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黄秉维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日，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师生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我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不仅因为他是中山大学校友，毕生关注、扶持地理学在母校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的学术思想，仿如一盏明灯，烛照着地理学各个重要领域，引领着它们前进和发展。如果说，地理学在中山大学历史上能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培养了一批杰出地理人才，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作出积极贡献的话，那么黄秉维先生功不可没，令人仰止于高山，垂范于永久。

　　一、矢志攻读地理学

　　黄秉维先生出生在旧社会，虽然自幼熟读经史，祖上也厕身官场，但到他这一代已经家道式微，陷于困境。黄秉维有感于旧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困苦，国将不国，决心远离仕途，走科学救国之路，选择具有经世致用特点的地理学作为人生目标。1928年，黄秉维连跳五级，考入中山大学预科，毕业后拟读化学，后深受时局感染，毅然选择地理学作为攻读方向，从此开始了他“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地理学生涯，并与中山大学地理系结下不解之缘，与他一生相始终。

　　1929年中山大学地理科系按德国近代地理学的模式成立，放在理科，首任系主任W.科勒脱纳（W.Credner）以区域地理和重视野外工作见长，这为有着两年理科功底、又充满家国情怀的黄秉维提供了最好的学习环境和发展机遇。在中大地理系这个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一个发祥地里，他受到完全崭新的地理学理论、知识和技能的严格训练，无论业务、心理和体格都大有长进，为他后来献身祖国地理科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初露锋芒于学坛

　　黄秉维在中大地理系读书期间，即表现出他对地理学的执着追求、坚韧的毅力、过硬的野外工作本领，以及卓越的科学见解，初露锋芒于南国地理学坛。

　　时中大地理系特别提倡广读中外图书，摄取自然、人文和历史等知识，黄秉维好学、勤学，其读书之多，在学生中堪为翘楚，被誉为博览群书的高手。他所读包括法、德、英文图书，且多为世界地理名著、巨著，如共几十本的德国《气候大全》、法国的《世界地理志》、瑞典斯文·赫定的中亚、西域考察报告、德国李希霍芬的《中国》、Sample的《地理环境的影响》、Suess《地球的面貌》等，从中掌握近代地理学思想精粹、研究方法和技能，为他后来的学术发展、综合和创新积累了丰富资料，开拓了宽广视野，培养起科学思维的方法和过人的研究能力。

　　在这两位德国教授和留法归来的孙宕越教授执掌中大地理系期间，黄秉维经常跟随他们外出野外考察，足迹遍及五岭南北，收获不小。1937年6月19日《中山大学日报》称地理系“对于实地考察，尤为注意”，指的是这类野外调查。但这些南岭之行，仅是教学实习性质，许多实质性的为题仍悬而未决。黄秉维中大毕业后到南京工作，1935年，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反复穿越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交界地区，考察南岭自然地理特征，指出无论地形、土壤、植物、气候都没有明显分野，即南岭只不过是一条非常曲折的珠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自然地理分界线无特殊意义，但在人文地理，特别是在历史地理上有重要作用。这一科学见解，澄清了人们对南岭的许多模糊认识，其意义在后来南岭研究中日渐显示出来。

　　时中山大学地理系只把植物学和植物地理学作为选修课程，黄秉维意识到这两门课程对环境的意义，毫不犹豫地作了选择，幷且学得很出色。他很注意植物标本的采集和观察。1940年和1941年，他在《史地杂志》发表《中国之植物区域》（上、下），这是我国植物地理的开山之作，后对综合自然地理和综合自然区划具有指导性作用，这都离不开他当年卓有远见的课程选择。

　　1934年，黄秉维在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其毕业论文为《惠州西湖与铜湖之间的地形》，指导教师汴莎给他打了97分，是一篇上乘之作，也是他四年攻读地理学的总结和成绩的标志。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他只身一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作野外考察。时野外装备很差，仅有铁锤、罗盘、倾角仪、气压表、温度计等，还缺乏必要的气象、水文和人口等社会经济资料，但凭他敏鋭的观察力、洞察秋毫的判断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在没有发现直接造成现代地形的内营力迹象，没有明显的夷平面和阶地，也没有关于这一带的地层、化石和火成岩，因而无法瞭解冲积层以下的基岩和地形，无法与第四纪冰期海平面升降相称联系的背景下，仍能依靠自己所学的知识和野外考察所得，写成这篇论文，实属来之不易。他后来谦虚地说，自己写的基本上是一篇地质调查报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正确地指出，地质学者可能不会注意到西湖是西枝江和东江的自然堤围遶而成，铜湖北面也是在天然堤上加筑的人工堤。这个科学论断已为后来研究所验证。他学的虽是地理学，但地质学的修养一点也不差，地理和地质一经整合，即彰显其优势，圆满地解答了西湖的成因，也是他一再强调地理学综合性特点和没有综合性就没有地理学思想的成功的典范。

　　正因为这篇优秀的毕业论文，他被学校授予当时最高的一项毕业奬励——金质优学奬章。他同时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奬学金，获准到北平地质调查所做研究。自此，黄秉维如出谷之莺，进入北平地学中心从事地理学研究工作。总结在中大地理系这段难忘岁月，他写到：“四年以来，黄卷青灯，夜阑不寐，跋山涉水，迅迈无前”，这是一位攀登者心路历程的写照。

　　三、明灯长照母校

　　黄秉维后来成为我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蜚声国际地理学界的科学泰斗，但对培养他成长的中大地理系、对华南地理界，以及我国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建立

　　1946年前，黄秉维与丁文江先生合着中学《中国地理》一书，向L.Buck请教过中国土地利用，为其后来作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作了准备。1950年代初，参加黄土高原考察，利用综合观点撰写报告，使他综合思想更成熟。1956年，在他主持下开展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工作，由此最终形成其综合思想。黄秉维提出，综合是地理学赖以存在的根据。这一思想成为“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表现为自然区划，它正确地指导了中大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和为农业生产服务。1958年及其后，中大地理系部分师生继1950年代初参加两广橡胶林地选择调查、海南岛农业区划、琼雷桂南以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为目的的综合考察以后，又参加中科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对，对广西十万大山地区进行综合考察，翌年在《地理学报》上发表《关于广西十万大山地区土地的合理利用问题》，作为这次综考结果，内中即包括了该地区自然、经济地理等资料。黄先生综合自然地理观，无疑为考察方向、内容、资料搜集、处理和报告撰写起了指引作用。

　　（二）综合自然地理的三个新方向

　　1956-1960年间，黄秉维在研究原苏联自然地理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认为自然地理必须武装以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1960年他在《自然地理学一些最主要的趋势》一文中指出：“自然界中的过程有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缺乏一定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就很难提高”。他进而把这三个过程明确为自然过程综合研究的三个方向。这一是地表热量水分的分布、转化及其在地理环境中作用的研究；二是化学元素在地理环境中迁移过程的研究，也就是地球化学景观或化学地理研究；三是生物群落及其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研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生物地理群落学。这三个方向是一个整体，成为黄秉维综合自然地理思想的核心。

　　黄秉维先生文章后归纳为自然地理“三个方向论”，发表后在地理界产生巨大反响，南北呼应，中大地理系首先闻风而动，在地理教育和科研中贯彻执行，极大地改变了中大自然地理发展方向，并取得显着成就，使之在全国自然地理中处于领先地位，影响至今。所以中大自然地理最近50多年历史，实际上是按黄秉维先生学术思想前进的历史。具体表现如次。

　　在教学方面，中大地理系乘教学改革的形势，开设不少新课程，或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包括水热平衡概论、化学地理（含大气化学、水化学、风化地球化学、生物地球化学和景观地球化学等）、生物地理群落、环境与生态系统、综合自然地理学（自然区域与景观学）、自然地理调查与制图、航空照片判读等课程。黄润本、唐永銮、黎积祥、董汉飞、缪鸿基教授等纷纷走上讲台，讲授新课，一时形成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大自然地理也由此崛起于全国，为学界瞩目，在学科发展上留下灿烂一笔。很明显，这些新课程、新思想、新教学理念完全是黄秉维“三个方向论”在中大地理系的实验和成果。

　　在人才培养方面，1950年代初，中大地理系已按原苏联教育模式设置自然地理学专业，但到底是内容陈旧，缺乏创新而未能走出传统自然地理学的框架。1960年代初，黄秉维“三个方向论”传播到中大地理系，1960和1961届自然地理专业学生已接受了这方面训练，毕业后它们的思维方式和效果比前届学生和其他学校同类专业毕业生有所不同，并初见成效。1960届李春初教授就在“三个方向论”春风吹拂下脱颖而出，今已成为自然地理栋梁。此后培养的学生，专业基础更扎实牢固，思想活跃，动手能力强，一出校门即表现不俗，得到同行高度评价。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三个方向论”指导作用尤为突出。中大地理系是全国首批招收自然地理研究生的单位。1981年招生3人，即分为化学地理和水热平衡，完全是按三个方向设置的，这在全国是一个首创。这两个方向毕业生后来能在学科上大显身手，离不开“三个方向论”的熏陶。

　　1978年后，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变，环境和环保问题与日俱增地摆在自然地理学面前。为适应这种社会需求，中大自然地理专业很快完成了向环境地理学或环境地学转变，并按这两个新专业招收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这不仅在全国高校相类专业中居首列，而且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很出色，无论在教学、科研还是实际部门都发挥骨干作用，解决了许多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赢得有关地区和部门的赞扬，这又是“三个方向论”的胜利。

　　在实验设施配置方面，为了达到“三个方向论”所要求的技术手段，中大地理系千方百计改变实验设备落后状态，更新、增添了一大批实验、观察、野外作业所需设备。自1960年代以来，即建立国内最早流水地貌实验室、水化学、植物地理实验室、在肇庆鼎湖山和斗门白藤湖建立定位观测实验站等，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自1970年代末以来，同时建立或改进了大气化学、水化学、土壤化学、植物与生态等较大型基础实验室，以及发射光谱、原子吸收、极谱、气相色谱、光电仪器等，近年则装备以GIS及其他遥感设施，使三个方向落到实处，有效地发挥作用。而这一切，都是积极响应黄秉维先生发展地理科学号召的结果。

　　在科研成果方面，在“三个方向论”指引下，中大地理系在自然地理研究方面硕果累累，且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为同行瞩目。这方面论著不胜枚举。代表性的有黄润本《水热平衡概论》（讲义），后又在《地理学报》、《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多篇水热平衡方面的论文，影响甚大。在水文学方面则有沈灿燊、卢如秀《珠江三角洲水文研究》，也引人注目。在河口海岸方面，更将河口海岸动力过程、沉积过程与地理过程结合在一起，形成动力地貌学研究方向，实际上是综合研究的一个典范。在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方面研究上，有关成果更脍炙人口。早年在唐永銮、黎积祥先生带领下开展一系列综合考察，涉及生物资源、土壤、橡胶林地选择、河口定位观察等众多方面，为此总结而成论著、报告、图册、资料汇编等难以一一历数。有代表性的如《广东省鼎湖山附近的土壤》、《广东省的土壤区划》、《海南岛西南部水热状况及其在红褐土形成中的作用》、《海南岛西南部生物化学地理》、《广东主要景观类型的生物地球化学特点》、《琼西南地区生物群落生态序列》等论著，都处在全国领先水平，足令人回忆和骄傲。

　　（三）新背景下黄秉维思想发展与中大地理学

　　黄秉维作为地理学思想的一位大师，他的观念与时俱进，且不断引领中大地理学迈向新的高度，这已成为新背景下黄秉维与母校关系一个新的表现形式，取得显着成就。

　　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地理系统科学概念出现以后，黄秉维很快接受，并大力推广这些充满时代精神的科学概念，除他为此发表一系列讲话、出版相关论著以外，也很关注这些新概念在母校的传播和应用。1999年中大地理系成立70周年，黄秉维为地理系题词，指出：“地理学的对象是作为人类生活场所的地表或地球表层，其内容涉及所有科学。自二战以来，人类所得到的新知识远远超过以前全部的积累。这为地理学带来空前的挑战和机遇。在某一意义上，地理学基本的方法是在综合指导下之分析，又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这一工作过程落在新知识积累之后便成为落伍疲卒，与之相谐并进，便左右逢源。21世纪即将来临，我们希望，我们相信，我们能力挽狂澜，力争上游，不落在时代之后”。他又在另一场合指出：“没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较长期通力协作，要从多学科研究转轨到跨学科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能集中少数能综合自然及能综合社会经济的人员……针对主攻方向，协同作战，困难是可以解决的”。中大地理系近年发展方向的确定和取得的突出成就，正是按照她的告诫和指导获得成功的。

　　近年，中大地理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在20世纪末即将原有8个专业调整合并为地理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3个专业，近年又重组为地理科学、资源环境和城乡规划管理、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5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更多、更广。但不管这些专业和方向如何变动，都围遶分析与综合、部门与区域齐头并进、相互结合的方向设置和开展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也与黄秉维先生一贯倡导的地理学辩证法的分析与综合，即自然方面综合、社会经济方面的综合，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地理思想相一致。正因为如此，中大地理系近年形成了人文地理、旅游地理、城市与区域规划、GIS优势学科和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新的学科增长点，并取得许多新成果，一步一步地实现新跨越。这虽有多种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黄秉维作为中大地理系挚友，他对母校倾注的感情、学科发展的指导，都起到了方向性和引领性的作用。

　　（原载《黄秉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辑组编：《黄秉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