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作为我国近现代地理学一个摇篮，培养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地理学家，彪炳于中国地理学史。著名地理学者、北京大学林超教授即为其中一位佼佼者。林超教授殚精竭虑、孜孜不倦，为发展我国地理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而他为人处世的高风亮节，也为世人仰止。值林超教授百年冥寿之际，追忆他在中山大学求学、教书育人，从事地理科学研究的感人业绩，不但有缅怀先人、激励来者的纪念意义，而且对总结地理科学发展历史经验，观照现实，瞻望未来，更具有科学价值。

　　一、转攻地理学

　　林超教授（1909.4.13—1991.6.1），广东揭阳人，家学渊源深厚，自小聪颖过人，受到良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教熏陶，在屿石中学毕业后，1926年考入岭南大学文科，接受这所教会学校的西式教育，对西方文化多有瞭解，英文水平尤有长进。翌年转入中山大学文史科哲学系，学习哲学。时中大文科聚集了一批由于受北洋军阀压迫而南下的学者，人才济济，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其时实际主持中大的副校长朱家骅曾说：“文科原无丝毫成绩优秀凭藉，现在几乎是个全部的新建设，聘到了几位负时誉的教员，或者可以继北大当年在此一科的趋向和供献。一年以后，在风气和成绩上，当可以比上当年之有‘学海堂’”。按“学海堂”为清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所办，为广东晚近人才摇篮，在中国教育和学术史上享有盛誉。在这种背景下，林超得以接受严格的哲学教育，培养起缜密思辩能力和获得广博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一代地理学宗师的哲学基础和一身过硬的文字功夫。举凡他笔底下的地理现象，既有高度科学性、准确性和严密性，又不失文学色彩和圆润，盖源于他受深厚文科教养者也。

　　无论我国传统地理还是清末民初以来传进近代西方地理学，都有“经世致用”，即地理学应用性特点。上世纪30年代前后，广东政局相对稳定，各项建设事业也接踵而起，提出对新型地理人才的需求。适应这个时代发展潮流，1929年秋中山大学地理系成立。时任中大校长的戴季陶在《中大的改造》演说中说：“历史学、地理学和国文学，这三科的进步和发展，是一切学术建设的根本，尤其是中国今天的情形。上述三种学问，可以说是一片荒地，杂生着若干乱草，开拓整理的工作，全在今天努力作起。有幸的还在于，中大地理系的创始人是德国地理学者W·克勒脱纳（Wilhelm Credner）。2年后，另一位德国学者W·卞沙继任。德国是近代地理学的摇篮，以区域地理研究和重视野外工作见长，并凸现地理学为社会服务的文化风格。林超酷爱大自然，素有“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志气，在当时流行“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他深切感到地理学是一个大有作为、施展抱负的领域，故地理系甫一成立，他旋即在哲学系肄业，以中大四年级学生身份，选修地理学课程，务求至深至透，实际上成为地理系学生。他的才华和学习地理学的志趣，很快为系主任克勒脱纳所尝识，呵护有加。林超自此更专心致志钻研地理学，深得要领，学有长进。1930年，林超提前毕业，时年22岁，即被聘为地理系助教兼兼英文翻译，开始了他一生献身地理科学的道路。

　　二、云南考察崭露头角

　　中大地理系一反当时我国地理学放在文科的传统，归入理科，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戴季陶曾为此指出：“理科的学问，常常是世界的、人类的；而文科的学问，许多是民族的历史的，情形大不相同”。所以中大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管理归属的转变，能与国外地理学对接，成为世界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而克勒脱纳执掌中大地理系之前，恰从泰国考察归来，一方面要继续他的东南亚地理研究事业，另一方面也希望以德国地理学重视野外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教育模式来培养、训练中国学生。于是在他建议下，经中大校方同意，1930年4月地理系组织“云南地理调查团”，开赴云南中部作探险试考察，这是民国时期我国地理界有组织的考察之始，成果累累，影响深远，后被载入《世界地理学史》。

　　林超作为克勒脱纳一位助手，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考察。组成这支考察队的还有教师张道琛、学生李杰、吴汉光、楼桐茂、叶汇、黄法兴等共7人。考察队于同年6月16日出发，11月2日归来，历时150多天。从广州取道香港、海防、河内，乘滇越铁路入昆明，继分二小队，经元谋，西向大理，南取道永平、保山南下腾冲，又自腾冲经六库、兰平、至丽江，行程1200公里，除了雇用的马匹、挑夫，他们主要徒步完成了这次艰险历程，先后渡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龙川江、潞江、泸水，登上点苍山、高黎贡山、碧罗山等高山深谷，穿过莽莽热带雨林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在烈日和暴雨下考察地质、地形、水文，也注意植被、土壤、聚落、民族、人口、交通、集市、经济和社会，傍及地方历史、民情风俗等，举凡所过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等现象，无不囊括其中，重要地段还测量摄影，历尽野外工作辛酸苦辣，摄得电影一部、照片1000余张，绘成《云南省中部地图——表示十九年国立中山大学地理学系云南考察队之路线》等地图多幅，最后由克勒脱纳用英文撰写《民国十九年云南地理考察报告》，分第一篇《总述》和第二篇《地质及地形》，共约7.5万字，悉由林超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大地理系编辑出版《地理学季刊》第三卷第一期和第四期上（1931年）。这次考察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不仅填补滇中地质、地形研究许多空白，而且在点苍山上发现冰川地形和冰湖。法国地理学会出版《地理学》杂志1932年5月曾介绍“特别的湖是在洱海西侧点苍山顶上，高达4100-4300米，看到古冰川河及高度为3920米的湖沼遗迹”。这成为后来普遍使用“大理冰期”专门术语，对我国冰川地形和古气候变迁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克勒脱纳曾应中央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朱家骅邀请，赴南京作这次考察科学报告《从地理上观察片马问题》，由林超做翻译，影响很大。而林超作为这次考察的一名骨干，不但始终伴随克勒脱纳学到许多专业知识和野外考察本领，锻炼了自己意志、体格和毅力，为以后献身祖国的地理科学事业奠定了扎实专业、体质和心理基础，而且他在这次考察中，也有自己独到发现和见解而初露锋芒。据曾昭璇教授之见，云南考察发现，不少是克勒托纳与林超一起确定的，如大理冰期即是。只是文章是以克勒托纳名义发表，林超之名便不突出而已。林超个人成就主要有：

　　（一）云南热带界线的划定

　　我国热带划界，向为地理界所关注，争议也颇多。林超在随克勒脱纳云南考察时，曾深入怒江河谷作植被与气候关系考察，后在《滇缅北段未定界地境之地理及政治问题》一文中，划出了这段热带界线。该文写道：“民国十九年夏，当我辈在怒江江边旅行时，测得温度，有达华氏表八十五度者，但测时之地点，尚距江面高数百尺，故知江面之温度，当不止此也。江谷低地，空气所含之湿气亦较高，形成一种温而湿之热带性气候。热带植被，非常繁荣，椰树婆娑，芭蕉成林，点缀于青禾如茵之江边平原之中。山坡则为阔叶常緑森林，枝叶掩蔽，织成浓荫。枝干之上，藤萝蔓延，树下则杂树乱生。凡此现象，皆热带植物之特征。”在这里，林超将气温、湿度、植物等指标作为划分热带依据。这是一个开创性成果。后来地理学者曾昭璇、刘南威为此写道：“林师（超）考察地段已在腾冲以北的怒江，故我国热带界线西端，当可达北纬25°以北。故我们曾定热带界线，西起路西之北，即以此故。且据我们考察，情况亦大致和怒江谷地相同，此亦见林师对气候、植被野外观察的准确性。”曾昭璇关于热带界线问题的讨论，见于他《我国热带界线问题的商榷》，将云南西南部和南部河谷盆地，引为热带北部界线，即采用林超当年考察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气候区划，滇南划入南亚热带范围，与林超、曾昭璇关于热带意见基本一致。可见林超对云南热带界线划分，是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作用的。

　　林超在这篇论文中，还就云南地形特点，科学地解释“横断山脉”成因。他写道：“据前本地理系教授克勒托纳氏在滇西考察之结果，谓在初期褶曲之后，当有一剥削时期，夷山岳为准平原，此同现在在各高山之顶所见之古代平坦地形遗迹，可以知之。此平坦之地，自北而南，作一总倾斜。现在之各大江，即在此倾斜地上自北南流，其流道与今日所见者大致相同。……至第三纪后期，此倾斜面全部向上隆起，大侵蚀作用开始，河流向下深凿，此即现在所见高山峡谷之城因，亦即地形发生经过之大概也。”“由以上原因而形成北南走向山脉，我国平常统称为横断山脉”。抗战时期，中大地理系迁滇，吴尚时对云南地作入深入考察，也肯定三级夷平面的存在，进一步确认林超对横断山成因之说是正确的。

　　（二）滇缅北段未定边界政治地理问题研究

　　旧中国积弱，仅云南边疆就有大片国土被英国鲸吞蚕食。云南东北部与缅甸接壤片马、江心坡地区时未划国界，为英国人凯觎，后又强占，朝野关注，国民政府曾派员调查，但结果不了了之。

　　林超出于对国事关心，尤愤于旧中国政府无能，国土沦丧，故借这次云南考察机会，以腾冲为中心，多方收集有关这一地区中外文资料，结合这一地区外围考察见闻，写成《滇缅北段未定边境之地理及政治问题》一文发表在《地理学季刊》一卷二期上。这篇论文在阐述这一地区山川形势、地质、地形、气候、植物、人种、交通等地理特征基础上，从该地区政区沿革出发，指出其历属我国版图之内，只是1886年英占缅甸以后，虎视眈眈，未几使用武力，强占江心坡地区。1894年，我国政府与英国订立缅甸界务条约，北纬25°35′以南（尖高山之地）划归缅甸，以北地区被搁置，形成滇缅边界问题。以后英方不断窥测，步步为营，把包括片马、坎底陇在内，北自康地，东扺高黎贡山大片中国领土攫为己有，但为当地人民坚决反抗而未果，形成所谓边界争议问题。林超在评价这一地区的屏障边陲、攻守自如，扼入我咽喉重大国防和经济意义之同时，告诫当局和国人：“片马、坎底陇之失，实予人以制命之钥锁，乃西南国境之大患，而足以牵动大局，而知地之所以不可失，与失地之不可争。”并警示国人：“欲谋失地之收回，与国土之安全，决非外交空言所能为力，舍充实国力，准备牺牲以外，实无他捷径也。”这种真知灼见，出自一个初出校门青年之口，殊足令人佩服。当然，滇缅边界问题的妥善解决，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但林超此前所做的相关研究和他对这个问题深刻洞察力和卓识远见，在中国西南边疆地理研究上，可以说是树立了典范的。

　　（三）考察报告的翻译。

　　林超本有深厚的家学功底，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就读又深谙英文，在克勒脱纳栽培下，地理学专业知识和技能十分扎实。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整合了中西语言文化和地理科学的修养，故回校以后，迅即将考察报告译成中文付梓发行，为举世瞩目。事过近80年后，展读这篇译作，完全达到翻译作品的信、达、雅的要求，是一部出色的地理考察报告。这一是忠于原文，准确地反映云南区域地理风貌。按克勒脱纳长于区域地理，在东南亚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云南考察十分投入、认真，所以考察报告达到当时很高水平。但是要忠实地表达作者原意，译成中文，为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则取决于译者科学水平。林超以自己渊博地理学识，特别是报告本来就是作者与其共同考察的结果，所以翻译起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很快将滇中地理景观和盘托出，为地理同仁认可和使用。数年以后，中大地理系迁滇，系主任吴尚时教授也以昆明中心，开展一系列地理考察活动，并在我国首先引进频数统计法确定滇中存在2000到2500米三级侵蚀面。这一结论，与克勒脱纳考察报告认为昆明到大理之间，因河流侧蚀拓展。“削平昔日海拔较高之平地，而为今日之平地，”称为“山中平原”，两者颇有共性。这两位地理学巨擘，对滇中地形研究都是有开拓性贡献的。二是论文准确、流畅，既极富文学色彩，又不失科学论文准确、平实和规范，是两者珠联璧合榜样。从翻译的要求，此即所谓“雅”。按林超作为一位写作高手，文彩甚佳。他笔底下滇中山川风物、人文胜景娓娓道来，跃然纸上，读者仿佛置身其中。如写澜沧江，“西北则群峰竟耸，……纵目远眺，瞻瞻前途，满怀热情，不禁豪兴之勃勃也。”又进入腾冲城外，但见“緑亩青畴，……蹄声得得，一道旁莲花池正开，红白争妍，闾里整然，风景如画。”在怒江谷地，只见“热带植物，非常繁荣，椰树婆婆，巴蕉成林，点缀于青禾如茵之江边平原之中。山坡则为阔叶常緑森林，枝叶掩蔽，织成浓荫，枝干之上，藤萝蔓延，树下则杂树乱生。凡此现象，皆热带植物之特征。”这正是他以指示植物为标志划分滇西南热带界线的一段优美文字。在报告中，也不乏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如写澜沧江畔黎苏人女性地位较汉族女子要高，引用一位外国旅行家笔记曰：“犹忆一文，皎月当空，银光泻地，于澜沧江边，有态度从容状貌不似蒙古种之女子及躯干修伟之男子各数人，为我辈歌其族之异调焉”。举凡这些生花妙笔下的风土民情，屡见于报告中。林超不仅是一位年青自然地理学者，也同是一位文彩飞扬、感情洋溢的人文地理学者。克勒脱纳在报告中说到考察队员分工时，“即指派林君任关于文化地理各项查询之事，团队中能免语言上之困难者，仅彼一人也”。译文处处写自然、融人文、贯历史，文字简洁、准确、明快，林超神来之笔功不可没。

　　实际上，林超译作，不限于云南考察报告，发表于《地理学季刊》一卷四期上《地理学之要素与地理单位》，同样是一篇出色地理译作。原着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斯米恤（J. Russell Smith）所撰《北美洲》一书，（伦敦，G. Bell 和Sona书局版，1924年）。主要内容为地理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矿产、海河区位、生物等自然要素与人类活动、生存、社会兴衰关系，以及经济环境，包括工业区位、资源、农业土壤、市场、交通等要素与产业发展关系；社会环境，包括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人口、政策等要素与经济发展，社会治乱关系等。另介绍表达地理要素所采用的逻辑（系统）和心理方法，因果分析法，特别是表现即承载地理要素所采用的地理区域，包括政治单位和区域单位，前者指政治集团，实际应用少，而后者包括经济区域、政治区域等，都充分显示区域在地理研究中有巨大意义，也是不可或缺的表达手段。林超译作对提高人们对区域地理认识作用固不待言，而其译作文字亦属上乘，为其时不可多得的地理翻译人才也。

　　三、夯实区域地理学基础

　　区域是地理研究的起点，也是终点，区域地理被视为地理研究的高峰。林超作为德国区域地理一位代表人物克勒脱纳的入室弟子，自云南考察归来，继续坚持野外考察不止。1931年6月，克勒脱纳去职，另一位德国学者W. 卞沙接任地理系主任。他同样是一位出色区域地理学者，也很注意野外工作，在他主持下，中大地理系，继续沿着德国区域地理学派开辟的道路前进。林超即在这种学风浸滛下，不断务实自己区域地理基础，时有收获。

　　1930-1933年，林超前后相随克勒脱纳、卞沙考察湖南衡山、东江罗浮山、江苏、浙江等地，后发表《衡山地理考察》、《罗浮山区域之地理问题》（卞沙着，林超译）、《地理学系二十二年江浙旅行经过》等论文或报导，皆融自然、人文于一体，使区域地理特征和盘托出。例如衡山考察，即包括衡山由于花岗岩入侵而形成地质基础，由于流水、气候等外营力作用影响，从山脚、山麓至顶峰，呈现不同地理景观，不仅见于石坡裸露、巨砾横陈，红土深浅不一，也清晰反映在植物群落垂直分异。在山谷但见“緑竹摇曳，丰草争长”，中部和上部山坡，则为“茸草所被，亦有松树”，山顶则植物甚少。但在避风之地，满山植物仍“极为繁茂，枝叶交织”。这种植被垂直分布景观，综合显示衡山自然条件的垂直地带性规律。与此同时，林超更注意人类活动对环境干预的后果，他指出衡山不少地方植被稀疏，乃人类毁林之恶果，痛指“对于森林之焚毁不加顾惜，已成为我国文化之象征。”其时湖南省政府在衡山大力营林，但对自然环境考虑欠周全，山上山下都种同一树种，结果山下者荣，山上者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植树“宜因地制宜，庶可免于劳而无功。”对于衡山土地利用，他从土壤透水性质、地下水分布、气温等因素差异出发，指出山谷、坡地水土皆厚者，为梯田所在，以种水稻为主，最高可升至800米，稻田之上多分布花生、甘薯。山间聚落，呈散居，选址于高地，又靠近耕地，便于劳作。而对于衡山人文胜景，他特别考察山上寺观，发现昔日僧众利用附近肥沃田土和水源，农禅并重，发展寺院经济，维持香火。而近世以来，南岳以其历史名声，每年招来数十万香客，收入可观。湖南当局又积极经营，拟建为避暑胜地。林超预言，“他日之衡山，又当有另一番景象，或不让庐山之专美也。”这已今日所验证。这样，论自然不失人文，谈人文又以自然为基础，两者互为因果，衡山地理景观及其成因，一览无遗。另外，对罗浮山区域地理，其研究视角，多类衡山。除地形、岩性、土壤景观描述以外，非常注意植物群落垂直变化，指出山上大面积草地为森林焚毁后演化而成。而寺院附近，緑叶浓荫，不见天日，寺院存在起了保护作用。这实为宗教文化的生态效应。他对环山下布局的客家村落考察后认为，这便于耕作、牧牛、采樵。其中临河小沙堤，则人烟稠密，兼得附近城市交通方便所致。如此分析，罗浮山区域人地关系，一清二楚。最后，他与克勒脱纳同样认为，研究像罗浮山这样较大尺度的区域地理，应将其放在全广东至南中国范围内，“始能有济于事”，这也是精到之见。由此可见，林超深得区域地理研究要领，成果一出，即不同凡响。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区划这样庞大、复杂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出众的社会活动能力

　　基于家学渊源、哲学修养、地理学教育、克勃脱纳影响等，林超在中大，不但学业大有长进，处处初试锋芒，而且由于他兼任地理系助教，有更多机会接触校内师生和一些社会人士。由此培养起他热心公益事业和出众的社会活动能力，成为他以后担任中大地理系主任和中国地理研究所一个主要负责人，以及走向世界地理科学舞台，开展各种交流活动一个基石。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中山大学师生率先成立抗日救亡团体，群情激昂，9月24日举行有2000多人参加的反日游行大示威，场面十分悲壮感人。林超参加了这一次游行，但不主张罢课，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和讲究半争艺术，这深得同时在中山大学求学的黄秉维赞同。显示林超对政治事件的深刻观察力和走向成熟。

　　1933年，林超辅助地理系主任带领四年级学生由广州到上海、南京、无锡、镇江、南通、杭州等地实习，历时一个多月，收获颇丰，师生甚为满意。

　　1933年，多艘法舰先后入侵我南沙群岛，同年七月，法国政府非法占领北子岛、南子岛、太平岛等，此即轰动一时“南沙九岛事件”（时称九岛，实为七岛），激起全国人民巨大义愤，掀起反对法国强占九岛高潮。林超出于高度爱国主义情怀，发表《法占九岛之经过及九岛之地理状况》一文，澄清九岛位在南沙而不在西沙，指出“如确系吾国领土，则拟极力争回；如果属于无主海岛，则我国当以地理邻近有优先权之国际法争之，且此数岛每年既有我国渔人前往捕鱼，与我国之关系，当然甚为密切，不容忽视之也。”。他以一个地理学者眼光，旗帜鲜明地方站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

　　时中大地理系创办《地理学季刊》（后改《地理集刊》），林超不但是一位忠实读者，而且是一位积极撰稿人，除经常在上面发表论文以外，很多地理信息也是经他传播的。如美国女人生地理学者森帕尔（E.C. Stmpll, 1863-1932）、英国自然地理学者格叶哥雷（John walttr Grepory, 1864-1932）谢世，英国人第四次喜玛拉雅山最高峰探险得海拔为8804m，以及广州海珠桥竣工通车消息等，都进入他的视野，并及时报导。他特别指出海珠桥对于“新市区之发展，为效甚大”，预言“将来珠江各段铁桥完成时，（广州）定可跻于世界各都之列也。”广州后来发展，验证了他的先见之明。特别近年珠江上建了多座跨江大桥，一河两岸联成一体，成为广州最有魅力景观轴线，广州又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口号，而在实际上，林超早年已有这种发展眼光了。

　　五、问道英伦

　　林超有强烈的求智欲望，1934年，卞沙离开中大，林超也在这一年考上庚款留学英国，进入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先师从瑞士地质学者Heim学习地质构造，后随地理学大师罗士培（Percy M.Roxby , 1880—1947）学习地理学。按罗士培原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1904年起执教于利物浦大学，是英国很有成就的区域地理学专家。他曾到中国旅行，并迷恋于中国，1947年在中国去世，以研究中国终其一生。罗士培学识渊博，对中国十分友好，备受中国学者尊敬。我国地理界几位名宿即为他的学生，包括洪业（煨莲）、侯仁之、吴传钧等。林超在罗士培栽培下，学业如逾淮之橘，芃芃高长。他不但精于理论地理和区域地理，而且到英、法、西班牙、瑞士、摩纳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等地考察，1935年夏登上阿尔卑斯山，在欧洲大陆到处留下他深深足迹。

　　在英期间，林超利用一切可能机会接英国地理界学者，从中获益不浅。1936年他参加英国科学促进会在布莱克福（BlackPool） 举行学术年会，得知其中有地理组而以记者身份参加，瞭解英国地理学发展和学科分布概况，后写成报导《参加英国科学促进会地理组记》，寄回国内《地理学报》上发表（三卷三期1936年，629-635页）。指出英国制图学很发达，30年代已开始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制图；自然地理薄弱，论文不多；人文地理很兴旺，包括人生地理、聚落地理、经济地理等，论文蔚为大观；历史地理研究风气甚盛，贡献殊多；应用地理学也初露端倪。但整个英国地理学，尚不及数学、物理、动物、地质、化学和人类学，欲赶上这些学科，英国地理学仍需倾注很大努力。林超热切希望国内也能举行这样学术年会，作为扩充知识，加强交流的机会。1938年，林超以《南岭之地理特性及其在中国区划上之意义》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他从南岭地理特征着手，分析了南岭山地在地理景观分异中的意义，指出该地区本身属于长江流域景观，幷且具有本身山地特征，它与南岭以南的南亚热带景观不同。这与黄秉维多次穿越南岭考察，认为南岭山地在自然地理上无特殊意义，但却是一条重要人文地理分界线的观点相似。林超这个结论至今仍是正确的。同年，他的论文被通过，他获得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圆满地完成在英国学业。夏天，他远涉重洋回到广州，出任中大地理系主任。这样，林超在德国区域地理学派基础上，又深得包括英国在内中欧地理学派精髓。两者整合，使他如虎添翼，在地理科学舞台上大施拳脚而游刃有余，论多成果、创见源源而出，令同行刮目相看，不过这主要是40年代以后的事。

　　六、临危受命，跋涉云南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广州气氛骤然紧张，盛传日军即犯广州，中山大学决定西迁云南澄江，继续办学。林超身为地理系主任，指挥若定，组织员工收拾图书仪器，很快完成西迁准备，在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于日军前2天踏上流亡之路。时中大师生分两路出发，一路经香港、河内，乘滇越铁路入滇；一路沿西江上溯，经广西梧州、南宁、百色到昆明转澄江。也有少数人乘火车北上，经衡阳入独山，经都勾、贵阳，坐汽车到昆明，再骑马扺澄江。西江线不但须水陆转驳，关山险阻，而且常有响马出没，林超所带领的地理系大部分员工，走的恰是这条线。他充分发挥自己野外生存、考察的经验和出色的指挥才干，终于在1939年初到澄江复课。时有人写道“迢迢远道，越悬崖，过山峡，经历了几千里的长征，来到这遥远的边区——澄江，得以恢复课业。”时以林超为首中大地理系，有孙宕越、吴尚时、叶汇、吕逸卿教授，皆为留学归来地理界精英，阵容甚强、教学质量高，学生地理学基础扎实，堪为国内地理界翘楚。林超秉承地理系重视野外考察传统，他讲授人文地理课，将野外调查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经常带领学生外出。中大地理学会主编《地理与旅行》在澄江复刊，在第2期地形专号上写道：“地理系对于学生之野外实习，非常重视。近郊实习，每周一次，邻县实习，则二周一次。最近地理系学生刚自昆阳阳宗海实习归来，不日又将往呈意县附近实习。”据时为地理系学生的钟功甫教授回忆，有次林超带领全系师生从澄江经蒙自到个旧矿区实习，沿山间羊肠小径徒步近30公里，断黑时纔到达矿区，顺利完成实习任务。“这次实习对我后来在四川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跟随杨克毅先生进行嘉陵江北川铁路矿区调查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当然，这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大地理系群体，能在澄江艰苦岁月里继续保持坚定科学信念、旺盛求知欲望，以及饱满热情，为科学救国、为实现个人理想和人生价值而刻苦地学习，这与林超等地理系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1940年初，中大理学院院长何衍璇离开中山大学，林超被任命为代理院长职务，肩负起更繁重的行政和教学任务。未几，奉迁昆明新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主任张印堂教授因该系缺乏教师，邀请林超到该校任教，林超遂离开中大到西南联大史地系工作。中大地理系系主任由吴尚时教授担任，同样秉承地理系办学传统和优势，并取得不少彪炳中国地理学史册的成就。

　　七、小结

　　纵观林超教授在中山大学（含岭南大学）前后共15年，除去求学时间，实际在中大地理系工作7年，这是他奠定坚实地理学功底，并崭露头角的时期。归结起来，这一是他具中国传统地理学、文学和哲学修养，二者结合，使他成为一位具有深厚国学功底和娴熟外语工具的青年学子。而富于综合性、区域性和实用性的地理学，很快吸引他的注目，中大地理系甫一成立，他马上投入她的怀抱，成为地理系提前毕业第一人。二是他真正掌握地理学德国学派和中欧学派地理思想和方法的真谛，并在实际中应用，故无论在克勒脱纳的手下，还是留英和回国以后，他都能以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独立的思考、不尽的探索与追求，特别是开创性的贡献，为地理界同仁称誉和崇敬。三是他重视和强调野外考察对地理研究教学具有特殊、不可替代的意义。故无论在国内外，他野外考察不止，其学术成就也多为野外考察的结果，而参考文献甚少，由此也决定他的成果多有开创性，为书斋式学者所难企及。这样，青年时代的林超作为一颗地理学新星，在岭南大地冉冉升起，和其他中国近代地理学先辈们一样，以他们的一系列开拓创新性成果的光辉，照亮了中国地理学大地。而从林超整个人生轨迹来说，他在中大地理系这段经历，正是一个关键性起点。自此，他在地理科学道路上披荆斩棘，不断取得新成就而为中外地理界瞩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大地理系作为中国地理学在南方一个摇篮，实至名归。

　　（原载《岭南考古研究》第11辑，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