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台湾不仅有凶险异常的黑水沟，还有来势凶猛的地震台风，更有时刻吞噬生命的蛮烟瘴疠，人们时刻面临生命的威胁。然而，作为一个海岛，台湾同时拥有着迷人、奇特的海岛景观，土地肥沃、緑水常青、瓜果飘香，细腻敏感的文人墨客又怎会错过对如此美景的欣赏与感悟。世间之美者、奇者，赋予文人泼墨般的创作灵感，无论名川大泽、悬泉怪柏，亦或静水幽山、亭台楼阁，文人们或直接描绘，或寄怀寓兴，或以赏心之乐、游历之难相衬，将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榭都惟妙惟肖地绘于笔端。这样的书写往往是游记作品中最富文学性与欣赏性之处，极具品鉴价值。

　　第一节　山水自然空间形象的审美感知

　　黑格尔说：“上帝是自然与精神的统一体。”换言之，自然是体现人的本质的自然。山水自然进入作家视野，经过主体精神审阅与创造性改变，转化成“第二自然”或“诗化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游记乃是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对山水自然的改造，寄寓特定的主体情思。

　　一、名山大川之人格折射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正所谓“山水辅文”，大扺如此，山川之美往往能激发作家的文心，发而为文。台湾高山林立，丛林密布，以山岳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清初为避免汉“番”冲突，清政府实行“封山令”，限制汉人越山开垦。台湾百岳当时在少数民族的狩猎范围之内，无法轻易进入，故当时的府、县志，或文人书写记载的台湾山川大部分为近山。原本仅具有自然地理与少数民族文化两层意义的山岳，也逐渐寄寓了文人的想象与情感。

　　台湾最著名的山峰非玉山莫属，此峰位于台湾中部南投县内，为台湾第一高峰，高耸入云，险峻困阻，生“番”多居于此，外加清政府的禁山令，故有清一代亲临玉山者可谓廖廖无几，玉山的可望而不可及，促成了诸多文学想象。目前对玉山最早记载的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蒋毓英主编的《台湾府志》，后有林谦光的《台湾纪略》，但均为遥望想象之说，且较简略，缺乏文学色彩。郁永河《番境补遗》中曾对玉山的特点作了比较富有文学感染力的描绘：“玉山在万山中，其山独高，无远不见；巉岩峭削，白色如银，遥望如太白积雪。四面攒峰环绕，可望不可即，皆言此山浑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宝，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迩。每遇晴霁，在郡城望之，不啻天上白云也。”但若论文学色彩浓厚者当首推陈梦林的《望玉山记》。严格来说，此文与绪论所言“游记”定义并不完全吻合，缺乏亲身登山游踪，但全文文笔优美，通过文学性的渲染描述，将玉山刻画的如梦如幻、美不胜收，因《望玉山记》对后世文学作品影响深远，故在此作一简单论述。作者遥望玉山，只见“风静无尘，四时清沏”，此时的玉山“日与山射，晶莹耀日，如雪、如冰、如飞瀑、如铺练、如截肪”，一系列的比喻生动衬托出玉山的纯洁无睱，即使“阻絶于人力舟车，缥缈于重溟千岭”，而“江上之青无能方其色相，西山之白莫及比其坚贞”，玉山宛如一位圣洁的美女，娉婷玉立，超然絶尘，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俄而”“顿”“徐”“忽”“瞬息”等词，细腻生动的传达出“望”中之景，将玉山的晶莹洁白与超然神圣表现的淋漓尽致。当云影流动时，静态的玉山仿佛拥有生命般，随之呈现出动态之感，虽是远观之感，却具有了层次的分别以及空间的变化。“景物的刻画，不论动态或静态皆宛如在目，且透过文字的形容。更能展现出深藏在文人心底里，目光所不能及的美感。另一方面，作者是以一种纯粹游览记胜的疏散心情来描写风物，胸臆直书其间，读之者无不怡然畅快。欲赏景者可借其作身历其境，欲陶冶身心者亦可借其作以抒忧解忿。”可以说是把历史上的玉山带进了文学的世界。黄得时评其文章“清淡有致”，大扺不错。陈梦林的作品对后来的玉山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望山部分，“大多脱胎于陈梦林《望玉山记》，可见此文的影响甚深。”如林豪“山腰风忽动，幻出碧岚横”(《正月初二望玉山》),李祺生“玉峰缥缈见精神”(《玉山积雪》),李逢时“西望三峰缥缈中”(《玉山》),黄文仪“玉岭晴云似白银”(《玉山》)，以及施钰“尚有玲珑号玉山，晴明可望不可及”(《火泉记》)等句，从叙述角度、修辞手法，到诗境意象，均与陈梦林《望玉山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却遥不可及的远山，移民开垦地周围的近山，则是可实地考察，可状其形胜的。朱仕玠《海东纪胜》对府城附近的大冈山作如此描述：“大冈山在县治北三十五里，状如覆舟，天阴埋影，晴霁则见。上有仙人迹，龙耳瓮在焉。相传郡有大事，此山必先鸣。”“状如覆舟，天阴埋影，晴霁则见”，简短的十二字写尽了大冈山的无限情态，神话传说的运用更增添了此山的神秘莫测。从中也可发现，时至干隆中期，大陆文人仍赋予台湾山岳诸多神怪想象。此后，随着对台湾实地考查的逐步深入，想象的成份便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写实的手法。

　　关于近山之描写，论数量、论意境，首推光绪时期的客籍鸿儒吴子光。吴子光曾三次入台，最后在台湾苗栗县定居，其足迹遍布台湾中北部的邻近山岳，留下了诸多山川佳作。在其《一肚皮集》卷十六《纪诸山形胜》留下了台湾著名的大肚山、九十九尖峰、双峰山、新竹五指山、彰化八卦山、大隘山、猫狸东隅大山、酒桶山的影子。吴子光对台湾山岳的印象，或缓或峻：“台山高匹五岳，各成家数。有若天外飞来，呼吸可通帝座者；有如江南平远，山顶宽广数十里，俨具城邑规模者。”火焰山“崱屴巉险，絶似火中飞焰、气腾腾欲灼人”，八卦山则“广衍散漫、平平无奇”。吴子光不仅登高远眺、探险猎奇，而且作文说理，折射出个体的人格魅力。且看其对“大肚山”的描写：

　　大肚山无首无尾，如人卧地上，只一副腰腹空殻，别无精神血脉之留。山以大肚名，肖甚亦陋甚。山长三十里有奇，宽二十里有奇，有邨，有市，有田亩。有果瓜蓏，多秀色，有草木，多异香；台山之最膏腴者也。虽然，吾病其平。今夫篑假山者，方将累土叠石，刻意为悬崖峭壁，屈曲嵚崎，总不使人一览可尽，谓咫尺中具万里之势也；至于平，则无一而可者也。以此理观海，平则势懦弱，民狎而玩之矣；以此理论文，平则蹈常袭故，未免为老生常谈矣；以此理通于观人，平则甜俗无气骨，不能为忠孝节义，有愧宇宙间第一流人物多矣，非所语于学士肚皮也。世有无实盗名者乎？吾以大肚山之说正之，恐将有负此腹耳。

　　“大肚山”，亦即“大度山”，为“彰化八景”之一，干隆时有“肚山樵歌”之说。大肚山上物产丰富，地腴物饶。但吴子光对大肚山评价不高，一为大肚山外观如同胖汉之腰腹，给人浑钝之感。二为此山势过于平坦，缺乏大气磅礡气势，认为山要“屈曲嵚崎”“总不使人一览可尽”，纔可谓“咫尺中具万里之势也”。作者借此说文论理，以山寓为人为文的道理，指出文平则因常袭故，毫无新意；人平则气俗无风骨，难为天下第一流人物。王思任《姚永占游笥序》云山水描绘“当刳子之貌，摘子之神，夺子之趣”，亦即所谓“遗形写神”，欲得山水之情性，必先与山水相通，通而后能写神。吴子光以我观物，将自我无形的主观意识融入有形的山岳之中，于是，山便成为文人生命中富有性格与意义的峰峦了。

　　在诸多山岳书写中，最着者当为《双峰草堂记》连作九篇。双峰山是吴子光在台的最后居处。光绪二年（1876），吴子光五十八岁时，在淡水厅新竹县铜锣乡（今苗栗县铜锣乡）双峰山下建筑“双峰草堂”。建成后，作有《双峰草堂记》九篇。这九篇作品是比较少见的单一主题的连作，写作风格大扺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王禹偁《黄冈新建小竹楼记》、苏辙《黄州快哉亭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等传统“杂记文”作品的影响，在对居所及周围景观的状摹观照中，藴含了个人的情志体验。吴子光早年胸怀四海，却未能得志，晚年学古人买山筑园，修草堂于双峰山下，归隐自然，安度余生。他自视甚高，如《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所言之“相马以舆，相士以居”，认为士人品德高下与住处密切相关，故以铺陈摛藻之笔，搭建出一座充满古今圣贤事迹的“典故之屋”，且不论“双峰草堂”实情实景如何，但文人的性情和意志确实在这充满文雅符号的荒野草堂中得到了文学与心灵上的双重慰借。

　　吴子光写草堂，采用移步换形的特点，先从远处的双峰山着手，此山如同倒悬的开扇，气势雄伟，“峰势峻如削，即南偏诸山之鲁灵光。”以汉代鲁灵光殿之典故喻双峰山之珍贵，“然有是峰以表形胜，又得石隐者流，日操管于天光云影之间，与山灵揖让酬和，如同一鼻孔出气者然，幸矣。”“是峰也，巍然矗立云表，故每日草堂中，时有云气往来，令人收拾不住。陶隐居所谓‘只可自怡说，不堪持赠君者也。’”对吴子光而言，双峰山之所以有灵性、有仙气，乃得益于隐居在此的自己：“正如刘禹锡《陋室铭》所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以此彰显自身品行与意趣的高度。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以山水之性比君子之德，亦大扺如此吧。这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悠远意境大概只能与东晋隐士陶渊明作心灵的交流：

　　然环海皆山，惟此山岿然独尊，殆群山中之丈人峰乎。岭上无时无白云芳草，宅边无处无鸟语花香，谓为云溪醉矦诗料，可谓为小李将军画本，亦可也。独辋川也乎哉！

　　双峰山四周山水环绕、草木蓊郁，白云芳草、鸟语花香，丝丝入心，俨然一幅世外桃源。相较于王维的辋川别墅，吴子光对双峰山的痴迷，更胜一筹。然而，作者笔峰一转，阐发人生体悟：

　　观山譬相士然，最忌平庸，无气骨。孔子言：“古之矜也廉”。朱注：“廉，谓棱角峭厉。”反言之，若鲁论所谓觚不觚，与苏味道模棱手之类，人品遂流于卑下矣。噫！俗矣！

　　今夫山亦块然一物尔，使藉口于江南平远之说，以散漫为藴借，不过粪壤耳，涂泥耳，又曷贵乎？有是山，惟有山，又有石，破土而出，势突兀磅礡，已点缀于丹崖翠嶂之间，令人望而生畏敬心者，其山乃独奇。孟子有“泰山岩岩气象”，与此意互相发明云。

　　双峰耸然，拔出于群峰上，自成庐山真面目。惟乏米氏石兄与为周旋，未免芥蒂胸中，可见天下事之缺陷者不少。夫山水且然，而况于人乎？况于人中之全材乎？噫！阮籍磊块多矣，何从以杯酒浇之与！

　　与大肚山写法异曲同工，以山喻人，以山喻才。指出山若平庸则平淡无奇，若“突兀磅礡”则气势非凡，如同人之“气骨非凡”，惟有独树一帜的气质，才能免于“不平庸”，不至沦落成苏模棱之一类人物。然纵有凌云壮志，还须伯乐知寻，吴子光感叹，千里马虽有，而伯乐不常有。何不如学魏晋疏狂名士阮籍，虽不得志于时，却仍能特立独行，流传千古。吴子光早年受科举考试影响，作品难免带有骈文习气，好用典故，但能巧妙地化用典故，通过古今对比，把平凡的山渲染的如同人一般富有性格奇趣，突显出自身的豪情壮志，以及希冀有非凡人生的崇高期许，其率性为文，毫无掩饰，颇有性灵之本色。“凡是记游的散文，首先当然要求写景叙事生动有味，更需要在写景叙事中注入作家浓郁的主观感情，才能神情飞动，诗趣盎然；倘若景与情交融之中，更能从物我之间即主客观的挈合之间发出哲理的意藴，那便是上乘之作了”，说此文为上乘之作诚不为过。

　　二、湖泊溪流之精神旨归

　　台湾湖泊溪流众多，文人们多有记载。最着者当为日月潭，时称为水沙连、水里社等，为清代“台湾八景”之一。康熙时期的季麒光、郁永河、黄叔璥等文士虽听闻其美景，然真正亲身经历者，蓝鼎元为第一人。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福建漳浦人。在台期间写下了《纪虎尾溪》《纪水沙连》《纪荷包屿》等游记散文，文笔优美，颇具鉴赏价值。且看《纪水沙连》对日月潭的描写：

　　水沙连屿在深潭中，小山如赘疣，浮游水面。其水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络，自山口汇为潭。潭广八、九里，环可二、三十里，中间突起小屿，山青水緑，四顾苍茫，竹树参差，云飞鸟语，古称蓬瀛，不是过也。

　　日月潭山青水秀，云飞鸟语，竹树参差，清幽雅致。意境上，柳宗元《小石潭记》更胜一筹，但论清新脱俗，浑然天成，却非小石潭可比。“山青水緑，四顾苍茫，竹树参差，云飞鸟语”，只言片语却能镂其神，抉其幽，道出万千风情。如此美景让作者在文后大发感慨：“武陵人误入桃源，余曩者尝疑其诞，以水沙连观之，信彭泽之非欺我也。”把日月潭比拟为陶渊明所勾勒出的“世外桃源”，流露出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对质檏山林生活的向往。

　　蓝鼎元通过优美的文笔呈现出水沙连的旖旎风光，令人意往神驰。“蓝鹿洲喜得一游，比诸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余慕之十余年矣……溯鹿洲来游时，于今近百年矣。”然细观蓝鼎元与陶渊明，二者于文中所透露的内心期盼有所差异。桃花源之人乃为避秦之乱而与世隔絶，追求乱世中的避风港，故文末以渔夫再也找寻不到桃花源入口作结。反观蓝鼎元，因其幕僚身份，故所游非纯粹的山水之游，而是带有某种经世济民之性质。道光三年（1823），邓传安因熟番潜入埔里社而特地前往考查，自然不会错过如此美景，并以《水沙连纪程》和《游水里社记》二文记録下了日月潭之胜景。关于日月潭的命名，邓传安指出“水分丹、碧两色，故名曰日月潭”，因潭分红与緑两种不同水色，遂将其称之为“日”“月”潭，这应是台湾古典文学中首次提出日月潭的命名由来。关于日月潭的美景，蓝鼎元惜墨如金，只用了“山青水緑，四顾苍茫，竹树参差，云飞鸟语”四句，便勾勒出无限风光。而在邓传安的笔下，日月潭同样被描绘的十分生动传神，呈现出宁静与幽雅的天然美：

　　水分两色处，如有界限；清深见沙，游鳞往来倏忽。时已初冬，四山青葱如夏。满潭皆菱芡，浮水白莲如内地之六月菊。自北而南，舣舟山后。摄衣裳披草而登，不数十步，见美人蕉一亩，又见万年菊一亩，红黄相映，俱是蔓生。木果亦天成，石榴已残，林檎尚可食。风清云淡、鸟语花香，怡愕忘疲，惜荒芜中无处可列坐而休耳。

　　清深见沙的潭水，往来倏忽的鱼儿，红艳艳的美人蕉，黄澄澄的万年菊，交相辉映，色彩缤纷，鸟语花香，如同一幅斑斓绚烂的风景画，令人如痴如醉，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日月潭中有一小岛，远望如一颗珠子浮于水面，故名为珠山，周玺主编的《彰化县志》称之为“珠仔山”，为邵族人聚居地。邓传安以空间转换的方法，由远及近，由大到小，层层聚焦，时时追问，最后呈现出日月潭的四季风光，勾勒出日月潭世外桃源般的絶美画面，如梦似幻，“全文流畅清练，将当时台湾的风景以美丽的文采托而出，是一篇足以传世的风景图记”。然而理性将邓传安拉回现实，文末发出感慨：

　　呜呼！台湾乃海中一屿耳，屿之中有斯潭，潭之中又有斯屿，十里如画，四时皆春，置身其闲，幻耶？仙耶？真耶？凡耶？溯鹿洲来游时，于今近百年矣。傥向之凭恃险阻渐次铲削消磨，俾游屐于于而来，欢欣眷恋而不能去，更因造物设施之巧而增以人工，凡山之峙、水之长，皆有崇台、延阁、层梯、曲榭及嘉木、异石、芙蕖、菡萏之点缀，彼江左、浙西诸湖山能独擅其美耶？山水有灵，必不终弃于界外。吾姑记之，以俟后之游者。

　　指出若百年前蓝鼎元便已将少数民族收服并教化，今之人则可安心享受如此美景。同时认为山水有灵气，若能在日月潭原有的景色上再增设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必能与江南山水相媲美，流传后世，故作此记以待后来者，字里行间透显出作者的人材观与教化观。

　　同时期的淡水同知曹士桂也对日月潭作了生动细腻且饶有情趣的叙述：

　　群山中环一潭，潭周广十余里，中峙小山。山南水圆如日；山北水弯如半月，询社人，潭名日月，山名珠仔。青嶂白波，水云飞动，饶有蓬瀛之观。

　　日月潭山青水秀，烟波浩渺，水云飞动，不啻为人间仙境。“山南水圆如日；山北水弯如半月”，则以比喻手法形象地描摹出日月潭形状及其命名缘由。然此说法却与邓传安的“水分丹、碧两色”不同，道光十六年（1836）周玺编纂的《彰化县志》则采用了邓传安的说法，“水里社潭：一名日月潭，在水沙连内。潭中水色，两边不同。”同为亲临水沙连，却有如此不同之状描，个中缘由尚不得而知，但日月潭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则是众口一词、交口称赞的。曹士桂接着写道：

　　风驰雨来，有虹见于半山，尾蟠谷，首注潭，弯环对立如半镜，光彩射几席间。倏而雨止虹消，山半吐白云如缕，缤纷四散，虹复见于山顶，笼山映水如圆镜，中列翠岫，然光彩较前有加。须臾，虹收云敛，夕照西匿，明月出山上矣。

　　高山湖泊中一弯彩虹的出现，给“青嶂白波，水云飞动”宛如“蓬瀛”的海中仙岛，增添了更多的迷朦色彩。彩虹笼山映水，时出时消，如同人间仙境，这个被文人广为传诵的水沙连，在曹士桂的笔下又呈现另一种朦胧之美，令人心生向往。移用戴钧衡《潜虚先生文集目録叙》之语：“见其境象如太空之浮云，变化无际；又如飞仙御风，莫窥行止。私尝拟之古人，以为庄周之文，李白之诗，庶几相似。而其气之逸，韵之远，则直入司马子长而得其神。云鄂尤氏尝谓子长文章之逸气，欧阳永叔后惟先生得之，非虚语也。”比起蓝鼎元、邓传安，曹士桂笔下的水沙连之美有更胜一筹之感觉。

　　陈梦林的《九日游北香湖观荷记》也写的出幽入胜。此文写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秋，自言因“思得危峰絶顶以纵目寄怀，山率数十百里之外，远不可蔇”，故与友人林中桂、李世勋同游此湖：

　　野竹上逼青霄，参差茅屋；移坐竹间，湖清荷簇，逥环如带；又有牙蕉、檨树、蓼花，风动波摇，东西上下互相掩映，冷冷幽丽，人在香国中，飘乎若出有而入无，荡遗尘而特立也。

　　清澈的湖水、翠丽的野竹、红緑相映的植物，还有那凌寒傲立、与梅争艳的荷花，伴随着沁人心脾的阵阵清香，作者瞬间陶醉在这迷人的湖光山水之中。虽仅寥寥几笔，却动用了视觉、味觉、听觉等各种感官，写尽了北香湖的雅洁清幽。如此美丽之湖竟埋没世间几百年，作者由此生发出一番感慨：

　　以其地居县之北；又中土此时菡萏香消，而此地之荷独与梅菊争奇吐艳于北风凛烈之际，是足以愧夫趋热而恶凉、遇霜而先萎者矣，故曰“北香”也。

　　“足以愧夫趋热而恶凉、遇霜而先萎者矣”，道出了作者的教化观，不管是圣洁的玉山，抑或清幽的北香湖，均与士大夫应具备之德性、节操连结在一起，体现了“文以载道”“道与艺合”之传统。即便如此，其行文流畅自然，并未给人突兀之感。台湾学者谢崇耀认为：“为游记散文之巨作，景物的刻画，不论动态或静态皆宛如在目，且透过文字的形容，更能展现出深藏在文人心底里，目光所不能及的美感。另一方面，作者是以一种纯粹游览记胜的疏散心情来描写风物，胸臆直书其间，读之者无不怡然畅快。欲赏景者可借其作身临其境，欲陶冶身心者亦可借其作以抒忧解忿。”对其游记推崇备至。

　　三、滨海奇观之寻幽探胜

　　大自然的造化，鬼斧神工，给予人们无限的惊奇。硫磺穴、火山、水火同源、倭琉璜花、浊水溪泛滥、珊瑚水域等滨海奇观，激发了文人们走进大自然探幽猎奇的冒险心态，“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付诸笔端，则美仑美奂，精彩纷呈。

　　郁永河的《裨海纪游》是台湾游记史上一部相当精彩的写实作品。作者以日记体形式，生动描绘了台湾的山水自然与风土人情。比如七百里横渡重洋时对黑水沟的形象描摹，惊险刺激，令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觉。而赴台采琉过程中，关于琉磺穴的片段描写，更是精妙絶伦：

　　缘溪入，溪尽为内北社，呼社人为导。转东行半里，入茅棘中，劲茅高丈余，两手排之，侧体而入，炎日薄茅上，暑气蒸郁，觉闷甚。草下一径，逶迤仅容蛇伏。顾君济胜有具，与导人行，辄前；余与从者后，五步之内，已各不相见，虑或相失，各听呼应声为近远。约行二三里，渡两小溪，偕而涉。复入深林中，林木蓊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缠结其上，若虬龙环绕，风过叶落，有大如掌者。又有巨木裂土而出，两叶始蘗，已大十围，导人谓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体，岁久则坚，终不加大，盖与竹笋同理。树上禽声万态，耳所创闻，目不得视其状。凉风袭肌，几忘炎暑。复越峻坡五六，值大溪，溪广四五丈，水潺潺巉石间，与石皆作蓝靛色，导人谓此水源出硫穴下，是沸泉也；余以一指试之，犹热甚，扶杖蹑巉石渡。更进二三里，林木忽断，始见前山。又陟一小巅，觉履底渐热，视草色萎黄无生意；望前山半麓，白气缕缕，如山云乍吐，摇曳青嶂间，导人指曰：“是硫穴也”。风至，硫气甚恶。更进半里，草木不生，地热如炙；左右两山多巨石，为硫气所触，剥蚀如粉。白气五十余道，皆从地底腾激而出，沸珠喷溅，出地尺许。余揽衣即穴旁视之，闻怒雷震荡地底，而惊涛与沸鼎声间之；地复岌岌欲动，令人心悸。盖周广百亩间，实一大沸镬，余身乃行镬盖上，所赖以不陷者，热气鼓之耳。右旁巨石间，一穴独大，思巨石无陷理，乃即石上俯瞰之，穴中毒焰扑人，目不能视，触脑欲裂，急退百步乃止。左旁一溪，声如倒峡，即沸泉所出源也。还就深林小憩，循旧路返。衣染硫气，累日不散。始悟向之倒峡崩崖，轰耳不辍者，是硫穴沸声也。

　　应该说，这是全文最具文学、地理学价值的一段文字。明代的徐霞客在游历云南期间，也曾发现了许多温泉，云南腾冲素称“地热之乡”，徐霞客《滇游日记》十记録下了云南硫磺穴的特点。热气沸腾，喷薄如柱，温度滚烫，声势浩大是硫磺穴的共同特点。但徐霞客重在科学考察，所以很细腻详实地描绘三种主要的硫穴形态，一是如沸腾的大锅，浓烟卷雾，“从下沸腾，作滚涌之势，而势更厉，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而有声”，十分壮观；二是像人抬起头，张大嘴巴，不时喷涌而出，“如有炉橐鼓风煽焰于下，水一沸跃，一停伏，作呼吸状……喷若发机，喷如吼虎，其高数尺，附涧下流，犹热若探汤”。三是数百个喷孔不时喷射沸水，如喷泉态势。而郁永河则着墨于视觉、听觉和嗅觉的感官摹写，通过空间变换，由远及近，由外而内，层层推进，状写探访硫穴的过程。藉助“缘溪入”“约行二三里”“复越峻阪五六”“更进二三里”“更进半里”等一连串的动词，展开作者游踪，将读者一步步导引至目的地，接着采用比喻、夸张手法，以“沸珠喷溅”“怒雷震荡”“毒焰扑人”“惊涛沸鼎”“触脑欲裂”“剥蚀如粉”等词，生动摹写硫穴周围的恶劣环境。结束后作者“循旧路返”，但衣染硫气，数日不散，仿佛还能听到硫穴如雷般的沸腾声，余音绕梁，三日不絶，回味无穷。写山、写水、写石，柳宗元能用心体察，准确捕捉景物的特征，做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柳宗元《愚溪诗序》），而郁永河写硫穴的这一段，能运用各种感官写硫穴的百态，更具有真实之感，其层层剥入，从周边地形、林木、植物、鸟禽、石头、声势，没有精美图片，甚至画面配合，完全借文字素描，而能呈现如此的立体感，耸人耳目的声、色，又比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多了份纪实价值。

　　《裨海纪游》通过对一系列恶劣环境的生动描绘，塑造了一个“性耽远游、不避险阻”的探险者形象，认为“吾生有命，苍苍者主之，水土其如余何！余计之审矣，不可以不往”。在漫长艰险的旅程中，年老多病的郁永河敢于冒险犯难，完成了极其艰难的采磺任务，大有徐霞客“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蠼岩不避死”的冒险精神，可敬可佩。有学者给予《裨海纪游》相当高的评价：“我以为仁和郁永河所写的《裨海纪游》是一部台湾乡土文学史上永不磨灭的伟大写实作品”，“流贯整篇作品的是脉脉搏动的深厚人道精神；他用卓越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栩栩如生地记録下来满清领台初期，离荷兰、明郑三代不远的汉番杂居的社会情况。他使用正确、简洁、有力的笔触如实地描画殆尽台湾那雄壮、美丽的风土；榛莽未辟的荒原、蛮烟瘴疠的山河，莫不跃然纸上。他的作品透露出来的是跟大自然抗争的人类，充满斗志，永远不屈的精神。”中国古代学者大多于书斋中皓首穷经，郁永河却能通过实地考查印证知识，他以自我生命的历险实现对理想的追求，并以精彩生动的文笔为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作品，足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页。

　　蓝鼎元《纪火山》记録了诸罗县的一处火山奇观。以火山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游记文学中相当罕见。且看作者笔下的火山景观：

　　小山屹然，下有石罅，流泉滚滚乱石间，火山水中，无烟而有焰；焰腾腾高三、四尺，昼夜皆然。试以草本投其中，则烟顿起，焰益烈，顷刻之间，所投皆为灰烬矣。其石黝黑，坚不可破，石旁土俱燃焦，其坚亦类石，信宇宙之奇观也。

　　蓝鼎元笔下的火山无烟而有焰，火焰高达三、四尺，昼夜不停，即使旁边有流泉而火不灭，火出水中，这是一种水火同源的自然奇观，若非亲临，恐难相信。而以亲身见闻印证书中知识，正是游记价值所在，作者于文末发出感叹：

　　于戏！天下事之不可解，非寻常所能测度，类如斯已。未尝经目见耳闻，自以为予智莫已若，直夏虫不足与语冰耳。君子所以叹学问无穷，而致知格物之功，又当兼阅历验之也。

　　足见蓝鼎元重实证之功能，与清代“学人游记”重考证大扺一致。刘登翰指出，康熙年间，许多巡台官员、文人的笔都只在台南、凤山几个地方打转，蓝鼎元把笔触伸入深山，写前人之所未写，扩大了文学表现题材。诚为的论。明人陈继儒《王季重<游唤>序》指出：“名山大川，特水地二大中之一隅耳。其旋转生灭，多赖风轮。风轮何在？则文人才子之笔是也。王季重笔悍而神清，胆怒而眼俊……其经游处，非特樵人不经，古人不历，即混沌以来，山灵数千年，未尝遇此品题知己。”景因文显，火山奇观也因蓝鼎元之笔得以为世人所知，说《纪火山》是一篇题材新颖的散文作品，并不为过。

　　干隆时期的章甫与翟灏二人也曾不畏艰险，到火山一探究竟。章甫是台湾游记史上出现的第一位本土文人，曾三次渡海赴试，皆不中，着有《游火山记》。同时代的翟灏，山东淄川人，干隆五十八年（1793）奉檄调台，也作有《嘉义县火山记》一文。二人均写到水火同源的奇景。章甫首先提及火山地处偏僻，路途险恶，造成探险猎奇的难度，迷路间偶遇一老翁才得以一睹火山真面目：“坑上古木苍然，水泉涌出，不见火。翁曰：‘火亦出此。投以枝立焚，蒸饭且熟。但硫磺气耳，日间无色，何疑焉；夜则光，虽淋雨不炸熄。’噫！水火同空，奇矣！木生火上，抑又奇矣！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气氛。与蓝鼎元所见的火焰腾空、水火同源的奇观不同的是，章甫并未见到火，只闻到琉璜气味，但却借此引发探讨天地干坤，以及阴阳水火之说，与蓝鼎元的生动自然相去甚远。与章甫不同的是，翟灏从笔记传统入手，以简洁生动的笔法铺陈事物，着重对奇闻异事的叙述：

　　至则鸟道羊肠，盘徊而上，数息肩方履絶顶。询之僧人，始知火在山后。茂树恶木，乱草杂沓，怪石嵚崎，高原突怒。假僧杖，整草履，攀藤附葛，而绕其后，火焰逼人。远望火自穴出，洞澈如炉。穴上有树，根踞其石，叶青青着火气，蒸蒸然似堕不堕。下有清流，蟹横行其中郭索然。土人云：“火逢阴雨盛倍于常，投以纸与毛立烬。穴旁草木葱茏，色无少变。”

　　此与蓝鼎元所见大扺一致，虽火焰逼人，而周边树木仍郁郁葱葱，水流潺潺，鱼蟹横行，自然界的生物各安其位，令人叹为观止。翟灏注重对沿途景象的细致观察，描写简洁明快而又生动传神，如在眼前，与章甫重义理阐发截然不同。陶望龄云：“夫一山之景，日有异观，一日之观，人有异趣，当独趣所会，虽所偕游不可告语，况后先于兹者哉？”此即所谓“独趣”，面对同一景观，章甫与翟灏兴趣不同，身份有别，自然会产生不同写作风格。此外，翟灏《台阳笔记》还探寻了泥沙沸腾、波涛汹涌的“小黄河”浊水溪；五色灿烂、巨大无比的珊瑚水域；色白如雪、瞬变松緑的倭琉璜花等奇观，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自然的热爱之情，以及那颗寻幽猎奇、征服自然之心。

　　光绪时期文人吴子光所记载的特殊地理景观中，有“深潭水沸”、“油苗露头”、“火井”、“响泉”，地点大都分布在苗栗境内。吴子光在山中寻幽访胜之时，常因偶遇奇观而驻足观赏，进而引发创作激情，正如清人奚又溥为《徐霞客游记》作序云：游记“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且看吴子光《纪诸山形胜》：

　　循大山西南境，行至山足，有深潭，水沸如热汤，常遇金砂凝结石中，光闪烁不定，番采之且宝藏焉。按郦善长道元《水经注》：“曲阿季子庙前井及潭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与此相类。

　　崖下有井泉滚滚，从石罅中流出，色如油，作金黄色，嗅之有琉磺气；以少许置水上，光焰腾腾，闻者欲呕。然价值廉于诸油，故贫家多以此代蜡烛，称利赖焉。数年前，英夷岁以千金购之，今否。按《梦溪笔谈》“鄜延出石油”；《广舆记》“石油出肃屺勌山”，颇与此相类。

　　内鸡笼山麓有一石窟，方广不能半亩，尽日间惟闻水嘈嘈响作沸腾声，听久之，又作斧斤椎凿声，倏忽变幻，无一定音响；且水不见所出处，亦奇。按此与雷在兜率天作歌呗音、阎浮提作海潮音相类，见酉阳杂俎。土人目此水为响水。《厅志》则曰“响泉”。桑钦《水经》、郦道元《水经注》所漏载也。

　　由磺溪东行十余里，山腰辟一穴。值阴雨时，有火焰从中出，腾腾如釜上气，久而不灭。两旁草木皆焦。按此与蜀中火井相类。”

　　上述四段属于比较典型的清代“学人游记”写法，融学术考证于山水观照中，具有较浓的考辩色彩。作者描绘的景观依次为“深潭水沸”、“油苗露头”、“响泉”、“火井”。“深潭水沸”因潭中水滚沸如热汤而得名，《苗栗县志·古迹考》载：“滚水，在北坑东南三里许，水流中有如釜里沸腾，因以‘滚水’名其地。”“油苗露头”中那种浑浊如油、又有硫磺味的金黄色液体其实就是石油，《苗栗县志·古迹考》云：“在铜锣湾东十余里牛鬬山下。油夹水而出，其色黄；以木辽盛之，挹注不竭。”时人不知是石油，误以为是硫磺，故称之为“硫磺油”。所谓“火井”，即“天然气”，据《苗栗县志·古迹考》载：“火穴，在苗栗溪头山尖，牧童常因而炊饭。”推测乃吴子光所写的油苗露头，经由煮饭点火形成的特殊景观，号称“磺山喷火”。“响泉”主要因两岸峭岩耸立，谷深壑幽，溪流蜿蜒穿梭，急流溅石，声应峡谷，而有“磺窟响泉”之盛名，列为清代“苗栗八景”之一。由上不难发现，吴子光酷爱寻幽探险，且十分擅长用其所知所解来诠释与考证台地的奇观异象，考证的充分运用，彰显其学识渊博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文章的文学色彩，较之上文郁永河、蓝鼎元、陈梦林等的佳作，似乎稍逊一筹。

　　第二节　江南式园林的特性与内涵

　　清初台湾，不论自然环境，抑或人文景观，多呈现荒蛮未化的特点。诺伯舒兹指出：“当人们定居下来，一方面它置身于空间中，同时也暴露于某种环境特性中，这两种相关的精神可称之为‘方向感’（orientation）‘认同感（identification）’。要想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人必须要有辨别方向的能力，他必须清楚身置何处，同时在环境中认同自己。”对宦台者而言，离开故土，任职于台湾这块边疆之地，羁旅之愁在所难免。何以解忧？显然，营造出类似中原的景观，悠游其中，能使宦台官员暂时远离公务，休闲放松，并以此倾吐思乡之情，消除羁旅异乡的焦虑与苦闷，逐渐建立起归属感与认同感。段义孚以面太平洋某岛民对小岛的情感为例，指出一个景观往往具有实用性、情感性与神圣性等三个内涵。本节将从这三个层面，分别探讨台湾衙署后方所增辟的江南式园林的特性与内涵，分析中原文明与儒家道统如何通过这一景观，得以传承、发扬与深化。

　　一、彰显皇威

　　相较于源远流长的中原文明，清初台湾草莱初辟，无论是阴森诡谲的海上航程，亦或是迥异中原的海岛风情，于宦台文人而言均带有“理亦难明”的困扰与忧虑。季麒光《寓望园记》指出，台湾乃“东宁荒海之岛，不入职方，有山则元翳于蔓草，有木则卤浸于洪涛，求天作地成之景，皆无所得。是盖造物者之有所缺焉，以俟乎名贤之补救乎。”于是，营造一方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景观，成为清政府理台的重要一环。高拱干《台湾府志》杨廷耀序曰：  

　　我朝应运鼎兴，圣明接武，指挥万国；虽已建旐、设旄于禹贡、职方之外，然未有遐荒穷岛如闽之台湾者。台湾孤悬海外，历汉、唐、宋、元所未闻传。自明季天启间，方有倭奴、荷兰屯处，商贩颇聚；继为郑成功遁踞，流亡渐集。数十年来，不过为群盗逋逃薮耳。今上二十一年，特命靖海将军施公率师讨平之，始入版图，置郡邑。询其民，陋于雕题黑齿；问其俗，犹是饮血茹毛。既无废兴沿革之可稽，亦安有声名文物之足纪乎？忆余自筮仕苍梧以来，南浮江汉，经西伯之化行，北守覃怀，历大禹之底绩。迨乎备员藩臬，周流齐鲁礼仪之邦，览其山川风物，其俗厚，其民淳，每叹古帝王流风之远，而德教入人之深也。闽在汉为无诸封国，已逊中土，若台者，素为积水岛屿，窃计流寓之外，其民若盲之初视、寐之初觉，虽更数载，犹是鸿蒙浑沌之区耳。

　　传统士人眼中，台湾乃“鸿蒙浑沌、盲之初视、寐之初觉”之地，务以“德教”风化，积极导入中原文化与儒家道德伦理，使台地“既富且教”，逐渐步入中原文明生态圈。为使宦台官员身处蛮烟之地而不觉郁陶，且能建立认同感与责任感，明确身负“振纲饬纪，分扬清激浊之任焉；正己励俗，有端本澄源之责焉”的教化之责，于是将官厅公门营造出庄严肃穆的秩序感与威仪感。

　　清初台湾府署多沿用明郑旧宅，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载，“台湾府署旧系伪宅，两座毗连；后左畔一署倾圮，惟存右署，规制稍隘。雍正七年，知府倪象恺即左畔基址恢廓重建，大堂、川堂、二堂、东西斋阁、厢房以及大门、仪门悉具”，经过改造，府署显示出公门的威仪感。此后，历任官员陆续增设、扩建，“雍正九年，知府王士任建三堂一座，又置四层住屋一所，为东宁新署。署右侧旧有榕梁、四合亭遗址，地甚宽敞。干隆三十年，知府蒋允焄改建官厅二间，曲槛回廊，重楼复阁，池台亭沼，各色悉备；又编竹为篱，杂时花木，备极胜概”，旧日宅院，转而成为具有权威象征的政府机构，寻常人难以随意出入。衙署是地方行政制度的象征，首任知府蒋毓英曾亲题匾额“开疆立本”，明确衙署所承载的责任，即治理台湾，教化百姓。

　　即便是级别较低的县署，也极力营造出公门应有之气势。诸罗县令孙元衡认为若无衙署，一则无所承宣圣谕以教民，二则不足以彰显朝廷威严，于是着手兴建县署，其《新建诸罗县署记》曰：“虽丹漆未施，而公堂内署已井然有序矣。从此莅政之暇，或与邑绅士坐论桑麻，即不敢侈规模之大备，亦不至以百里官署等诸荒田野草，是则余之所差慰也。”衙署对于朝廷权威与官吏身份的重要性，可窥一斑。是故，历任官员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或扩充，或新建，并藉助公堂议政等方式，构建出神圣庄严、合乎中原文明的景观，以彰显清朝威严。台湾道署，同样如此，高拱干《台湾府志》曰：

　　台厦道署，在府治西定坊，西向。由大门而仪门、而厅事，扁曰“敬事堂”。堂之右，为斋阁、为驻宅。其前，为校士文场。堂左，则椽史案牍处；其中慎出入，加扃钥焉。堂下左右廨舍，舆隶居之。庭前植榕树四株，皆移根会城；今扶可盈丈，郁可观矣。大门之外，左为文职厅、右为武职厅；其为照墙、为鼓亭、为辕门，悉如制。照墙外，为巡捕厅。辕门之左有屋三楹，则为府、县属僚诣谒停骖之所。

　　从厅堂配置到功能设施，简单有序，具有明显的官厅威仪感。署内专设公文案牍存放处，专门加锁，常人不能随意进出，凸显道署之威严。此外，道署外的文职厅、武职厅、鼓亭、辕门，以及府、县属僚诣谒停骖之所，亦井然有序，彰显出作为台湾最高官方机构的庄严肃穆。                                 

　　衙署不只是办公之所，宦台官员往往在衙署一隅另辟室或亭，营造具有自身风格的私人空间，使之成为在台为官生活的场所。而他们在场所中的生活模式、行为方式“不只说明瞭你的住处或家乡，更显示了你的身份”。以道署为例，其内增设的斐亭、澄台，虽是休闲好去处，却非位高权重者难入其内一窥其貌，足见衙署之象征意义。而道署内增辟的澄台、斐亭等景观，此后更是宦台官员的“文化的记忆库”与“过去言行与知识的残余”，成为清政府连结大陆与台湾的认同感凭藉。道光十三年（1833），台湾道刘鸿翱《緑野斋集》曰：

　　因考台湾自前明红毛与郑氏相继为患，潢池中雷击电掣，波涛腾沸。我国家龙兴辽海，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惟浙闽洋面祲氛未靖；施大将军琅扫除蛟鳄鲸鲵之怪，然后海若肃清，盖二百年于兹。今余蒙圣恩观察是邦，睹是台之命名，思与僚佐戮力永澄海疆，不仅夸游览之壮也已。

　　身为清朝官员，维护统治，力求边疆安定，是其职责所在。受固有思想与文化背景影响，他们在考察台地风物时，会在不自觉间以中原文化作为参照系，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尊自贵的优越感与神圣感。于大陆文人而言，增辟景观的背后，不仅夸游览之壮，更在于彰显清朝的显赫皇威：“透过地景（Vista，亦即物体在一段距离外呈现）这个观念，视觉控制了地产。”刘鸿翱《台湾道署澄台记》云：“惟道署之澄台，见西南海之一角。台下屋三楹曰‘斐亭’，郡志所谓‘斐亭听涛’也。登高远瞩，则安平晚渡、沙鲲鱼火、鹿耳春潮、鸡笼积雪、东溟初日、西屿落霞，近在珠帘画栋间。盖台湾之八景，道署有其二，澄台又兼擅八景之美。”对此，有学者指出：

　　从官署与安平地区的相对地位，可以视为从斐亭与澄台观看“安平晚渡”“沙鲲渔火”“鹿耳春潮”等三景，亦即“台湾八景”中安平地区的景致入选，除了位居地域上的地缘关系外，更是由官署所望出去的景致，……观看之人就是前面所言的官吏。居于澄台的高处，官吏俯瞰安平一带的景致，而眼界所见的人们，都为治理上的人们，……大有“眼见之人皆为我邦之民”之意。

　　上述所言有一定的合理性，登临澄台，既可欣赏道署内的二景，也可遍览道署外的其余六景。展现的不只是观者的角度，更代表清政府治理台湾的政治理念，是政治权力的运作与延伸。我们可从康干时期的一组台湾八景诗中，窥知一二。试以《澄台观海》诗为例，如娄广的“海国淼无穷，澄台瞰四封。自从归禹贡，何水不朝宗”；金文焯的“层台轩爽俯神州，岛屿凝茫一望收”；以及王善宗的“巍峨台榭筑边城，碧海波流水有声。济济登临供啸傲，沧浪喜见一澄清”等。字里行间传递出庄严神圣的家国意识。以上诗作多被方志收録刊刻，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官方层面的艺术审视与理台意识。

　　作为地方行政制度的象征，台湾衙署兼具文化传播的功能。干隆二十八年（1763），台湾府知府蒋允焄于衙署后方增设“鸿指园”，游览休憩与集饮聚会相得益彰。干隆四十年（1775），知府蒋元枢重新打造官署后方园林，认为“台郡为海外重任，团斋为司土者所居；纲纪政地，自宜整饬，以壮观瞻”，于是兴筑出“景贤舫”“迎晖阁” “书斋”“夜告台”等景观。这些空间，可供游赏，可供宴集、吟咏、也可供朝拜神只、夜观星象。这些由官员发起的文化展演，展现了传统士大夫式的生活模式，进一步传递出儒家秩序化的深刻内涵，藉助这些士大夫所起的示范作用，希冀能够潜移默化地教化百姓，从而塑造淳厚有序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使台湾成为日迁善而不自知的文教之地。

　　二、生活美学

　　如前所述，清代台湾官署多沿用明郑旧有建筑，较为简陋。季麒光《寓望园记》中提到，台湾乃“东宁荒海之岛，不入职方，有山则元翳于蔓草，有木则卤浸于洪涛，求天作地成之景，皆无所得。是盖造物者之有所缺焉，以俟乎名贤之补救乎”？是故，历任官员往往加以修整，重新布局，改造成集政务、社交、休闲于一体，且适合自身品味的空间。改造的典型特征是在衙署后开辟一方具有江南风格的园林景观，规模虽小，但亭台楼阁，假山池沼，一应俱全，衙署从公务的功能中延伸出休闲之功用，公务之余与同僚俯仰其中，宴饮吟咏，别有一番闲情雅趣。

　　文人园林在魏晋南北朝时开始迅速发展，隋唐时渐趋成熟，中唐以后“壶中天地”已成为文人最普遍的艺术追求。所谓“壶中天地”，便是在有限的空间内设计规划，体现个体人格修养，境界越高，其文心诗境便越浓厚，园林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园林主人文化艺术修养及人格道德精神的呈现。园林兴建，可追溯到唐代文人的文化传统。构成一座园林的基本要素，包含山、水、花木、建筑、布局等五大项目，而唐人基于政治、经济、思想等内缘外因，成就兴盛的造园风气，而其圆熟的造园观与理念，使其园林成为中国园林的典型，持续流衍至后代，历宋明清等朝而不衰。晚明以降，美学风气盛行，文人醉心经营园林之美，清代宦台者致力于空间改造，进而熟悉空间，复置身于空间恣意游赏，不可谓不受此风气濡染。身处蛮荒之地，在“就方区员幅以写胸中之丘壑”的理念指引下，首任台厦道周昌“于署后筑小室，中置图史尊彝，琅轩满壁，珍赏盈几。庭前只植花竹，盆鱼拳石依约。西园南墅傍构一亭，颜曰‘寓望’，取左史畺有寓望之言，则燕间寂处，已不忘周防捍固之意也。复结草作亭，颜曰‘环翠’，以蕉阴竹韵依绕左右。”兴建草亭、方台，命名为“寓望园”，营造一种闲适的氛围。与北园相比，衙署后面的园林自是简陋之至，但能在公暇之余悠游其中，俯仰上下，自有一番情趣。道署后辟有“寓望亭”“环翠亭”和“干坤一草亭”等数亭，草亭旁边环植芭蕉、修竹，“当风天奏响，月落呈姿，云容天籁与霓裳羽衣相赓和，真不啻渭川千亩、緑天万树矣”。草亭右前方有一方台，“衔遥天，吞大海，浩浩荡荡，杳不知其涯际。天空海阔，而安平胜状如在几席。若夫朝潮小组长紫，晚照留红，飞鸟翔烟，孤帆映浪；雾之晨，星之夕，波涛澎涌，争奇逞媚于楼之前者，皆公麈尾之谈资也”。登台眺望，海潮、夕阳、飞鸟、孤帆、晨雾，安平景致，尽入囊中，寄怀寓兴，无比惬意。不论意象描摹，亦或情感融入，颇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之妙趣。庭园空间不大，论意境、论韵味，却并不逊色广袤的江南园林。

　　季麒光的《北园记》与《秋夜游北园记》，大致作于康熙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1684—1686）之间。北园“去郡治五六里，而遥从海而视之，则直北矣”，乃郑经退守台湾后于永历三十四年（1680）所建造，“经自归后，不理国政，建园亭与洲仔尾，与诸将落之，欢饮较射，夜以继日。又筑北园别墅，以奉董夫人。”此后，北园成为清朝游宦文人宴饮聚会之所。

　　北园不以雕琢奇山异石、奇花异草为主，而围遶一亩方塘增设各类景观，东边遍植桃花，春风香艳，依稀紫陌红尘，可结草作庐，与西边小屋隔水相通。南隅草亭，竹树环绕，郁郁葱葱，俨然一幅江南风景图。岸西设雅致小屋，“同心四五人，杂坐箕踞，嗓茗深谈，觉清风习习，草色依依，应作五陵桃源想”，如入桃花源，逍遥自在。北有长堤小桥，水声潺潺，“水在有无间活活作声，皆从塘中溢流。雨后听之，更疑远从天外落矣”。通过奇妙的音响描写赋予水鲜活的生命，如在眼前。过桥有层台，高二丈，可登高远眺，不管是全园景色，抑或大海浪涛，皆“近在眉睫，可掬可取”。颇有“秋水共长天一色”之胜景。恰如汤显祖所云：“精华甚充，颜色甚悦。渺焉者如岭云之媚天霄，绚焉者如江霞之荡林樾。”虽是评点王思任之游记，然亦可移植于此。难怪作者发出诸多感慨：

　　坐此可以忘暑。谡谡之声，与啼鸟相赓续，何尝减江南韵语耶……花明月丽，悬灯两檐，命童子荡轻桡，鼓浆击楫，唱采莲诸曲。此时身在舟中，则如响钧天泛，潇湘红雨。若从桥台望之，又是白烟素火，放百道流星，风缠煜煜也。

　　季麒光以细腻生动的优美文笔，通过视觉的空间转换，呈现出北园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园中花香鸟语，岸边竹林蓊郁、桃花绽放，置身于精美醉人的园林中，与友人谈天论文、下棋品茗，畅享人生，实乃惬意之至。

　　《秋夜游北园记》细绘宦台官员之宴饮情景：“兹则五六同心……相与乘舟弄月，荡浆迎风。命诸子弟衣裳宫衣，唱采莲竞渡之曲。虽方塘数亩，而往来旋折，如泛锦帆之棹，不啻身在桃源渡口。漏二鼓，登台高望，见大海苍茫，连天云影，万里杳冥。重山东峙，皆环烟绕雾，献状露态，与月色相映。……于斯时也，即不能如丁野鹤升云絶汉，而霞外高踨，林间逸韵，使数万年以来蛮烟瘴雨之乡，有兹游为独开生面，当亦嫦娥之所许也。”公务之余与同僚在园林中宴饮讴歌、弹瑟鼓筝，或乘舟泛游，或登高望海，听流水潺潺，看茫茫烟波，羁旅异乡之苦便在这样的“悠游”中被抛诸脑后，仿佛再次回到了故土中原。也让之后的宦台官员有所依循，在衙署后方营造出中原的建筑风格。

　　继之的高拱干在“寓望园”的基础上兴筑“澄台”与“斐亭”，此过程见诸《续修台湾县志》：“巡道署：在西定坊，西向。中曰敬事堂（‘旧志’），其后堂曰鹤驯堂，右有厅曰‘若济’（俱干隆五十三年，观察杨廷理题，有跋)。署后有园，旧曰寓望园(康熙二十五年观察周昌辟）；有亭，曰斐亭(康熙二十二年，观察高拱干建。丛篁环植，翠色猗猗，故取卫诗有斐之义。每夏秋间，清风掠树，竹韵璆然，与海涛声相和答。亭虽屡圮，后亦屡修，且常易其故处焉。嘉庆四年，观察遇昌修建)。亭之右，曰澄台(亦观察高公建。台可观海，升高旷览，沧溟岛屿，悉入望中。故旧志所称八景，有‘斐亭听涛’‘澄台观海’之语。嘉庆四年，观察遇昌题匾)。”

　　干隆时翟灏在衙署后修筑“聚芳园”，与澄台、斐亭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聚芳园记》一文，自云：

　　当春日融和，黄蜂满院，欹枕听画眉声，雌雄相应。时而隔帘香透，花影参差，盖酴醉将卸也。台地和暖，花无冬夏，树不凋，砌草不黄，故能终岁菁葱，生意满眼。兰蕙、素馨之类，随地布置，栏槛芬芳，溢于亭榭。

　　风和日丽时，黄峰满庭院，画眉鸣唱，花影参差，香气袭人，藉助对黄蜂、画眉、花影、兰蕙等一系列美好事物的讴歌，铺陈出士大夫在远离故土的异乡中悠然自乐的生活。文中采用传统游记写作手法，融情入景，借友人之口传达出不慕权贵之奢，惟愿悠游于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中：

　　夫人惟不滞于境之内者，斯可超于象之外。当见夫权门贵客，日坐锦堂，玩好满前，氍毯铺地，以视君之茅舍柴扉，纸窗竹屋，不啻霄壤也；犹自营营于纷华靡丽之场，而戚戚于兰麝帷帐之内，寤寐不释，饮食不宁。究不知何时而乐也！

　　对作者而言，衙署后的园林虽小，但若能无欲无求，静心欣赏，自然能超然于象外，获得无穷的生命乐趣。台湾学者吴毓琪指出：“于景中融入意志，拉近了对象物与自我的距离，使彼此的存在几乎有‘互有主体性’的关系，显见干隆时期的翟灏更具有认知‘他’‘我’的能力。也就是说作者在文学创作中感受‘生存情境’与‘生活经验’，透过‘生命意识’的升扬，心灵自由的扩大，达到一种‘生命智慧’的体验过程。”这应该是仿中原式园林赋予宦台之人最大的精神抚慰吧。道光十三年（1833），刘鸿翱《台湾道署斐亭记》曰：

　　道署小平泉西两槛外，丛竹千竿蔽日，浓阴交错；院中有亭翼然，名曰“斐”，盖取“淇澳”之“緑竹有斐”以名。由亭之东折而北，为“寄云曲舫”；早起，云常满室中。澄台在其东南，可望海。台之外为圃，可习射。泉溢为池，池中堆石为岛；双鸥戏水面，时飞时止。芭蕉大如树；畜麋鹿，每日午卧蕉阴下。海外奇木异卉，如佛桑，洋桃、文元、桂子、番石榴、黄梨之属，经冬花蕊不断。

　　斐亭的空间布局极为精巧，室内烟云迷漫，室外浓阴交错，泉溢为池，堆石为岛，各臻其妙。园圃中奇木异卉，经冬不谢。澄台凭眺，大海咫尺，午卧树下，或观双鸥戏水，或闻满室花香，惬意之极。有学者指出，“经过修饰整理过的村庄园圃，提供文人闲游观赏自然生态的场景，植梨花，以待香雪满庭，植柏树，除避暑取凉外，夕阳佳月的微光，由摇曳的树叶间隙透漏投影到居室衣物，均为文人生活中极动人难得的审美景致”，颇为的论。如宋永清，山东莱阳人，任台湾凤山县令前后八年，也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小亭台，取名“息机亭”，并作《息机亭小记》一文：

　　地可盈亩，而亭不数椽；护以烟萝、环以竹木，青葱阴翳森森万木中，几不知有尘忙踯躅也者。或而凭栏俯仰，直瞰巨流，大小冈山如奔目睫；澄怀涤虑，冷然如凭虚御风焉。对此栩栩初回，机心顿息；公余一枕，其殆访我于羲皇之上乎！

　　“息机亭”取顿息机心、澄怀涤虑之意。亭台楼阁质檏简约，四周竹树环绕，郁郁葱葱，凭栏远眺，巨浪奔腾、高山在目，人在其中如乘奔御风般赏心悦目，美好的山光水色，可让人暂时抛弃杂务，忘却远离中原的不适，澄清思虑屏除杂念，体悟心无旁骛的悠然自在。作者以平凡之笔，化腐朽为神奇，在铿锵有力的节奏中，营造出苏轼《赤壁赋》般的大气磅礴。

　　道光二十七年（1847），徐宗干在澄台下方另辟一室，其《退思録》云：“每日澄台下小室午后焚香趺坐，闭目静养片时，最为得力。有句云：緑纱窗裹香烟袅，仙鹤一声午梦醒。生平嗜新茶，有句云：呼童扫叶烹秋露，对饮清茶是菊花；又，午梦初醒檐溜滴，知曾有雨润花来；又，咏台地气候云：寒露重分身马路，秋风清拂纸鸢天；又，日添一线纸鸢风，腊月榴花照眼红。”斯室清幽，闲暇之余，悠游其中，或焚香打坐，或沉思吟咏，怡然自得。后又于荷花池畔修筑“君子轩”，其《君子轩偶记》曰：“檐前结布幔承雨贮缶中，闻挈壶声；呼童煎茶，闻瓶笙声。此静中籁，惟能静而后其动也中。斐亭前植篱落、种瓜豆，蓄水莳稻，并种地瓜(即番薯)，可以验晴雨之时。”听雨、承雨、煎茶、品茗、筑篱、种植，宁静的生活，带给作者一份心灵上的宁静与安稳。甚者，徐宗干竟在庭院中养起鹅来，其《壬癸后记》云：

　　斐亭有鹿无鹤，以鹅代之，戏题其栏曰“鹤鹤”。一日，大风雨，毙之，余一雌；友人馈一雄配之。时卵已累累，或云未配以前，卵而不能育也。既配，生二卵，尚未和合，而气已相感矣。雌伏墙下四十余日，不思饮啄。而鷇出，淡黄可爱。其母已狼狈不堪，雄者同保护之，狸犬皆不敢近。弥月而一鷇死，仍以翼覆之，三月不去。携而弃之，戛然长号，闻之恻然。此可以见为人子者当思父母恩勤之冈极矣。

　　上述描写极富生活情趣，徐氏从养鹅中收获诸多乐趣，更从母鹅的护仔行为，感受到人间至爱。徐氏备感珍惜这份安宁自适的“使署闲情”，于是延请画家蒲玉田为其描绘在台为官的生活图景，“属画台地花果六幅，又为乘风破浪图一、登岸图一、斐亭课子图一。尝拟画册十二帧，曰重译宣纶（归化生番)、静参定谳(登台打座)、斐亭草疏、榕坛选文（海东书院）、鹤堂校书（署有驯鹤堂）、鹿场习射、北郊试马、西港造舟、禳风酾酒（祭海）、喜雨品茶、瓜圃学农（有句云：曰晴而晴、曰雨而雨，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竹轩听读（斐亭前荷池，其旁有廊，新题君子轩）。”以上图景，生动展现了徐宗干在斐亭、澄台，以及澄台下方“君子轩”的全部生活，公务与休闲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诠释了传统士人的生活美学。

　　三、故土之思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抒发羁旅乡愁的作品俯拾即是。离开故乡，任职于台湾这块新辟的海岛之地，漂泊之感在所难免，于是，在衙署内兴筑类似中原风格的园林亭台，集办公、休憩、抒情于一体，成为宦台官员的情感寄寓之处，这是“为了一种归属（belonging）的感觉，全然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在场所中，有根使我们在面对世界时有了一个起点，并让个人在事物的秩序中掌握住自己的位置。”著名的“澄台”“斐亭”即承载了宦台官员的主体情思。且看清朝第三任台厦道高拱干，其《澄台记》一文可见修筑动机：

　　古者，台榭之作，夸游观而崇侈丽；君子讥之。若夫制朴费约，用以舒啸消忧、书云揽物，斯高人之所不废，亦廉吏之所得为也。台湾之名，岂以山横海峤，望之若台；而官民市廛之居，又在沙曲水汇之处耶？然厥土斥卤，草莱初辟，监司厅事之堂，去山远甚。匪特风雨晦明，起居安息之所，耳目常虑壅蔽、心志每多郁陶，四顾隐然，无以宣泄其怀抱；并所谓四省藩屏、诸岛往来之要会，海色峰光，亦无由见。于是捐俸鸠工，略庀小亭于署后，以为对客之地；环绕以竹，遂以“斐亭”名之。更筑台于亭之左隅，觉沧渤岛屿之胜，尽在登临襟带之间；复名之曰“澄”。

　　开篇说明兴筑之动机与目的，从中可知“澄台”因登台后可以远眺大海，舒啸消忧而得名。“斐亭”由之前的“环翠亭”改建而成，四周竹子环绕，以竹寓君子之德。文中言兴筑缘由有二，一则台郡衙署地处偏僻，杂沓无章，常有消息闭塞、心志抑郁之感，于是在衙署一隅辟建室与亭，营造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亭台楼阁，目视佳景，耳听涛声，既可“书啸消忧、书云揽物”，达到“浩渺心俱阔，澄清志若何”；又可登临远眺，回望故土，聊却羁留海岛的故土之思。二则澄台、斐亭可作为文士宴饮、交游、吟咏之所，满足文人雅趣，并借此建构起个体与地方间的归属感，“当风和日丽，与客登台以望，不为俗累、不为物蔽，散怀澄虑，尽释其絶域栖迟之欢，而思出尘氛浩淼之外，则斯台比诸‘凌虚’‘超然’，谁曰不宜？”以澄台比拟凌虚、超然二台，达到一种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精神旨归。“这样的赏景位置不仅仅因‘美感距离’，形成了‘距离美感’，而且这个‘距离美感’还使得蛮荒的台湾景色不再具有危险性。这种‘俯视’‘全览’的观景位置不仅消解了大陆文人对荒蛮台湾所产生的恐惧感，也使得创作者观赏台湾山水时产生较为朗阔的心情”。

　　高拱干编纂《台湾府志·古迹》时将“安平晚渡、沙鲲渔火、鹿耳春潮、鸡笼积雪、东溟晓日、西屿落霞、澄台观海、斐亭听涛”作为“台湾八景“。澄台、斐亭即位于台湾衙署内。前文所论周昌建造的寓望园内的草亭、方台，便是“澄台”“斐亭”的原始雏形。之后，高拱干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建，澄台、斐亭也因此成为文士们读书交游、宴客聚会之处，而“澄台观海”与“斐亭听涛”也成为寓台文人锺爱的吟咏题材，有学者指出，八景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观，实是一种建构出的文化认同：“认同（identification）意指去经验一个有意义的完整环境，然而在这整体之中有些事物的特殊重要性必然会显现出来”，自高拱干修筑澄台、斐亭，并划定台湾府八景来说，此后开启县级、厅级，乃至于园林的八景取景与命名风气，相关八景诗作品纷然而至，达五百三十二首之多。游记文本中亦多有体现，如干隆时期朱仕玠的《海东纪胜》：“澄台在道宪署内。台高丈有奇，上广一筵。四望空阔，海涛汩没，若在几席。癸末岁，长白觉罗四公召入署，阅岁试卷，获登澄台，游斐亭。”道光时期邓传安的《澄台观海记》“余作郡台阳，尝赴观察约，偶一登览，未数数至也”；刘鸿翱的《台湾道署斐亭记》“院中有亭翼然，名曰‘斐’……由亭之东折而北，为‘寄云曲舫’；早起，云常满室中。澄台在其东南，可望海。台之外为圃，可习射。泉溢为池，池中堆石为岛，双鸥戏水面，时飞时止”。以及光绪时期唐赞衮的《斐亭澄台》：“唐薇卿方伯在道任时，于斐亭判牍、观书、见宾、课子，三载有余。公暇，招客赋诗。”等等，在游赏聚会中，尽释内心之情感。可以说，清代台湾八景的产生与鉴赏，来源于宦游文人集体认同感的凝聚，“他们择定、兴建景观，并透过一连串的八景诗加以吟咏，且诗作又多收録于方志之中，重复钞録、吟咏，其传达出的意识形态，让八景成为一个既定的‘专门词彚’，而这样反复经由个体与社群之间互动经验的累积，物质空间被编排成有意义的秩序，空间秩序的长时间聚合，于是成为了该地方的实质内涵”。在这样的空间内涵中，宦游文人才得以充分感受到适得其所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干隆初年，斐亭倒塌。台厦道庄年根据遗址重修斐亭，修缮一事见其《重葺斐亭记》：“披荆芟棘，于台北十数武得隙地方二丈，石级砖瓦尚余草际；又傍多美箭，苍翠袭人。遍访于故吏，佥谓亭在是．因出俸余，筑草亭于其上。”后六十七、范咸两位巡台御史以图版方式将澄台、斐亭加以刊刻，详见《重修台湾府志》卷首。干隆三十一年（1765），斐亭、澄台得到再次改观，据谢金銮《续修台湾县志》记载，时台湾知府蒋允熹将斐亭进行移位，重建澄台，“于署后构褆室，又创延熏阁、挹爽廊、檥月楼、鱼乐槛、接叶亭、花南小筑、花韵栏，复辟丛桂径、得树庭、小仇池、瑞芝岩、叠云峰、醉翁石、仍增饰澄台旧迹，更移构斐亭于其东偏”。又新僻了十三处景观，“蒋观察亦于署后构褆室，又创延熏阁、挹爽廊、檥月楼、鱼乐槛、接叶亭、花南小筑、花韵栏，复辟丛桂径、得树庭、小仇池、瑞芝岩、叠云峰、醉翁石、仍增饰澄台旧迹，更移构斐亭于其东偏”，曰“禔室十三胜”，名称多雅致有趣，彰显文人的文学涵养与生活情趣，加上原有的二景，合为“褆园十五景”，“计新辟者凡十有三胜，各有记。澄台、斐亭或新垩之，或移置之，名从其旧，不复记，然合之为胜十有五，凡此皆有室也”。这些景观，从布局到命名，从外在的建筑格局到内在的经营理念，均与江南园林异曲同工。置身其中，仿佛回到故土中原，从而产生深厚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漂泊之苦得以暂时消除与忘却。

　　此外，台湾海峡以风涛喷薄、瞬息万变着称，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清代，横渡台湾海峡可谓凶险异常，尤其“风涛喷薄，悍怒激斗，瞬息万状”的黑水沟更是让人谈之色变。对于宦游文人来说，未知的海洋是变幻莫测、难以捉摸的。而当他们成功登上台湾，回望彼岸时，诡异凶险的的海洋却又成为了乡愁的诱发因子，高拱干《澄台记》云：“海上栖迟及早秋，登台骋望思悠悠”；“澄清惟此景，耸立素怀开”，登台远眺，观景伤情，挥之不去的是对故土的眷恋与渴望，而澄台、斐亭的出现，同时又为这份无法言喻的离愁别绪提供了倾吐凭藉。远眺彼岸，故土之思即刻涌上心头，如同“凌虚”、“超然”二台一样，可以“尽释其絶域栖迟之叹”，排遣苦闷与失意之心，觉罗四明有诗曰：“骇浪吼声度竹，高台雨气生寒。莫道天涯寂寞，凭栏是处奇观。”登临澄台，目之所极尽是变幻万千的“奇观”，天涯寂寞得以尽情释放。台湾道兼提督、台澎学政刘鸿翱，作《台湾道署澄台记》云：

　　余家东海之表，莱郡有勺蠡亭，缘事至郡，必登亭俯瞰沧溟。丙戌，余由中书选太湖丞，登西洞庭来鹤台，全湖奔赴峰下。庚寅，余升守彭城，登云龙戏马台，顾视黄河洪流；而观于海者难为水，未尝不思勺蠡，冀得再览其胜。癸巳，余由南韶连道调台湾道，过八百里重洋；振衣玉山顶，澎、厦岛屿杂杳森列，琉球、日本等诸夷国迷茫可辨。此乃混沌初辟时天造之台，云气冥与化合……顾台湾孤峙海心，平原沃野，南北延袤一千九百里、东西二百里，非陟彼高冈，居其地者反不见海；惟道署之澄台，见西南海之一角。台下屋三楹曰“斐亭”，郡注所谓“斐亭听涛”也……余乡勺蠡之奇特，殆未能逾乎此也！

　　不难发现，对宦游者而言，家乡永远是最美的守望，不管任职何地，游览何处胜景，总在不自觉中以故乡作为参照系，借由澄台远眺，抒发渡海的无奈与惆怅，以及浓浓的游子情。干隆十年（1745）出任巡台御史的范咸，其《再叠台江杂咏原韵十二首》之二曰：“云日有情随我往，鲲鲕未辨悔空游。剧怜春瘴迷人目，清梦何从觅九州。”处处透显出羁旅异乡的寥落与孤寂。又如张琮《澄台观海》：“微躯薄宦重洋隔，欲叩君恩仗呼吸。”铺陈出任职他方的无奈和浓郁的愁绪。“借问中原路，奔腾落日边。”海的对岸便是回乡之路，他乡纵然有阆苑蓬瀛，万般风情，仍敌不过一海之隔的故土，便是“性耽游，不避险阻”的郁永河也忍不住发出慨叹：

　　余向慕海外游，谓弱水可掬，三山可即，今既目极苍茫，足穷幽险，而所谓神仙者，不过裸体文身之类而已！纵有阆苑蓬瀛，不若吾乡潋滟空蒙处，箫鼓画船，雨奇晴好，足系吾思也。

　　曾经对想象中的“神仙”海岛充满无限好奇，历经千难万阻终得一游，如今竟已转成“不若吾乡潋滟空蒙处，箫鼓画船，雨奇晴好，足系吾思也”的怀乡书写，深沉的乡愁，流注笔端。

　　四、本土园林

　　除却宦台文人在衙署内兴建的园林外，这里还需提及两座规模宏大的私人园林，潜园与北郭园，为道咸年间台湾竹堑本土文人士绅所兴建。

　　潜园位于西门，号称“内公馆”，为林占梅所建；北郭园位于北门，又称“外公馆”，为郑用锡所建。这两座私家园林传承了江南园林的精髓，以潜园为例，园内随处可见江南园林的特点，吴子光《芸阁山人集·与林处士嘱改园中额字书》云：“奇花异草，人多不知名，台榭疏密相间如画图，中有留香阁、涵镜阁、得月亭诸胜。就园中低洼处凿为池，激水环之，周半里许，两堤植芙蓉、杨柳数十株，花四时相续不断，芬芳袭人，众香国所未闻也。制一小舟，施帆樯，日引宾客游其中……人称为极乐世界。”亭台楼阁、轩榭回廊、堂斋室馆、奇花异草，飞禽游鱼，江南园林中常见之物，在此均可找到身影。从整体布局来年，不论是内在的建筑概念，或是外在的建筑模式，均与传统江南园林异曲同工。有学者指出，这种仿江南园林的设计，与林占梅年少时遍游苏州、扬州等园林胜景不无关系：“这一段旅游在外的日子，对于离家的占梅而言，大陆的山光水色，显然使其流连忘返，不忍离去，而游历所睹的水榭花台，亭池楼阁，更成为往后“潜园”兴建时的原形。”大致不错。

　　北郭园兴建时郑用锡已辞官返乡多年，其《北郭园记》曰：“堑城背山面海，自东而南而北，层峦叠嶂，高出云霄。”因所在位置层峦叠嶂，故“爰额曰‘北郭园’，盖因其地以名之。而诸山拱峙，翠若列屏，又与李太白‘青山横北郭’句相吻合也。”与李白“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异曲同工，并以“北郭”作为园林名称，意在效仿古人买山筑园，归隐自然。园内布局“前后凡三、四层，堂庑十数间，凿池通水，积石为山，楼亭花木，灿然皆备。”中有“陌田观稼”“欧亭鸣竹”“小楼听雨”诸景，虽不如潜园复杂，但极具江南园林意境，园林主人的地位、品味与修养，可见一斑。北郭园成为当时竹堑地区官宦文士社交的重要场所，“晚年筑北郭园自娱，颇有山水之乐。好吟咏，士大夫之过竹堑者，倾尊酬唱，风靡一时，至今文学犹为北地之冠”，郑用锡曾为园中的特色景观逐一命名，《新竹县志初稿·古迹》载：“北郭园，在县治北城外水田街郑氏别业。咸丰元年，郑用锡建。中有小楼听雨、鸥亭鸣竹、陌田观稼、浣花居、环翠山房、带草堂诸景。创业费近十余万金。”这些命名多雅致有趣，显示出作者的文学涵养与生活情趣。

　　郑用锡另有《续广北郭园记》一文，对园内各景及扩增之处作了清晰的描述：“分为内外两园，环栽莿竹，莳以名花，梅柳珍果无物不植。而其外则增建有时钟楼，为斯园出入之启闭。内有井，井泉味清而洌；不时可资灌园，兼足分沾里党。东廊后更设一厅事，上为八角与听春楼，巍然对峙。”园内不仅有假山叠石、水池井泉、花木珍果，更有厅、廊、亭、桥，应有尽有，无论在设置或是命名上均与内地园林大同小异。应该说，这是受到晚明以来的“游观风气”的儒染，从外部建构到内部的陈设上，都藴含着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识。郑用锡号称“开台进士”，年青时因考取进士而到京任职，时间虽短，但耳濡目染，受到当时的园林美学风气的影响实是在所难免。“这代表了‘景观诠释权’的移转，不再仅仅为官吏所掌握，亦不再为了地方志的编写而制订，而纯粹植根于日常生活经验，拉近了观景人与景观之间的审美距离”。

　　“空间絶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存在或是人们活动的背景，它一方面满足人类遮蔽、安全舒适的需求，一方面更展现了人们在某时某地的社会文化价值与心理认同。”修建北郭园时郑用锡已届六十高龄，兴建潜园时林占梅也已三十余岁，二者的人生阅历与内在学养已颇为丰富，自然会产生诸多不同以往的思想观点。兴建园林一则为安顿身心，颐养心性。二则是特殊的社会现实所致。道咸年间清朝国力渐衰，西方列强不断侵扰，台湾社会动乱不安，民乱、械斗频仍发生。内忧外患的社会现象，使得台湾本土有识之士备感焦虑，他们既希望能经世济民，却又宥于现实无能为力。无奈之举，只好学古人之处世方法，构筑花园小室潜心归隐。林占梅《潜园适兴六十韵》云：“不作封侯想，潜踪已十年。”自言“潜园”之“潜”，乃因其个性与尔虞我诈的官场格格不入，遂自筑园林“潜居”其中。对于两大园林兴建的意义，有学者指出三点：“一、筑园时间均在道咸之际，分别建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与咸丰元年（1851），为台湾本地士绅阶层兴起之初，具有时代意义。二、园内时常举办诗文活动，具有领导当地文风的指标意义。三、园主身份均深具学养且为社会之动见观瞻人物。”的确，潜园、北郭园不仅仅是园林景观，更呈现台湾本土文人的社会认同与个体生命情境。

　　由上述所论，不难发现，首先，作为台湾本土乡绅兴起的代表，林占梅、郑用锡兴建的潜园与北园，耗资巨大，其园林之规模、设计之精致，与江南园林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絶非宦游文人于道署后所建园林能够匹敌的。游宦文人多借景聊以闲赏与慰借故土之思，而本土文人却赋予宅园自然纯朴、躬耕自读的精神，正如郑用锡所言：“余自假养归田，屈指至今已十余载。自顾樗栎散放材，无复出山之志，窃效古人买山归隐，以乐残年。”其次，衙署之园林与家族宅园亦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藴。作为地方行政制度的象征，衙署是宦台官员交流治台策略、寄怀寓兴的平台，衙署后方所开辟的园林景观及其相关书写，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宦台官员入台后，面对陌生疆域，通过修筑或增设、改造景观，从而构筑出家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将中原文化价值的深刻内涵予以传播、深化。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官署内的园林空间则融入了个体独特的生活美学，清幽雅致，置身其中，或煮茶，或品茗，或听雨，舒啸解忧，怡然自得，展现了传统士人的生活美学。情感性的内涵则反映出浓郁的乡愁，凭栏远眺，脑海中浮现的是魂牵梦萦的故土之景，笔端流注的则是深切的生命情思。而两大私人宅园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纯粹文人间的聚会吟咏、闲情游赏之所。但实际上，园主虽有归隐沉潜之心，却依旧无法割舍经世济民的思想，恰如林占梅《初晴舟中口号》所写：“谋利心恒淡，图名志未休；何时沧海上，鼓棹向皇州！”通过园林宴饮唱和之举，拓宽社交圈，传达出对外在社会政治的关注。这两种矛盾的情感始终交织混杂在一起，成为园林最生动、深刻且复杂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