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美国通过“美国在台协会”（AIT）等加大对岛内各主要政党也包括民进党进行掌控，民进党也积极利用“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等渠道向美国输诚示好，这也有助于美国进一步强化对民进党的瞭解。

　　第一节　“美国在台协会”：民进党对美交心最重要路径

　　“美国在台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简称AIT），是1979年美台“断交”后，美国依据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设立的负责处理与台湾关系的机构。该机构性质总部位于弗吉尼亚艾灵顿地区（对外宣称是华盛顿总部），在台湾设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虽为非官方机构，但期处理的业务范围却美国驻外使领馆等有高度相似之处。为与美国的“美国在台协会”相对接，1979年台湾也建立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后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在美国也设有“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相类似的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总部”（TECROHeadquarters）。从1979年以来，“美国在台协会”一直是美台交往当然也包括民进党与美国交往的最重要管道之一。

　　一、“美国在台协会”的“半官方”角色与“使馆”功能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美国仍不愿放弃与台湾的经济、文化等关系。为了将“断交”后的美台关系进行法制化和机制化处理，1979年4月份通过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并依据此法设置“美国在台协会”。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在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和第九条专门规定了“美国在台协会”的性质和运作方式，相关内容如下：

　　“美国在台湾协会”

　　第6条（甲）总统或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同台湾进行的计划、交易和其他往来，应按照总统所指示的方式和范围，或者通过（一）美国在台湾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按照哥伦比亚特区法律注册的非营利性团体，或（二）总统可能指定的类似的继承的非政府实体，去办理和进行。

　　（乙）凡当美国法律授权或要求依照美国法律，总统或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商定、履行、实行或保持有关台湾的协定或交易时，此种协定或交易的商定、履行和实施应遵照总统批示的方式和范围由协会或通过协会进行。

　　（丙）凡哥伦比亚特区的或该协会在该处注册或经营的州或州属行政分区的任何法律、规章、条例或法令妨碍或以其他形式干涉该协会按照本法履行职责时，应认为本法优先于这种法律、规章、条例或法令。

　　协会对在台美国公民提供的服务

　　第7条（甲）协会得授权其在台湾的任何雇员――

　　（一）办理或接受任何人的宣誓、证词、誓词或作证书，并履行法律所要求或授权任何公证人在美国境内能履行的任何公证手续；

　　（二）担任已死亡的美国公民的私人财产的临时保管人；

　　（三）从事其他行为来协助和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如总统指定的美国法律授权在美国之外为领事目的而从事的行为。

　　（乙）根据本条授权的协会雇员所从事的行为在美国国内应是有效的，并具有同等效力，如同按照美国法律授权从事这些行为的任何其他人所做的一样。

　　协会的免税地位

　　第8条（甲）协会及其财产和收入在现在或今后都免予向合众国纳税（但本法第十一条（甲）（三）款所要求的根据与联邦保险拨款法有关的1954年国内税收法第21章所规定的征税除外），也免予向任何一州或地方税务当局纳税。

　　（乙）就1954年国内税收法而言，协会应被视作该法第170条（乙）（一）（子）、第170条（丙）、第2055条（甲）、第2106条（甲）（二）（子）、第2522条（甲）和第2522条（乙）中所描述的那种组织。

　　向协会提供资产和服务以及自协会获取服务

　　第9条（甲）兹授权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按照总统可能提出的条件，向协会出售、借贷或出租资产（包括其中的利益），并为协会的工作提供行政和技术支授与服务。偿付给本款上述机构的费用应归入该机构当前可使用的拨款之内。

　　（乙）兹授权美国政府的任何机构，按照总统可能提出的条件，获得和接受协会的服务。凡总统断定这些机构获得取协会的服务有助于实现本法宗旨时，获得此项服务，可不顾及总统以行政命令规定的通常适用于这些机构获取服务时的法律。

　　（丙）凡根据本法为协会提供款项的美国政府任何机构应同协会作出安排，使美国总审计长能够检查协会的帐目和记録，并有机会对协会的业务开支进行审计。

　　“美国在台协会”名义上为非营利、非官方（unofficial）组织龢民间组织，但在业务范围上仍具有浓郁的官方色彩，主要负责办理台湾官员和台湾民众赴美签证以及美国公民服务等。除此之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美国派出人员享有所谓“外交豁免权”，车辆为“外交”车牌，其规格与美国其他驻外机构基本等同。

　　“美国在台协会”华盛顿总部于1979年4月11日开始正式对外开展工作，台北办事处则于4月16日对外开放。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丁树范介绍，“当时断交，让美台关系进入全新摸索期。由于美国要开始介意北京态度，当初连美台往后要怎么碰面、如何接触，都面临相当大的挑战”。为瞭解决当时的难题，据“美国在台协会”前台北办事处长宋贺德回忆，创立“美国在台协会”初期完全处于摸索阶段，这是美国第一次处理类似事件，毫无经验可言。后来借鉴1972年日台“断交”时的经验，仿照日本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后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做法，设置了“美国在台协会”。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首任一般事务组（General Affairs Section也即现在的政治组）组长和当时美国驻台“大使馆”最后一任政治参事班立德（Mark S. Pratt）所述，此种断交后对台关系模式可以称为“日本模式”。

　　2018年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位于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34巷7号。1979年2月28日旧“大使馆”闭馆至4月16日台北办事处开业前的空窗期内，办事处筹建业务由最后一任“大使馆馆长”（临时代办）浦为廉留在台北进行，美军顾问团用地即为浦氏与台湾时任外事部门政务次长钱复等高层官员交涉后，决定设为办事处地址；高雄市设有“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在层级上隶属于台北办事处，也即二者是上下级关系而非平行关系，主要负责处理美国与台湾南部的关系。现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位于台北市内湖区金湖路100号，2018年6月举行新馆举办落成典礼，蔡英文、赖清德等民进党内重量级人物悉数到场，2019年5月6日正式启用。“美国在台协会”内湖新馆建造过程耗时8年，投资2亿5500万美元，其规模之大，在整个亚洲都相当罕见，成为美国在东亚次于日韩的最大驻外机构。

　　“美国在台协会”内部最高负责人为“主席”（Chairman），此前曾长期被称为“理事主席”（Chairman and Managing Director）。2006年薄瑞光（Raymond F. Burghardt）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之后，人事制度进行一定调整，不再兼任“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自此之后，“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就不再被称“理事主席”，而仅被称为“主席”。“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派驻机构最高负责人为“台北办事处处长”（AIT Director）。

　　1979年4月16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高雄办事处对外开放之初，馆员大部分仍由前美国驻台湾“大使馆”馆员留台担任。“美国在台协会”人员数量一直在扩张，1979年刚成立时约有55名美籍人员，大约10年，人数长了一倍，达到100多人，雇佣台湾本地人员300多人。后来基本维持了这一规模，目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大约有120名美籍人员和300多名台湾本地雇员，总人数超过450人。而“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办事处则有10多名美籍人员和40多名台湾本地雇员，总人数在50人左右。

　　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在台协会”是非官方机构，其中工作人员不能由联邦政府公务员担任，因而美国国务院人员若要到“美国在台协会”工作的话，需要至少在形式上先脱离公务员队伍，而以民间雇员身份到“美国在台协会”工作。但2002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根本改变，当年通过的《2003年财政年度外交关系授权法》（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or FY2003 (P.L. 107-228)）中明确规定，美国国务卿及其他内阁级和部长级官员可根据业务需要指派相应人士到“美国在台协会”工作。这意味着，美国联邦公务员可以在不脱离公职的情况下，直接到“美国在台协会”工作。根据2012年美国国务院督察长室发布的报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人员最主要来源除了国务院外交官外，其次分别为美国国防部及美国商务部海外商务服务处等机构的外派官员。

　　另外，“美国在台协会”还专门设有军事相关部门。2004年英国《詹氏防卫周刊》透露，自2005年起有美国现役军人到“美国在台协会”任职，2008年起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现役军官到“美国在台协会”任职，均在“美国在台协会”“联络事务组”（Liaison Affairs Section，美台“断交”前对应机构为美驻台“大使馆”武官处）或“安全合作组”（Security Cooperation Office）工作。安全合作组则由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掌管，联络事务组则由美国国防情报局主导。但为避免刺激中国大陆，这些现役军官在台期间都不允许身穿军装公开活动。

　　虽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拒絶给美中关系贴“新冷战”标签，但中美关系在事实上已经进入“混合新冷战”阶段，在这一复杂背景下，目前“美国在台协会”在性质上正在试图突破非官方色彩，转而刻意凸显其“官方”职能定位，谋求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层级升级为“领事”甚至是“大使”层级。事实上，早在2002年，当时美国政府就曾经以放风的方式表示要将“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职位升级为“大使级”。2020年10月20日，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联合麦克利（Jeff Merkley）共同抛出“台湾关系加强法案”，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任命方式，改为由参议院同意，这很显然是要比照“大使”的任命方式。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升级，“美国在台协会”也不断强化自己的“官方”色彩，例如公开称呼蔡英文为“总统”。2019年3月，“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还与台湾“外交部长”公开联合主持“台美共同成立印太民主治理谘商机制”记者会，这也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首度到台湾“外交部”公开活动，被岛内緑煤称“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另外，“美国在台协会”作为驻台机构，与台湾当局关系密切。特别是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后，“美国在台协会”更是加紧与民进党和蔡英文沟通，力促蔡英文在大陆和美国之间完全倒向美国，主动充当美国“以台制华”马前卒。2020年台湾“大选”结束后，“美国在台协会”第一时间恭喜蔡英文连任成功，蔡英文则回应声称“台美已升级为全球合作伙伴”，美国此举显然是要为蔡英文的胜选发挥“恭贺”效应。

　　有意思的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经常与蔡英文会面，但在对外公布消息时，经常只是以标题的形式来展现二人曾经会晤，但对于会晤时讨论的内容却只字不提。如此既可展现美台关系“密切”，更流露出一种“神秘”的氛围，折射美台关系已经往“不可对外公布”的更深层面拓展。

　　二、民进党内部的派系纷争与对美输诚

　　“美国在台协会”作为美台关系的“中间桥梁”，试图突破自身“非官方”角色定位，开始向“大使馆”方向过渡。民进党内各大咖要角也不甘人后，纷纷利用“美国在台协会”向美国“输诚”，力争能够通过向美国“表忠心”、“说真话”来博取美国对自己的好感和支持，以便在关键时刻能够获得美国的力挺和加持。所以民进党内部与“美国在台协会”的沟通，其核心目的并不仅仅是要摆脱当时国民党在对美关系上占有优势、民进党相对处于劣势的困局，更多的是要向美国交待民进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和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

　　一是民进党关键人物纷纷向美“交心”。苏贞昌就曾经对“美国在台协会”官员说，蔡英文缺乏政治经验，暗批蔡英文能力不够。面对媒体追问，苏贞昌没否认，只说，当时有当时的时空背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蔡英文也笑说，民进党现在是强而有力的政党，她当然是强而有力的领导人。

　　二是在“入联公投”等重大议题上对美说“真心话”。陈水扁在2008年“大选”时抛出“入联公投”的议题，引发美国高度不满。根据维基解密公布密电内容，包括当时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苏贞昌在内都向美方表示，如果民进党胜选，会抛弃“入联公投”议题。对此，民进党“立委”蔡煌琅强调，“入联公投”的确是当时的重要政策；国民党“立委”吴育升则表示，这证明民进党一向为了选举不择手段，所谓入联公投根本就是欺骗社会大众，民进党只会向美国交心。

　　三是向美汇报緑营内部纷争。根据维基解密透露，李登辉对陈水扁、蔡英文龢民进党一度都有所不满。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行动时，李登辉向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猛批陈水扁。同时又向杨苏棣蔡英文能力有限，有可能被民进党内的各大派系绑架。相较蔡英文而言，马英九形象更好。对于蔡英文与陈水扁的关系，蔡英文也主动向美国“说真心话”，对美表示，将来会带领民进党慢慢走出陈水扁的影响，与陈水扁保持距离。最反讽的是，蔡英文2008年担任民进党主席时，她最倚重的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林成蔚也开始向美国“告御状”，批评蔡英文是“控制狂”，“事无巨细都想插手”。后来维基解密事件爆料后，蔡英文对林成蔚彻底失去信任，使得林成蔚至今都无法翻身。

　　三是利用美国打压国民党。2008年台湾“大选”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一度身陷美国緑卡风暴，维基解密电文显示，当时蔡英文曾问杨苏棣（Stephen Markley Young）马英九緑卡效力问题，当时杨苏棣仅淡淡表示，这一问题非常复杂。由于美国表态低调，也使得民进党当时想打马英九緑卡的图谋未能得逞。

　　第二节　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名称变更与职能“突破”

　　一、以“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更名带动美台关系升级

　　1979年1月1日美台“断交”后，美依据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成立“美国在台协会”（AIT），作为执行美国政府与台湾相关事务的代表机构。台湾当局也于1979年3月1日成立对应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简称CCNAA），该机构直接隶属台“行政院”，但在具体业务上由“外交部”负责。

　　1994年9月7日，美国政府公布新的涉台政策；1994年10月10日，台湾“外交部”也积极跟进，作出相应调整，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正式更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驻亚特兰大等十二个办事处亦更名为“驻（地名）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同时正式将该机构中英文名称加注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总部”（CCNAA, Headquarters for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S.）、简称为TECRO（Headquarters）。该机构总部和分支机构主要有：

　　办事处负责辖区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特拉华州

　　驻波士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缅因州、罗得岛州

　　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康乃迪克州

　　驻迈阿密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佛罗里达州、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百慕大、巴哈马、土克凯克

　　驻亚特兰大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肯塔基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

　　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密歇根州、明尼苏达州、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

　　驻休斯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得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纳州、密西西比州

　　驻丹佛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2015年4月17日之前位于堪萨斯）

　　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

　　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南加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北加州（南至维塞利亚（Visalia）为界）、内华达州、犹他州

　　驻西雅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爱达荷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阿拉斯加州

　　驻火奴鲁鲁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夏威夷州、美属萨摩亚(American Samoa)、美属巴尔米拉环礁（Palmyra Atoll）

　　驻关岛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2017年8月31日起暂停运作，改由驻帕劳大使馆兼辖。2020年夏天重新开始运作。）

　　关岛、北马利亚纳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2012年9月3日，台湾外事部门组织调整，“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正式成为台湾外事部门所属机构。

　　1979年“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成立时，在当时美国强大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只能用“北美”代替美国。此后，台湾当局一直怂动美国，要求美国同意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在中美战略博弈升级及台湾当局多年游说背景下，2019年4月，美国最终同意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后于同年6月6日正式揭牌。蔡英文欣喜若狂，声称“新名称来自台美之间的共识，……也是我们第一次把‘台湾’和‘美国’对等放入事务机构名称，象征了台美关系紧密，存在良好的互信”。岛内舆论特别是緑营媒体则欢呼这是“重大突破”。

　　“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主要分为业务组与行政组。业务组主要职能有：负责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经济组、商务组、文化新闻组、农业组、安全合作组（原技术组）、联络事务组、研究计划组及华语学校之协调联系。协调办理台美双方有关经贸、农业、科技、文教、知识产权与环保等方面的咨商会议，必要时可代表台湾当局与美方签署双边协议文件。负责与美国各州驻台经贸办事处及美侨商会等机构的协调联系。行政组主要职能有：负责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领事组、行政组及安全组的协调联系。协办美驻台外交人员的身份证、免税卡、特权、豁免及签证事项。协助台美双方法律文书送达案件。

　　二、美台炮制交往新准则，官方互动更趋频密

　　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台湾驻美代表处”，是台湾在美国设置的驻外代表处，台当局自诩是“驻美国的实质大使馆”。现任代表为萧美琴，另有两位副代表薛美瑜、郑荣俊。代表处总处位于华盛顿特区，总管所有涉及台湾与美国双边关系的工作事宜，同时管理台湾在美国各地设置的驻外办事处。在2000年至2008年陈水扁执政时期以及2016年至今的蔡英文执政时期，“台湾驻美代表处”也是民进党当局与美国沟通最重要的官方管道。

　　1979年1月1日，美国正式与台湾“断交”，双方撤回在对方的“大使馆”。1979年4月美国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成立“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则设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2019年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做为联系窗口，并在美国华府设立台北代表处，置驻美代表一人，做为对美国工作的最高层级外交官。驻美代表主管整个驻美代表处，其虽无大使馆之名，但实际负责之业务与大使馆无异。因为政治因素，台湾在美国的外交单位一律称为“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故2012年9月起，台湾“外交部”将该职务改称“驻美大使”。

　　台湾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在美期间，不断利用各种方式刷存在感，制造“台湾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假象，甚至还在推特上声称自己是“大使”，“台独”意味呼之欲出。与此同时，美国对民进党当局也不断松绑，逐渐放宽美台交往限制。2021年1月，特朗普政府即将卸任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宣布取消美台官员的往来限制，包括允许台湾军方官员穿着军服、在与美国官员会晤时展示台湾所谓“国旗”。2021年1月，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新总统拜登及副总统哈里斯的就职仪式，这是自1979年美台双方“断交”以来首次有台湾方面人物获得美国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JCCIC）的正式邀请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被岛内緑营媒体欢呼是“重大突破”和“划时代的里程碑”。

　　2021年4月9日，美国拜登政府公布新的与台交往准则，新准则将放宽与台湾的往来，鼓励美方官员在与台湾官员进行工作层级会面时，可以在美国联邦机构内举行，也可以在“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或“双橡园”活动。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稿称：“这项指导方针强调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体，是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正向力量。”台湾“外交部”发表新闻稿表示，在“与台湾关系法”立法42周年之际，此次美国国务院修订的交往准则，显着提升与台湾的交往与互动关系，为台美关系展开新页。新闻稿称：“外交部对美国国务院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承诺表示欢迎之意。”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推特上对美方的新举措表示欢迎。“期待利用新的机会共同努力，深化关系。”民进党当局还正在图谋进行更为激进的“台独”布局，即将台湾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更名为“台湾代表处”（TRO）。对此，台外事部门政务副手曾厚仁等，都给与了承认。

　　第三节　民进党恢复“驻美代表处”修补与美国互信

　　在岛内“亲美倚美”特殊氛围下，无论是国民党龢民进党都争相展现自己才是美国“属意”的最佳伙伴。国民党自其成立以来就与美国各界有着密切的关系，相较国民党而言，民进党在对美关系上起步较晚、根基较浅，因而更加重视与美沟通。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民进党首次以党的名义设立驻美代表处，当时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国会山庄与白宫间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为避免与台当局“驻美代表处”叠床架屋，并为节约经费，因而撤除民进党驻美代表处。但在陈水扁执政时期，民进党当局执意推行所谓“入联公投”、“一边一国”、“公投制宪”、“废统”等“激进台独”和“法理台独”活动，引发美国高度不满，批评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指责当时民进党当局的做法是“冲撞红线”，民进党与美国的关系一度走向僵化。对此，连民进党籍的刘世忠都说，“陈水扁第二任最后两年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几近决裂”。民进党与美国关系不断恶化，这也引发民进党内部很多“亲美派”的担忧，认为亟需强化对美关系，争取美国信任。为了重新获取美国的信任和好感，同时也是为了化解民进党支持者中“亲美”派的忧虑，2013年6月14日，民进党再度恢复设立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力图重新博取美国信任，为其重返执政创造条件。

　　回顾历程来看，民进党第一任代表处主任为张旭成（1995年－1998年），第二任为邱义仁（1999年），第三任为赖怡忠：1999年－2000年（当时撤除代表处），第四任为吴钊燮（2013年6月14日－2016年5月20日，恢复设置，政策会执行长兼任），第五任也是目前一任为彭光理（2016年5月20日－现任，意大利裔美国人，2002年至2012年即为民进党在美国华盛顿联系人）。吴钊燮之子吴迪2021年1月6日至今接任民进党驻美副主任。吴迪为吴钊燮独子，在学生时期曾随吴钊燮驻美，2014年自台大社会系毕业后，在2018年取得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学硕士学位，主修全球政治与国防，吴迪也曾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在民进党内实习，而后担任“台独”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政策协调员，与美国参议院办公室合作促进美台关系，2018年中旬岛内“台独”组织“台湾联合国宣达团”赴美时，吴曾随团担任翻译工作。民进党驻美代表处聘用3人，办公空间仅有10平米左右。虽然规模不大、人数有限，但在民进党游说美国方面，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期以来，民进党透过党驻美代表处重点经营国会外交、智库外交，以及与台侨界间的互动，与美国行政部门、国会议员、智库学者等各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也不曾间断。民进党不断与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议员和智库学界人士沟通，除了向美国彰显民进党“亲美”立场外，还特别强调民进党是负责任的政党，不会挑衅，不会暴走，这也主要是想化解美国对民进党的疑虑。

　　2013年6月14日，时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华盛顿为民进党驻美代表处成立主持开幕仪式时表示，“民进党重视与美国的对话，恢复驻美机构后，可以让台湾的声音、台湾的印象，更清楚地让美国的朋友知道。我们都信仰相同的价值，追求相同的目标，台湾是民主的国家，台湾是自由的社会，民主进步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台湾永远地能够安全、自由、民主、（有）人权。”当时到场致贺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Ray Burghardt)说，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将在美台构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要与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同时接触，民进党在对美关系中也非常重要，美国也想瞭解民进党对于岛内政局、两岸关系以及整个区域局势的看法。

　　2008年重新在野之后，民进党非常清楚与美国缺乏互信基础，一直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与美国建立互信，扭转其“麻烦制造者”的形象，因而频频以“重塑形象、重建互信、重返执政”为指导原则强化与美国联系。无论是蔡英文还是苏贞昌，都高度重视与美国关系，将争取美国支持作为民进党重返执政作的“重中之重”来进行优先考虑。特别是苏贞昌在任期间在对美关系的经营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苏贞昌参选党主席时，就将恢复驻美代表处列为重要政见，后宣布由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钊燮兼任驻美代表。2012年11月，苏贞昌在民进党“中常会”上正式抛出对美政策的四大所谓战略目标，即“重建互信、强化对话、深耕民主、巩固和平、安全合作”，主要目标是要让美国放心安心。为了能够再次获得美国信任，民进党多管齐下，采取多种策略和手段提升对美关系：

　　一、恢复驻美代表处提升官方互动层级

　　民进党2008年在野后，调整政策重心，以经营岛内为重点，将积蓄自身在岛内的力量作为重中之重，因而对两岸政策和对美政策等有所轻视。时任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称，“民进党驻美代表处等于废掉了，美国完全听不到民进党的声音。”2012年台湾“大选”中，美国明显“重蓝轻緑”、“扶蓝打緑”，民进党和蔡英文都将美国因素视为民进党败选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避免此种状况延续下去，2013年6月民进党在华盛顿特区第16街888号恢复设立“驻美代表处”。时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专门飞赴美国，出席“民进党驻美代表处”，声称，“这将有助于让美国第一时间瞭解民进党最新、最完整的立场与态度”。

　　二、强化与美政学界互动，避免国民党垄断对美关系

　　为避免在与国民党竞争美国支持上被边缘化，2008年之后，民进党内大咖争相访美，频频与美国政学界交流，向美国兜售自己观点，希望能够获得美国“青睐”和赏识。

　　一是蔡英文。2008年9月，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身份赴美展开“沟通之旅”，专门到康奈尔大学进行演讲。2009年5月，蔡英文又以所谓“政党外交”名义，再度访美。2011年9月，蔡英文以所谓民进党籍“总统”候选人身份再度访美，先后与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官员及国会议员等举行座谈，并在布鲁金斯学会、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发表演讲，向美国宣扬自己的所谓“台湾共识”。2012年10月，蔡英文在“大选”落选后，赴美展开“谢票之旅”，表面上是要答谢“台侨”对蔡的支持，包括捐款和投票等，但更重要的是要到美国向美国各界宣传自己的政策主张。

　　二是苏贞昌。2010年8月，苏贞昌以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身份访问洛杉矶和纽约。2013年6月，苏贞昌担任民进党主席后不久，就展开赴美访问，除了为民进党驻美代表处成立仪式站台外，更重要的是拜访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官员及国会议员，同时也到布鲁金斯学会、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发表演讲，其访问规格与2011年蔡英文访美时几乎不相上下。

　　三是谢长廷。2013年1月，谢长廷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身份访美，先后访问美国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在美期间多次宣扬自己所提出的“宪法各表”主张。3个月后，也即2013年4月，谢长廷再次访问美国，拜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向美兜售自己的两岸政策，声称“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要让多数台湾人满意，美国能够接受和中国能够忍受”。

　　此外，民进党内的其他“天王级”和“大佬级”人物，如吕秀莲、陈菊、赖清德等也不甘人后，纷纷访美，并对美国宣扬自己的理念主张。如吕秀莲当时在美期间就抛出了“远亲近邻”的说法，认为两岸关系只是“近邻”关系，而台美关系却是“远亲”关系。

　　三、展示不会重蹈陈水扁执政时期覆辙的决心

　　美国对民进党最大的心结来自于陈水扁时期民进党当局在两岸政策上不断挑衅美国底线，民进党对此自然也心知肚明。因而当民进党重新在野后，要想博取美国信任，首要之务就是要展示调整两岸政策的姿态。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蔡英文反反复复对美承诺，“若民进党重返执政，将维护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稳定”，“民进党不会走激进路线”，“这是民进党对美国的承诺”。蔡英文显然是想把民进党打造成“务实理性”的外表，并与陈水扁时期相互区隔，显示自己不会给美国制造麻烦，在两岸政策上会保持稳健，不会暴走。作为“铁杆台独”的苏贞昌也开始有意回收自己的立场，声称台湾早已是“主权国家”，已经实现“独立”，因而没有必要再搞二次“独立”，现在没有必要再搞“台独”，而是要把“国家”建设好。苏贞昌此番论述，其实与“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相关论述已经存在巨大分野。但在美国等现实压力下，苏贞昌也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以台湾已经“独立”为名淡化“台独”色彩。为向美国展现民进党正在调整两岸政策的决心和魄力，苏贞昌向“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会主席薄瑞光详细阐述了民进党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的功能和角色，而且向美国表示民进党正在持续举行9场“华山论剑”（“对中政策扩大会议”）来凝聚民进党内外的集体共识，力争可以形成符合各方期待的两岸政策新共识。美国对此也一直在给予跟踪观察，例如当时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费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张克斯（Christopher Johnson）就表示，民进党要想形成既能坚持“台独”党纲又能被大陆接受的两岸政策，难度极大。美国仍然会观察民进党领导人发出何种信号。民进党内部辩论两岸政策的势头虽然令人鼓舞，但还没有触及“九二共识”，未来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仍然有很长路要走。

　　第四节　民进党以“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强化对美“公共外交”

　　长期以来，在美“台独”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ormosa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一直是民进党和美国沟通的重要管道之一，被称为是“台独外交部”，扮演着支持“台独”、影响美国台海政策、干扰中美关系大局、阻挠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角色，是海外“台独”势力最重要的大本营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实力不断膨胀，活动愈趋频繁，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更是加紧与岛内民进党当局勾结，在推动美国对台军售、支持台湾拓展国际活动空间、提升美台高层人员往来层级等方面动作频频，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亚洲再保证倡议”等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幕后推手角色。

　　一、在美“台独”组织与岛内民进党的遥相呼应

　　在FAPA之前，在美“台独”组织已经成立了“台湾人权协会”（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主要也是针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1982年2月FAPA在美国洛杉矶成立，比民进党成立时间略早，总会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长期从事“台独”活动，鼓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首任会长为铁杆“台独”分子蔡同荣，现任会长为郭正光，副会长为李宗瀚，董事会成员主要有陈正义、吴仲辉、高龙荣、杨欣蓉和沈怡君等，代表性人物还有FAPA洛杉矶分会会长吴兆峯等人。该组织基本情况有：

　　（一）以谋求“台独”为根本宗旨，与民进党沆瀣一气

　　FAPA在成立时就宣扬其宗旨是“宣扬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造成有利于台湾住民自觉和自立的国际环境”。FAPA历任会长均为“台独分子”，与后来成立的民进党关系多非常密切。如彭明敏被民进党视为“台独教父”，陈水扁就任后，民进党当局还邀请彭明敏担任“总统府资政”；另外，陈唐山曾担任过陈水扁时期“外交部长”。FAPA虽以“台独建国”为终极根本目标，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

　　一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当时“美丽岛事件”发生后，部分反对国民党的“党外认识”流窜至美国，在日本的“台独”组织也往美国迁徙，多股势力共同与在美“台独”组织“世界台独联盟”等相互勾结，最终在蔡同荣等人鼓动下共同发起成立FAPA，其主要宗旨是在国际上宣扬“台湾住民自决”，争取外国特别是美国势力支持，同时配合台湾岛内党外势力，反对国民党独裁，推动台湾“自由龢民主”。后来随着岛内政局的变化，也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具体工作目标和努力方向，如推动岛内县市长直选，“立委”差额选举，废除“戒严令”，释放“高雄事件”政治犯，“总统直选”，取消“黑名单”，全面改选“立法院”和“公民投票”等。在这一时期，台湾在推动台湾“民主化”与“反威权”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是李登辉执政时期。当时李登辉全力奉行“台独”路线，与FAPA宗旨不谋而合，相互唱和，FAPA因而转变与台湾当局的对抗策略，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等重要议题上与台湾当局双轨并进，分进合击。当时李登辉当局发起“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运动，FAPA也在1993年修改宗旨，把推动一“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作为主要工作，二者虽然打出的“名义”和“旗帜”不同，但在参与联合国这一最终目标上却高度契合。1995年至1996年台海危机后，FAPA也借机滋事，在国际社会猛打“悲情牌”，强力推动美国国会议员炮制以台湾安全议题为核心的“台湾安全加强法案”，但最终由于此一法案并不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有可能把美国拖入与中国大陆长期对抗的泥潭，最终以失败告终。1997年，FAPA又调整策略，与台湾当局同时推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运动，妄图以台湾人的健康为幌子，提高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或“准国家”的“独立实体地位”。与此同时，FAPA还积极强化与民进党合作，邀请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访美，并从中穿针引线，安排陈水扁与多位美国政要接触会面，为美国进一步瞭解陈水扁以及后来支持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陈水扁时期。FAPA与台湾当局关系达到新的高潮，双方互有所需，彼此配合，共同抱团取暖。在陈水扁推动“一边一国”、“公投制宪”等方面，FAPA都给予毫无保留的全力声援。2001年陈水扁上台后不久，FAPA就推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专门法案，要求加强美台军事关系，为刚上任的陈水扁强化对美关系提供契机。2003年SARS爆发后，FAPA又猛打“人权牌”，以“卫生安全是基本人权”为幌子，推动美国国会制定相关法案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四是马英九时期。马英九执政的八年，两岸关系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逐渐迈入和平发展逐渐迈入和平发展新时期，FAPA对马英九的“不独”、“和中”等政策极为不满，多次公开批判马英九，开始淡化与台湾当局合作，转而靠自己在美力量推进务实政策，并强化与在野党民进党的关系，为民进党强化对美关系发挥铺路筑桥的角色，在2012年和2016年“大选”前，都主动邀请蔡英文访美并为蔡英文与美国政界、商界、学界和侨界等沟通积极牵线搭桥。

　　五是蔡英文时期。蔡英文上台后，FAPA与台湾当局的的合作出现新的契机，迎来新的高峰时刻，目前FAPA与蔡英文当局勾连，在美国出台“台湾旅行法”、每年度“国防授权法”涉台内容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据台湾《联合报》披露，FAPA过去也曾经长期推动过“台湾旅行法”，但均未成功，这次是与台湾当局“驻美代表处国会组”联手，才得以实现所谓“突破”。

　　（二）机构组织严密，具有较强“战斗力”

　　FAPA组织体系严密，层次复杂，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领导决策层。领导决策机构为FAPA总会，由各地区推荐“区域性委员”和总会推荐的“非区域性委员”按照一定比例组成。在全委会不召开的时候，由会长等负责日常的具体事宜和关键时刻的重要决策。会长由委员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一次，但不能超过两次。副会长、名誉会长和特别助理等，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会长聘请产生，主要目的是强化整个领导团队的凝聚力。但这种制度的设计，也进一步强化了会长在整个FAPA中的个人色彩。

　　二是执行落实层面。会长之下又设立多个委员会，主要包括执行委员会、会务委员会、青少年委员会、训练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办公室等工作机构。随着工作重心的调整和转移，FAPA在执行层面近年来又新增设了各类新的工作小组，重心还是以国会工作特别小组和基金募集小组为主，再次之外还有各国驻美使节与机构游说小组、美国媒体联络小组等，另外还专门根据岛内的需求设立了台湾“国防与安全”小组。设置这些小组的目的，主要是更有组织性、更有针对性和更有目的性地展开各类活动，强化“台独”势力在美国的影响。

　　三是基层组织层。FAPA多以台湾籍华侨华人为依托来构建基层组织。早期成员多为美丽岛事件政治犯和高雄事件政治犯，留美学生或赴美移民，这些人士大多反对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国民党迫害，流亡海外后继续藉助外部力量反对国民党。现在其成员絶大多数是已经加入美国籍的台裔高级知识分子，如在美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在社会各界都具有较高能量，具有一定影响力。FAPA在美国覆盖面颇广，在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主要大中城市均设基层组织，2006年在美国境内约有48个分会，现有分会55个，3000多名会员遍布全美。1988年6月在台湾设立分会，彭明敏担任首任在台分会会长。FAPA三层网络基本实现了对在美台湾人特别是美籍台湾人的全方位联络。FAPA经费主要来自募集、投资收入和部分台湾当局注入的资金等，一次募捐活动收入就达三万美元以上，部分活动费用则来自Formosa Foundation，如2017年“年轻时代领袖政治培训营”的经费主要就是来自Formosa Foundation。

　　（三）网络关系复杂，在全美和岛内具有一定影响力

　　一是与在美“台独”组织呈现交集态势。FAPA被称为“海外台独运动的外交部”，经常与形形色色的各类在美“台独”组织如“世界台湾独立联盟”、“台湾国际联盟”、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台湾人狮子会、北美洲台湾妇女协会等20多个在美“台独”组织联合举行活动。如2019年2月25日，FAPA就联合全美台湾人权协会及人权文化协会等在洛杉矶台湾会馆举行“二二八研讨座谈会”，由“1947年台湾二二八革命”一书作者王秋森教授，讲述二二八事件，并对国民党进行全面抹黑丑化。2017年FAPA在阿卡迪亚presbytarian教堂举行“二二八事件纪念音乐会”。在FAPA推动下，美国官员颁布公告，声称每年的2月28日为“台湾和平日”。

　　二是与岛内“台独”势力关系密切。一方面，FAPA与民进党关系异常密切，可谓同流合污。FAPA早期在对抗国民党当局的过程中不断游说美国议员，要求国民党当局开放“党禁”，为民进党的创立、发展和不断壮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FAPA也借此与民进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独派”势力中奠定了自己的地位。2002年1月13日，陈水扁在FAPA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高调宣布，已经批准“外交部”在“护照”上加注英文“台湾”字样，并称这是送给FAPA的“生日礼物”，这也再次证明岛内外“台独”势力全面加强勾连。2007年3月4日，陈水扁在出席FAPA成立25周年纪念活动时提出，“台湾要独立、台湾要正名、台湾要新宪、台湾要发展，台湾没有左右路线，台湾只有统独问题”的“四要一没有”。2015年11月台湾“大选”期间，FAPA发起成立了“西雅图蔡英文后援会”等多个支持蔡英文的组织，为蔡英文摇旗呐喊，加油鼓气。2016年5月蔡英文及其副手陈建仁上台后，第一时间就给FAPA全体会员发去感谢信。2017年赖清德担任台湾“行政院长”后，FAPA会长陈正义称，“FAPA非常支持赖清德‘台湾是个国家’的说法，希望能够与赖清德深度合作，持续深化台美关系以及为台湾正名”。2018年3月陈菊访美期间，FAPA总部、华府分会、巴尔的摩分会等集体出动，为陈菊组织多场侨宴活动。

　　另一方面，FAPA与岛内整个緑营特别是民进党互动颇为频繁，如2016年9月邀请“时代力量”赴美访问，并邀请黄国昌、徐永明等发表专题演讲。2017年5月，FAPA副会长林希明和俄勒冈州分会会长萧乔匀还专门到台北、台中和台南等地就FAPA历史和运作模式发表演讲。2017年6月邀请台湾“太阳花运动”核心成员陈为廷访问美国，在美国六个城市举办“菜鸟助理国会见闻録”演讲。2017年9月11日，FAPA会长陈正义等在美接待赴联合国总部门口闹事的“台湾加入联合国宣达团”。2018年1月17日，FAPA联合“台独建国联盟”（WUFI）洛杉矶支部，全面台湾人权会（FAHR）以及自由台湾党美国后援会（Free Taiwan Party USA）等“台独”势力，邀请“台湾建国工程队”队长郭建国发表演讲，郭几乎每天都举着“台独”大旗在台北101大厦附近向各国游客宣扬“台独”理念。2020年台湾“大选”后，FAPA第一时间向蔡英文发出贺函，恭喜蔡连任，声称期待在蔡英文和美国总统共同努力下，将“台美关系推向新的高峰”。

　　三是与美国“亲台”智库等联系热络。FAPA和在美台湾人组成的相关组织，如美国台湾研究院（ITS）、全球台湾研究所（GTI）等联系非常密切，如2018年2月，FAPA就联合美国台湾研究院邀请“2049计划研究所”易思安等人在美国洛杉矶、圣地亚哥等地发表专题演讲，内容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攻击威胁”。

　　四是与在美反华势力相互勾结。2017年2月28日，FAPA联合全美台湾人权协会、自由台湾党美国后援会等举办“台湾二二八事件和世界上的种族灭絶”活动，邀请热比娅、流亡西藏人民议会前议员丘顿（TenzingChonden）、“港独”组织洛杉矶香港论坛主席叶长江等人一同参与。2017年9月底，FAPA在华盛顿举行“台湾倡议周”，邀请“反华分子”章家敦、陈光诚等与会，事后还组织人员到麦凯恩办公室拜访，进一步向美游说“台独”理念。

　　二、民进党公关游说美国国会的重要抓手

　　FAPA有一套比较独特的运行机制，主要是利用对于美国内政的瞭解来介入到美国对外决策过程中来，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台决策。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曾称，“FAPA在国会及美国各地留下不朽的痕迹……我在参议院工作过22年，碰到过很多团体游说国会议员，但我认为没有一个团体能够像FAPA那样，对美国国会议员的想法发生那么重大的冲击”。该组织相关活动的主要特点有：

　　（一）凸显美台共同价值观和共同战略利益

　　FAPA在对美游说过程中，特别强调“民主”、“自由”、“价值”、“人权”等意识形态口号，积极寻求在价值观方面与美国对接，并以此来打动美国各界，博取认可和支持，在台湾参与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同时，FAPA又利用美国的支持来向岛内施压，推动岛内以美国为参照系，逐步往“民主”方向发展，并为民进党等“台独”势力的兴起制造空间。此外，FAPA还根据美国在不同时期的战略调整，可以凸显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意义，如在小布什时期积极促成美国政府会“协防台湾”的论调。奥巴马时期则又刻意凸显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灯塔”，意图融入到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时期，则渲染“中国威胁论”，凸显台湾的战略地位，鼓吹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以国会为游说关键对象

　　FAPA模仿“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AIPAC）”的工作模式，主要以游说国会议员为工作对象，利用理念、金钱和选票三个关键要素，长期对国会展开有组织、有系统的全方位游说，并重点寻求支持者和代理人，利用关键代理人来带动其他议员加大对于台湾的支持。在FAPA推动下，美国国会在不同时期也发起成立了多个“亲台”组织，如1986年成立了“台湾民主委员会”，到2000年又成立了“台湾连线”，该组织早期仅限于在众议院活动，后来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扩充至参议院，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最大的连线之一，对提升美台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强化对议员的工作，FAPA还不断强化各个议员所在的选区工作，利用台裔美国人以及台资台企等在美国各个州的力量分布，不断加大与议员所在区的全民工作，在这些议员举行选举拉票时，积极为议员站台，幷发动民众募捐，博取议员好感。FAPA对国会议员的工作并非均衡用力，而是因人而异，重点推进，按照优先顺序分别是：

　　一是经营选区。FAPA自称是致力于“草根外交”，特别注重与基层群众互动。例如，在FAPA马塞诸塞州分会每个月都会挑一个星期六，在哈佛广场进行“瞭解台湾”（Outreach for Taiwan）的宣讲活动，从2011年开始至今从未停止，该组织还经常参与小区的Townhall Meeting，积极为台湾议题发声；他们不但取得了马塞诸塞州议员的强力支持，更让当地将二二八纪念日定位“台湾和平日”，进一步加深美国民众对于台湾的认识和瞭解。

　　二是在由重大涉台议案出现时，直接对议员发起游说活动。如在2017年9月底，超过100位FAPA成员由全美各地奔赴华盛顿，在一天之内拜访超过100个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国会办公室，取得了近20位议员的联署，并为后来“台湾旅行法”以及其他重要涉台法案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无异议全票通过打下了良好的人脉基础。FAPA会长郭正光称，“台湾旅行法”能够顺利通过，是FAPA三十多年来“草根外交”的重要成果。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称，“台湾旅行法”能够通过，要特别感谢FAPA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

　　三是搭建平台，为议员募款。根据美国相关法律，FAPA只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无权直接向议员进行捐款。但FAPA采取参会等曲线方式为议员或政治人物进行募捐，如2017年9月，FAPA就为时任加州财务长、意欲参选加州州长的台裔子弟江俊辉举行募款餐会。2017年10月21日加利福尼亚FAPA分会也专门举行餐会，邀请叶望辉发表题为“美台政策的政治基础”的演讲，并为叶望辉募捐。FAPA总会前会长樊丰忠称，“支持叶望辉就是支持台湾，希望可以为叶望辉募款50万美元”。在FAPA的长期游说下，叶望辉对于FAPA好感度较高，夸赞其是“一个非常谦卑的草根组织，35年来一路以小博大地不懈打拼，终于走到今天”。在FAPA和岛内民进党等势力推动下，叶望辉还利用自己担任共和党党纲修订时起草人的身份，故意删去一个中国政策，反而将“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写入其中。

　　（四）积极影响和塑造美国内部的涉台民意

　　为了进一步引导美国民意，FAPA特别注重媒体的力量，FAPA与美台影响力较大的报纸、电视等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电台、“大纪元”网站以及岛内的“自由时报”等媒体都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在上面刊发文章，鼓吹“台独”。2017年10月蔡英文“出访”“过境”美国期间，FAPA专门在《檀香山星广报》购买大幅广告版面，鼓吹“欢迎蔡总统来访”。2018年2月2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后第一时间内，FAPA就在其脸书网页上进行转发，而且“期待读者在其脸书上同样转发这一重要消息。”FAPA还定期发行“台湾公报”（Taiwan Communique）月刊，向435位众议员和100位参议员全部寄送，以便进一步传播其“台独”理念。在两岸出现争端时，FAPA积极站在台湾一方，利用各种媒体资源为台湾发声。2017年4月就李明哲事件向中国大陆发起“强烈批评”。2018年1月M503航线事件出现后，FAPA又发布新闻稿，批评中国大陆是“霸凌台湾”，是“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五）积极培养年轻人

　　FAPA资助成立“海外台湾青年阵线”等组织，每年还会选拔年轻人专门举行为期一周的“年轻时代领袖政治培训营”，并会邀请美国参众议员、国会外交助理、国务院或“美国在台协会”官员、智库与媒体人士、具备参与联邦层级的美国选战策略专家等为学员授课，手把手予以指导。2017年主要邀请陈为廷等台湾“时代力量”、民进党、基进党等年轻幕僚与助理、NGO与青年工作团体工作者等26为台湾年轻人赴美学习，同时邀请包括费学礼（Rick Fisher）、布鲁金斯学会卜睿哲、前助理国务卿薛瑞福等教授其如何做美国国会议员工作，如何在美国展开游说工作等。

　　三、与民进党联手拓展“台独”国际活动空间

　　长期以来，FAPA以国会作为支点，不断推动美国行政部门出台各种“亲台”政策，包括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台湾分配两万五千多名移民名额；1994年10月25日，美国通过“国务院技术修正案”，使得台裔美国人在办理护照时，可以将出生地选择为“台湾”而非“中国”，以此来凸显“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1999年起，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把五月第三周定位台美传统周（Taiwanese American Heritage Week, TAHW），克林顿称，“有台湾血统的美国人应该要为自己的根，以及自己在美国这个国家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感到骄傲。这个纪念活动提供了我们一个机会，去瞭解更多台湾人民对美国和世界的杰出贡献。”2017年12月底，美国众议员敦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施压中国停止阻挠台湾游客进入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2018年FAPA除持续正面推动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还要求所有会员积极发动周边人进行联署，最终推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均无异议通过，特朗普政府也被迫通过。FAPA主要推动的内容有，“对台六项保证入法”、“持续对台军售”、“推动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推进美台贸易”和“推进美台高层人员往来”等。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一）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联合国重要组织机构

　　FAPA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鼓吹台湾进入世界卫生大会，1998年众议员夏波和布朗首次抛出法案，要求美国应该支持台湾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1999年参议员穆考斯基也在参议院中提出了一项类似的法案。2004年达成共同法案，要求国务卿在美国启动一项计划，让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和瑞士的年度会议上批准和授予台湾成为观察员的决议。2017年7月27日，众议院亚太小组无异议通过编号为H.R.3320的法案，主要内容是“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专门方案，来帮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大会（WHA）观察员资格”。FAPA洛杉矶分会正在联合部门在美“台独”组织，如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北美台湾妇女会南加州分会及大洛杉矶台湾会馆等，准备组织人员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闹场”，鼓吹台湾应该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二）推动美台高层官方交往

　　一是推动落实“台湾旅行法”。早在2007年，FAPA就已经向国会发出倡议，首次提出“台湾旅行法”议案（HCR136和SCR48）。2017年，FAPA与众议员夏波等合作，共同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正式提出具有法定约束力的版本（HR535和S1051）。FAPA发表声明稿称，“台湾旅行法”的阶段性成功，并不是砸下重金游说的成果，更不是突然出现的“外交奇迹”，而是台美人与FAPA持续耕耘超过35年的果实，来之尤为不易，值得珍惜。目前该法已经正式生效，未来FAPA将会继续利用国会对行政部门的监督力量，要求行政部门全面落实该法众“允许台湾所有层级官员访美”等条款内容。FAPA会长郭正光称，“台湾旅行法”将“开启台湾高层官员包括总统蔡英文前往华盛顿访问的大门”。

　　二是邀请美国卫生部部长访台。FAPA前会长陈正义在“台北时报”撰文表示，如果中国2018年仍然杯葛台湾参加5月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大会，他建议美国就让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到台湾访问和交流。在FAPA推动下，2017年5月5日，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雷提南(Ileana Ros-Lehtinen)议员给美国卫生部长的信中，要求卫生部长动用行政力量催促世界卫生大会向台湾发送邀请函，并鼓励卫生部长可以访问台湾，讨论台美双边对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些合作机会。在FAPA以及岛内民进党当局多年鼓动下，2020年8月，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Azar），成为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最高级别的美国政府官员。

　　（三）不断彰显台湾“主权”地位

　　一是在美国人口普查表上将“台湾人”列为正式选项。根据美国2010年的人口普查，旅美台湾人口数是230328人。但是根据台湾“国安局”相关数据，从1950年至2010年的旅美台湾人以及高达450673人。二者数据之所以会相差悬殊，主要是部分早年移民美国的台湾人已经先后去世，这也使得二者的统计结果出现了巨大的不同。FAPA在其新闻稿中表示，人口普查是一个纯粹的美国内政事务，不应该成为国际政治施展压力的对象。2017年2月，12个台湾人在美组织包括FAPA、世界台湾人大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等，一同联署致函给美国人口调查局全国建议委员会，要求在下一次美国人口普查的调查表设计中，关于群族问题的选项中应该增加“台湾人”的选项。在FAPA鼓动下，2017年3月29日，台湾裔美国众议员刘云平要求人口普查局在下一次的人口普查表上将“台湾人”列为正式选项。2017年10月27日，美国众议院时任外委会主席罗伊斯再次致函美国人口调查局，提出的要求与刘云平的要求大相径庭，这也是FAPA等做工作的重要结果。

　　二是推动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FAPA前会长称正义曾向美国白宫发出公开信，要求吧“台湾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驻美国台湾代表处”。FAPA还联合“全美台湾同乡会”和“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共同发起“台湾官方驻美机构正名运动”，已经获得数千人加入联署。2017年FAPA总部办公室主任王巧荣专门回台湾与蔡英文会面，蔡特别向其询问FAPA与“台湾驻美代表处”之间的关系，王巧荣对蔡英文表示，现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只要对台湾有利的，FAPA和驻美代表处都会合力推动，像是对台六项保证、台湾旅行法等等”。蔡英文对王巧荣表示，对于“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等事件，“她不方便主动去做，但民间或海外乡亲去做她不会反对，会给予支持”。

　　三是在国际社会为台湾“正名”。FAPA经常写信给公司、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要求他们停止把台湾称为“中国台湾省”。在FAPA推动下，美国邮政总局在网站上取消了对台湾“中国一省”的加注字样。2016年美国大型连锁超市Costco、航空公司Delta Airlines都将“中国台湾省”更名为“台湾”。2017年2月，美国产值高达数十亿没有的国际半导体公司Globalfoundries将“台湾，中国省”列为“台湾”。2017年3月，FAPA写信给Discover杂志，要求他们印刷台湾与中国的地图应明显标示为两个国家。Discover杂志回函称，“未来将确保这一重要的地理区别，台湾和中国是两个独立的国家”。2018年1月，FAPA还曾致函给万豪国际集团，呼吁他们“勿屈服于中国的霸凌，希望该集团能够认识到台湾是一个与中国不同的国家”。

　　四是协助台湾维持“邦交国”版图。针对外界有关台湾“邦交国”与台湾“断交”的消息，FAPA曾多次致函相关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不要抛弃台湾，或者在考虑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同时，不要伤害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应该朝“双重承认”模式努力。

　　（四）推动美台自由贸易协议

　　在FAPA推动下，2017年4月6日，美国时任众议院的亚太小组主席约霍、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伊斯等提出271号决议案，“鼓励美国贸易代表开始与台湾谈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五）向美国行政部门施压，避免台湾沦为美国对华谈判的筹码

　　2017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承诺将“恪守一中政策”，FAPA在第一时间就发表公告，对特朗普予以批评，声称“对美国执意采取如此过时且伤害台湾——美国长久以来坚定的盟友——的一中政策，感到十分遗憾与失望”，并提出四点政治主张，“一是台湾是个民主的国家。台湾人民自决的权力不应该被侵蚀。二是台湾的民主与自决的权力不应该被当成与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三是将台湾用作于任何与中国协议的交换条件，是完全悖离美国立国根本精神的举动；四是对于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维持且肯定台湾的实质独立絶对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利益之一”。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前，FAPA专门致函特朗普，“要求特朗普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重新确认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是台美关系的基石”。此外，在博尔顿（Bolton）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FAPA还不断强化对其游说工作，使其多次提出“亲台”言论，如“美国应该重新在台湾部署军事人员”，“美国应该思考恢复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等。2021年拜登上台后，FAPA又以写公开信等方式积极向拜登政府游说，敦促拜登政府解除美台交往限制，实现美台军售常态化。

　　小结

　　FAPA是台湾人在美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之一，以台湾“住民自觉”和“独立建国”为目标，主要通过游说美国国会议员推动有关台湾的提案，为“台独运动”争取同情和支持，对美国对台决策发挥了十分消极的作用，对美台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的提升产生了重要助推作用，其实力和影响力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为此我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做美国侨界的工作，并进一步增大美国国会内部对华相对友好的的力量，压缩FAPA活动空间，为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局势稳定创造有利条件。