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一词，在古籍文献中有着众多不同的称呼，如《尚书·禹贡》中的“扬州之域”、《山海经·海内南经》中的“雕题国”、《列子·汤问》中的“岱屿、员峤”、《史记·秦始皇本记》中的“瀛州”、《前汉书·地理志》中的“东鳀”、《三国志·孙权传》中的“夷州”、《隋书·炀帝纪》中的“流求国”、《诸番志》中的“毘舍耶国”，以及《明史·外国列传》中的“鸡笼、北港、东番、东宁”等。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将明郑时期的“东宁府”改为“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在清代台湾社会从移垦趋于文治化的过程中，大陆入台文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入台者的宦游文学占据了台湾文坛的主体，并对台湾本土文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台湾游记而言，有清一代涌现出了不少作品，记録了台湾的自然、人文、民俗风情以及时代变迁，颇具深入探讨与研究之价值。本章将分五个阶段对台湾游记的发展概况进行爬梳与分析。

　　第一节　清前游记

　　游记文学在中国散文史的发展中源远流长，从《诗经》《楚辞》中山川景物多比德兴情的描写，到《山海经》《水经注》等地志的出现，虽有景物描述，但无作者游踪。魏晋时“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大量山水诗的兴起及审美意识的觉醒，开启了游记文学的先河。游记文学的奠基及勃兴要从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开始，上承郦道元、元结，下启苏轼、袁宏道，成功开创了“诗人游记”的经典模式，标志着中国古代游记文学真正走向成熟。

　　游记文学发展至宋代，受理学思潮影响，“哲人”游记盛行，作品往往带有一种理趣之美。南宋时，日记体游记初兴，游记文学有了多元的发展，如范成大的《吴船録》和陆游的《入蜀记》，是此项日记体游记的代表作。金元时期游记文学短暂沉寂，明代“才人游记”繁盛，以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的游记小品为主要代表，更有长篇巨作《徐霞客游记》，扩大了一般游记篇幅短小的形式，并将日记体游记推广到极至。与“才人游记”重内心情感不同，此书具有实地调查、科学考评之精神，影响了清代游记多专注于对外在事物的描述。清代游记文学大致延续明代的山水小品，但受到桐城派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合一的影响，游记作者多重学术考证、轻写景抒情，所谓“多学即识”，学人游记因此勃兴，外加檏学精神和经世致用之文风，影响了游记文学的发展。

　　台湾地处祖国东南一隅，隔海与大陆相望。明代以前，由于海运困难，兼以海盗出没，故较少与大陆交往。因早期的台湾岛内台先住民并无自己的文字，所以明代以前关于台湾的记载大都取材于方志与史书中，如《太平御览》《三国志·孙权传》《隋书·东夷传》《诸番志》《宋史·外国传》《岛夷志略·澎湖》等，曾对古早台湾的地名、历史、地理位置等作了简单的记载，尤其是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汪大渊，生平不详，字焕章，元南昌（今属江西）人，曾两次随商船游历印度洋沿岸及南海诸岛等东西方多国。全书共100条，“涉及国家和地区达二百二十余个，为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下接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记録作者亲身游历世界各国沿途中的所见所闻，包括地理、风俗、物产、贸易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指出《岛夷志略》的重要性在于所写纪略乃亲身游历之见闻，而非耳闻口传，在叙述内容上也能突破前作，叙写上更加详细，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以澎湖为例：

　　气候常暖，风俗檏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穰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熏牛粪以柴，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緑荳。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与贩，以乐其利。地隶泉州晋江县，至元年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钱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

　　描写出元代澎湖地区的移民，过着定居的生活，衣食营生，生机勃勃。而先住民则因“山平旷，田地少，不多种植。气候倍热。俗尚掳掠……地无同产，时常裹乾粮，棹小舟，遇外番，伏荒山穷谷无人之境，遇捕鱼采薪者，辄生擒以归，鬻于他国，每人易金二两重”，仍然过着比较原始的生活。《岛夷志略》虽是一部比较简略的域外游记，但却是元代以前对台湾和澎湖的最精确的记述，堪称一部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为后人瞭解和研究台湾历史地理起到了借鉴作用。

　　连横《台湾通史·艺文志》曰：“夫以台湾山之奇秀，波涛之壮丽，飞潜动植之变化，可以拓眼界，扩襟怀，写游踪，供探讨，固天然之诗境也。以故宦游之士，颇多撰作。”真正以传统诗、词、赋、散文等古典形式，从事旅游文学创作，而且又长期留寓台湾，观察入微者，首推明末沈光文。台湾的古典文学或古典旅游文学，可说是奠基于明末，而且可以推沈光文为始祖，后又有徐孚远、陈瑸、劳之辨、汤世昌、郑成功、郑经、卢若藤等，所作多以诗或赋为主，其中不少经典名篇，至今广为流传，兹不赘述。

　　但就本文所探讨的台湾游记而言，陈第的《东番记》是目前所知的第一篇台湾游记。陈第（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又号子野子，明连江（今属福建）人。也是第一位随戚继光军旅亲身游历台湾，耳闻目睹而写下《东番记》者。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大陆沿海倭寇肆虐，闽海一带的渔民、商贩频受侵扰。时福建巡抚金学曾起用沈有容主持闽浙海防。万历二十九年（1601），倭寇再次进犯，沈有容和铜山把总张万纪败倭寇于彭山洋，余倭逃据东番，占为巢穴，四出剿劫，渔舟、商船深受其患。万历三十年（1602），沈有容再次渡海剿倭，因陈第与沈相交甚深，熟稔军事作战，又喜游历，故随沈有容前往台湾剿倭。破倭之后，明军驻扎大员港（今安平）二十多天，陈第得以四处走访，瞭解风情民俗，撰写《东番记》一文，详记当时台湾西南部的风俗物产。这里所谓的“东番”，其实就是指台湾，因台湾地处福建东边，故称之“东番”。关于台湾沿岸地名及地理位置，陈第《东番记》描述为：

　　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打狗屿、小淡水、双溪口、加哩林、沙巴里、大帮坑、皆其居也，断续凡千余里。

　　从中可以看出，早在明代，人们便以“东番”名台湾。陈第《东番记》是第一篇实地到台湾西南部游历、并用文字记録下台湾风土人情的游记。此文收入沈有容《闽海赠言》一书中，全文虽仅一千多字，但内容翔实，记载可靠，类似于晚明游记双峰之一的科学考察游记《徐霞客游记》，对台湾的地理方位、地名，少数民族的社会组织、生产活动、衣食住行、外貌、物产、婚姻、丧葬、贸易、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作了细致的描绘，虽然在各项成就上均无法与《徐霞客游记》的高度相匹敌，但它确实是研究17世纪台湾自然景观及少数民族生活的重要史料。此前的历史文献，多为耳闻口传，辗转摘録，对台湾及其少数民族的描述亦往往语焉不详或简略失当，以致后世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东番记》为陈第本人亲履台湾所见而成，确定“东番”就是今天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具有不容质疑的真实性。陈第写作此文，较荷兰人于天启四年（1624）占据台湾早23年，较郑成功于永历十五年（1661）驱逐荷兰人进驻台湾早60年，较沈光文入台早约世纪以上的时间，但因沈光文入台后便再未离开台湾，其作品对台湾文风影响很大，又因其作品以书写游历台湾为主，故被推为“台湾旅游文学始祖”。即便如此，《东番记》仍是目前所知的第一篇台湾游记，其贡献不亚于沈光文。“作为第一篇实际踏查台湾的旅游文学，陈第《东番记》采用写实铺述的方式，纪録当时平埔族人的种种惯习，这四百年前台岛文化的保存，颇具史料价值”；“《东番记》是研究台湾古地理的一篇非常宝贵的文献”，并非溢美之词。

　　如同游记说理抒情一样，陈第《东番记》在文末借野史氏之言提出个人观点：

　　不日不月、不官不长、裸体结绳、在海不渔、杂居不嬲、男女易位、居共处、历日书契无而不阙。然饱食嬉游，于于衎衎，又恶用达人为？其无怀、葛天之民乎！

　　陈第对远逊中原文明、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少数民族习俗，对于“以女为贵”的母系社会中男女杂居却不淫乱，仍能保持无怀、葛天之民的纯朴风尚与悠闲自得的生活流露出了淡淡的向往之情。因陈第并非文人出身，所记类似志书体裁，言简意赅、显现出史志笔记散文的实证风格，相对而言文学性比较弱，但不可否认它在台湾旅游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台湾学者潘英指出：“观其在一千三百多字中就将西拉雅平埔族的十项南岛民族文化特征表现出来，就可见其文笔一斑。”李祖基指出：“其资料的可靠性、准确性以及内容的丰富性均远超过以往的记载。”据称，其后周婴也写有《东番记》一文，文章骈散结合，文辞精美华丽，因目前未有证据证明周婴曾亲临台湾，且文中有不少与陈第《东番记》相同之处，故一些学者对作品的真实性与原创性提出了质疑，一般认为此文乃参考与借鉴陈第《东番记》及其它典籍之作，并非亲临台湾的原创之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瞭陈第《东番记》独一无二的价值。《东番记》甚至影响了后世散文中有关平埔族文化的书写方式。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张燮《东西洋考》中的《鸡笼淡水》一目，即参考了《东番记》的记録。明郑时期杨英《从征实録》、清代林谦光《台湾纪略》、郁永河《裨海纪游》、黄叔璥《台海使槎録》等多部笔记文集与方志的记载，也多受到此书的影响。

　　明朝治理台湾的时间较短，自明永历十四年（1661）郑成功率军登台驱逐荷兰人开始，至明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克塽降清为止，共22年。时间短暂，故较少游记留存下来。除了陈第《东番记》外，另有一篇为陈永华的《梦蝶园记》。陈永华（1634—1680），字复甫，明同安（今属福建）人。曾辅佐郑成功、郑经父子南征北战，退守台湾时大力开发台湾，扶农垦种，大兴文教，因而备受推崇。此文乃陈永华为明朝遗老李茂春所作。李茂春，字正青，明龙溪（今福建龙海）人，随明郑军赴台时已七十高龄，扺台后，在其府邸南方兴筑草亭，委托陈永华为其园命名。

　　这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游记，颇具晚明游记小品之风神。文中的梦蝶园出自“庄子梦蝶”之典故。作者借由庄子梦蝶加以反驳，认为只要心无旁骛，自然可以从中洞察世间万物之变化，从而通达生命之奥妙，无须藉助梦境来说明虚实相生之哲思。作者真正赞赏与向往的恰如其文中所言之“不梦，梦也；梦，尤梦也”的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李茂春的梦蝶园其实十分简陋，有的只是竹篱茅舍、瓜果花卉，俨然一座农家小院，然而这种临流而坐、植蔬种竹的田园生活与檏实作风，却是文人内在心境的呈现，体现了士人在明末清初之际希望远离政治纷争，隐逸自我、净心修养的内心情感。陈永华肩负重任，日理万机，流露出对友人李茂春的超然尘俗与悠闲自在的羡慕之情。《梦蝶园记》文字洗练、凝神，回味无穷，恰如龚显宗所言：“文字雅洁精练，令读之者物我两忘，悠然神往。”这种韵味与唐代的“诗人游记”相比，少了一分高雅，多了一分情趣，少了一分精美，多了一分自然。这些率性而不加润色的游记作品，在文字上可能粗糙了点，在情感上过于直露了点，缺少“诗人游记”的藴借、含蓄，但这种率真自然、无拘无束却能汇成一股强大的情感冲击波，为原本单调、枯燥、沉闷的时代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要言之，清代以前，受自然、地理等各方面的影响，摒弃传统古典文学中的诗与赋等文学作品，亲身游历台湾并书写台湾的游记作品确是凤毛麟角，但随着明郑对台湾的开发，以及文人的赴台，中原文明与汉人文化的种子已然逐渐在台湾萌芽、传播，为清代台湾游记的发展奠定了深远的基础。

　　第二节　康雍时期

　　康熙二十三年（1683），清政府派施琅率兵平定台湾，郑克塽投降，台湾划归清朝辖下。统一台湾初期，清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康熙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时有大臣也主张弃台湾而专守澎湖，引发了所谓的“台湾弃留争议”。康熙二十四年（1684），施琅向朝廷上呈《恭陈台湾弃留疏》，指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俊俏，港道迂逥，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之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所以固澎湖”，若“弃之必酿成后患，留之诚永固边隅”。从海防战略的高度强调保留台湾的重大意义。后经朝廷与群臣商议结果，康熙以“台湾弃取，所关甚大。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若徙其人民，又恐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决定保留台湾。并于次年设置台湾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诸罗县等行政机构，隶属于福建省。康熙六十年（1721），因知府王珍苛政，朱一贵群起反抗，攻下台湾、凤山、诸罗三县，清政府派南澳总兵蓝廷珍、水师提督施世骠前往戡乱，耗时二个月平定事件。为防止诸罗县幅员辽阔难以管辖再次发生叛乱等问题，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增设彰化县、淡水厅，并设置巡台御史，有效治理台湾。

　　清代最具时代性的是“学人游记”，这是清代檏学精神在游记文学创作中的艺术结晶，以檏学精神为主导，以“经世致用”为宗尚，融学术考证于山水观照之中的“学人游记”应时而出，成为清代尤其是清前期游记的创作主流。这一时期的台湾游记亦承袭了清代“学人游记”的传统，尚实，重采风问俗，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不少游宦文人登上台湾海岛，将入台所见的山水景物、民情风俗，写成一篇篇各具风格的游记散文。台湾地处海隅，渡台的第一道关卡乃著名的台湾海峡，暗礁、飓风、晕船、呕吐，茫茫大海中漂泊无助的心境是其最深刻的切身体验，许多作者常于作品中描绘亲身体验暗潮汹涌的渡海经验及诸多海洋奇景。其次，台湾纬度与岭南一带相同，但物候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同，那些奇特的物种，往往带给初次登台的官员或文人以极大的猎奇渴望，这些都成为记録的重点。此外，明代以前中原文人尚未深入接触台湾原少数民族，对其瞭解认识极其有限，故这一时期的宦台人士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的民风民情。刘良璧《重修福建台湾府志·艺文志》序言云：“山水至台观止矣！当其一苇南来，烟波万状；三十六岛隐跃舟前、九十九峰参差目下，殆邈焉不知身之在于何境也。及其荡我心胸，发言为论，滔滔滚滚，更当何极！”仕宦者怀着想象与好奇的心态，对台湾这块新辟的边疆之地，以游记散文的形式来表现，因入台动机不同，职务的差异，写作背景的不同，又因民情风俗的差别及文化的变迁，自然呈现出主题、内容、视野与情感等的种种差异。他们的游记书写，多不局限于自然景物的描摹，而是兼涉对异己文化的观察，且藴含多元的文化内涵，具有反映台地民心向背，为清政府理台献言献策之用意，体现了作者的社会观察与经世理念。

　　康雍时期的台湾游记中最富文学性的莫过于描绘海岛风光的单篇文章。详细刻画台湾山水风光的有福建漳浦陈梦林的《九日游北香湖记》，及其同乡蓝鼎元的《纪十八重溪示诸将弁》《纪虎尾溪》《纪水沙连》《纪竹堑埔》《纪火山》《纪荷包屿》《纪台湾山后崇爻八社》等七篇游记，收録于其著作《东征集》中。二者以优美的文笔描绘了台湾自然景观的美感和独特性。由于陈梦林和蓝鼎元书写的动机不同，因此游记的呈现出的观察视角与思想也有些许差异，陈梦林的作品带有“文以载道”的社会教化目的，蓝鼎元在欣赏美景之余多将焦点集中于防堵叛乱与维护治安上。书写园林之美的则有诸罗县首任知县季麒光的《北园记》《秋夜游北园记》《寓望园记》，福建分巡台厦兵备道高拱干的《澄台记》，凤山县令宋永清的《息机亭小记》，以及台湾知县、分巡台湾道、福建巡抚巡台陈瑸的《文昌阁游记》。以上作品往往融描写、抒情、说理于一体，表现宦台官员的情感与理念，具有深入诠释的价值。

　　《台湾杂记》为诸罗县首任知县季麒光所作。季麒光，字圣昭，号蓉洲，清无锡（今属江苏）人。康熙二十三年（1684）赴台，宦台期间，重教育、兴学校，募民垦荒，励精图治。文学上颇有建树，曾与沈光文、韩又琦、赵行可、陈元图等结“东吟诗社”，相与唱和。著作颇丰，据连横《台湾通史》载，有《台湾郡志稿》六卷、《蓉洲诗稿》七卷、《蓉洲文稿》四卷，以及《台湾杂记》《山川考略》《海外集》等各一卷，多已散佚，现仅存《台湾杂记》《客问》《题沈斯庵杂记诗》《沈文开传》及诗四首，收録于李祖基整理的《蓉洲诗文稿选辑》中。《台湾杂记》以笔记体形式，采用写实与想象交织的写作手法，记録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黑水沟、少数民族、玉山等风情，呈现出一个绮丽梦幻的远方异域，风格近似于《山海经》，文字较雅丽。

　　康熙二十五年（1690），入台任台湾府儒学教授的林谦光着有《台湾纪略》一书。林谦光，字芝嵋，号道牧，清长乐（今属福建）人。《台湾纪略》以类似方志的编排模式，将全文分成三大部分，一是形势、沿革、建置、山川等地理景观，二是城郭、港口、赋税、学校、兵防、津梁等人文景观与制度，三是天时、地理、风向、气候、风俗、物产等风土人情。篇幅不长，却囊括了地理环境、人文建筑、制度、风土民情等，并加入了个人的观察所得与评论，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相较于季麒光与林谦光，康熙三十四年（1695）赴台的徐怀祖，所撰《台湾随笔》仅二千多字，但却是清代台湾游记中第一篇海洋航行书写，它以笔记体的形式，简洁扼要地记録下了跨越台湾海峡时的危难历程与内心感触，呈现清初文人渡台时的真实情感，相当珍贵。康熙五十二年（1713），随台湾知府冯协一赴台的流寓文人吴桭臣着有《闽游偶记》一书，不仅真实叙述了个人的渡海经历，还增加了台湾移民及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反映了台湾的社会面貌与时代变迁。

　　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游记作品当属号称描写台湾风土人物景观的“散文双璧”——郁永河《裨海纪游》与黄叔璥《台海使槎録》。郁永河，字沧浪，清杭州（今属浙江）人，生卒年不详，喜游历与冒险。康熙三十五年（1696），榕城火药库爆炸，郁永河自请赴台采琉，并将十个月的采琉经过整理而成《裨海纪游》。《裨海纪游》堪称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日记体游记，分上中下三大篇详细描述其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内容包括惊险旅途、炼硫经过、少数民族习俗、汉人风情、台地物产、个人心境等，展现了17世纪的台湾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虽然不属于宦台官员系列，但其作品具有深入诠释的价值与意义，故一并提出。黄叔璥（1666—1742），字玉圃，号笃斋，清顺天府大兴县（今属北京）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赴台，为首任巡台御史。着有《台海使槎録》一书，为其在台之实地考查，真实反映了清初台湾的军事、地理、社会、文化、风俗与民情。共八卷，内分《赤嵌笔谈》四卷、《番俗六考》三卷及《番俗杂记》一卷。其中《赤嵌笔谈》主要记载台湾汉人移民社会特质与习俗；《番俗六考》及《番俗杂记》首次将少数民族分为十三区，详尽记録了各族群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等原生态文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叔璥裒辑诸书，参以目见，以成此书。于山川、风土、民俗、物产，言之颇详。而于攻守险隘、控制机宜及海道风信，亦皆一一究悉。于诸番情势，尤为赅备。虽所记止于一隅，而亘古以来，舆记之所不详者，搜罗编缀，源委灿然。固非无资于考证者矣。”《台海使槎録》的实证之风及文中的大量文献资料，成为中原人士及后世修志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综而言之，康雍时期的台湾游记继承了清代“学人游记”尚实之传统，重采风、重考证，在为清政府及后来者提供参考借鉴的创作动机的影响下，海洋、少数民族风情、移民社会特色、地理环境与特殊气候物产等，成为文人书写的重点对象。同时，由于此时的台湾对于大部分中原文人而言，仍是块陌生与神秘的疆域，因此这一时期的游记富有独特的异域情调。

　　第三节　干嘉时期

　　干隆即位后勤政安民，发展农业，扶持商业，兴修水利，并对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不断增加，与康熙、雍正时期合称“康雍干盛世”。军事上，先后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维护民族统一。干隆喜文好诗，诗作达四万多首，又自认在军事上开疆扩土、战绩不斐，故自诩“文治武功，十全老人”。但晚年好大喜功，六下江南，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国力由盛转衰。为加强思想控制，干隆大兴文字狱，制造文祸，借此焚书以箝制反清思想。干隆末年政局动荡，危机四伏，嘉庆皇帝大力整顿纲纪，诛杀权臣和珅。同时广开言路，广查民隐民情，力戒欺隐与粉饰之风。然大清朝的衰颓，已成历史必然。

　　为笼络那些在文字狱高压下不知何去何从的汉族文人，清政府又不断使用怀柔政策，高压与怀柔的并用使得实学的方法成为了实学的目的，学问本身便成为许多文人学者的追求目标，所以这一时期的游记创作具有更加明显的“通经致用”之倾向，将檏实考证经史的方法用于游记写作上，文章中往往融入了大量的考证性的论证，文学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受干嘉檏学思潮影响，这一时期的台湾游记也存在综合整理前人著作、辗转钞録，重考证、少抒怀的情况，文风檏实简洁，文学性比较澹薄。如董天工的《台海见闻録》、朱仕玠的《小琉球漫志》、朱景英的《海东札记》、以及翟灏的《台阳笔记》，多有征引文献方志，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个人的亲身经历与感想，对台湾物候、少数民族文化，乃至移垦社会各种陋习，均有增补，但文学色彩不浓。

　　董天工，字典斋，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干隆十一年至十五年（1746—1750）任彰化教瑜，着有《台海见闻録》四卷，现仅存两卷，卷一记録山川建置、官制武务与田赋课税等，卷二记録台地物产与汉番习俗等，体例上与方志类似。其《自序》言：“睹山川之美秀，水土之饶沃，风俗之华丽，物产之丰隆，有见有闻，退而识之，稽之文献，质其真赝，其有荒唐不经者，概置勿録。”表明其实证风格。书中“汉俗”一目特别标记“内地习见者不録”，呈现其对台湾特殊风土的关注。

　　朱仕玠（1712—1764），字壁丰，又字璧峰，号筠园，清建宁（今属福建）人。干隆二十八年（1763），调任台湾凤山县教瑜，着有《小琉球漫志》十卷，内分《泛海纪程》一卷、《海东纪胜》两卷、《瀛涯渔唱》两卷、《海东胜语》三卷、《海东月令》一卷、《下淡水社寄语》一卷，是干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763—1764）间南台湾的风土实録。全书多诗、文两种文体穿插，交替使用，将南台湾之见闻与作者之心志体验，完整呈现出来。内容上择与大陆殊异者，大自国家建置、山川景物、风土人情、气候物产，小至昆虫草木等，一一记録在册。在广泛征引早期书写台湾的资料以及各郡邑方志等作品的基础上，考证文献，修订讹误，彰显个人才识的同时，也使作品呈现出较其它文本更加客观且兼具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是瞭解干隆时期南台湾社会面貌的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游记作品。

　　翟灏，字大川，又字笠山，清淄川（今山东淄博）人。干隆五十八年（1793），调任台湾“北路理番同知”，直至嘉庆十年（1805）离台。着有《台阳笔记》一书，由十五篇笔记体连缀而成。内容涵括三大块，《嘉义县火山记》《玉山记》《倭琉璜花记》《珊瑚树记》《蛤仔烂记》《聚芳园记》描绘台湾特殊的自然生态与人文景观，《粤庄义民记》《漳泉义民论》《生番归化记》讲述族群问题，《全台论》《浊水记》《鸦片烟论》《弭盗论》评论风土民情。文后附“闽海闻见録”十四则，多记台湾之风物。其中描绘台湾自然与人文景观，生态奇观之文往往能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叙述有味的笔法，融情入景，透过“生命意识”的升扬，心灵自由的扩大，达到一种“生命智慧”的体验过程。

　　朱景英，字幼芝，又字梅冶，号研北，清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干隆三十四年（1769—1722）任台湾海防同知，三十九年（1774）调“北路理番同知”，四十二年（1777）离职。将其在台见闻整理而成《海东札记》四卷，卷首“自序”谈到：

　　余二守海东，逾三岁，南北路遍焉。凡所听睹，拾纸杂然记之，日积已多，遂析为八类，钞存四卷。随笔件击。借备遗忘，要无当余郡邑志体，故挂漏不免，览者谅之。

　　此书承袭黄叔璥《台海使槎録》与朱仕玠《小琉球漫志》的写作模式，以类方志的编排体例，卷一、卷二记方隅、岩壑、洋澳、政纪，卷三、卷四记气习、土物、丛璅、社属，在钞録部分有关风土的记载之余，多处补充作者新的观察所得与情志体验，并对前人文献讹误之处一一考证，体现其采风问俗的经世理念。

　　整体而言，这八十多年的游记成果不算丰硕，“重考据，重致用”，仍是这一时期游记发展的主要特点。经过康雍两朝五十多年的统治，渡台垦台的汉人数量日趋增多，至干隆初年已达四、五十万人之众，移民人数的激增，带来了就业的巨大压力，那此既无田产又无家室的无业游民，往往会铤而走险，成为台湾动乱的根源。干隆末年有林爽文事件，嘉庆年间有海盗蔡牵的侵袭，因此，“地广人稀，人心浮动”，社会陋习盛行，成为这一时期游记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第四节　道咸同时期

　　道咸同时期，台湾遭遇了一系列的内忧外患。首先，随着移民人数激增，台湾西部平原多已开垦完毕，移垦中心逐渐走向中部较肥沃的水沙连和北部噶玛兰平原。嘉庆十九至二十年（1814—1815）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郭百年暴力侵垦事件”，部分族群几乎灭社，汉“番”冲突问题突出。其次，外交方面，英国大量倾销鸦片到中国，清朝财政受损严重，大量白银外流，而吸食鸦片更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台湾岛内百姓、军队吸食鸦片成风，令人扼腕叹息。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出兵攻打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战败，南京失守，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咸丰六年（1856），英、法两国又分别以“亚罗船号事件”和“西林教案”为藉口，联合出兵攻打清政府，咸丰八年（1858），《天津条约》签订，开放台湾为通商口岸，茶、糖、樟脑成为三大出口产品。随着贸易的日渐扩大，经济重心逐渐北移，北部基隆、沪尾港口发展迅速，远超安平、打狗，兴衰情势可窥一斑。

　　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引起了宦台官员与文士的深刻反思，于是不少宦台官员前往巡视考查，并提出自已的建议，为清政府提供治理参考。道光三年（1823），邓传安前往水沙连埔里盆地巡视，有幸欣赏了该地桃花源式的美景，但因其身份特殊，游记中更多地是对汉“番”冲突的深层思考。曹士桂则亲至水沙连调查少数民族的困境。桐城派姚莹主张水沙连地区要禁垦，防止灭社事件再度发生。可见，这一时期的游记依然沿袭了写实、致用之风格，关注焦点不仅仅停留于地理气候景观的差异及风土民情的呈现，更传达出对原汉冲突的看法、对台湾当地居民的观感，以及对社会教化的认知等经世理念。

　　姚莹（1785—1853），清桐城（今属安徽）人，桐城派古文大学姚鼐之侄孙，字石甫，号展和，又号明叔、东溟、幸翁、石甫老人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调任台湾县知县兼理南路海防同知，道光元年（1821）任噶玛兰通判，道光二十三年（1843）被革职流放，中间几度宦海浮沉。在台十余年，致力于整顿吏治、反映民情、振兴文风，并将观察所得着成《东槎纪略》五卷。该书对台湾宜兰的开发始末、人文风情、少数民族概况等作了深入详细的描述。姚莹的游记作品风格深受桐城派影响，讲究“义理、考据、辞章”，往往从考据历史缘由和入垦细节着手，文辞顺畅、章法井然，文学性较高。其中《台北道里记》详实记録府城到宜兰路途中沿途地名、特殊景观与风土人情，真实形象，如在目前。而《噶玛兰原始》与《噶玛兰台风记》二文则可谓是清代台湾游记中对宜兰最全面的描述。另有嘉庆三年（1798）随友人赴台的萧竹亦着有《甲子兰记》一文，收録于陈淑均主编的《噶玛兰厅志》中，堪称第一篇亲身游历台湾宜兰之游记，可与姚莹之游记互为补充。

　　《蠡测汇钞》为邓传安所作。邓传安，字鹿耕，号盱原，清浮梁（今属江西）人，道光二年（1822）升任台湾府“北路理番同知”。该书乃邓传安结合宦台近十年之见闻实録，并参照方志及多种文献编撰而成。《自序》言书名冠以“蠡测”之原因为：“非敢谓蠡测可以知海，亦欲来者知区区滥觞，尚非无本之学云尔。”足见作者重实证之风。全文共收十八篇作品，游记散文有《游水里社记》《水沙连纪程》《彰化县界外狮头社潭中涌现小山记》《澄台观海记》等。邓传安在台时间长，遍历台湾西部，对台湾的山川、风俗，对于著名的日月潭美景，对于水沙连族群迁徙之谜，都有着深入的瞭解，《自序》云：“初为北路理番同知，戴星于役，尝东至彰化界外之水沙连各社，北至淡水之艋舺八里坌，望鸡笼山甚近。迨治郡由假而真，又尝南至凤山之埤头；延袤千里，皆览其山川形势，稽其民风土俗。闻有所得，辄笔于书。”这些记録亲身游历之散文，提供许多道光时期的重要资料。

　　曹士桂（1800—1848），字丹年，号馥堂，清文山（今属云南）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台任鹿港同知，同年年底即因病去世，在台时间仅九个月，但却勤政爱民，清廉正直，并着有《宦海日记》四本，现仅残存一本，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作者上承郁永河《裨海纪游》以日记体模式记録在台游踪的特点，按日索记，今存版本约三万字左右，起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月一日，止于同年二月二十九日，除二月十一日缺记外，每日一记，共计五十八天。主要记録考察鹿耳港及水沙连过程，尤其注重对水沙连附近少数民族生活情景的描述，同时加入个人开垦意见，内容比较丰富、充实。

　　徐宗干（1796—1866），字伯桢，又字树人，清通州（今属江苏）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任台湾道，所撰《斯未信斋文集》包含《斯未信斋杂録》与《斯未信斋文编》两部，内容涉及日记随笔与公文书。该集卷四中的《丁未随笔》多记其携眷渡海之情志体验以及任职台湾之见闻，特别是《斐亭随笔》《浮海前记》《渡海后记》等文，文笔简练、描摹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审美价值。

　　同年任职于台湾道幕府的丁绍仪，着有《东瀛识略》八卷。该书沿袭了林谦光《台湾纪略》、吴桭臣《闽游偶记》、黄叔璥《台海使槎録》、董天工《台海见闻録》以及朱景英《海东札记》等一系列类方志游记或曰舆地志游记的书写传统，在广览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台地风土民俗的亲身观察记録编撰而成。其《自序》言：“凡台事之堪资谈助者，入耳经目，辄笔识之，并附缀管窥所及，竟得八卷。”卷一记建制疆域，卷二记量课税饷，卷三记学校习尚，卷四记营制屯隘，卷五记海防物产，卷六记“番社番俗”，卷七记奇异兵燹，卷八记遗闻外纪。体例上与方志相差无几。同治十年（1871），丁绍仪再度赴台，并对全书加以增补更新，内容包括台湾二十年间社会民情、地理环境、少数民族生存问题以及外销物产种类的变化等，并加入自身观察与评论，文笔精练、见解透彻、文采斐然。

　　道光咸丰时期的另一重要标志，是竹堑地区两大宅园的兴建，即林占梅的“潜园”和郑用锡的“北郭园”。这是两座具有江南特点的古典园林建筑，标示着台湾地方势力在航运贸易方面的繁盛发展，也反映出渡海赴台的汉人移民已在台湾生根发芽。吴子光《与林处士嘱改园中额字书》一文，以优美的文笔描绘了潜园风光，台湾本土文人郑用锡的《北郭园记》及《续广北郭园记》，则以平易质檏的文笔描绘悠游北郭园中的怡然自得，赋予作品自然纯朴的隐逸之风，虽只是宅园之游，视野与游踪极其有限，却是这一时期游记中难得的情景交融的佳作，与明郑时期陈永华《梦蝶园记》中希翼退隐田园，得“帝力于我何有哉”之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游记散文，处处可见台湾少数民族受到儒化的影响，从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婚丧礼俗、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到宗教信仰，影响的痕迹无所不在。族群冲突、时代变迁、内忧外患等，也是游记作者时刻关注的重要议题。作品中时时透露出文人们的治台政策及社会教化观，体现了经世理念的书写策略。

　　第五节　光绪时期

　　光绪时期乃多事之秋，内忧外患，风云变幻。作为清政府管辖下的领土，又地处海域重要位置，台湾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层面亦发生了一系列的大变动。淡水、基隆、打狗、安平等通商口岸陆续开放。同治十年（1871）牡丹社事件发生以后，清政府开始逐步意识到台湾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于是掀起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派重臣刘铭传、沈葆桢到台湾“开山抚番”，兴建各种现代军事设施。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基隆一带也成为战场，台湾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于是清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并任命刘铭传为台湾首任巡抚，积极开发台湾，并兴建了许多现代化机构，如铁路局、脑务局、电报局、邮政总局等，为台湾铺设了现代化的道路。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溃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风起云涌、诡谲多变的时代激发了文人对台湾社会变革的思考与议论。这一时期的游记文学除了延续实用功能的写作风格外，更因社会变迁的迅猛，使得文人在呈现自然景观与风土人情的基础上，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社会时事与民生疾苦，表达对社会局势的看法，以及面对外来文化冲击的反思。因此，光绪时期的游记常有较具体的议论时事与关心民生疾苦的反映，议论时事、发表意见成为游记中的书写重点。

　　光绪时期出现了数本日记体裁的文集，一是罗大春的《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罗大春，生卒年不详，字景山，清施秉（今属贵州）人。牡丹社事件后，沈葆桢赴台主持“开山抚番”，修筑连接东西部的北、中、南三条道路，以打通台湾东西部联络，加强内部掌控。受沈葆桢举荐，罗大春于同治十三年（1874）入台参与“开山抚番”，《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是对这项工作实际执行情形的真实记録。罗大春所开辟的苏澳至花莲路线是汉人鲜少进入的区域，开山工作艰难异常，与山中少数民族发生冲突甚至流血事件频仍发生，此日记可谓是这一艰辛任务的真实写照。二是光绪十七至二十年（1891—1894）间游幕台湾的池志征的《全台游记》。池志征（1852—1937），字云珊，晚号卧庐，清温州（今属浙江）人。自云：“辛卯客沪，有同州友人备营北台，邀余同渡。遂自北而南、而东，三载之间，遍迹全台。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风俗时候之奇异以及寮社险阻、民番杂处、古来方舆所未载、人迹所不及者，类皆记之。”在台三年间，作者遍游台湾各地，以平实的文笔真实记録下跨越南北东台湾的历程、沿途景致与社会面貌，呈现出地理人文景观的变迁。三是蒋师辙的《台游日记》。蒋师辙（1847—1904），字绍由，清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光绪十八年（1892）受聘赴台编纂《台湾通志》。《台游日记》记録其在台七个月之见闻，可视为作者编志的侧写记録。内容十分丰富，从开采樟脑、淘金、税务司工作、新式轮船的配置等现代化事物，到淡水、基隆、台北、台南等地的风貌，乃至地震、台风、瘴疠的产生等，都做了详尽细腻的描绘，并透露出自己的见解与心志，反映了文化的变迁历程。以上几部文集均受到当时写作风格的影响，不仅记载文人在台湾任职或游历的经验，而且呈现出作者记録清政府治理台湾两百多年的痕迹，以及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论述。

　　台湾兵备道唐赞衮的《台阳见闻録》是对当时台湾地区面貌的详细记録。唐赞衮，字韡之，清善化（今属湖南）人。光绪十七年（1891）任按察使兼分巡台湾兵备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离台。该书承袭了传统笔记体裁，在参照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观察所得，以类方志模式，分上、下两卷书写台湾的政治变革、通商情况、税收状况、土地开发情景、军政区域调整以及物产、风俗民情的转变等，包罗巨细。与黄叔璥的《台海使槎録》前四卷以及朱景英的《海东札记》、董天工的《台海见闻録》、丁绍仪的《东槎纪略》等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序》言写作该书之目的在于接续前人之作并提供治台方针：“涉览之余，辄以所见，证之所闻，悉笔志而论列之……以备来自海外者可资谈柄而考故实。”如“洋务”一目记録教堂被毁、领事馆被窃、英国船只遭风及洋行等事，“通商”一目则列举铁路铺设与营运管理，以及电报、电线、地律风等现代通讯设备等，反映台湾与西方列强在外交、宗教、商业等事务上的关系转变，体现了清晚期台湾的社会面貌与时代变迁，也可视之为台湾割让给日本前的官方视野上的观察记録。

　　胡传（1841—1895），原名守珊，字铁花，号钝夫，清绩溪（今属安徽）人。光绪十八年（1892）入台，先后担任全台营务务总巡、台南盐务总局提调、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等职，着有《台湾日记与禀启》一书，为第一本关于台东的游记书写。日记涉及了清末政治、军事防务的缺失、盐务弊病以及原汉关系、台东州气候等，是极其重要的清末史料，书写虽简略，却是研究清代台东地区不可或缺的文本。

　　台湾割让日本前的最后一部游记著作当属史久龙的《忆台杂记》。史久龙，字莲荪，别号姚江藕中人，清余姚（今属浙江）人，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赴台担任支应局襄理文案，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割台后离开。作者旅居台湾时亲眼目睹甲午战争前后台湾社会的动荡情形，返回内地后，追忆在台之事，将在台见闻与个人评论整理补充撰写成书。台湾的割让使得作者内心难以平静，文中多夹叙夹议，时时流露出复杂沉痛的情感，语气也颇多感慨，文学性较高。史久龙以真实流畅的文笔，记録下一个个真实的历史镜头：唐景崧狼狈离台、乱民趁火打劫，刘永福军队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等等，将甲午战争前后台湾时局的动荡情况，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看到更多清代晚期台湾社会的真实面貌。

　　社会变迁现象与历史现实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往往成为学术思考的对象。台湾清代后期发生了许多变革，但仍保留移垦社会的特质，移民富冒险精神，勇于创新并热衷求富；另一方面也受外在大环境影响，械斗事件渐趋减少，买办豪绅日渐兴起，文教普遍受到重视，这一时期文人的论述，流露了个人的应世心态及思想特色。这些论述有时是社会面貌的描绘，但大多是藴含改革的写作动机。整体看来，光绪时期的台湾游记在书写上依然传承了清代“学人游记”的传统，注重“文以载道”，讲究实用功能，但也取得不少突破，不仅在视野上、观点上、叙述重点方面都和清代前、中期大不相同，数量也相当可观，展现出独特的时代特征，遗憾的是，它已是清代台湾游记散文的最后一道霞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