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是地理学一个最主要特征，举凡一切地理研究，都发端于区域，归结于区域。离开区域，地理研究无异釜底抽薪。故长期以来，区域地理被视为地理研究的高峰。侯仁之先生作为一代历史地理学大师，一再强调地理科学和研究的这个特点，多次重申区域研究的必要性。个人在学习侯先生著作和给自己的学术通讯中，不止一次深受感召，受益匪浅。个人认为，高度重视区域的历史地理研究，是侯先生学术思想一个核心，并贯穿在他学术生涯的始终，为此取得许多杰出成果，彪炳于中国地理学史。

　　一、论著中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观念

　　侯先生对西方地理学有深入研究，熟悉地理学各流派、各国地理学之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地理学真正发展起来，区域或景观成为历史地理研究一个中心。侯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历史地理学概述》中，罗列了德国地理学者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中关于区域观点，及历史地理学“不能仅仅限于国家疆域和地点的描述。”并指出与赫特纳同时代另一位地理学者施吕特尔也使用历史地理学方法来分析所谓“地区的景观”。“他们两人都注意到地球表面特征的多样性，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区域差异’”。“赫特纳强调了一个区域的特征如何反映自然地表的基本模式，而施吕特尔则注重造成一个区域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侯先生十分认同赫特纳和施吕特尔所重视的“地区的景观”和“区域差异”观点。这都是区域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而对地理学思想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哈特向《地理学性质》一书继承早期康德和李特尔关于地理学是空间科学、历史学是时间科学的观点提出质疑，侯先生认为，“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时间因素被排除在外了，实际上在研究一个地区在过去时代的空间模式，从而复原其地理剖面，无疑是地理学的基本内容。”哈特向为回答对他前书的争论，后又写了《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一书，主张“只要注意力集中于地区性，就是地理，而不是历史”。侯先生反复引述这些地理先辈们的论述，实际上是与他们站在同一学术战线上的。

　　新中国成立后，地理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推动了学科发展，区域研究受到空前重视。侯先生为此指出：“综合性的区域地理描述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从个别区域出发，扩而广之，一直到整个国家历史地理的描述，也就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地理》可望由此而完成。”这一预言中的著作后成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的《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由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及其弟子们完成。

　　近年，区域历史地理著作不断涌现，如1981年于希贤《滇池地区历史地理》，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1993年周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1997年陈代光《中国历史地理》等，说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已成为历史地理发展一个主要方向，侯先生在这一领域的预见得到充分验证。

　　侯先生在给他学生写的论著序言中，也反复强调区域研究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对区域开发的现实意义。1987年为拙作《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所写序文中，指出“这部专著既为目前至关重要的海南岛的开发，在决策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同时也为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肯定笔者“选择了海南岛这个具有极大特点而又急待开发的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从错综复杂的各种自然和人文的因素中，抓住了土地开发这一中心环节，揭开了这个号称我国一大宝岛却又是经济开发最为缓慢的地方……进行了在一定程度上的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对区域地理研究方法，作了透彻的剖析，成为他区域地理研究思想另一个组成部分。侯先生为拙作写道：“在区域历史地理的写作中，根据纵向研究或地理演进的方法论，如何通过一系列的不同时代的地理剖面，来有效地进行区域描述，在我国还是一个有待验证的问题”，本书“利用一种完全可能的框架结构，通过一项专题的研究，提供了地理学上的透视，同时也显示了沿革地理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被有机结合的可能性。”这一论述，具有历史地理方法论的意义。近20多年来笔者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方面取得一些成就，离不开侯先生这个方法论的教导。

　　二、科研活动的区域观念

　　侯仁之先生不仅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一位奠基者，在区域地理研究上有上述理论建构，而且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区域地理实践家，终身以一个大地理区域为对象，开展自己的科学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就，也验证了他的区域地理研究观念。

　　侯先生的科学活动，纵横华夏大地，但主要在北方，包括北京、黄河河套、内蒙古乌兰布和、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山东丘陵、渤海之滨、东三省，以及江南水乡等，都留下深深的足迹。但这些地理单元，既是他专题研究的对象，也都是依托区域，不完全是某一特定地理现象，而涉及区域的众多方面，可以说是区域背景下的专门研究，其成果又同是区域研究的核心和闪光点。例如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是先生终生研究对象，也是成就最辉煌的一个领域，但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举凡北京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城市起源、历史演变、功能、布局、建筑形态、文物古迹、人口迁移、文化传播、园林胜景、旧城改造、城市规划、产业开发等，无不覆盖在内。而哪怕乍看只是一项很小的专题研究，也是在某一区域背景下开展的。例如1985年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短文，即将卢沟桥置于整个北京市和华北平原背景下，阐述它的建筑缘由、历史变迁、历史价值、损毁现状，最后提出保护建议，实际提供了以卢沟桥为核心的的周边历史地理概貌。这一建议是当年8月15日见诸报端，8月24日北京市政府即作出决定，禁止机动车、兽力车通行，侯先生的建议对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提出建立“地球表层学”以来，区域研究机进入一个新阶段。1990年11月，中科院地学部提出“发展我国地学若干重大基础性课题”共16项，其中“主要措施”就写道：“选择区域链，例如黄河链（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渤海—黄海）进行系统研究，争取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机理和人地系统调控模型方向有较大进展。”侯先生据此提出将北大“历史地理研究室”调整为“历史地理研究所”，以扩大重点研究地区，并提出以他为主编绘三册《北京历史地图集》，包括整个北京地区。第三册，则表示北京历代人口分布、水陆交通的变迁、农田水利的开发，以及可能表现出的经济文化现象。侯先生指出：“这三部图集，既是历史地理科学研究的成果，又是进一步探讨北京地区近千年人地关系的必要参考。”故可认为，这三册历史地图，都是北京区域历史地理的优秀作品。

　　侯先生不仅首先提出地学部“区域链”概念，而且创造性地提出“潮河链”、“滦河链”和“潮滦链”，作为区域链研究的主要对象。其中从北京向北上溯到内蒙古高原东南边缘，即承德地区西半部、北京地表水来源的密云水库上游地区，是为“潮河链”；与潮河平行南流的滦河，东南流至潘家口水库，经人工导流入天津，是为“滦河链”；潮河和滦河发源于内蒙古高原东南，顺势流经滦平县和承德县，穿越燕山，直到京津地区，最后注入渤海，这两河被称为“潮滦链”。 这三大地理区域的提出，无疑为区域地理研究指明瞭方向，也是侯先生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观念的一个集中表现。在他的指引下，北大历史地理的研究生、博士生和教师等纷纷以这三个“区域链”作为学位论文或各类科研基金选题，开展调查考察，取得丰硕成果。如唐晓峰关于岱海地区远古人地关系，韩光辉、颜廷真关于清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张宝秀更直接以《滦河潮河中上游地区环境变迁研究》为论文选题，堪为“区域链”研究的一个范例。而邓辉、韩茂莉关于清代承德木兰围场地区，唐亦功关于京津唐地区环境变迁等的研究成果，无不彰显侯先生区域地理思想的光辉。

　　三、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分工观念

　　侯先生的学术视野不局限于他研究的地区，而广及全国。他从学科发展历史、现状和未来出发，高屋建瓴地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和力量配置、研究地域的分工，构筑起全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布局蓝图，卓有成效地指导这一学科研究，这同样充分反映他的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观念。

　　1984年秋，笔者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侯先生的博士生。第一次见面时，侯先生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按照历史地理在全国的力量部署，你毕业后不能留在北京工作，必须回到岭南去。”笔者非常佩服先生的高瞻远瞩，对于历史地理学科，他不但是一位大学问家，而且是一位学科发展的战略思想家。入学才2个多月，侯先生即从全国视野出发，认为海南岛是一块大有希望的土地，并预感中央会对海南岛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和措施，基础研究必须走在前面。于是建议笔者以海南岛历史土地开发作为学位论文选题。经过2年多的努力，论文完成了，对海南建省，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从历史地理学科意义观察，海南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研究其历史上土地开发，实涉及海南历史地理各个方面，无异于海南区域历史地理，填补了这个海岛研究一项空白，反映侯先生科学眼光之独到、研究区域决策之远见和高明。

　　当个人从北大回广州工作碰到许多预料不到的困难时，侯先生又一次以学科战略家的决心和艺术，使个人仍能站住脚跟，赢得一席之地，赓续徐俊鸣、吴壮达、曾昭璇教授开创的岭南历史地理研究事业。原来是基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笔者不为母系所容，打乱了侯先生关于历史地理在全国力量部署。侯先生得知这一状况，两天内连给笔者写了两封信，其中1987年5月27日信中说：“现在有信说，海南大学尚未设地理系，这样也好，您用全力培养研究生，同时多要考虑如何以广州为中心、以地理学会为机构，把我国最南方的历史地理研究基地进一步发展起来，这就需要在中山大学加强培养历史地理的专门人才，并和当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同志们加强联系，更应多向曾昭璇教授请教。”但此事并未能圆满解决。后广州市社科院张克东教授给侯仁之写信，反映广州历史地理研究队伍状况。这年5月28日，侯先生在给笔者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张克东同志的5月20日的来信，讲到中山大学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困难，因此曾和昭璇同志研究，是否可由陈代光同志牵头在暨大成立一个‘华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您知道，我一直认为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来看，在广州建立一个研究中心，具备战略布局的重要意义。中山大学地理系有困难去承担这一极有前途的重要任务实在可惜。而暨南大学除去有开明的校领导外，又有专攻历史地理的陈代光同志参加主持历史系的领导，如能承担这一重要任务，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愿意做我一切可能做的事以推动这一设想的实现。如果在暨大的（华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能够建立起来，克东同志希望您和他自己都调到那里，以支持代光同志办好这个研究中心。”但侯先生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96年中山大学原有的一个历史地理硕士点也被取消，历史地理在广州基本处于断层阶段。直到新世纪来临，暨南大学从陕西师大引入郭声波、吴宏岐、王元林等一批历史地理学新秀，并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得以在广州重整旗鼓，走上继续前进的道路。侯先生当年在暨大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机构的设想，总算有了一个结局。近年，中山大学历史系也设置了历史地理专业硕士、博士点，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并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使岭南历史地理研究出现新局面。不过，暨大和中大历史系的历史地理是按历史学性质设置，与侯先生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才被接受归入地理科学范围的历史地理不同，前者是文科，后者属理科。侯先生在1991年1月14日给笔者信中说：“有人从历史学的研究中心进入历史地理研究的领域，有其特点。但是把历史地理学列为历史科学，真有些‘望文生义’。领导机构如此认为，实属学术发展史的‘倒退’。”侯先生这个警告是很严重的。学科性质的改变，历史地理又回到原点。但有这个学科总比撤销这个学科要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作为历史地理在岭南重镇，也是令人鼓舞的。

　　作为历史地理发展战略家，侯先生更关注的是学科在全国布局。他在1991年1月14日给笔者信中，提到“考虑到我国当前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的布点，华东有复旦和杭大；关中有陕西师大，人力较多。您在岭南，有所继承；李并成在河西，也是后起之秀。殷切希望你们两位通过自己的研究，把华南和西北的历史地理学带动起来，发展起来，都是大有前途的。”对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和力量部署，侯先生更关注有加，他在同一信中告诉笔者，“在北京，我已年界八旬，幸体质粗壮，且后继有人，只是力量尚不胜任日益增加的科研工作。目前学校增加编制有困难，最近希望成立‘历史地理学’博士流动站，就近吸取初获博士学位的青年同志参加工作。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和北京社科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进行合作，这都是加强首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所必需的。”在侯先生的努力下，北京正发展为在地理科学内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最大中心，各有学科和区域特色。这个格局，是历史地理长期发展的结果。但在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代表着历史地理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侯先生毕生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只要坚定不移走下去，其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这是对侯先生历史地理研究的区域观念的最好回应。

　　（原载卞晋平主编：《仁者之德：侯仁之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