分为东部季风低地和西部高原盆地乾旱区两大区域的观点提出异议，力主西部高地应划分为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乾旱区，即全国应划分为三大自然区域。该三分法现已被广泛采纳，这是曾氏综合自然地理观点的一次胜利。

　　在实际应用上，据上述综合自然地理观点，曾氏提出我国热带分界线划分，应在云南个旧、广西南宁、广东广州、汕头、福建厦门、台湾台北一线以南地区。[6]

　　这一独到见解结束了我国各界对热带界线划分长期争论不已的局面，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实践上为农林业土地利用，尤其是橡胶种植北移提供了强大科学依据。而橡胶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具有重大国防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极需发展橡胶种植事业，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国橡胶的封锁和禁运，曾氏这一热带划分思想有效地指导了我国橡胶垦殖事业，对捍卫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安全，其功不可没。

　　（三）人文地理

　　曾氏主张自然、人文一体，两者都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不应分割，故其人文地理成就同样灿烂辉煌，可圈可点。有人统计，在其78部著作中，人文地理13部，占17％，论文133篇，占全部论文502篇的26％。广及多个人文社科领域。

　　1.历史地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有历史地理六大名家之说，即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王成祖、徐俊鸣、曾昭璇。曾氏以深厚的历史功底和地理学成就跻身边缘性很强的历史地理学，成就斐然。这有大量的论著为凭。

　　曾氏对广州这座城市的古今变迁，瞭如指掌。晚年尤致力于研究广州历史地理，写过不少文章。1991年出版《广州历史地理》，为迄今为止关于广州历史自然和历史人文地理最全面系统、也是最权威的一部专著，其复原广州在各个时期的历史自然、人文景观和分布，对广州城市规划和建设，编修地方志等作出重要贡献。曾氏无愧为一位城市历史地理专家。

　　曾氏从珠江口磨刀门水道历史变迁特征和规律出发，站在历史地理视角观察磨刀门整治。根据其河道变迁特点，即支汊淤塞、干流滩槽分化和栏沙的推前，其整治的治导线可按目前下水深槽方向导出。即要利用目前水下深槽，另加上挖泥船，改变河口拦门沙发展，以达到整治效果。

　　广州是一个千年不淤的港口，但不少人认为广州是三国以后才成为海上丝路的始发港，曾氏从广州港的水文地理条件、腹地货源、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出发，提出广州从汉代已经开始就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始发港。这一见解补充了《汉书·地理志》关于汉代海上丝路从徐闻、合浦出发之局限，具有重大经济和文化意义。 

　　2.人类地理学

　　20世纪40年代，曾先生师从我国民族学大师杨成志，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接受了严格的人类学训练，一经与地理学相结合，如虎添翼，成果源源而出。

　　一是论证了人类地理学也属人文地理学范畴，1999年为此出版《人类地理学概论》，认为1928年在剑桥国际地理大会上取消人类地理学甚为不妥，把德国人文地理学者拉采尔学说批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国际学术界一大冤案”，应予纠正，并重新建立我国人文地理学。[7]这不仅需要以科学为据，而且要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曾先生两者兼具。

　　曾先生总结这方面成就而写成《岭南史地与民俗》一书，1994年初版被纳入《岭南文库》出版。在该书序言中，曾氏再次重审了“岭南地理学派”[8]概念，并总结出“即以自然地理学为基础，能作野外独立工作，能博览中外群书，善于创新这三点为特征。”现在地理学岭南学派已获得越来越同行共识，这是曾氏对我国地理学史一大贡献，也为两广地理界赢得荣誉。1997年曾氏该书作为《岭南文库》丛书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奬。

　　曾氏对民族、民系地理研究也大不乏开拓性贡献。这包括对海南黎族渊源、文化特征、风俗；台湾高山族生活方式、广西瑶族经济、广东客家居屋等都有精到见解，被认为是我国客家文化地理研究的开拓者。例如曾氏深入海南岛五指山和台湾玉山地区，直接考察黎族和高山族来源、风俗文化，指出这些少数民族文身是对热带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还有自我保护、防身、婚姻、成熟、地位、祈福、审美等功能，具有丰富文化内涵。黎族“包阳布”裤式流行于海岸，而遮阳布裤式偏在山区，都是适应不同地理环境的结果。这对认识文化也是调适环境一种方式，增加了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此为一般文化工作者所不及。

　　又客家民系和文化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已蔚为大观，但因很少或未涉及客家人生存和创造文化的地理环境，故对客家文化特质认识很不足。曾氏以《客家屋式之研究》论文为嚆矢、深入剖析客家文化与环境关系，这在当时是一项填补空白工作，也是一种学术创新。

　　3.地理学史

　　我国地理学史，因作者多为北人，对广东瞭解不多。故对地理学在广东发展史，表达甚为寥落，基本上被边缘化。像明末清初屈大均及其《广东新语》这样地理百科全书式人物及作品，也未能占有一席之地。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以利玛窦为代表近代西方地理学以广东为基地流布全国也很少提及。这说明广东地理学未能获得应有地位。但地理科学的历史选择了曾昭璇。凭着深厚的地理、历史、文献功底，曾先生也致力于地理学史研究。1948年发表《地理学者吴教授尚时之思想及其贡献》一文，总结了吴尚时开创华南地理研究，发展高等地理教育的成就和贡献。1960年着有《综合自然地理学》讲义，在绪论中阐述了我国古代地理学发展历史和新中国地理学发展概况，1984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地形》章。此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卷帙最浩大、内容最丰富的中国地理学史专著，曾氏出力不少。曾氏还是我国有数的地理学史专家。1984年以来，他不时撰文纪念导师吴尚时，幷介绍多位地理学者生平和业绩，包括中外地理学者：德国克勒托纳、卞莎、中国徐近之、钱宁、何杰、吴尚时、林超、徐俊鸣等约20多人，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中国地理学史篇章。在这方面，曾氏是为地理学者树碑立传最丰富的作者，全国恐无其右者。

　　4.边疆地理

　　基于深厚的史地修养，新中国成立后，曾先生对南海史地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南海边疆地理研究也不遗余力，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恐是这方面研究论文最多的一位作者。他力证南海诸岛历为我国领土主权的一部分，获得了有关部门肯定和高度评价，无愧是一位边疆史地专家。曾氏也致力于中西交通历史地理研究，多次指出广州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1992年在《徐闻——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论文中，就学术界长期悬而未决的汉代徐闻港的位置，提出其在今雷州城附近的观点，已为许多人接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先后发表关于南海和南海诸岛的许多文章或小册子，如《美丽富饶的南海诸岛》（1981）、《南海诸岛》（1986）、《中国古代南海诸岛文献初步分析》（1991）等，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南海诸岛最早为我国人民发现、开发和经营，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曾氏在上述方面的贡献而被推举为广东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和广州历史名城研究会，以及中国和广州古都学会理事，成为这些学科在广东的学术带头人。

　　5.方志专家

　　曾氏也是一位方志学家。他在长期科学活动中，经常使用且非常熟悉地方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兴起修志高潮。曾氏非常热心这项工作，1985年开始担任广东省志编委，1988年担任广州、番禺、博罗等县市地方志编委会顾问，1990年出任《广州市志·建置志》主编，并就方志体例、功能、内容等提出精辟见解，为有关方面接受。在工作中，提倡用人文地理思想助力修纂方志，以更好地体现方志的功能。曾氏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修志要“史地并重”的原则，有效地指导了广东的修志工作。曾氏被认为是“地理学的再开发者”，这也是一种学术创新。曾氏作为顾问参与编修的有广州市番禺县志、广东军事、华侨、荔湾区建置志，广东省地理志、军事志等，不胜枚举。

　　6.当代徐霞客

　　曾先生继承吴尚时野外工作的优良传统，一生奔走于野外考察的荆棘途中，每有新发现多为野外考察所得。2007年8月11日在他离世前3天，被《广州日报》誉为“当代徐霞客”。20世纪70年代还冒着酷热、风浪，到西沙群岛考察，84岁还出席学术会议和参加野外调研，在全国同行中恐无其匹。曾先生始终以野外工作为重，终于取得许多开拓性成果，以此区别于那些被吴尚时先生告诫的“房中地理学者”们。

　　三、曾昭璇精神

　　曾昭璇教授矢志不渝献身地理科学的精神及其文章道德、为人处世风范，堪称一流，被中山大学地理系李春初教授概括为“曾昭璇精神”。这一评价至为到位恰当。曾先生堪为地理界学习楷模、地理学“岭南学派”的典范。

　　（一）献身地理科学精神

　　曾先生以地理学为终身事业，凡60多年，以最刻苦、最深入的精神，从事地理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竭诚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并为此贡献毕生精力，为我国近代地理学开拓者吴尚时教授事业继承者、现代地理学一代宗师。

　　（二）高度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一位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曾先生深切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对旧中国的厌恶和对新中国的热爱，深深影响了他的科研和生活。他在政治上追求光明和进步，堪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1947年，曾氏被世界地理学会会长G.B.葛德石推荐给美国锡拉丘兹（Syracuse)大学地理系当讲师，他以美国正帮助蒋介石集团打内战为由，拒絶了对方的邀请，选择留在国内，生活虽然依旧清苦，但他从未有过丝毫抱怨。1949年10月14日，广州获得解放。曾氏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队伍，独守地理系大楼，使省文理学院顺利被接管，并主动找出珠江三角洲1:20万军用地图，供解放军部队剿匪使用，受到解放军赞许。

　　为了适应新形势，1950年曾氏先后参加广东高等学校北上观光团和番禺县土地改革运动，努力改造自己，完成了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转变，1952年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赴海南、粤北等地慰问黎、苗、瑶等少数民族，同时开展人类学龢民族学调查研究，收集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为他日后从事人类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曾氏一生追求进步，1984年以63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多年愿望。他平时热心公益事业，扶掖后学，深得人们尊重。退休以后，其仍有余勇可贾，继续活跃在地理科学舞台，并自作诗云：“脱下战袍余热在，盛世欣途未忍离”，充分表达了这位老科学家受改革开放带来新局面的欢欣鼓舞和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政治情怀。

　　（三）坚持在野外考察中发现地理规律精神

　　曾氏继承和发扬吴尚时在实践中探讨真理、坚持野外考察作风，故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成为他取得新成果的一个关键。在抗战中，中山大学迁广东坪石时，他只身爬上海拔1500米骑田岭顶“上天龙”，测得最大的一棵杉王树的胸径达3.11米，附近还有戏台。有一次在乐昌县境攀登一座瑶山，途中摔下悬崖，被瑶胞救活。在华南热带亚热带资源综合考察中，他经常出入热带森林、海岸滩涂、红树林、海滩岩、海岸砂丘、海南热带草原、广西十万大山、粤北岩洞、南海诸岛珊瑚礁、珠江水系瀑布河谷、河口岛屿，以及黎、苗、瑶、回等少数民族中，深入瞭解自然、社会、风俗等。在这些自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故不断有新收获，故他写的论著参考文献很少，这自然是来源于野外调查结果。如吴尚时有言：“出国留学两年，不如跑两年野外”。曾氏秉承导师的教诲，不断有新发现和新超越。例如曾氏力主我国热带应以北回归线为界，在岭南应在厦门-汕头-广州-南宁一线，这一观点的提出是曾氏综合自然地理研究成果，对农业生产和布局意义重大。

　　（四）文化自信精神  

　　曾氏在地理研究中，提出了“先综合、后分析、贯历史”的方法。这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精神。贯历史，也就是要重视和使用历史方法，故其成果不但接地气，而且有历史厚度。而贯历史就是继承历史文化，曾氏说：“科学是知识，是一种文化表现，不同时代有不同文化。故兄台可更大胆提出一新设想，不必怕人说‘过界’”。（张荣祖，2008）举凡曾氏成就，都离不开对地理事象发生历史的追溯、起源。即除了空间，还有时间维度，这两者结合，反映地理事象本质特征。据张寿祺教授回忆，1940年春见他在云南澄江城郊龙潭的一个神庙楼阁上4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一有空余时间就不停地钻研古籍。（张荣祖，2008）曾氏对历史文化的执着和坚守，贯穿了他的一生。曾氏这一观念完全是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只有掌握充足的历史依据，才能把复杂的地理事物，如庖丁解牛一样，分析得深入透彻且游刃有余。而历史离不开文化。珠三角的形成演变、岭南珍稀动物的变迁、广州历史地理、黎苗壮等少数民族演进，南海诸岛地名等等，无人不发端于历史、归结于地理。这都说明曾氏深谙历史文献和历史文化，对这些现象视作文化范畴，继用时空结合视角加以分析、综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9]

　　四、小结

　　曾昭璇教授作为一位地理学名家和一代宗师，在地理学各个领域都有创新和开拓性成就，做出重大贡献和产生深远影响，蜚声中外地理学坛，也为地理学“岭南学派”增添光彩。曾教授辉煌成就，同时反映了他毕生献身地理科学，热爱祖国、坚持野外考察和文化自信的精神风貌和学术品格，支持他在地理科学道路上不断攀登，从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闻名中外。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应予继承和弘扬，为地理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司徒尚纪.吴尚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294。

　　〔2〕曾昭璇教授纪念文集编委会组编.曾昭璇教授纪念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7。

　　〔3〕曾昭璇.曾昭璇教授论文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164。

　　〔4〕司徒尚纪编着.地理学在广东发展史 [M].香港：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149。

　　〔5〕曾昭璇教授纪念文集编委会组编.曾昭璇教授纪念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20。

　　〔6〕司徒尚纪编着.地理学在广东发展史 [M].香港：中国评论文化有限公司，2003：167。

　　〔7〕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2。

　　〔8〕曾昭璇.岭南史地与民俗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17。

　　〔9〕谢炎,区树鸣.曾昭璇教授传略[M].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出版，2000:108-110。

　　（原载《华南地理学报》，202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