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先生为我国历史地理学一代大师，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教学工作60多年，在地理学多个领域取得许多开创性成就，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人才。在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论、城市规划、名城保护、沙漠整治、申遗、科普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带领中国地理学前进等方面，建树累累，留下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彪炳于中国地理学史册。

　　一、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

　　沿革地理是我国传统地理学的主流，自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创立以来，沿袭了2000多年，对认识一个区域政治建置、物产、风土、人口、山川形胜等作用匪浅，故备受重视，是地理学的圭臬。但沿革地理只提供相关地理资料和作为历史学研究的辅助工具，未涉及地理规律的探讨，存在极大不足，显然不能适应近现代地理学发展要求和地理学为社会经济服务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侯先生回国后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明确提出将大学中开设“中国沿革地理”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史前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迁、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界动植物的生灭移徙，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这一建议首先北大实施，后为其他院校接受，相继开设历史地理课程，历史地理自此在我国迅速传播开来。1959年侯先生在《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中总结，有关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探讨，“远远超出旧沿革地理的范围，而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这不是沿革地理的结束，而是发展到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即历史地理，侯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侯先生相继发表系列论文，阐述了历史地理的科学性质、任务、方法、作用等基本理论，并以亲自参加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城市规划、改造、沙漠治理、编绘历史地图等实践，不断验证和丰富这门新兴学科，并获得国内外同行的认同，从而在我国完成了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转变。侯先生1979年出版《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收入了他的主要论著，成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经典和这门学科水平的标志。

　　基于历史地理学的边缘性质，在我国不少人是从历史学进入历史地理领域的，故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成为一个重大争论问题。历史学科出身的人把它归入历史学，而地理学科出身的把它归入地理学，前者属文科，后者属理科。这不仅是学科归属管理之争，而涉及到历史地理学发展方向和实际应用等问题，不可等闲视之。侯先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学说，根据历史地理学所承担复原过去时代地理环境，以及直接有助于经济建设等任务，认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化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无可置疑的。”并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人把历史地理学仅仅看成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性学科，这是地理学家所不同意的。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是一样。”这一科学论断获得历史地理界的广泛认同，1956年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内设历史地理组，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杭州大学地理系设立历史地理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按地理学要求培养研究生，取得良好效果；更由于历史地理在我国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令人信服地说明它是地理学一部分，而不属历史学范畴。试想如果是后者，怎能复原过去地理景观，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因研究时间过程的历史学，缺乏地理学各分支地形、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和人口、城镇、交通、土地、产业等学科知识和技能，无法胜任地理学内以上任务。这反证了历史地理学为现代地理学一部分是非常正确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悲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基于复杂原因，历史地理学在学科管理上又归入历史学，不但造成管理工作的极大混乱，也不利于学科人才培养。侯先生对此痛心疾首，愤怒地指出“领导机构如此认为，实属学术发展史的倒退。”在科学发展历史上，一门新兴学科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并不罕见。但事实终将证明，侯先生终身为之奋斗而得来的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部分这个结论是无可置疑的，就像伽利略当年大声鼓与呼：“地球仍然在转动”一样。

　　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

　　人类历史表明，城市是人类文明为中心，是区域经济集聚和辐射中心，故城市研究为多个学科所注意，地理科学也首当其冲，加入城市地理研究之列。但城市地理研究，必须从城市起源、选址发展历史开始，继扩及其他方面，这都属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对象。

　　侯先生穷其一生之力，主要集中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并取得辉煌成就，为他一生学术顶峰。

　　侯先生自青年时代起，就深受故都北京风物感召，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即经常盘桓于北京街市胡衕。1946年，他负笈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投师于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达比（Clifford·Dayby）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即为《北平历史地理》，完成于1949年。侯先生由此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第一篇城市历史地理论文，实是一部专著。内容含北京地形、区位分析、区域文化、水系、城市形态分析等，初为英文，2013年由邓辉译成中文，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凡16万字。时过64年，仍是北京历史地理的经典之作，集中体现了侯先生城市历史地理思想精华，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赖有其书，北京城市起源、造址、布局，发展脉络、功能定位，文化差异，城市形态特点和变迁等一览无遗，为北京作为首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书中大量北京城市变迁的插图，堪为北京“地理剖面”的范本，充分体现了导师达比和侯先生的历史地理思想和工作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先生这篇学位论文，早已超越沿革地理范围，进入真正的历史地理学科学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开展大规模建设和改造。侯先生为配合这种转变，进一步研究北京历史地理，先后发表了10多篇关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论文，如《论北京建城之始》、《北京城的兴起》、《燕都蓟城，城址试探》、《元大都城》、《明清北京城》等，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复原了北京城市从公元前1045年蓟国建城到清末3000多年的兴起、山川、水系、宫阙、街道、坊巷、市场等布局，城墙建筑等历史变迁，提供了北京在各阶段历史剖面；继深入分析了影响北京城市发展的水文、地形等地理要素，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理念、布局变迁、天安门广场的演变，特别是《从北京到华盛顿》一文，比较了两个性质不同国家首都设计主题思想异同，指出拆除红墙，扩建天安门广场，体现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特点和“人民至上”主题思想；而华盛顿城市规划设计反映“人权为主”、“三权分立”理念。这都归结于两种社会制度差异，这对北京和其他城市规划建设很有启发作用。

　　侯先生对华北地区城市历史地理也倾注了巨大努力和热情，先后研究了承德、邯郸、淄博等城市，包括它们的起源、发展、人口、建置、建筑、环境等变迁，复原了它们在各个时代的风貌，勾勒主要城市建筑位置和景观，提出了在新社会条件下城市改造和建设的原则，乃至布局等很有理论和实用价值。这些论文已成为当地城市规划和建设不可或缺的参考。

　　侯先生在丰富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和规划的经验基础上，致力于这方面的总结和理论提升，有力地推动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侯先生指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应包括其城址起源、演变、城市面貌的形成及其特征、城市位置转移及其规律、地区开发与城市兴衰的地理要素作用等。并提示，这些研究内容，对城市规划甚有参考意义。以个人实际参加一些城市和区域规划经验而言，这些内容要点不只在认识城市的历史有指导作用，而且在分析城市性质、功能历史，确定城市规划方案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笔者按此研究广州城市选址于珠江之滨，白云越秀山下，具舟楫之利，为海上丝路起点，历史上长期对外开放，以商业贸易为城市主要功能和基本活动，城市中心2000多年不变，对广州作为一座商贸城市定性非常准确。而选址得当，城中心不变，又使广州长盛不衰，发展为历史文化名城。这些结论，离不开侯先生城市历史地理理论指引和实证研究。

　　三、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我国西北地区，沙漠广布。由于自然变迁和人类不合理活动，风沙为患，史不絶书，尤其是沙漠化问题日趋严重，危及民生。虽然不少人认识到这种危害和它的发展趋势，有关部门和地方当局也做了一些防沙治沙工作，但并未能根本改变沙漠化进程。幷且有些治沙防沙工作，因未找到历史根源，而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办法，收效甚微。而历史地理学在这一领域可以发挥巨大作用，侯仁之先生是将这一学科应用于沙漠研究的先驱。他的研究成果，不仅有重大科学理论意义，更重要的是对防治风沙，指明瞭正确方向，其功至伟。

　　1958年以后，“向沙漠进军”，“要向地球开战”，“把沙漠变成良田”等口号盛行于中国大地，并成为成千上万人的行动，也是“大跃进”的一部分。侯先生凭着他敏鋭的科学触觉，预感到这可能事与愿违。抱着对人类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科学负责的态度，自60年代初开始，即在不同场合发展演讲和论文，并持续了近30年从事沙漠野外考察，足迹遍及宁夏、甘肃、内蒙等省区，重点在乌兰布和、红柳河、陕西榆林、宁夏河东、居延和阳关地区等。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在沙漠考察中的任务》、《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城的起源的地区开发》、《居延和阳关地区沙漠化的初步考察》等论文，提出了“人造沙漠”说，即这些地区环境变迁、沙漠的形成和沙漠化推进，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破坏森林、草原产生的严重后果。这对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沙漠是第四纪时期形成的，历史时期没有什么变化的定论是一个大胆挑战和颠复。侯先生“人造沙漠”说，有以上地区历史文献和野外考察成果支持，坚挺有力，不容置疑。这在当时已引起中外学界注意和折服，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开辟了沙漠地理研究的新篇章。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全国“大跃进”高潮中，在科学和理性被蔑视，“人定胜天”观念被奉为至高无上，各种政治帽子乱飞的背景下，侯先生为不所动，以坚持科学真理精神，坚定地提出了“人造沙漠”论，这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当然更在于他手握科学真理，才喊出了时代最强音，振聋发聩，为避免盲目开垦、改造沙漠、可能带来的生态灾难作出重大贡献。而侯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献身沙漠研究的大无畏精神，感人至深。在经历十年动乱、摧毁以后，1978年6月4日，侯先生又踏上了考察大西北沙漠的征途。他在《塞上行》散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科学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浩荡的东风把我送上再次前往大西北沙区的征途。”这发出肺腑的心声，令人无限钦佩。

　　近年，人类对沙漠的干预比过去强度更大，防沙治沙任务也更繁重，不但北方地区，连东部沿海的一些地区的海岸风沙也在肆虐。十多年前，已有《风沙紧迫北京城》的报导。这几年，北方不少城市出现严重雾霾，原因虽很复杂，但与人类不合理活动不无关系。由此也验证侯先生关于“人造沙漠”的见解多么深刻和卓有远见，也为当前治沙和雾霾提供决策参考。

　　四、历史地图编制的巨匠

　　地图是地理学第二语言，也是我国传统地理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宋代以前地方志也称“图经”，地图居主导地位，以后图少文多，但地图总不可或缺。然而，即使利玛窦传入地圆之说，经纬度用于制图，甚至在清初全国纬度测量基础上编绘的地图，也仍以沿革地理图为主。如清光绪年间粤督张人骏编纂《广东舆地全图》也是沿革地理图，甚至新中国成立后多个单位编纂出版地图，除专业性地图以外，主体仍是沿革地理图。原因是我国传统地理学以沿革地理为主，沿革地图自不能超越这个整体格局之外。

　　自侯先生将沿革地理改造为历史地理，纳入现代地理学范畴以后，沿革地理图也实现了这一历史性转变，开始按照历史地理学理论、知识、体例和方法，绘制真正历史地图。即将复原了的自然、人文地理现象用地图的语言加以表示，这就是历史地图，有别于以政区建置变迁为主沿革地图。1960年，广东省科委组织编绘《广东省地图集·历史地图》仍是政区沿革地图和政治、军事斗争地图。（1972年印刷，未公开出版）。1965年，侯先生经当时北京市长万里转达周恩来总理指示，着手绘制《北京历史地图集》。基于各种原因，这一图集第一集于1985年出版发行，内容仍为北京市政区与城市沿革图，但这只是编绘第二、三集的基础。侯先生在本集《前言》中说：“如果按一系列有重要内容的图幅，例如有历代人口的分布、交通的变迁，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诸要素的变化等等，这样才能看到北京城及整个郊区发展演变的全貌。”这才是完全意义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侯先生在完成第一集以后，即于1995年底出版第二集，内容为北京旧石器到新石器遗址分布和环境变迁，特别是农业萌芽的出现，“这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始”。此后，侯先生又主编第三集，包括上述北京人口、交通、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历史变迁等内容。该集业已完成编绘，正在出版中。这样，以《北京历史地图集》1—3集为标志，反映历史地理学在历史地图方面新成就，侯先生是第一人。当然，其他省区也出版相类似历史地图集，如《西安历史地图集》、《上海历史地图集》、《天津历史地图集》、《广东历史地图集》、《山西历史地图集》等，虽各有千秋，但就图集内容之广泛、时间跨度之长，体例之无备，面世时间之早，印刷之精美而言，当首推《北京历史地图集》。而这又是以侯先生为首一批地理工作者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先生无愧为我国历史地图编制的巨匠。

　　五、为中国地理学史写丰碑

　　中国地理学史是地理学一个不可或缺组成部分，且与历史地理学有密切关系。侯先生在研究历史地理之同时，也致力于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成就斐然，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树立了一座高大的丰碑。

　　侯先生在这方面成就，一是代表性地理学家其人其书的介绍，二是发展中国地理学史，两者相结合，构成侯先生中国地理学史体系，堪为这一学科领域之翘楚。

　　黄河在历史上很长时间是条害河，涉及社会治乱，治理黄河历为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侯先生对黄河问题注意有加，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禹贡学会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考察，深刻影响到他对治黄问题的重视。1936年，侯先生在燕京大学学士论文《靳辅治河始末》，凡9章近7万言，论述清初靳辅治河过程、方案制订、中间波折，及相应评价，后以群议峰起，勒辅被迫去职，治河未果，但精神可嘉。其后，治河重任落在陈璜身上。1937年，侯先生即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陈潢治河》论文：高度评价陈潢治河“束水攻砂”和“测水法”的贡献。1959年又发表《清代杰出的治河专家陈潢》，深切怀念这位为治黄献身的水利专家。治河涉及地理学和相关政治、社会等多方面，靳、陈治河，在地理学史上占重要地位，侯先生论文为他们记下浓重一笔。

　　中国地理学史上杰出地理学者代有其人，他们也进入侯先生学术视野。侯先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用地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评价他们的学术成就、贡献和影响。这包括了郦道元《水经济》、徐霞客及其游记、顾炎武及其《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指出郦道元《水经注》，“内容丰富多彩，而且文笔绚烂，体例谨严，不但是一部地理著作，还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根据《水经注》，可能使人们进行那一时期的历史地理学的‘复原’，这是该着对历史地理学最大贡献。而徐霞客不仅是石灰岩地貌考察的先驱，“在全世界来说也是无可争辩的先驱者”，而且是“时代先驱”，“在地理学的发展史上所做出超越前人的贡献”，“冲破了旧传统的桎梏，向着探索大自然的新方面阔步前进。”对于明末清初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军事地理学家顾炎武，侯先生1940年在燕京大学的硕士论文《续〈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即为续顾氏之作而发，洋洋洒洒，凡16万言，涉及山东之运河、黄河、小清河诸水，含其自然概貌、水利航运变迁和流域分区等，补充顾氏原着欠缺，受到指导教师很高评价。1962年再发表《顾炎武——把地理研究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热情赞扬顾氏树立起“经世致用”大旗的地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高度肯定顾炎武“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手握笔一手执剑之人”，是一个“坚强的和伟大的”志士仁人。

　　为了让青年学子瞭解中国地理学发展规律，侯先生十分重视地理学史教材的建设。1958年，以他为首编纂了我国第一部适合当时要求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高校教学使用。与此匹配，侯先生又主编了《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编》，这对新中国地理学思想史和地理知识史教育和传播，贡献匪浅，至今仍是中国地理学史一部必读教科书。

　　六、出色的历史地理科普学者

　　历史地理学既古老又年青，因其年青，而不为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所认识而迷雾重重。侯先生既是一位历史地理学问大师，同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地理科普学者，将历史地理知识普及到社会，并为人认识，广泛流传。侯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科普教育第一人。

　　在北大任教几十年间，每逢新生入学，侯先生都会给北大、清华等校新生作北京历史地理报告，将刻板城市历史、发展、文化风貌讲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侯先生演讲激情澎拜，神彩飞扬，倾倒在场听众，留下深刻印象，以致北京历史地理几乎成了两校新生第一课。也由于此他们都自称为侯先生学生，不少已退休人士，也众口一词如此。而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首都，侯先生还创作《北京史话》、《历史上的北京城》，作为吴晗主编《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一种，流传甚广。文革时由此受到“吴晗事件”株连，受尽苦头。另有《燕园史话》也备受欢迎。特别是侯先生以“史话”形式介绍历史名城、名镇、名园，也是一个体裁创新。后有不少城市效法，如徐俊鸣、郭培忠等《广州史话》即继《北京史话》后推出，被誉为名城史话的“双璧”。

　　七、历史地理教育大家

　　我国历史地理人才匮乏，亟需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侯先生以北京大学为平台，终生致力于历史地理教育。据统计，以侯先生个人名义招收或指导过的研究生，文革前有郑景纯、朱士光等5人，文革后有尹钓科（1965年入校），于希贤、唐晓峰、李并成等硕士生14人，博士生有司徒尚纪、韩光辉、张宝秀、邓辉等9人；博士后有韩茂莉、张国雄等4人。以上共32人，皆为我国历史地理骨干，至今仍活跃在学科第一线，成就斐然。至于考古、文物、城规、水利、环境、测绘、史志等各界人士前来谘询、讨教于侯先生的，更难以历数。又侯先生长期担任北大地（质）理系主任，深受侯先生历史地理思想熏陶或影响的大有人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也是侯先生学生，可谓“侯门深似海”。

　　八、领导中国地理学前进

　　侯先生是一位卓越地理活动家和发展战略家，他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和《地理学报》领导职务、北京城市规划、文物保护专家，洞悉中国地理发展历史、现阶段特点、矛盾和问题，加上他有广泛国际学术背景、高屋建瓴学术视野，故能领导中国地理学阔步前进，建树良多。

　　1984年，侯先生在美国讲学，获悉国际上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凭着学科本能，他马上意识到中国应加入这个条约和组织。回国后，他联合文博、建筑专家郑孝燮、罗哲文、阳含熙共同签名向全国政协、全国人大提交参加这个公约的提案，很快获得通过，1985年中国成为这个公约的缔约国之一，1999年又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以后中国有了北京猿人遗址、泰山、长城、兵马俑、莫高窟、平遥、丽江、开平碉楼与村落等世界文化遗产和一大批自然遗产，蜚声全世界，为中华民族赢得很高声誉。侯先生作为中国申遗第一人，功高至伟，无人可比。在申遗背景下，历史地理发挥很大作用，学科也得到很大发展，从过去默默无闻走向广阔申遗研究，声名鹊起。因申遗涉及历史文化众多方面，历史地理作用不可或缺，能大显身手。例如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成功，侯先生博士后、今五邑大学副校长张国雄即为首席科学家，他为此做了大量历史地理研究，为申遗提供了不可必缺材料，堪为历史地理为现实服务一个最成功范例。

　　侯先生经毕生努力，才在现代地理学内建立起历史地理学。当这一科学成果受到挑战，他会勇敢、坚定地维护自己科学成果，维护学术尊严。例如近年，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和学位管理上归入历史学范围，回到了原点。侯先生1991年1月14日给笔者信中说：“有人从历史学的研究中来进入历史地理研究的领域，有其特点。但是把历史地理学列为历史科学，真有些‘望文生义’。领导机构如此认为，实属学术发展史的倒退。”这个警告是严重的，但这样的领导大不乏人，所以历史地理学性质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有了侯先生开拓的事业，历史地理学在现代地理学之内，相信会得到更好发展。

　　作为历史地理发展战略家，侯先生更关注的是学科在全国布局。这是他推动历史地理学在全国发展的重要步骤。他在1991年1月14日给笔者信中，提到“考虑到我国当前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布点；华东有复旦和杭大；关中有陕西师大，人力较多。您在岭南，有所继承；李并成在河西，也是后起之秀。殷切希望您们两位通过自己的研究，把华南和西北的历史地理学带动起来，发展起来，都是大有前途的。”对北京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和力量部署，侯先生更关注有加。他在同一信中告诉笔者。“在北京，我已年届八旬，幸体质粗壮，且后继有人，只是力量尚不胜任日益增加科研工作。目前学校增加编制有困难，最近有希望成立‘历史地理学’博士流动站，就近吸取初获博士学位的青年同志参加工作。同时还要继续加强和北京社科院地理研究所的同志进行合作，这都是加强首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所必需的。”在侯先生的努力下，北京正发展为在地理科学内从事历史地理的最大中心，各有学科和区域特色。这个格局，是历史地理长期发展的结果。但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代表着历史地理科学研究的正确方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侯先生毕生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只要坚定不移走下去，其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这是对侯先生历史地理在全国布点战略最好回应。

　　（原载李勇先主编：《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  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学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