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越洋后登临台湾，文人最先感受到的是海岛的特殊物候。“风土、气候、物产、居民的不同，最能使旅台者敏鋭地感受到异地与故乡的差异，而给耳目以视听上的刺激。”娄广《台湾偶作》云：“岛彝越海附中原，节物惊心异故园。”强调的是初登台湾海岛时对迥异于中土物候的特殊感受。蒋毓瑛《台湾府志·气候》曰：“台湾僻在东南隅，地势最下，其去中州最远。故气候与内地每不相同，大约热多于寒，恒十之七，故有‘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之说。秋无霜，冬无雪，兽炭、貂裘无所用也。故土番、穷户无衣褐，亦可卒岁。花卉则不时常开，木叶则历年未落；瓜蒲、蔬茹之类，虽穷冬花秀。此寒暑之气候不同也。春频旱，秋频潦。东南云蒸则滂沱，西北密云鲜润泽。所以云行雨施，必在南风盛发之时，而田谷之登，岁不能再熟。此雨旸之气候不同也。四时之风，雨飓居多。七、八月间，因风击浪，楫为摧，樯为倾，其淘沙之声远闻数百里外。晓东暮西，风之所自，与中土又大异矣。”从中可以看出台湾的特殊物候现象，地处副热带与热带气候交接处的台湾，炎热潮湿、蛮荒多瘴，且一年中台风肆虐、地震频仍，正所谓“四时皆夏，一雨成秋”，传统文学作品中典型的“伤春”、“悲秋”主题在这里失去了现实的舞台。南方特有的草木虫鱼、异于内陆的潮湿多风的海岛型气候，都是初临台湾者最初和最深刻的印象，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是赴台文人的内心写照。

　　第一节　榛莽未辟中的瘴疠记録与象征

　　清代台湾“瘴疠”横行，早期文献常以“瘴疠之地”形容台湾。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一旦沾染瘴疠，轻则病，重则亡。当时的台湾号称被死亡恐怖氛围环绕的滨海瘴疠之地，而这也成为游记中的一个特殊与首要的书写对象。

　　那么成为台湾典型代表的“瘴疠”究竟是什么？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瘴疠”“瘴烟”“毒瘴”“瘴雨”等字眼俯拾即是，多指深山老林间由湿热郁积而成的毒气。历史上的中原南方一带也是个奇幻与危险幷存的区域，《楚辞》的华丽辞藻赋予长江流域绚灿的色彩，却又因其气候的特殊性，使得山林充满无限危险，莫名染病，残喘，死亡，突如其来的变化把人们推入无尽的恐慌中，在科学知识不发达无法解释的情况下往往将其归委于大自然的神秘力量。“瘴疠”一词也因此深入人的灵魂深处，文人们往往借其抒写内心的愁苦不安及对生死未卜的惊惶，如杜甫的《梦李白》：“死别已吞声，生别长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沈佺期的《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以及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台湾因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瘴疠说法自然也随着游宦文人渡海入台。明郑时期，卢若腾便有《岛噫诗》云：“惊闻海东水土恶，征人疾疫十而九。”这里的“疾疫”，即指瘴疠。透过清代入台文人的游记作品，不难发现关于“瘴疠”的各种书写，最常见的是作为恶劣自然环境的代名词。

　　康熙三十六年（1697）赴台的郁永河，于《裨海纪游》中描述了在淡北采琉时所见：“余问番人硫土所产，指茅庐后山麓间。明日拉顾君偕往，坐莽葛中，命二番儿操楫。缘溪入，溪尽为内北社，呼社人为导。转东行半里，入茅棘中，劲茅高丈余，两手排之，侧体而入，炎日薄茅上，暑气蒸郁，觉闷甚。”一路所见均是杂草丛生，高大茂密，在烈日的照射下，林间酷热难耐。其后越过草丛，进入阴森的原始森林：

　　约行二三里，渡两小溪，皆而涉。复入深林中，林木蓊翳，大小不可辨名；老藤缠结其上，若虬龙环绕，风过叶落，有大如掌者。又有巨木裂土而出，两叶始蘖，已大十围，导人谓楠也。楠之始生，已具全体，岁久则坚，终不加大，盖与竹笋同理。树上禽声万态，耳所创闻，目不得视其状。凉风袭肌，几忘炎暑。

　　与绵密草丛截然相同，此处凉风侵肤，呈现出蛮荒未开的原始地貌。但这蛮荒之地，正是瘴疠肆虐之处，疾病不期而至：

　　人言此地水土害人，染疾多殆，台郡诸公言之审矣。余初未之信；居无何，奴子病矣，诸给役者十且病九矣！乃至庖人亦病，执爨无人。而王君水底余生，复染危痢，水浆不入；昼夜七八十行，渐至流溢枕席间。余一榻之侧，病者环绕，但闻呻吟与寒噤声，若唱和不辍，恨无越人术，安得遍药之？乃以一舶悉归之。而顾君又以他事赴省，独余不可去，与一病仆俱。

　　早在台南府城出发前，郁永河便已听闻台北地区的水土易使人沾染毒气致死。但他半信半疑，直至亲见周遭之人纷纷下痢病倒，始信其真。郁永河结合沿途荒蛮景致与亲身经历，对瘴疠之来源进行了一番分析与评论：

　　以余观之：山川不殊中土，鬼物未见有征，然而人辄病者，特以深山大泽尚在洪荒，草木晦蔽，人迹无几，瘴疠所积，入人肺肠，故人至即病，千人一症，理固然也。余体素弱，十年善病，恒以参术代饔飧，犹苦不支。自台郡至此，计触暑行二十日，兼驰凡四昼夜，涉大小溪九十有六；若深沟巨壑，峻坡陡崖，驰下如覆、仰上如削者，盖不可胜数。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劲者覆顶，弱者蔽肩，车驰其中，如在地底，草梢割面破项，蚊蚋苍蝇吮咂肌体，如饥鹰饿虎，扑逐不去。炎日又曝之，项背欲裂，已极人世劳瘁。既至，草庐中，四壁陶瓦，悉茅为之，四面风入如射，卧恒见天。青草上榻，旋拔旋生。雨至，室中如洪流，一雨过，屐而升榻者凡十日。蝉琴蚓笛，时沸榻下，阶前潮汐时至。出户，草没肩，古木樛结，不可名状；恶竹丛生其间，咫尺不能见物。蝮蛇瘿项者，夜阁阁鸣枕畔，有时鼾声如牛，力可吞鹿；小蛇逐人，疾如飞矢，户阈之外，暮不敢出。海风怒号，万籁响答，林谷震撼，屋榻欲倾。夜半猿啼，如鬼哭声，一灯荧荧，与鬼病垂危者联榻共处。以视子卿絶塞、信国沮洳为何如？柳子厚云：“播州非人所居。”令子厚知有此境，视播州天上矣。

　　郁永河并不相信疫疾来源于超自然的鬼神力量，认为台湾之山川景象无异于中原，并无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之所以一到台湾就生病，原因在于洪荒未开的山川沼泽之气郁积已久，侵入人体所致。在郁永河笔下，台湾北部的蛮荒情境触目惊心，如在目前，原始森林、杂草丛生、蚊虫叮咬，风吹雨淋，都是瘴疠藏身之所。藉助蚊蚋、苍蝇、古木、恶竹、蝮蛇、海风等一系列蛮荒意象，营造出一种震摄心灵的死亡气氛。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即使连呼吸这样基本的生存需要，也备感威胁，若无极强的精神意志是难以完成采琉这一艰巨任务。无怪乎郁永河感慨万千，即便是唐代的柳宗元见此情景，也必视播州为人间仙境，定不会再有“播州非人所居”之慨叹。当十月中旬完成采琉任务时，郁永河再次于文末大发感慨：“种种幻妄，皆鬼物也，人之居此，宁不病且殆乎？”藉以抒发其艰难旅程的内心情感，表达内心对“瘴疠”的认知与恐惧。

　　康熙二十五年（1685），北路参将阮蔡文在台湾北部巡时观察到：“北路地方千里，半线以上民少番多，大肚、牛马、吞霄、竹堑诸处山川奥郁、水土苦恶，南崁、淡水穷年阴雾罕晴霁，硫黄所产，毒气熏蒸，郑氏以投罪人；庚寅始设淡水防兵，更番生还，岁不能三之一。巡哨未有至者。”以具体可感的数据描绘瘴疠给当地的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威胁，瘴疠如同一种诅咒，无迹可寻却又如影随形，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郑氏以投罪人”，透露出一个极其残酷的历史现象，这种蛮烟瘴疠之地，成为犯人流放之地，看似罪不致死，却意欲令其缓慢迈向死亡的天然刑场。道光九年（1829），陈寿祺《福建通志》亦云：“淡水在磺山上，日出磺气上腾，东风一发，感触易病。雨则磺水入河，食之往往得病。七、八月芒花飞扬入水，染疾益众。气候与他处迥异。秋冬东风更盛。”呈现出瘴气如影随形，无孔不入的特征。

　　黄叔璥在《赤嵌笔谈》气候篇写道：“诸罗自半线以南，气候同于府治；半线以北，山愈深，土愈燥，水恶土瘠，烟瘴愈厉，易生疾病，居民鲜至。”越是贫瘠蛮荒，瘴疠越盛。鸡笼、淡水水土更恶，“人至即病，病辄死，凡隶役闻鸡笼、淡水之遣，皆欷歔悲叹，如使絶域。水师例春秋更戍，以得生还为幸”。干隆时的朱景英也指出：“余以公事至八里坌，栖止港南，见隔港山顶，毒雾弥漫，气息触不可耐。从前设巡检都司防此，以地气恶，近皆移去。”朱景英所见与郁永河、黄叔璥大致相同，淡水附近瘴气弥漫，气味极重，以致连巡检都司也不得不撤防。康熙三十五年（1695）秋，朱友龙意图不轨，“总戎王公命某弁率百人戍下淡水，才两月，无一人还者”，却被瘴疠杀人于无形。据统计，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的九任凤山县下淡水巡检中，除沈翔升一人系“告老解任”外，其余历任皆卒于官司，甚至阖署无一人生还者。这种情形到光绪时期依旧没有改变，光绪元年（1875），福建巡抚王凯泰入台后，身染瘴疠卒于任内。光绪二十年（1894），史久龙“身患寒疟，阖局亦无一不病，而求医竟不可得”。瘴疠面前无可逃遁，人类显得十分脆弱和渺小。

　　“瘴疠”在台湾方志中亦多有记载。高拱干《台湾府志·风土志》载：“凤山以南至下淡水等处，早夜东风盛发，及晡郁热，入夜寒凉，冷热失宜。以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疾病。”周钟瑄《诸罗县志·杂记志》云：“台南、北淡水皆属瘴乡……盖阴气过盛，山岚海雾郁蒸中之也深。或又睡起醉眠，感风而发，故治多不起。”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风俗》“气候”条云：

　　而自宋、元以至于今，闽中、东粤并称乐土。异时内地官兵换班渡台，妻子仓皇涕泣相别，如行万里。三十年来，履险如夷；即淡水一汛，于今五年，视向者初戍之日，亦大有间矣。何者？山川之气，郁蒸而为瘴疠，得人焉为之经理，则气有所泄而闭者渐开，天地之常也。屯戍众多，村落稠密，道通木拔，虫蛇恶物渐次驱除。阴邪即消，灾殄自息；而又洁其居食，济以医药，可无忧水土矣。

　　换班渡台如同生离死别，可见古人对于瘴疠的共同恐慌与普遍认知。从这些记録中可以得知，文人对于天地间存在“气”这一观念是深信不疑的，认为瘴疠是一种因流通不畅而产生的“毒气”，原始蛮荒的自然地理阻隔了气流的流通，郁积在山林中，造成阴邪、病疫。因此开发蛮荒，改良医疗，是最好的解救之道。

　　光绪十八年（1892）入台的蒋师辙是渡台文人中深受瘴疠折磨的一位。所作《台游日记》中随处可见瘴疠的影子。未至台前，蒋师辙已对瘴疠有所耳闻：“余以海外瘴疠，其俗又淫佚，携豫甥往，意涉狐疑”。乘船行至淡水一带，他从远处观望到瘴气：“向夕岚蒸，一白横抹，舟人曰，此瘴气也，惟醉可敌，不则中之必病。”山间雾气蒸腾，往往认为是瘴疠之气。至台后蒋氏又多次因水土不服而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二十七日……晚，分得生卷六十本，阅至漏二下，腹忽洞泻，体惫甚，旋寝，夜复三起。

　　二十八日，晨起，复泻，饮粥一盂，胑体疲倦。伏案校阅，诸卷无一合作，其纰缪多可喷饭。

　　湿热的海岛气候使蒋师辙的身体不堪负荷，后又多次病倒：“二日，晨起腹泻，体为不平，午餐顿减，夕疗。”“午浴身，湿气为患，胑体如就缚束，不快者已累日矣。”湿气是引发瘴疠的罪魁祸首。被瘴疠几度缠身的蒋师辙心有余悸，即使友朋相邀也是顾虑重重、患得患失，“晚，邵公子约观泰西马戏，谢之，以在郊外，惧夜深中瘴气也”；“晚过西学堂，访冬生，漏二下归，湿烟出地。絪缊尺许，殆即瘴气。余曾持晚出之戒，今忽犯之，意滋悔也”；“季垂前有书来，谓余当作归计，幸一过也，秋疫流行，惮于远迈，孤良朋雅意矣”，对瘴疠之恐慌可见一斑。

　　炎热潮湿的气候是瘴气的重要诱因，台湾每年五月为梅雨季节，雨量大，湿气重，久久不散，衣物全部发霉：“五日，霒。炎气郁蒸，如在釜中，甚不可耐……六日，启日，蓐署弥甚。督奴子暴冠履，皆霉不可着手。”此段描写与朱景英《记气习》如出一辙：“五月以后，大雨时行，甚有连绵匝月不歇者。砌苔础菌，緑意延缘，墙壁几榻，津润欲滴，插架连箱，靡不霉浥，殊闷闷也。”把酷暑下炎热难耐却又无处逃遁的心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种气候往往使得寓台者饱受折磨：“余见寓台者，小有感冒，投表剂则内府虚馁，而俗师骤施温补之药，变症又不可思议矣。大扺来此者，坚强变为柔弱，十常有八九矣。”台湾夏季的湿褥燥热也让吴子光感受极深，其《与二吕言卧席书》曰：“髭鬑鬑兮啮唇者，老夫也，一眠云卧雪之士尔，非热客如徐陵可比。惟今卧具为大甲席，寝其中者，若张敬儿梦，全体发热，视冰上令狐氏一流，奚啻霄壤之隔。”作者追本溯源，在短短六十一个字中，运用了“热客徐陵”、“张敬儿梦兆”、“令狐策冰梦”三个有关“热”、“冰”的典故，体现其对暑夏酷热的深刻体验。天气忽冷忽热，湿气郁积不散，病随即入侵，似乎在台的每一天都面临生存威胁，难怪蒋师辙会发出“渡海且数月，闻见无一快意者”的悲观言论。“远游瘴海，喜得生还。归装虽轻，有诗数十首，足以自豪也”，那种身赴瘴地犹能生还的喜悦，实非亲身经历者所不能理解。

　　这种瘴气横行且“常年气候皆燠，雨后辙微凉薄肌，所谓四时皆夏、一雨成秋也”的热带海岛型气候，似乎一直是旅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不仅蒋师辙，包括胡传、史久龙等许多赴台文人都为台湾湿热所苦，如胡传《复范荔泉》云：“行年五十有二，血气渐衰，学问、功业一事无成；而后嗣弱甚，一家八口，漂泊三处；如今年夏月一困于烟瘴，与从者三人同死于道路，纵大宪怜我，为归遗骸于家，而妻子无所依赖，必致失所矣。”除了现实上所带来的疾病与死亡，更呈现出一种心理与生理共通的疾病，一种对仕途、对生命的忧患与思索，“日短忧途长，出行须起早。……年华最易逝，忧患何时了”。在文学中，瘴疠不仅仅是山林深处毒气的郁积，更是一种来自心灵深处最幽微的感受。“瘴疠”成为“落后”“蛮荒”“死亡”的代名词，更成为一种象征，象征一种积郁不散的抑郁气氛，一种心情上的晦暗不明，或是一段见不到光明的生命旅程，如影随形，久久不散。

　　第二节　特殊气候之书写思维

　　地震与台风，是台湾普遍存在的两种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现象，二者在中原传统文学中鲜少出现，但因与台湾的生活关系密切，成为入台旅人书写的题材之一。

　　台湾地处欧亚大陆与菲律宾板块交汇处，地震频繁，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史籍上所记载的台湾地震大小达百余次以上，唐赞衮在《台阳见闻録》天文篇的地震条中言及：“台湾在大海中，波涛日夕鼓荡，地气不静，阴阳偶愆，则地震焉。盖积气之所宣泄也，或灾或否，台人习见，初不以异。”“台人习见”表明台湾地震发生比较频繁，百姓都已习惯了，但久居内地者往往非常不适应这种民间所谓的“地牛翻身（地震）”。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至台湾的孙元衡，对于台湾的特殊自然现象相当不习惯，曾作《暑中书所历》一诗云：“羁愁岛屿倍关山，浮世何由驻好颜？日月总如行水上，晦明不似在人间。地能簸荡沙能沸（岁屡地震），风最颠狂雨最悭。填委簿书当溽暑，投荒偏未许投闲！”形象可感道出地震、台风来临时的情形，以及带给作者的视觉与心灵震撼。

　　蒋师辙在台南阅卷时，也亲历了地震之摇：

　　二十六日，巳刻，地大震，始有声殷如轻雷，自北而南，屋宇镘土旋簌簌坠，墙壁数俯仰，逾刻乃止。

　　地震时声响如雷，屋顶泥土被震落，墙壁上下左右摇晃。从听觉、视觉及触觉感官，简洁明瞭描述地震来袭时的情况。共同经历此次地震的还有与蒋师辙一起阅卷的其他官员，如唐赞衮、胡传等。其中胡传写道：“是日巳正地震，房屋摇曳有声，约二刻乃定；午初得微震。”从中可见此次地震震幅不小，震动约三十分钟左右，直到午时仍有余震。唐赞衮则以诗歌的形式记载地震来临时状态：

　　光绪十八年三月初六日，筱村中丞按试台南；正在明伦堂讲书，忽地大震，因以诗纪之：“堂皇高坐地震惊，满堂漰湱洪涛声；如驾海舶樯忽倾，头目眩转浮沧溟。诸生罢讲相向瞪，魂摇气慑神渐惺。须臾奠定邀神灵，险遭不测人其坑。我于其中浩叹兴，两间无处无亏盈。世界本由缺陷成，自古断鳌鳌足胫。扶舆毕竟谁支撑，赖有青门鼎力争。干坤浩荡陂竟平，敢忘此日心凌兢！”

　　将地震时房子摇晃，声响巨大，众人大惊失色、魂摇气慑的之状，描绘的真实细腻。

　　道光七年（1827），邓传安着有《彰化县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山记》一文：

　　道光七年八月十五日，潭中忽涌起四小山，络绎相连，如尔雅所释属者峄是；土人称头浮、二浮、三浮、四浮焉。

　　初涌时失水，鱼虾尚跃跃山顶，土番采食，足给于鲜。山麓泥沙之壅，皆被溪涨冲涮，竟体嶙峋，绉透瘦大，似壶中九华矣。

　　虽非地震亲历者，但从潭中忽然涌起四座小山可以推断，此地必是地殻剧烈变动所带来的地理大变迁。

　　又蒋师辙《台游日记》云：

　　方伯曾棅豸节，因叩以道署档册。曰：“同治十二年地大震，署宇半圯，文牍皆没于泥涂，百不存一矣。”

　　方伯即唐景崧，时任台湾布政使，曾任福建台湾道。二人在商讨《台湾通志》编撰时，蒋师辙向唐提出借阅官方档案，唐景崧则以同治十二年（1873）大地震造成房屋震倒，文书毁于一旦回应，“百不存一矣”加以拒絶，侧面反映出当时地震之剧烈与破坏之严重。

　　不过从游记记载上看来，入台人士所经历的多是小地震，天崩地裂、杀伤力极强的大地震屈指可数：“郡中岁常地震。每大风雨后，或黄雾弥漫时，多有此异，然不过一往来间舍宇动摇而已。闻诸罗最甚，至有裂地溢水之变。近年稍稀，可以觇境疆之宁谧矣。”在科学不发达的清代，人们往往将自然现象与人事相联系，视地震为国家将有乱事之征兆，反之则是国运昌隆的象征。如黄叔璥说：“荷兰为郑成功所败，地大震。郑克塽灭，地亦震。朱一贵于辛丑作乱，庚子十月亦地震。维时南路傀儡山裂，其石截然如刀割状，诸罗山颓，其巅喷沙如血；土人谓两山相战。”朱仕玠《海东剩语》也称：“往时地常震，每岁震动无常，或连日震不已。迩来八、九年间，地不震。或以为人烟日益辐辏，故地奠安，而不知实国家景运休隆所致也。”对此传言，唐赞衮指出：

　　当时有言者云：据府志地震主奸民为乱。余戒之曰：台地常动，非关治乱，为有司者，惟当因灾而惧，修省政事耳；若必以为乱征，非也。台人好为浮言以乱人心，今久平靖，而为此言倡之可乎？既戒言者，退检府志：自康熙二十二年至嘉庆九年，凡书地震者九。惟康熙五十九年地震，六十年有朱一贵之乱。雍正八年地震，九年有彰化大甲社番为乱；余七次，皆无事。足见非乱征矣。

　　作者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指出府志中记载的九次地震，只有二次发生动乱，通过实际数据证明地震与动乱并无必然联系。虽然这一解释未必会令人信服，但借此告诫统治者要修省政事，造福百姓，则体现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实属难能可贵。

　　与地震相较，台风发生的频率极高，且持续时间长，台风还会带来暴雨、泥石流、海水倒灌、洪水泛滥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破坏力极强。台风常袭台，每年皆有，故不少宦台人士均有身历其境的痛苦经历，也有与台风搏斗的切身经历。清代台湾游记中最早记録台风的，当属郁永河的《裨海纪游》：

　　自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大风拔木，三昼夜不辍，草屋二十余间，圮者过半。夜卧闻草树声与海涛声，澎湃震耳，屋漏如倾，终夜数起，不能交睫。

　　二十二日，风雨益横，屋前草亭飞去，如空中舞蝶。余屋三楹，风至两柱并折，虑屋圮无容身地，冒雨携斧斨自伐六树支栋，力惫甚。而万山崩流并下，泛滥四溢，顾病者皆仰卧莫起，急呼三板来渡。余犹往来岸上，尚欲为室中所有计，不虞水势骤涌，急趋屋后深草中避之；水随踵至，自没胫没膝，至于及胸。凡在大风雨中涉水行三四里；风至时时欲仆，以杖掖之，得山岩番室暂栖。暮，无从得食，以身衣向番儿易只鸡充馁。中夜风力犹劲。

　　二十三日，平明，风雨俱息；比午，有霁色，呼番儿棹莽葛至山下渡余登海舶，过草庐旧址，惟平地而已。余既幸生存，亦不复更念室中物，敝衣犹足敝体，解付舟人，就是曝干，复衣之；遂居舟中。

　　上述描写相当精彩，极具真实画面感，台风从十九日持续到二十三日才平息，过程中风雨交加，万山崩流，草屋飞走，“如空中舞蝶”，真实再现了台风袭来时的情形。狂风往往夹杂大雨来袭，甚至引起山洪暴发，将一切建筑夷为平地。这段急风骤雨中被洪水冲走的惊险镜头，在现今的台湾仍时时上演，在自然界排山倒海的威力面前，人类显得极其渺小与脆弱。惟身历其境之人，方知性命之攸关与先民筚路蓝缕之艰辛。

　　康熙六十年（1721）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台风。蓝鼎元叙述：

　　八月十有三日辛未，怪风暴雨，屋瓦齐飞。风雨中流火条条，竟夜烛天。海水骤涨，所泊台港大小船，击碎殆尽，或飘而上之平陆。拔大树，倾墙垣，万姓哀号，无容身地。施世骠、蓝廷珍各终夜露立风雨中。军士蜂拥相携持，不敢动，稍举足则风扬颠仆，或裂肤破面流血。翼日霁静，郡无完宅，压溺死者数千人，浮尸蔽江，瓦桷充路。

　　雷鸣电闪，流火条条，竟夜烛天，光怪陆离，作者极尽描摹之能事，将台风带来的严重灾难一一展示出来，船只被击碎沉没，树倒墙倾，伤者无数，溺者数千，浮尸蔽江，十分惨烈。关于这次台风，黄叔璥《台海使槎録》也有记载：“八月十三日夜飓风大作，倒坏衙署、仓廒、民房、伤损船只，人民田禾。”台风带来的惨状也可从陈梦林的叙述中加以呈现：“八月十三夜，飓风发屋拔木，大雨如注；昏黑中红点飘扬，夹雨纷飞。漏尽，风雨乃止。民居倒塌无数，营帐船只十无一存，死伤者千有余人。”又据台湾学者曹永和对清代台湾之水灾与风灾的统计，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三县及各营兵丁倒屋10688栋，死亡人数195名，当年凤山知县的赈济的灾民共有2491人。台风之杀伤力可见一斑。

　　朱仕玠《海东剩语》有关于台风破坏力的叙述：“鹿耳门内商舶鱼舠，击破漂没无算，凤山北垂，稻田正值成熟，百仅存一。”对飓风来临前的天象也作了细致观察：“凡飓将至，则天边断虹先见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鲎尾者，曰屈鲎。”台风将至前，因水气多，易形成彩虹，受卷云遮蔽，彩虹是一段一段的，号称“半节虹”，样子像船帆或鲎尾。与前人相比，这样的切入点可谓相当特别。

　　蒋师辙上承郁永河、蓝鼎元、黄叔璥等人，写出离台前一个月遭遇台风的切身经历感受：

　　十六日，雨。午后台作，屋瓦皆飞。余居面南，东壁因它屋施极，朽镘不工，水下如雷，它所穿漏，几于床床无干土矣。风始从西北来，转而东南，夕益烈。后牖吹落，帐飞欲裂。率奴子以长木横牖外，巨绳三束，内缚窗棂，使坚着不可稍动，障以重席，幸不复穿。箱簏悉徙故处，而床榻独不可移。帐顶积水，渗下不止，如巾漉然，彻板扉二覆之，仍漏，更益以兀夹跧伏帐中，不敢翕目，虑东壁或圯，将婴不吊之祸也。漏五下，风力稍弱，倦极伏枕略睡，旋觉，已晨鸡三号矣。 十七日，黎明起，天光下射，瓦疏如簁，幸台已止。过同人斋，互以未遭覆压为庆。

　　强台风掀起屋瓦，吹落窗户，雨水倾注而下，帐顶积满雨水，彻夜渗漏，整栋房子屋顶如同筛子般稀疏，摇摇欲坠。把台风带来的灾难书写得巨细靡遗，“互以未遭覆压为庆”，道出了经历灾难，劫后余生的那种悲喜交加的心理。

　　光绪时期，胡传所撰《台湾日记与禀启》记载了光绪十九年（1893）台风袭击台东的情景：

　　台风挟大雨自东北横空卷地而来，势甚猛烈。而大雨自七月二十四、五日连日夜不止；至初一日稍霁。山水正涨，海潮外涌，互相扺击，漫溢泛滥，遍地皆水；而新街、宝桑之间，遂淘成一沟。宝桑民居圯入水者三家。昭忠祠被风吹倒；州署营房被倒者十六间，民房吹壤十一间。

　　日记以日为单位，是对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记録，具有较强的真实性。相较于上文令人谈之色变的“瘴疠”，此段叙述可谓温和之极。作者以白描的手法，客观再现台风带来的严重灾害。对清代入台文人来说，台风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视觉和感官上的冲击，更是对台风引起的灾难的一种切身体验，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民胞物与的情怀。且看吴子光《纪台地怪异》对台地的一场大风雨的描述：

　　同治甲子端午前四日，大雨翻盆，三昼夜不止，溪涨滔天，冲坏田园无算。又海潮挟溪涨为患，怪风骤起，海水骇奔，凡港汊内所泊大小船只，连（舟宗）击碎，无一完好者，漂溺百余人，所伤损货物倍之。是番沿海一带，俱惨被风灾不可言，而后垄尤甚，为近年所未遘也。故谨书之，以缀于五行志之后。

　　大风雨发生在端午前夕，其间大雨倾盆，溪涨滔天，三昼夜而不止。台风造成田园毁坏、船只碎毁、人员漂溺、货物损失等现象，百姓苦不堪言。据称吴子光原先打算将台风归于《一肚皮集》第五章自然风土中，但因其关乎民生大事，故“谨书之，以缀于五行志之后”。全文无一字书写个人情感，但却字字珠玑，惨烈之状，令人不忍卒读。这里的台风书写已不仅仅是对台地自然气候的单纯记録，更是对天灾人祸的一种民胞物与之情。

　　更甚者，尝试用行动去解决，用学理去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姚莹写有《噶玛兰台异记》一文，可视为赴台文人对于台风这种天灾的理性解释：

　　皇帝登极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玛兰风，飓也，或曰台，雨甚，伐木坏屋，禾大伤，继以疫。于是噶玛兰辟十一年矣，水患之岁五，台患之岁三；兰人大恐，谓鬼神降灾，不悦人之辟斯土也，将禳之……夫山川之气，闭塞郁结久而必宣，宣则泄，泄则通，通然后和；天道也。今以亿万年郁塞之区，一旦凿其苞蒙，而破其澒洞，泽源与山脉偾兴、阴晦与阳和交战，二气相薄，梗塞乍通，于是乎有风雷水旱瘯疾之事，岂为灾乎？

　　噶玛兰地区遭受台风重创，当地百姓视之为鬼神降灾。姚莹发挥桐城派游记的写法，“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省净洗练的文字，从台湾开辟的历史开始，层层剖析，指出天地之间之灾害实来源于千万年草莱未开所郁结之“气”。同时，引经据典，将天灾导引至人祸上，告诫人们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祸，“人事不和”乃“人祸之兴”。致力向善则无灾祸，放荡淫逸则灾难频仍，除害关键在于“崇节俭，修和睦，戒佚游，严盗贼”，鞭辟入里，条理清晰，章法井然。他又写道：

　　昔者羲轩之世，淳风古处，百姓浑浑，不识不知，未有所为灾者。逮乎中天运隆，五臣递王，文明将启，而于是乎有尧之水，汤之旱。圣人以为气运之所由泄，而不以为天之降殃于人也。不然，德如唐尧，功如成汤，岂复有失道以干鬼神之怒哉？若夫地平天成，大功既毕，则惟慎修人纪，以保休嘉，而于是乎时和年丰，百宝告成，宇宙熙皞，臻于郅治。苟有失德，肆为淫慝败乱，则鬼神恶之，而天乃降灾。此天地之气既通，而人事不知之为厉也。今兰地初开，虽风水屡洊，而不为异，五患水，三患台，而民不饥，无有散乱，何也？民皆手创其业，艰难未忘，不敢有淫慝之思也。虽然，吾特有惧焉。惧夫更数十年后，地利尽辟，户口殷富，老者死而少者壮，民惟见其乐而不见其艰也，则将有滋为淫佚而乐于凶悍暴乱者，人祸之兴，吾安知其所极耶！然则如之何而后可也？曰，崇节俭，修和睦，戒佚游，严盗贼，守斯四者，庶乎可以久安而不为灾。

　　在科学知识缺乏的时代，鬼神之说普遍盛行，姚莹却将天灾导向人的心性修为，强调天人感应，借天灾教化当地民众，使百姓感念先民筚路蓝缕之苦，修身自省，遏制叛乱之想，由此建立起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体现了特定时代文人的精神视野，以及他们看待台湾自然地貌及其灾害的方式。这种以理论说的方式，不仅是对当地自然灾害的解释，也是对为官者的劝诫，希冀勤勉政事，抚恤安民。台湾学者林开世指出，“从此文可看出一个地区文明的状态不止是人文社会秩序的建立，而且也是对地理环境的驯服。文明秩序不但是透过设官、建学、赋税、武力来完成，同时也透过建构一套对山川、气候、风俗、风气这些流动领域的知识来评估和整理当地的状况。”诚不为过。

　　综上所述，清代渡台文人对于台湾的三大自然气候的描述既惊悚又动人，水土无情人有情，虽时移事去、兵尽而矢穷，然如此风云骤变，仍令渡台之士措手不及，愁苦万千。故徐宗干在台期间，多有辞退之意，其《寄门人毛寄云御史书》频发“茫茫瘴海，登岸何时？知己天涯，把晤何日”等悲观言论。也因此当他卸任后，会写下《渡海后记》，发出“吁！有形之风波易涉，无形之风波难行。出瘴海、离愁城，万死得生，仍有余闲课儿读经书，吚唔不离左右间，与二、三知己谈风月，虽前路茫茫、险夷不可知，而眼前则脱坎窞而行康庄也”的感慨。无论是蛮烟瘴疠、四时皆夏，还是地震台风，无不体现了文人的民胞物与的胸怀，其文中之情，寄寓深切矣。

　　第三节　动植物形象与生命情思

　　蒋毓瑛《台湾府志·物产》曰：“台湾水土盘纡，川源清远。层峦峙乎东北，梓材备栋梁舟楫之需；沧浪绕乎西南，海错擅盐蜃蛤之利。走兽飞禽之类，咸若群分；名花异果之种，缤纷错出。以渔以佃，固可迁有以易无；满篝满车，亦足耕三而余一。虽云僻壤，宁让中区？留四千年未启之干坤，为六十载初辟之土宇。猗欤休哉，爰以为志。”台湾虽然气候炎热，天灾频仍。但台湾又是个奇异之地，地处海嵎，四季长青，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瓜果飘香，更有许多不知名的奇花异草、昆虫鸟兽，充满了无限的惊奇与神秘，不论记其特异，抑或譬喻引申，均有落笔成文的价值。

　　因此，入台文人的游记书写中，对台湾物产的描写相当普遍，尤其乐于记録台湾特有的各种奇花异草和珍禽异兽。毛大周《台海见闻録序》曰：“山川既殊，风土亦异，民情物产，均多不侔内地……实有得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乃退而编缉成书。”干隆二十八年（1763），渡台担任凤山县儒学教谕的朱仕玠也在《自序》中言：“凡山川风土、昆虫草木与内地殊异者，无不手録之。”将任内所见之奇花异草、昆虫鸟兽全部纳入囊中，整理而成《小琉球漫志》一书。董天工《台海见闻録》则在卷二专辟篇幅，分门别类叙写台湾的丛林草木、花卉蔬果与飞禽走兽。张实居为孙元衡《赤嵌集》作序曰：“然风雅所咏，如鸠、鹊、麟、麜以及细草、夭虫，不过十五国之土产，人得而知，非若集中之蕃草、黎花、海鸟、蛮兽，率尔雅、山海经所遗，管夷吾、张茂先之所问而失对者也。因悟作诗之道，每以所遇进，其得之游览之助者正自不少。”认为《赤嵌集》中所记之物，即使《尔雅》《山海经》等古籍亦无记载，甚至连管夷吾、张茂先等博学之士无法回答，虽有溢美之词，但集子所记物种的丰富性和奇异性亦可窥一斑。因清代台湾游记作品中关于台湾物产的记録十分庞大，无法一一列举，兹择具有台湾特色的几例加以述之。

　　台湾这个热带与亚热带海岛气候所栽种出的植物，大陆内地较为罕见的，“果实有番檨、黄梨、香果、波罗蜜，皆内地所无，过海即败苦，不得入内地”。这种内地无而台地特有的物产是宦台者所津津乐道的。

　　金丝蝴蝶花，黄瓣，有须，状如蝴蝶，一名金茎花。仙岛有金茎花，语云：“不戴金茎花，不得列仙家”。

　　释迦果，一名番梨，树高出墙，实大如柿，色碧，纹绉，如释迦头，味甘微酸而腻。

　　珊瑚草生海底，状类珊瑚，枝干极细小，色赤黑，高可七、八寸。渔人网网鱼常得之，栽小盆内，亦可供玩。

　　茄冬树，木实坚重，色红紫，纹理细致；制器物与紫檀相近，花梨不及也。余在后垄，见列树交柯，叶如冬表，浅黄深緑，一望郁然，类西洋界画中所渲染者，询之即此树也。

　　金丝蝴蝶花、释迦果、茄冬树、珊瑚等都是台湾的特产，作者从名称、习性、形状、颜色、口感对各类植物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并引用相关古籍或谚语进一步阐述，形象可感。尤其最后一则朱景英对茄冬树的描写，浅黄深緑，色彩缤纷，画面感极强。

　　作为海岛，台湾盛产各类水产，品目繁多，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宦台者无法一一辨认，所以通常是记其特异者。

　　新妇啼，亦鱼名，甚鲜美。渔人以烹时举体拳缩，如新妇畏见姑之状。

　　旗鱼，色黑，大者六、七百斤，小者百余斤，背翅如旗，鼻头一刺长二、三尺，极坚利，水面殴鱼如飞，般为所刺，即不能脱，身一转动，船立沉。

　　寄生螺，小蟹如鼅鼄，本无殻，入空螺殻中，负以行；大小磥硌，郭索沙碛中甚疾，触之缩入，如螺闭户，火炙之乃出走。

　　由上可见，入台文人对于台湾物产的观察细致入微，从颜色、形状、质地、纹理、乃至味道都有极其生动的书写，其用意大扺如鲁仕骥《小琉球漫志序》所言：“且使读是书者，洞悉其人情土俗，他日或仕其地，知所法戒，而因以施其抚治之方。此则其用心之尤精者矣。”不管初衷如何，物产丰富的台湾，“岁丰足扺三年耕”，大自然的馈赠给羁旅异乡的人们带来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慰借。

　　文人们细腻的文心，还决定了他们的书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物产介绍，有时亦借物言志，吐胸中之块垒，草木花果融合了作家细腻的个体生命情思。鲁仕骥《小琉球漫志序》中曾列举了司马迁周行天下而成《史记》，以及韩愈、柳宗元、苏轼等被贬谪例子，并言：“自古贤人才士，藴其奇不得施设，天每纵其迹于四方，俾其气有所泄，而其术业益以大且富……先生少习风骚，尝游太学，历吴、楚、越、宋、卫、齐、鲁之境，既而息居濉川之阳，其见之诗歌者，亦既大且富矣。然而其才其学未尽也，今乃得泄其奇于此书。”把朱仕玠入台任职比作韩柳等人的贬谪，视《小琉球漫志》为作者怀才不遇而泄奇才于山水之间的创作。李开邺在《文章正宗》中评柳宗元《小石城记》为“借石之奇，以发胸中之气”。柳宗元山水游记重幽僻奇处，常借奇与怪，“以发其郁积”，通过幽远之奇景表现才华卓著却不为所用的忧郁情感，有借题发挥之意。翟灏的《倭琉璜花记》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借花之奇，吐胸中之意。“倭琉璜花”是一种百年难得一遇的花，在台湾古文游记属首见，其色洁白如雪，遇空气会变色，在科学知识不发达的年代，这是一种极为神奇的现象。因任职地关系，翟灏得以至鸡笼山一游，并有幸见到倭琉璜花：

　　适有樵人自岭云中冉冉而下。至近，询之，始知自金包里来者。樵人方以山谷之险峻，与夫磺穴之出处，为余历述其颠末。余亦恍然遇之。遂命人随樵夫寻旧迹。湿草履，持长竿，竿末缚以铁铲，蹑足注目而飞取之。盖迟则热气逼人，无少喘息处。据云穴出半山，胪列七孔，有白液吐焉。取而视之，色洁如雪，少则变为松緑。樵人曰：“此硫磺花也，百余年所不经见者，今一旦为君得之矣！”

　　余闻其言而不禁为之太息曰：“一物之出于山也，且有遇不遇之感，而况于人乎！抱负非常，置身穷谷间，所遇不偶，而沦落以终身，可胜道哉！可胜概哉！”樵人不应，遵路而去。

　　寻访过程一波三折、迭宕起伏，扣人心弦。倭琉磺花因生长在险峻山谷中的琉磺穴处而得名，周围热气扑人，难以靠近。采撷倭琉璜花难度极大，须“湿草履，持长竿，竿末缚以铁铲，蹑足注目而飞取之。盖迟则热气逼人，无少喘息处”。而翟灏的情思也随着倭琉璜花一路驰骋，阐发了“一物之出，有遇与不遇”之慨叹。如此惊奇动人的硫磺花只因身处险峻山谷，而不为世人所知，如同人之空有满腔的抱负与理想，却因身处穷乡荒壤，无人赏识而埋没才华，抱憾终身。这段话是典型的借物言志的写法，有自喻不得志之情，作者从琉璜花的际遇联想到自己的际遇，感叹自己空有崇高的理想抱负却羁旅异乡，无法施展。文中“樵人”这一意象的使用颇有意味，尤其文末“樵人”如同神仙一般“自岭云中冉冉而下”，更为文章增添了些许神秘的色彩。尤其文末“樵人不应，遵路而去”，带有无知己相照之意，是全书中唯一可见作者怀才不遇之感怀，十分难得。

　　其它如黄叔璥介绍台湾的一种特殊木材“烂心木”时云：“内山林木丛杂，多不可辨，樵子采伐鬻于市，每多坚质紫色，灶烟间有香气拂拂。若为器物，必系精良，徒供爨下之用，实为可惜！倘得匠氏区别，则异材不致终老无闻，斯亦山木之幸矣！”良木喻人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令人痛惜。朱景英亦叹惜烂心木的遭遇：“每于杂薪中拾木如虫痕，甚如湿渍腐朽指不可搯者；迨裂之，坚实异常，挥斤有难色矣。质细滑如涂膏，睇之完蚀相错，洵制器美材。”又如陈梦林的《九日游北香湖观荷记》以荷花“足以愧夫趋热而恶凉、遇霜而先萎者矣”之美好品质喻君子之德，阐发北香湖“埋没蛮烟瘴雨者几千百年”之“意”；郑用锡借北郭园生发“嘉木美植，天地之菁华稍有未备。譬如富家大室，其堂厦虽灿然巨观，而人材未养，学殖多荒，空诸所有，閴如无人，良足慨矣”之感慨，同时移用《兰亭集序》之名句，抒发人生无常之哲思：“夫盛者衰之所伏也，前者后之所继也……异日子孙若相与指而溯之曰‘此吾先人退处旧游之所也。某花、某树，吾先人所爱护而栽培也’。当谨守之。岂不休哉！所虑者，时运变迁，每见夫歌台舞榭一变而为荒榛断梗，或祖父有之，而其子孙不能有。回忆四、五年前，畇畇原隰连阡累陌，时见农夫野叟扶耒骈肩。迄今而为文人学士骚客游观之所。以今视昔，犹后之视今。余安能料盛者之不变为衰，而作于前者即能继于后也！爰就其盛者记之，以为后者之鉴。”

　　当然，如上述般夹叙夹议、托物言志之作相对而言并不多，对于台地物产，文人们流露出的更多是赞叹与欣羡。就连光绪时期定居台湾的吴子光，也仍然对于台地种种奇特的物候现象有着深深的惊奇之感，其《台事纪略》曰：“一日之间，气候不同，如五谷、蔬菜、草木诸植物，四时相续不絶。余游园林，见有桃、梅、莲、菊屼作一处开花者，真咄咄怪事矣！衣服不拘春、秋、冬、夏，惟视寒、燠为节。”赞叹惊羡之情溢于言表。

　　从中原到台湾，羁旅异乡之人最先感受到的是物产气候的差异性。方志中对“物产”的记録往往带有官方性质，具有较强的功利性与目的性，文学色彩不够浓厚，且多有摘钞转引，缺乏生活气息。如黄叔璥在《赤嵌笔谈》中对水果“檨”的描述：“台地夏无他果，惟番檨、蕉子、黄梨视为珍品。春夏有菩提果，一名香果，芳馨极似玫瑰果，当以此为第一。”鲁鼎梅《重修台湾县志》卷十二“风土志”中亦有对“檨”的叙述：

　　檨，有三种：重檨、木檨、肉檨。香檨差大味香，不可多得，所食者木檨。肉檨种荷兰，或云自佛国传来，或云红毛人从日本移栽者。即外国所载“南方有果，其味甘，其色黄，其根在核”是也。俗称备蒜，或作檨。按字释无檨字。意台地夏无他果，此果视为珍品，人共羡之，因名曰檨；讹写檨。

　　由上不难看出，该方志基本沿用了黄叔璥“台地夏无人果，惟备檨、蕉子、黄梨视为珍品”的记録，只是对于“檨”的起源以及“檨”字的由来上作了进一步考察，具有官方采风问俗的特质，缺乏文学色彩，类似的写作特点在其它方志中同样存在，比如对“槟榔”的描述，兹不赘述。相较而言，作家创作的游记散文却往往能从个人遭际出发，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呈现各种物产的不同属性，包括台湾海岛的气候、瓜果食蔬的色泽口感、花鸟虫草的习性等，这些都是作者日常生活经验的实録，比起官方层面的方志编纂，这一类的游记创作更加真实可感，富有生活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